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论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国家

战争使布哈林达到对更高的上层建筑的分析。他将边际主义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视为源于金融资本所有制关系变化产生的“有闲阶级”的意识形态，他试图揭露其自相矛盾的肤浅的推理。他对边际主义方法论和实质的批判追随了希法亭、博特凯维兹和帕尔乌斯（参见以上第三章），但是他对新古典主义意识形态性质的说明是独创性的，清晰地与资本集中相联系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观点相吻合。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新奥地利经济学是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并以有利于布哈林认为的“食利者”或寄生性的持股阶级的消费为导向。即便如此，布哈林未能克服所有意识形态分析的根本的困难，也就是说，在对物质基础的分析上，他没有提供比其他人的分析更为准确的判断标准。布哈林忽视了其它形式的边际主义，尤其是关注生产和分配的美国边际主义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确实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转变，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而不是19世纪晚期，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新古典主义分析仍然在发展新的形式。

布哈林仍然坚持其观点，但是战争促使他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重新作出思考，而不是继续对资产阶级意识的研究。他主要的仍然是依靠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尽管在强调的内容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大部分内容写于1915年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把现代资本主义概念化为一种世界体系。希法亭集中关注的是先进国家的经济结构。布哈林追随罗莎·卢森堡——虽然不是她的消费不足经济学——将所有国家的经济看作是世界市场的构成部分，它们都遵循世界市场规律。这些规律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规律。“大国”都已经成为“有组织”的实体中的一员，在这个实体内，价值规律是无效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转移到世界经济中，马克思的范畴对此仍然是适用的。它们影响了各个国家的个别经济，但是通过国际关系进行的。与希法亭不同的是，布哈林认为，危机的纯粹的内部基础，已经因“国家资本主义”内“组织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而消除了

这意味着经济单位被进一步政治化了；它们的分离变成了一个国家边界问题，它们的竞争是通过国家体系进行调节的。这种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像托洛茨基一样（参见以上第十二章），布哈林相信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可以有效运行的界限。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因为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和利润率的下降被迫国际化，这两者都反映了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其中包括帝国主义的兼并。同时还包括一国内的资本的联合，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集中和积聚产生了垄断：随着金融资本出现发展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甚至出现了更为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世界市场的参与主体和国家体系保持一致，竞争在国家之间以对抗的形式出现。所以，尽管布哈林可能赞同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但是他会补充说，政治本身已融入经济之中

此外，在布哈林看来，所有的国内机构都处在国家政权的管理之下，包括有组织的劳工和落后的农业资本主义。32 55对于前者来说，工人阶级领袖通常只愿意被整合到国家之中，因为他们把国家权力的增长等同于向社会主义的进步。他们用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理由取代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布哈林坚持认为，第二国际的崩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个过程有其自身特定的物质基础，因为日益扩大的垄断资本的利润被用来为“工人贵族”和官僚政治官员的特权提供资金。然而，机会主义者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世界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最先带来的只能是一系列的世界战争。不断增加的人民大众的苦难，最终将打破改良主义者的幻想并导致革命。在布哈林看来，危机变成了战争的同义语。他所理解的同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一样，唯一的选择就是：社会主义或野蛮。

资本的“民族化”和“国际化”这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势，为这两种可能奠定了基础。布哈林甚至比希法亭还肯定地认为战争是必然的：与其说它是由环境决定的可以实施也可以放弃的“政策”，不如说它是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结构的必然结果。然而，他同时且再一次比希法亭更加肯定地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组织化”，已经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打下了基础，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纯粹的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指标，与评价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无关，资本主义是一种涵盖了全球的世界经济。但是由于它分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单位，不存在实现进一步“组织化”的可能。在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概念中，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会协调他们的帝国主义剥削（以上第六章作了概述）。布哈林承认，这一点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实际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国际资本主义不同部分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多样性，使这种协定行不通。特别是，具有更为发达的生产力和较低的生产成本的生产者，或者有更强大的国家力量受其影响的生产者，他们缺乏长期遵守国际卡特尔规定的兴趣。从而，从实践上看，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是无法实现的

列宁用类似的观点对考茨基作了驳斥（参见以下第4节），而且驳斥得更加有力。布哈林理论的一个普遍特征在于，低估了世界经济不同部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参见以下第3节）。相比之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理论，主要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基础之上。因此，布哈林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的批评具有矫揉造作的特征。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孤立地看，布哈林对考茨基的批评是很合理的，但作为他自己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一部分，这种批评与他的经济学的一般特征是相冲突的。因此，列宁对超帝国主义的分析虽然缺少独创性，但列宁的批评与他有关帝国主义的总体见解是一致的，布哈林的观点不具备这种一致性。

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第三个原创性发展在于，他认识到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定本质决定了它被推翻的形式。在这个问题上，他完全不同于希法亭，后者认为简单地接管现有的国家机器作为无产阶级权力工具，毫无疑问是可行的。在布哈林看来，这是错误的“伯恩施坦主义”，它已经传染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参见以上第四章和以下第十四章）。由于国家组织已经与资本主义经济融合在一起，所以现有的国家必然无法满足新生产方式的需要。“帝国主义国家”是一种只适合于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特定的历史形式。相反，无产阶级不是控制而是必须打碎所有现存的政治形式，并通过建立适合于新社会的结构实施自己的专政

在这里，布哈林恢复了马克思对国家的敌意的观点，并提供一种经济学的论证，在这种经济学中，能够发现与潘涅库克和其他“左翼共产主义者”所坚持的类似的政治学观点。布哈林这样做，对区分改良和革命提供了一种清晰的要素。同时，他含蓄地否认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在国家资本主义下，“政治”是“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之亦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发挥作用的、有组织的民族国家的“主体”是帝国主义国家，世界市场的关系与国家体系的关系几乎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