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专制主义的本质

以下将要证明的是，俄国作为欧洲持续时间最长的专制国家，在19世纪中叶仍然十分稳固。沙皇国家中央集权官僚机构对社会统治的程度，是较早时期西欧专制国家无法比拟的。国家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拥有大部分的非农业经济部门2。与幅员辽阔的领土相匹配，帝国控制着一支庞大的军队，以及一整套对内镇压的国家机器。宗教不独立，教育机构的自治也微乎其微。帝国的意识形态并不复杂，它打得旗号是“权威、正统和民族性”。这一意识形态的谱系是清晰的、绝对的，因为沙皇专制国家没有经历过类似于在德国和奥匈帝国那样的改革。俄罗斯帝国完全不具备代议制议会、男性普选权和公民权这些德意志帝国19世纪70年代所具有的特征，甚至到了20世纪也依然如此。沙皇专制国家经受住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和随之而来的拿破仑扩张的考验。事实上，它进行了反击，这种反击不仅在最终击败拿破仑时发挥了作用，而且（自18世纪晚期以来）为了镇压革命和支持反动势力而准确地打入西方。

俄国“利维坦”（Leviathan）的阶级特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代历史学家往往强调国家的独立和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实际上，这种观点在马克思把俄国称作“半亚细亚”国家时也有所体现。在革命之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持这种观点。但是，马克思探讨阶级与国家关系的理论蕴涵着复杂的视角。尽管现实是充满矛盾的，但这些矛盾并不是那么的明显，人们不太可能就追求阶级利益所需的必要条件使达成共识。从而，任何一个阶级国家都必定会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治。此外，虽然俄国专制主义的历史演变，有助于形成“国家主权凌驾于所有社会阶级之上”的观点，但是19世纪中叶俄国的形势更为复杂。回望19世纪中叶俄国专制统治的历史，对历史记录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但在极为严峻的条件下，封建君主专制的形成必然要求极高程度的国家自治。

至19世纪中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世袭贵族，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是稳固的：

在大约100000个贵族地主中，接近50000个地主拥有不到270公顷地产。另外一半的贵族地主，却在10亿公顷贵族土地中占有97%，而且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这些面积超过了所有私人拥有的土地50%多。给人印象更深的是，极少的（10%）农业贵族拥有了2700公顷的土地，其比例占所有不动产土地中的75%。甚至155个超级权贵，他们的不动产平均达270000公顷，其比例占所有贵族土地

的33%。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机器与贵族结构的融合。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

对应于国家官僚机构的级别，在贵族阶级内部形成了一种封建等级制。反之，凡在国家机构中占据确定位置的人，也被授予相应的贵族等级，在一定级别之上的等级为世袭等级。这样，一直到1917年，贵族头衔和特权，通过政治体制同各种级别的行政职能联系在一起。

因此，尽管名义上是沙皇统治，但是沙皇不仅要通过官僚贵族，而且还要通过贵族地主阶级来进行统治，而他自己就是这个阶级中最重要的一员。

19世纪50年代，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10%，其中仍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14 55城市本质上是行政、军事和商业中心，城里零星地有些工业，但没有大工业。仅有的一些大工业，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尤其是军事上的需要而进行干预的结果。私人资本，尤其是国内私人资本并不是19世纪中叶俄国的主要力量。这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1789年、1830年和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未能在沙皇统治的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唯一表现出受到当时的西方世界影响的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它主要是由士绅、官员、教授和学生组成，知识分子阶层的态度和主张变得日益激进。然而，这个阶层自身积聚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国外的军事压力与国内的农民反抗和叛乱这两股并行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俄国社会，这也是在稍后一个时期造成它分裂的力量。两种力量最初都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贵族安全的作用，“一方所需要的政治忠诚，是用满足另一方所要求的世袭农奴制换取的。”这一过程（农奴制）开始于15世纪的相对较小的莫斯科公国伊凡三世时期，尽管与所有的成长中的专制主义国家一样，专制主义在俄国经历了几番潮起潮落，但是，在18世纪初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农奴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巩固。独立的贵族权力受到了压制，通过要求贵族承担普遍的服役义务，提高了贵族的官僚职能，同时也巩固了他们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农民流动受到限制，农奴制进一步得到强化，他们的反叛遭到镇压。城镇自治被粉碎了，一个地理上不断扩张的帝国，为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创造了条件。

但是，沙皇帝国也不乏经济现代化的因素。在能够使沙皇国家获得领先地位的意义上，这些因素不可能被摒弃；在面对更具活力的西方国家时，这些因素成为巩固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工业生产因国外生产资料和熟练劳动力的流入而得到直接的提高。但是，这种工业生产，在本质上使用封建方式为自己提供资源，在新建立的工业企业普遍使用强制劳动，从而成为一种强化的剥削形式。落后和发展并存，19世纪晚期，政府在更大的规模上一再进行加速发展的各种尝试。各种矛盾因此而激化，并为该体系最终的分崩离析创造了结构性条件。

彼得大帝巩固了俄国专制主义，在此基础上，他的后继者们继续对专制主义进行结构上的改造和地理上的扩张，特别是放松了对贵族的某些限制。“接下来的几十年，农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农奴，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贵族的解放’——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1762年帝国宣言的颁布。该宣言宣布，只要不出现公共紧急状态，贵族就可以随其意愿，决定是否为国家服务。”在政治专制主义的体制内，贵族拥有特权而无需承担相应义务的封建结构得以确立。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在西方世界的扩张，这一体制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其脆弱性，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中暴露无遗，此后，这个专制国家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现代化。19世纪60年代农奴制的废除和19世纪80年代以后凸现的对快速工业化的扶植，是这一现代化过程中两个最显著的变化。前者为先前的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活力。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更为方便，国家和贵族之间分享农业剩余份额的竞争减弱了。此时，国家面临的约束更少了，从农村获取资源为雄心勃勃的工业化提供资金的能力更强了。

到1914年，俄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工业国，之前30年的增长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在旧制度内得以建立。与此相伴的是，它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一个人数不多但高度集中的城市无产阶级，这一阶级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农民剥削的加重是这一过程得以完成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