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体系，第二国际的正统和俄国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创造了一个术语——“辩证唯物主义”，用来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第二国际的知识分子中，他是马克思主义最博学的倡导者。他有关哲学思想的兴趣和知识首屈一指，在这方面，他明显超过了考茨基。因此，普列汉诺夫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往往是围绕哲学问题展开的。尽管在同修正主义的论战中，他对伯恩施坦和施米特的回应确实涉及经济问题（参见以上第4章），但是同他反对康德的认识论、捍卫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相比，这些只是他关注的次要问题。毫无疑问，普列汉诺夫有力地揭发自己的论敌在哲学上的无知，这有助于击败他们，但他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做出什么独创性的贡献。普列汉诺夫对理论重建一直怀有敌意，呼吁将伯恩施坦从社会民主党中开除出去，谴责考茨基对修正主义的容忍，一直质疑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德国理论家的能力。这些并不是例外的情况，在许多其他的学术争论中，普列汉诺夫也显示出类似的强硬立场。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具有的这些特征，使得他的马克思主义被描述为一种具有极其僵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这主要还是一种依赖于恩格斯晚期著作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所知，在始终不渝地支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人中，并不包括马克思），他的马克思主义也被描述为一种能够十分便利地融入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去的教条主义。毫无疑问，普列汉诺夫紧紧地追随恩格斯，他无法认识到在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分析中，以及把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界时存在的难题。普列汉诺夫也错误地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代表了一种存在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必然出于某种无知或者出于某种反动企图。然而，下述情况却是真实的，普列汉诺夫认为知识的探索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他正确认识到不同形式的折中主义的空疏无用，准确地诊断出修正主义的本质——对正统的严重偏离。更重要的是，普列汉诺夫的体系不容易受到这样的指控，即他清晰地表达了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坚持了历史宿命论，或者说他贬低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强调了某种政治寂静主义(political quietism）。民粹主义批评家对他进行的批评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普列汉诺夫从不隐藏自己的反应。他对民粹主义的反驳，对理解作为整体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至关重要的。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发展的规律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对这些规律精确研究的概念。先前的思想体系，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思想，取得了重要的知识进步。但是，普列汉诺夫坚持认为，只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才能克服这些思想体系中存在的矛盾，保留其真理，摒弃其错误，社会生活的最终基础才得以显现。因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代表了知识发展的顶峰。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当代科学家的分析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出版于1895年，普列汉诺夫同民粹主义的争论正达到高潮，普列汉诺夫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尽管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但他并没有讨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这反映出普列汉诺夫的个人兴趣更多地是在哲学思想上。这种情况表明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俄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区别于中欧的马克思主义。1917年革命之前，技术性的经济分析从来没有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国经济欠发达的性质，使得对价值范畴的讨论意义有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理论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理解资本主义兴起的意义，而不是分析它崩溃的原因。确实，1914年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民粹主义的争论中，就强烈反对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根本没有辉煌的经济前景的观点（参见以下第九章）。

普列汉诺夫不是历史发展道路的单线论者，不认为每个社会都必然要经过相同的发展阶段。事实上，他得出了一个和马克思相同的结论：从原始共产主义开始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对此作了概

述。当然，普列汉诺夫并不知道马克思论述的内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在他逝世21年之后才出版的。此外，普列汉诺夫努力为历史发展的多线论提供分析基础，与马克思的晦涩的评论相比，普列汉诺夫的分析明显地要清晰得多。

普列汉诺夫在强调历史发展多线论时突出了三点：首先，地理或自然条件在决定经济发展时具有重要的作用。正是这样的视角，使得普列汉诺夫能够解释俄国的半亚细亚、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他相信，这样的社会条件致使俄国的历史与西欧的历史迥然不同。其次，构成任何一个复杂社会体系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子系统的相对自治。在这个基础上，普列汉诺夫认为，人类意识和政治组织在影响历史发展的过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普列汉诺夫认为，国际关系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对落后的社会来说更是如此。正是通过这种外部影响，俄国被推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资本论》中描述的“运动规律”才适用于俄国。

自孟德斯鸠之后，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发展中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但是，普列汉诺夫的地理决定论是独特的，这是因为它被整合进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总结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人类发展可以分为两大类型：达尔文主义式的和历史唯物主义式的。前者与物种起源有关，后者“是从达尔文研究结束的地方开始”的。5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正是不同类型的智人出现时的自然环境，决定了生产力形式的最初发展。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代表了支配整个社会形态的关键因素，不同的地理条件，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形成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生产力有所发展——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在孤立的状态下，也有可能不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日益增加，减少了非社会因素在决定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但是，自然条件的约束作用从来不会完全消失，它只是与社会性的决定因素日益交织在一起。

这使普列汉诺夫超越了恩格斯的“归根到底”(last resort)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社会形态中不同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经济因素被认为是历史发展唯一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每一个因素都可以影响到其他所有因素，那么我们就很难用因果关系的术语讨论问题了。因此，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受上层建筑构成因素的影响，我们怎么能够又说前者决定了后者？普列汉诺夫对地理因素重要性的强调，切断了这一循环。因此，他能够在接受所有的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同时，坚持包含着实质内容的一元论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不厌其烦地强调，尽管发达的科学不能忽视复杂性，但它也不能满足于任何一种二元论，也不能仅限于追溯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它必须寻求有机的整体因果联系的基础。

普列汉诺夫坚信历史唯物主义，但他坚持认为，自然条件或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发挥，采取了中介形式，即采取相对自治的社会关系的亚结构的中介形式。只有在最原始的社会中，经济基础才直接决定上层建筑。在更为分化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作用是通过阶级关系体系、政治权力和法律体系的结构发挥的。为了支持这种观点，普列汉诺夫深入研究了他认为的唯物主义的决定作用发挥的最不明显的领域——艺术创造领域。

因为决定论是十分复杂的，所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如此。但是，正因为如此，人类意识和政治主体的能动性才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尽管普列汉诺夫从没有说明其界限，但是，他强调当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意识——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为了政治的目的被组织起来时，可能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运行产生显著影响。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说明在落后的社会，社会民主主义是如何与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发生联系的。它的作用在于带来了最有利于社会主义实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因此，分析实际产生的是哪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什么类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可能的？将会产生什么后果？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头等重要的大事。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以不同的方式，最终与普列汉诺夫分道扬镳。在政治战略和战术层面，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同普列汉诺夫决裂了（参见以下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

所有这些理论家都强调俄国资本主义面对的国际背景，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体系也是如此。普列汉诺夫认为，如果没有西方世界那种发达的经济条件，俄国资本主义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参见本章以下第3节）。更一般地，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轨迹，都深受它同其它国家的联系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些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普列汉诺夫不只满足于对一种明显的方式的描述，这种明显的方式证明这种影响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努力去识别支配这些相互作用的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在1917年采取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坚持认为只有孟什维主义才能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牢固的基础。这其中还蕴含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构成苏联建立原因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列宁和托洛茨基（尤其是托洛茨基）确保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战略，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扩大到更加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认为，只有到那时，俄国自身才能具备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充分的物质基础（参见以下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但是，普列汉诺夫自己分析得出的结论，恰恰质疑了他昔日的追随者的这种逻辑。在同民粹主义论战过程中，他被迫思考过类似的情况。民粹主义者有时也认为，欧洲更为发达的经济条件，允许俄国绕过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并没有立即否认历史的“捷径”是可能的。事实上，正像我们先前理解的那样，而且在以下第3节和第4节，我们将会证明，普列汉诺夫自己的革命战略明确地取决于他的如下信念:这些战略都是可行的，也都是合适的。但是，普列汉诺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过适当的关系结构的加速发展,它们才有可能实现。它们不可能单纯地依靠技术引进、资源转移或国际支持来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了一种决定论的社会学理论，普列汉诺夫慎重地对待它的术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形下，这意味着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够取代广大的、成熟的无产阶级。因此，在俄国，作为社会主义必要的前提条件，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是无论如何也不可避免的。如果革命领袖要在一个相反的假设下继续前进，他们必然会逐渐削弱他们公开宣称的目标，而无论外部环境多么有利

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自己的方案很明显以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失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取得了胜利，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逐渐支配了西方的劳工运动。普列汉诺夫错在哪里了？普列汉诺夫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使得对该问题的回答总是一个难题。困难源自普列汉诺夫对待辩证法的认真程度；辩证法赋予现实的丰富性掩盖了普列汉诺夫的分析的局限性。比如，考虑到1917-1918年发生的事件，可以合理地假设，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是因他对资本主义对俄国农民的影响的错误说明造成的，而这个错误的根源可能在于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无法正确地理解农村生产阶级的本质。或者可以假设，即使是在民主革命时代，落后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使资产阶级变成了反革命的力量，尽管普列汉诺夫的战略要求他们成为一支根本性的力量。研究这些问题，对评价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但是，由于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致使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变得格外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