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农民的激进主义证实了列宁的疑虑,即他的政治经济学存在严重的缺陷。他逐渐认识到,他先前的著作不仅低估了农业中封建残余的力量,而且对它们的经济基础的说明也存在问题。他现在主张,不能从割地的角度,而应当从地主经济本质的角度理解这一经济基础。因此,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只限于对地产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而是需要对整个地主阶级的剥夺。
只有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农业资本主义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而且社会民主党只有毫无保留地支持农民夺取土地,农村小生产者才能成为无产阶级获取领导权时的同盟。
但是,列宁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富于活力的农业资本主义与垂死挣扎的封建主义之间的简单冲突,事情更为复杂。如他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表明的,无论是地主经济还是农民经济,都正在日益资本主义化,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推翻自己的观点。相反,他主张地主的现代化程度被高估了,它更重要的是代表了资产阶级转型中的一种特殊类型,这一点在他1899年的著作中并没有被揭示出来,只是在部分程度上有所说明。地主的资本主义化只是“自上而下的重建”的一个特征,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沙皇和占主导地位的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秩序的某些因素相妥协。旧体制的重要特征被保留了下来,因为正是旧体制自己的力量领导了这一变迁过程。特别是因为,从经济层面上看,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半封建关系主要决定于后者,因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发展受到限制
因此,广泛而又深刻的农业的资本主义化,要求农民革命反对沙皇政府推动的现代化,根据列宁的观点,农民革命的客观的经济内容,可以被看作是努力建设更为完善的资产阶级秩序的合力之一。
1905年的革命,使列宁能够对城市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在这两种对抗形式的资产阶级转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说明。十月党人和士官生的妥协行为,证实了列宁此前对自由主义分子的疑虑,说明资产阶级自身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革命过程中的行动者:资产阶级寻求的是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沙皇政府的妥协,而非推翻它们。资产阶级对人民革命的支持,只不过是增强它在既定的统治阶层内部拥有更多权力的一种手段。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凸显了资产阶级的保守性。
5农民革命强化了这一点,因为通过土地购买,资产阶级已经“地主化”了,这如同地主阶级变成了工业资本家一样。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资产阶级成为激进革命的敌人,证明1905年革命缓和了中产阶级与封建上层建筑之间的摩擦。
列宁断言,如果建立了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秩序,它将包括反对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
这意味着列宁同普列汉诺夫的革命“算术学”的决裂(参见以上第八章)。列宁认为,指明需要经过两个阶段革命的更为抽象的“代数学”仍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要实现正统派最初的目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结盟是不可能的。确实,孟什维克对普列汉诺夫的策略的坚持是反动的。它意味着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屈从于资产阶级从上层统治阶级那里获得让步的目标,从而捍卫了沙皇统治的重建。在孟什维克演化的过程中,列宁日益警觉地发现这一逻辑本身在孟什维克演化中产生的结果,他不愿意为了维护党的统一而进行妥协的意向进一步加强。
它不再只是一个反对改良主义的问题,或者是主张坚持某种特定类型的党组织的问题,列宁现在为自己的政治立场找到了经济基础(参见本章第6节)。客观地看,而且不考虑孟什维克的意图,29 55他们成了戏剧中的演员,这一戏剧把工人阶级整合到再造后的旧体制中。30 55因此,把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斗争看作只是争夺个人领导权,是肤浅的。1905年革命之后的布尔什维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复杂本质的唯物主义分析基础之上的
在列宁看来,俄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它要么在影响“普鲁士”式道路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扮演一个卑微的角色,要么坚持正统派的精髓,在彻底推翻旧的沙皇体制(尽管在进行现代化)的革命中掌握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领导权。每一个策略都包含着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但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们之间具有对抗的性质。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两种资产阶级革命构成一个正在展示次要的历史变化的统一体,是错误的。它们可以是完全不同类型的革命,这取决于哪个阶级占据支配地位,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采取何种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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