鲍威尔的分析是从对人口增长后果的思考开始的，他研究了在充分就业情况下资本积累必然发生的变化。这使得他能够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过程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作出比较，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央计划当局可以做出必要的调整，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缺乏有意识的社会调节。鲍威尔假定年人口增长率为5%，不变资本的使用每年以10%的比率增长。这既包含了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基本命题，也使得鲍威尔能够对卢森堡提出的对再生产的分析必须考虑技术变化的挑战作出回应。“此时”的鲍威尔，坚持剥削率保持不变，因此实际工资随着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联系的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除了含蓄的暗示，在文章后面的论述中，没有放宽这些假定。
奥托·鲍威尔小传
1881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从事制造业的波西米亚犹太人家庭。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学（在庞巴维克的指导下），在那里，结识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伦纳、鲁道夫·希法亭、麦克斯·阿德勒。鲍威尔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影响的论述民族问题的著作。1907年至1914年，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O）书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东部前线被俘，在俄国度过了三年的战俘生涯。1918-1919年，鲍威尔任新奥地利共和国外长。之后的15年，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事实上的领导人和主要理论家。在1934年的陶尔斐斯政变中，被迫流亡捷克斯洛伐克，鲍威尔放弃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中间立场，转向更加革命的立场。1938年5月，他再次逃离（到巴黎），3个月后在巴黎去世。
如果经济一开始有200000单位的不变资本和100000单位的可变资本，剥削率为100%，总量上表示的经济增长过程如下：
在这里，资本有机构成从第一年的2.00增加到第四年的2.30，利润率从0.333下降到0.303（在剥削率一定的情况下，利润率必然下降）。每一年的净产出（即活劳动总量，或者v+s）的增长率保持5%不变。这是由鲍威尔的假定决定了的，由他的假定可知，可变资本以每年5%的比率增长，剥削率不变，因此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有着同样的增长率。总产出（c+v+s）以递增的比率增长，在第一年和第二年之间为7.50%，在第三年和第四年之间为7.57%，更重要的是，鲍威尔称为 “积累率”（一定程度上具有误导性）的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也在稳步增长。举例说，在第一年，100000单位总剩余价值中的25000单位被留作积累，这使得资本家可以在第二年增加20000单位的不变资本和5000单位的可变资本。资本家把他们收入中的25%用于储蓄和积累。到第三年，这个比率上升到接近27%，而且只要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增长得更快，这个比率就会继续增长。
接下来，鲍威尔转向了对部类之间关系的研究。在第一年，可以表示如下：
如果资本家把剩余价值中的四分之一用于积累，并把它们完全投资在本部类，可以得出：
通过对方框内部分的比较，可以发现第Ⅰ部类对第Ⅱ部类生产的消费资料的需求完全等于第Ⅱ部类对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的需求（=90000）。但是这不能建立两大部类之间的均衡，在第二年将出现如下情况：
生产资料产出的数量与鲍威尔假定的不变资本（是235000而不是242000）每年增加10%所要求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相比，存在7000单位的欠缺，同时消费品的生产将会比必须的多出同样的数量（是195000而不是188000），第Ⅱ部类积累过剩，而第Ⅰ部类则积累不足。
鲍威尔提供的解决方法是，第Ⅱ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积累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投资于第Ⅰ部类，增加第Ⅰ部类的产出并相应地减少消费品的产出。在10000∆c2中, 5334单位投资于第Ⅱ部类中，剩下的4666单位用于第Ⅰ部类的投资；同样地，2500∆v2中的1333单位用于第Ⅱ部类，剩余的1167单位转移到第Ⅰ
5450
部类。第Ⅱ部类的资本家可以通过“或者自己建立生产生产资料的工厂，或者通过银行中介把他们积累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生产资料工业的资本家那
里，供他们使用，或者购买生产生产资料的公司的股份”来达到这一点。当然，第Ⅰ部类的资本家的全部剩余价值被用于本部类。
从而，第二年有：
第Ⅱ部类的资本家拥有4666c1+1167v1+1167s1=7000单位的生产资料（除本部类的全部产出之外）。同样的推理，可以得出第三年的情况：
以及第四年的情况：
与第一年相比，第Ⅰ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14.2%( 从2.40到2.74），利润率下降了9.18%( 从0.294到0.267）。第Ⅱ部类的有机构成提高了11.9%( 从1.60增加到1.79），利润率降低了7.01%( 从0.385下降到0.358) 。
鲍威尔的结论就是：“不仅在第一年，而且在接下来的每一年，两个部类产出的总价值可以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出售，总剩余价值得以实现。因此，卢
森堡同志的假定——被用于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无法实现——是错误的”。鲍威尔认为，并不是第一年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如例子所显示的）都可以在当年得以实现有可能是正确的。如果资本家只是在第二年开始的时候购买他们扩大生产所需的新机器，那么由∆c1+∆c2所代表的那部分第一年的剩余价值将只能在第二年得以实现；但它最终还是被实现了。如果∆c1+∆c2所代表的商品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地方出售的——卢森堡认为这是必须的——积累将受到损害，因为继续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将无从获得。“这部分剩余产品从资本主义市场退出，将不会像卢森堡认为的那样使积累成为可能，恰恰相反，它将使得任何积累都变
得不可能”。
在对卢森堡的观点做出分析后，鲍威尔转向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增长周期本质的思考。就这一问题来说，必须放宽劳动力供给等于劳动力需求这一最初的假定。如果可变资本的积累比劳动力的增长慢很多，将导致失业。在这种积累不足的条件下，实际工资下降，剥削率上升。在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既定的情况下，积累率将增大。最后到达的一点就是，可变资本的增长超过劳动人口的增长。然而，随后发生的是暂时性的积累过剩。随着失业后备军的减少，实际工资再一次上升，剥削率下降，这个过程一致持续到不仅利润率而且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绝对数量也开始下降。马克思描述的“绝对生产过剩”导致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在危机中积累受到严重的限制，失业率上升，实际工资下降，利润率再次得到恢复。“繁荣、危机和萧条的周而复始，经验地表现了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动地产生积累过剩和积累不足，资本积累反复地根据人口的增长进行调整”。
一旦从国际范围内考虑问题，国内人口的增长就不再是一个关键因素。积累过剩可能会因其它地方存在积累不足而在一些地区持续发生。
经常出现积累过剩的国家，把它们每年积累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投资到国外，而且这部分剩余价值越来越大。例如：法国和英国。经常出现积累不足的国家引进国外资本并把劳动力输出到国外。如东欧的农业家。在一国内部生产性资本的扩张总是受限于可以获得的劳动力。
这就凸显了卢森堡错误的帝国主义理论中的真理内核。尽管积累在封闭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是可能的，但它也受到了限制。帝国主义有助于放松这些限制，它不仅通过扩张能够招募到新劳动力的控制区，而且也通过获取原材料、刺激有机构成超过平均水平的产业的发展，以及在经济危机期间，为“庞大数量的商品”提供市场来放松这些限制。
鲍威尔否认他的分析是对帝国主义的辩护：
因为在资本的辩护者想要证明积累——消费能力随着生产的扩大而自动地上升！——不受限制的本质时，我们揭示了积累受到的限制。在资本的辩护者想要证明普遍危机的不可能性时，我们说明了积累的规律只能通过普遍的危机发挥作用，说明了危机造成的失业、工资的减少、大众苦难的增加、大多数工人日益增加的痛苦和愤慨。
从而，资本主义确实给自己带来毁灭，即使不是以卢森堡所假定的那种方式进行：
如果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可能的，它将会因军备竞赛、越来越多的压迫性税收、灾难性的战争而引起工人大众的愤怒。如果它的扩张被阻止了，对积累的限
制就会加剧，危机变的更加频繁，持续的时间更长，更具破坏性……资本主义将不会因实现剩余价值的机械的不可能性而崩溃，它将被它所激起的群众的愤怒所击败。并不是只有当最后的一个农民和最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都变成雇佣工人，从而不再提供一个实现剩余价值的市场的时候，资本主义才瓦解：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教育、联合和组织起来的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愈来愈强烈的愤怒，将会早得多地把它击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