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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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普列汉诺夫的说明强调了俄国专制主义的东方属性与其它封建特征占主导地位的属性的并存。然而，普列汉诺夫并没有把俄国与其它东欧的政体进行比较，从而对这些因果关系加以证明。然而，我们很难指责普列汉诺夫在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讨论中也犯了这样的错误。

普列汉诺夫认为，资本主义不会在每个国家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但即使如此，当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时，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却会在不同的国家以相似的方式运行。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俄国的情况是特殊的，它的发展包含了从“半亚细亚”帝国转变为与西欧类似的社会形态的过程。即使到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一两百多年前因为应对国际压力而由彼得大帝发起的改革进程，还远没有完成。普列汉诺夫认为，正是因为地理位置上与西方毗邻，才使俄国免于陷入像东方社会那样的停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俄国的历史将会与中国的历史相似。35

俄国的西方化是由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开启的。然而，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9世纪60年代亚历山大的改革，同样是作为对国际事件的反应，才开始为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普列汉诺夫非常注意这些变化。在解释它们的重要意义时，普列汉诺夫诉诸于商品经济的逻辑——他视之为社会变迁的一般经济规律。

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做的那样，普列汉诺夫对“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做出了明显区分。他把前者等同于停滞，后者等同于增长，认为在后者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通过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从事市场交易的小生产者日益分化。大量的小生产者逐渐沦落，并最终成为无产者；而少数人最后成为资本家。普列汉诺夫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法律关系，可能阻止或加速这一过程，因此它们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他认为，任何法律施加的约束都是有限的：因为它们最终不可能阻止发展。事实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司法规则最终将会做出调整，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从而，俄国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19世纪60年代农奴制的终结是分化过程的分水岭。人身依附关系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农民成为自食其力的小生产者。同时，货币化的赎身费，迫使他们成为商品生产者。农奴解放启动了，或者说明显加速了内在于商品经济本质中的分化机制。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这最终确保了农业的资本化，作为民粹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方案基础的村社势必解体。有鉴于此，建立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希望只是一种乌托邦。

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明。对此所做的任何评价，都必须牢记以下两个事实。首先，普列汉诺夫的分析与马克思对俄国半亚细亚社会特征的描述是一致的（参加以上第七章），也与马克思强调的商品关系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重要性相一致。其次，有关农业商品化和农民分化的一些经验证据，证实了普列汉诺夫的结论。因此，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既依赖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与现实的发展相符合。尽管如此，在某些方面，这种分析也容易招致批评。

绝对信守马克思对俄国的亚细亚社会的分类，是普列汉诺夫的一个弱点。这并不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的盲从；普列汉诺夫的结论源自他对俄国历史资料的研究，这些历史资料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未能接触到，他对

俄国社会具有重要的亚细亚社会性质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强。

然而，任何情况都无法弥补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的“半亚细亚”概念是最不可靠的概念之一（参见以上第七章）。这些缺陷也反映在普列汉诺夫身上；事实上缺陷变得更明显了。普列汉诺夫的说明强调了俄国专制主义的东方属性与其它封建特征占主导地位的属性的并存。俄罗斯帝国的地理特征，以及基于这种特征所产生的农业的类型，被普列汉诺夫用来解释俄国的亚细亚特征。然而，普列汉诺夫并没有把俄国与其它东欧的政体进行比较，从而对这些因果关系加以证明。面对西方的威胁，为何沙皇专制主义能够积极应对，而中国的专制主义则不能如此，成了普列汉诺夫著作中的一个谜。而且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正是这种作为西方化过程重要构成部分的对西方威胁的反应，进一步强化了俄国的亚细亚性质，特别是强化了国家的作用。普列汉诺夫从来没有能解决这一悖论。他对辩证法一贯敏锐的感悟能力似乎离他而去，因而他把重塑一种更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任务留给了托洛茨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不平衡的，而且将与非西方的结构因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因此，俄国的发展将必然不同于西欧的发展（参见以下第十二章）。

普列汉诺夫追随马克思，强调了商品关系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关键作用。再一次，他并不是不假思索强调这一点的。在马克思对俄国进行的最后的讨论中，在证明了他民粹主义特征的结论中，马克思的思考同样依赖于对19世纪60年代俄国改革所产生的效果的分析，普列汉诺夫关注于这种情况。但是，普列汉诺夫不可能了解马克思的论述，因为马克思的著作直到20世纪才被全部看到。更为重要的是，普列汉诺夫对这一方面的分析，比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本质的评论更为有力。商品生产显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但问题是，它是否是充分条件。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一种最纯粹的方式强调了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和“晚年马克思”的著作，都表明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这一思想。然而，他确实指出了商品关系作用的发挥存在的一些限定条件。马克思特别说明了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具有的两重性质。尽管这些资本形式既能够扩大商品流通，也能够加速小生产者的毁灭，但它们并不会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恩格斯也指出，东欧的（第二次）农奴制拥有融入世界市场的能力，马克思对新大陆的奴隶制作出过同样的评价。从而设定了把市场生产和资本主义模式联系起来的任何一种一般规律的限定条件。

普列汉诺夫忽视了这些限定条件，尽管在俄国农奴解放之前，使用农奴劳动的工厂强化了这些限定条件，并且沙皇俄国1906年之前的农业政策有时候也确实是巩固了村社的地位，而不是加速其灭亡。然而，我们很难指责普列汉诺夫在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讨论中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到19世纪末，沙皇专制很显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业，而且如果不提高农业关系的商品化程度，资本主义工业就不可能得到持续的发展。此外，既然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迅速地改变了农业生产者的境况，因此可以期待它可能开启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革命化的道路”。但是，普列汉诺夫把创建一支推翻沙皇专制的政治力量作为自己终生努力的目标。那么，他为什么要相信革命将会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呢？况且，根据他的分析，沙皇专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这一问题提供完整的答案，要等到下一节对他的政治理论的分析，但是，普列汉诺夫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进行的经济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影响了他的政治理论。

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一样）表达出对农民的普遍的不信任。他对任何激进的土地革命的进步性充满怀疑。毫无疑问，要求有一场肃清封建残余，促进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问题在于“自下而上”的革命的实现，很可能会以其它方式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比如，破坏大地产），同时提升农民的政治地位可能阻碍俄国的进一步欧洲化。这些担忧是有充分依据的，尽管它们的实现形式与普列汉诺夫料想的有所不同。在1917-1918年革命期间，俄国农民不仅明显地改变了先前引起农民分化的财产分配方案，而且还赋予村社以新生，这种特征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集体化时期才终结。在此意义上，农民革命具有极其退步的性质。普列汉诺夫没有考虑村社重新恢复的可能性，但是，这一事实不应当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即使是对俄国农民问题有更加深入研究的列宁，在村社重新恢复变为现实的前夕，也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的端倪。这是有关1917年的最大的矛盾之一，即便是最敏锐的辩证学家都没有预测到这个矛盾。但是，普列汉诺夫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联系上，并没有强调未来的发展前景，这种研究是直接用来反对民粹主义的观点的，民粹主义认为传统农民经济组织有着持久的生命力。

普列汉诺夫对有关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的思考不是太清晰。他似乎曾经希望城市革命对农村的支配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农业关系的改变将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最小的制约。然而，他完全没有认识到，农业生产在经济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本质以及十分有限的规模经济。19世纪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识到这一要点，

55而马克思并没有认识到。然而，德国的修正主义者强调小规模农业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尽管也抵制修正主义，但他的著作却表明他学习了修正主义者（参加以下第十一章）。普列汉诺夫则没有这样做。

与农业技术的特征相伴的是独立的农民不同寻常的坚韧性，正是这种特征使得独立的农民可以存活下来，并阻碍生产的资本主义化。在工业方面，市场的扩张使手工业者成为商品生产者，并且城市的文化环境瓦解了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传统束缚。商品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化进展顺利，尽管有点残酷。农民则不同，农民在很大程度上自产自销，对他们而言，“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提供了更低的生产专业化的激励。要不是货币化债务或税收给他们施加压力，农民就可以抵制市场的渗透，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

普列汉诺夫对沙皇专制下俄国农业发展的分析，体现了第二个方面的实质。他对19世纪60年代的财政变化的集中关注，就完全与此一致。然而，他似乎并没有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这一事件，尽管他认为法国的历史很重要，在法国，革命的解决方式使得财政变化采取了另外一种具体形式。他非常忧虑“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可能会阻碍其它地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62此外，这些忧虑迫使他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方案，该方案旨在充分挖掘农民的革命力量反对独裁专制，同时避免农民长期存在造成的影响（参见下述第11章）。普列汉诺夫自己的方案未能很好地考虑这两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

另外，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的农民方案暴露了他分析中的另一个缺陷。他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集中于小生产者。他很少注意地主庄园的转变，他只是假设前者的去自然化和去封建化将会影响后者，在更大的范围内使得后者资本主义化。这就忽视了庄园主缺乏有效地调整自己经营行为的能力，和农奴制结束后庄园农业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衰落的事实。与此相对照，列宁认识到这一事实，而且这一事实巩固了列宁革命策略的逻辑基础（参见第1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