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的力量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普列汉诺夫保持怀疑是明智的，尽管他提出的用以捍卫孟什维克主义的观点，在实际问题面前通常都表现得软弱无力。然而，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必须承认的是，列宁1905-1914年之间形成的理论代表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真正的进步。在这一时期，列宁提出的政治经济学与革命问题存在着密切联系，这种品质是社会民主党一直以来所十分缺乏的。无论是列宁还是其它的人的有关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理论，都未能为社会民主党的战略和策略提供清晰的含义。这些理论，主要集中关注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因而无法与普列汉诺夫理论体系中的政治结构相吻合，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体系专注于和城市资产阶级结盟的问题。正统派依据马克思著作采取的这一立场，试图表明俄国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与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逻辑没有联系。5通过对区分不同类型资本主义新观点的阐述，列宁填补了这一裂缝。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形式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多样性相联系，并且正确地指出，普列汉诺夫只有俄国革命的“抽象”概念。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核心。从方法论层面看，列宁比孟什维克更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人。当然，列宁的著作也包含了一些独特的因素，尤其是他强调自发的无产阶级意识和社会民主党的意识之间的区别，以及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合适的党组织问题。但是， 1905年之后，列宁提出的政治经济学为这些思想的存在提供了从经济基础层面的解释，从而保证了这些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分析视角之间的一致性。布朗基主义——雅各宾倾向和军事化组织是适当的，因为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争夺统治权，取代普鲁士道路的关键是捣毁并夺取国家权力机器因而，在这方面，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是不中肯的。只有当第一阶段革命成功，社会主义被提上议事日程时，这种批评才是合适的。

令人惊讶的是，甚至是列宁著作中存在的某些明显的混乱，按照他1905年之后的理论理解，也呈现出合理性的特征。例如，在以上第七章可以看到，列宁对沙皇俄国特征的说明是不稳定的。他有时认为它是亚细亚式的，有时又认为它是封建式的，甚至偶尔称之为资产阶级式的。这种不稳定性，在列宁晚期的著作反复出现5但是，现在讲得通了，因为列宁的理论强调沙皇专制的转型——因而也是模糊的——本质：“普鲁士道路”恰恰是把绝对专制主义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特征结合在一起的，当这些特征达到新的统一的时，沙皇俄国也就走到了尽头。

支持列宁“普鲁士道路”概念的理由有很多。把这一概念应用于沙皇俄国的历史，明显地克服了普列汉诺夫与此不同的观点中存在的疑难，普列汉诺夫的观点集中关注亚细亚形式与欧洲形式的融合（参见以上第八章）。此外，它也可以用来反击普列汉诺夫对土地国有化的批评，这种批评认为，土地国有化为恢复亚细亚特征奠定了基础。此外，列宁揭示了普鲁士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无效率，这由地产的危险境况所证明。俄国的贵族与东部德国的容克相比更缺乏向农业资本主义转变的能力。这既反映了他们为沙皇政府服务的取向，也反映出大土地所有者数量的巨大。列宁十分正确地指出，大规模本身并不意味着效率，它只是资本主义关系中的次要因素。尽管落后，但农业经济明显地具有活力，而且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通常比直接把它作为商业企业的一部分来管理，更为有利可图。然而，税收落到了农业中的小生产者身上，其中的许多收益被浪费在直接或间接的对官僚化土地贵族的支持上。列宁也可以求助于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的论述，来反击孟什维克对“民主专政”的批判。尽管普列汉诺夫也深受马克思这方面见解的影响（参见以上第七章和第八章），但是，出于对马克思晚期著作的思考，列宁的解释改变甚微。

关于“美国式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列宁1905年后的分析与他早期著作中的分析相比，在与关键问题的联系上，不如早期著作中的分析联系那么紧密，这的确是事实，原因在于规模经济的缺乏成为产生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的障碍（参见以上第九章）。但是，列宁后来对土地国有化的强调是完全适当的，而且在部分程度上缓和了这一错误。如果他的方案实现的话，它将成为一种富于效率的、相对人道的消除传统农民的手段。不仅私有产权的缺乏削弱了资本渗透的阻力，而且对级差地租的控制也可以被用来控制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此外，国家收益的增加挤出了地主的消费，否则的话它就会阻碍积累。因此，尽管技术条件将会保留小农，但是他们的数目将会锐减，那些留存下来的小农将比在私人地主那里工作更富裕。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是错误的——这一点是由孟什维克的农业专家马斯洛夫提出的，这一事实并不会削弱列宁方案中的合理内核。并且在批评孟什维克的土地归市有或市营的替代方案时，列宁指出他的批评者的主要局限，这种替代方案不仅是一种历史上人为的，而且也缺乏经济基础。

更一般地说，撇开俄国情况的具体特点不论，列宁对不同类型资产阶级转型的明确区分，预见到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普鲁士”道路对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它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前资本主义因素，有力地影响了20世纪的政治学，这表明“现代化付出的代价至少和革命的代价一样大，很可能还要高昂得多”。甚至是18世纪晚期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认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典范——的性质也是模糊不清的。迄今为止，它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能够很好地与经典（有些人可能会说庸俗）马克思主义相吻合。此外，列宁对在实现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秩序时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本质的强调，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情况，而非特殊的例外。在此意义上，正是列宁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或孟什维克的著作，更具有一般性。

但是，列宁并没有由此推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整体的理论是不够格的，他只是断言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非资产阶级来推进。在这里存在的不只是语义上的冲突，这一主张体现的是一种真正的矛盾。因为它源自列宁的政治经济学，所以在这种形式的列宁主义中存在着深刻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