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

托洛茨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已经终结，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其结果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出现，反过来造就了一个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但是，托洛茨基认为，一旦资本实现了对世界统一的支配，主要国家就将被迫卷入一场争夺霸权的斗争。在1914年之后，在世界历史上，唯一的选择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卢森堡较早的时候已经表达了这种观点（她也深受帕尔乌斯的影响），而且布哈林、列宁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得出了与托洛茨基类似的结论（参见以上第六章和以下第十五章）。纯粹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全球体系，所有的民族国家已经联系在一起，并受到它们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整体结构的支配。对托洛茨基来说，无论对先进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都是如此。彻底地摆脱这些关系，是任何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革命无法完成的任务。挽救一个国家的革命的唯一出路，在于把革命扩大到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国家，并逐渐削弱国际资

本。托洛茨基现在主张，革命者应当根据他们对资本主义体系整体的影响，来评价自己的革命行动。求助于任何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是时代的错误。现在，正是全球性的生产力和它受到的民族国家生产关系的制约，在发挥作用。这些力量将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战争的手段，威胁并破坏过去的进步发展。

因此，对托洛茨基来说，尽管俄国革命一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直到1917年,这种观点才与一个更加综合的视角联系起来，在这种视角中，他能够对正统派对他的思想进行的最猛烈的批评进行反击：在世界经济已经得到成熟发展的意义上，俄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机才是成熟的，不存在其它的评判标准，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全球体系。事实上，托洛茨基明确地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经济纳入自己的分析之中，这意味着所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现在都可以被证明。对于认为这些主张没有得到运用的异议，可能反驳的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指明准确的参照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包括考茨基、希法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但不包括卢森堡）——都倾向于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型是与单个民族的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但这种看法无法从《资本论》中找到支持。在那里，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一般”，而不是特定的民族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一系列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而且《共产党宣言》明确地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全球体系。此外，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理论。那么，它怎么可能只限于诸如民族国家这样的特定的历史制度呢？

但是，托洛茨基主张，“后发优势”确实仍然在发挥作用。帝国主义战争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因而开启了向全面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纪元。精确地看，这种过渡从哪里开始，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俄国的不断革命恰好适合于领导其它国家走上这条道路，因为在一个充满了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结构中，会更强烈地感受到战争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此外，由于俄国既是一个半殖民国家，同时也是一支帝国主义力量，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将会通过消除一个剥削区域而严重削弱西方的经济，并加剧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所有这一切与托洛茨基早期的观点并不矛盾，而是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他把俄国资本主义视为帝国主义关系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而且他相信革命的传播效果得到加强。托洛茨基的观点的发展，引起了对同后一个问题相联系的问题的思考。他认识到先进国家也展现出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重要特征。只有美国接近于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其它的西方国家仍然存在从来没有被实现的民主革命的一面（参见以上第四章、第九章和第十一章）。因此，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从而不会完全不同于俄国的不断革命。最终，可以预见俄国革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即使对先进国家也是如此。

但是，托洛茨基强调了俄国与边缘资本主义地区的相似性，这些地区包括1917年之前的巴尔干地区、20世纪20年代一般意义上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因此，他把俄国的经济发展视为典型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代表，对所有这些地区和国家而言，不断革命的模式都是适用的。这意味着基于与俄国相同的原因，民族主义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都是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它们同样只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获得成功。而且任何地区的胜利，都将在地缘上扩大工人阶级的力量，通过减少剥削区域沉重打击国际资本主义，加速革命向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蔓延。毫不奇怪，托洛茨基逐渐把20世纪看作是不断革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