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伯恩施坦主张以和平的、进化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取代革命的是导致渐进的社会转型的一系列有限度的改良。伯恩施坦否定了巨大的崩溃的必然性，他提出，随着生产受到资本家私人协会和国家的管理，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将会下降。他的观点已经受到社会民主党思想领导人的公开指责，但是他们的批评缺乏分析的基础（参见以上第四章）。在《金融资本》中，鲁道夫·希法亭断然否定了卡特尔可以阻止危机的观点，但他在作出如下的论断时，却逐渐向修正主义路线靠近。
金融资本的社会化职能，使战胜资本主义变得非常容易。一旦金融资本把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了获得对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直接支配权，只要社会通过执行机关——被无产阶级夺取的国家——占有金融资本就足够了。由于所有其它的生产部门都依赖于这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所以，即便没有任何进一步的社会化，对大产业的控制就已经提供了最有效的社会控制形式……
甚至在今天，占有柏林六大银行就意味着占有了大产业的最重要的部门。
换句话说，由于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那种程度的剥夺，放弃由国家采取的突然的剥夺，代之以通过社会提供的经济利益进行逐渐的社会化是可能的。
然而，在当时，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的精辟论述和其主要结论中富有战斗性的语调令人振奋，使得人们无法认识这些段落中包含的潜在的修正主义的涵义（参见以上第五章）。
不过，希法亭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的确是与当时德国资本主义的本质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在德国，从来不存在一个全面的自由放任时期，政府一直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竞争总是受到托拉斯、卡特尔和限价协定的限制。战争的全面爆发加速了这些发展，因为国家现在对大的经济部门负责，鼓励新的生产者形成联盟，并巩固业已存在的联盟。他们全心全意地参与战争的努力，为工会赢得了政府和雇主一定程度的认可，给日益强大的国家主义政权增添了一抹新的社团主义色彩。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莫不如此，战后德国仅仅是部分程度上“恢复正常”，战时的很多变化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
20世纪20年代初，在劳工运动和资本家的圈子里，对进一步的“合理化”的支持是普遍的。“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工业国，战后集权的趋势在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罗伯特·布兰迪在1933年写道：“该国的背景最有利于继续发展，德国支持集权的态度，看起来在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经济活动中都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这样，在德国，“老曼彻斯特体制”没有未来可言，布兰迪断言，“有两个事实至关重要。首先，回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愿望，在德国几乎完全消失了；其次，这种回归的可能性，也几乎完全消除了”。甚至工会也支持合理化，他们将“合理化”视为“在技术和组织上从旧秩序向新秩序进化的表达”，这种有序的进化将在全面的经济计划中达到顶峰。他们期待，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将足以确保工人从合理化产生的收益中，获得一个大的而且不断增加的份额。
希法亭在战争初期就认识到这些变化的含义，他强化了自己思想中的改良主义因素，这在《金融资本》中已有所体现。1915年，他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刊物《斗争》上发表文章，对他认为的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迫使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调整作了描述。在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自我意识增强，但是在改善自身地位时，工人阶级也克制了自己的革命冲动，因为他们现存的条件不再是完全无法忍受的。“这就落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工人运动的反对革命的影响削弱了资本主义的革命趋势。”其他的稳定因素，已经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最新阶段”。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萧条的时间缩短，长期的失业不再像以前那么严重。在德国和美国也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失业后备军。金融资本使得整个体制不再那么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侵扰，“包含着从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转变的萌芽”。作为金融资本产物的国家权力
的增长，在同样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取代社会主义胜利可能出现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但它不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而是按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组织起来的，顶层是资本主义垄断和国家的联合起来的权力，下面则是按等级划分的劳动群众作为生产的雇员在工作。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拥有的将是一个比过去更好地满足群众的直接物质需要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希法亭推断，对战争的体验只会加强这些趋势。那些后来被视为“战争社会主义”的东西，仅仅是战前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强化形式。
影响更为深远的结论，是由后来成为奥地利共和国总统的法学理论家卡尔·伦纳得出的。在写于1916年的文章中，伦纳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资本主义结构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国家的经济职能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一个国家渗透进私有经济直到其基本细胞的问题，不是使少数工厂国有化，而是通过有意志和有意识的调节和指导，控制经济中全部的私有成分”。这种情况的出现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78年到大约1890年，国家进行干预以保护弱者对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竞争。紧随其后的是“有组织的私人企业经济”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针对反对国家限制竞争的卡特尔组织。第三阶段是“帝国主义国有经济”时期，
国家权力通过用保护强者代替传统的“保护弱者”来为资本服务……国家权力和经济开始融合；国家统治的领域和国有经济的领域是一致的，国有经济被看作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国家权力则被看作是强化国有经济的一种手段，尽管它们公开宣称是相互分离的。
这一过程在第四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达到顶点，即“国家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私营部门“由国家来决定，并完全成为国家控制的组织”。从而 “马克思曾经经历并加以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复存在……将这一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放在一起看，人们可能会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或正处在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
在这一点上，伦纳比希法亭走得更远。1924～1926年，希法亭在他编辑的社会民主党的新的理论刊物《社会》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确实重新回到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上来。战争及其后果使工业集中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实质性的提高。希法亭认为，新建立的世界经济的稳定，是基本结构长期变化的结果，而不是转瞬即逝或偶然情况下产生的结果。不会再有巨大的经济崩溃。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降低了，危机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下降了。这是托拉斯计划投资的结果，是对它们支出上反周期时机准确把握的结果，是大银行联合货币当局进行信贷管制的结果。失业对无产阶级来说不再是威胁，社会保险的扩大降低了对其生存的威胁，而科学管理技术，既提高了劳动强度又分化了工人阶级。总的说来，改革在让工人们获得一定利益的同时，也使工人们变得更为保守，所以革命性变革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这一时期，奥托·鲍威尔、希法亭的同事埃米尔·莱德勒，甚至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也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含义和国际关系有关。希法亭认为，不再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期待再度出现帝国主义的敌对行为，而布哈林和列宁提出来的并把它作为战争根源的经济矛盾是虚构的（参见以上第十三章）。希法亭把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和平主义”视为战后外交政策的主流。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盎格鲁—撒克逊在全世界影响的扩大是以牺牲德国和法国为代价的。英国和美国有强烈的意愿阻止战争。英国需要喘息的空间，以便解决它的殖民地问题，并在亚洲和近东对抗民族解放运动，而美国成为商品和资本的主要输出国，需要和平的环境去获取收益。甚至法国也需要来自英国和美国的金融援助，它没有资格进行战争叫嚣。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民主的发展进一步削弱了军国主义，因为数以百万的工人和农民保卫世界和平的呼声日渐高涨。
甚至是德国资本主义，似乎也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战了。希法亭提出，化工生产现在成了德国工业中的主导部门，已经超过俾斯麦时期主导经济的煤和钢铁产业。与老工业相比，工资在化工产业总成本中占的比例更低，因而资本家的利益不再和工人的利益存在剧烈的冲突。这改变了最有影响的资本家们对国际前景的看法。战前，老的重工业和大地主结盟，与军队和帝国主义官僚机构形成强大的同盟，支持侵略性的扩张。战争的失败打碎了德国的军事力量，但它仍然是第一流的经济大国。“因此，德国资本主义进行扩张的强烈愿望，必须寻找其他出路，它们在不同类型的国际资本主义利益共同体中找到了。”德国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温和，是因为可察觉到的资本的利益已经发生了变化。德国实业家最终接受了英国资本家早在战前就已表现出来的世界主义的世界观。
虽然希法亭没有引述任何权威论述，而且非常谨慎地避免使用“超帝国主义”一词，但他现在赞同考茨基在1915年提出的和平的世界卡特尔的观点。
最后，他指出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发生的重要变化。不再有哪个阶级能单独实施对国家的控制。无产阶级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真正的政治权力，而且意识到了自身的力量。无产阶级不再将国家视为压迫者手中的工具，而是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国家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为自己谋求福利的工具。然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阶级斗争。事实上，越来越规范的生产和无组织的财产关系基础之间的矛盾，比以往更为尖锐。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按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组织起来的经济必须转化为民主地组织起来的经济。
由于其自身的性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适合于通过渐进的立法改革实现和平过渡，改革将改善经济体制的机能。原子化的竞争是过去的事情，与它相伴的是非人性化的市场力量的暴政。卡特尔、托拉斯、资本家联盟、合作组织和工会对经济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对经济进行社会控制已经成为现实。当前期，少数公司资本家——《金融资本》中的“柏林六大银行”——享有其阶级利益。一旦无产阶级获得完全的政治权力，它就可以利用这些机构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希法亭否定了他以前的观点，不再只把国家视为资本家进行统治的一个执行机构，而将其视为整个社会的代理人。他认为，国家政策取决于争夺国家控制权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相对力量，在这一斗争中，工人阶级将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下
，像弗里茨·纳夫塔利那样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主张扩大经济民主，完善德国工人在1918年赢得的政治民主。弗里茨·纳夫塔利主张，工人阶级必须使用其新的政治力量，扩大自己的经济权力并挑战持续存在的经济独裁。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公共企业的扩展、争取工作环境法律保护的工人运动取得的重大（即使是有限的）胜利，这一切都表明“资本主义在折断之前可以弯曲。”
一些胜利将打击资本权贵的专制统治。这对德国工人阶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纳夫塔利写道：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目标没有改变，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调整。经济民主既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方法。可以在以下几个领域做出改进：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扩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这可以通过反垄断立法、反周期信贷和公共投资政策来实现；第二，增加工业领域的工会代表，这可以通过扩大建立于1918年的劳资协同经营制度的影响范围、加强集体谈判和培育工会企业来实现；第三，进一步发展社会保险网络，以便将收入分配带出市场领域；最后，支持消费者合作，提倡建立更为民主的教育体系。18 55党的口号应该是“通过经济的民主化实现社会主义”。
卡尔·考茨基把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完成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的百科全书式的阐释中，他打算把它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指南。考茨基否定了他自己1899年提出的用来反击伯恩施坦的主张，那时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临着无法克服的经济限制。崩溃不是必然的趋势。经济危机已经变得更加温和，对资本利益的威胁变得更小，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
国家正在丧失其作为压迫工具的特征，并向成为“解放被剥削者的工具”转变。越来越紧张的国际局势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普选权（俾斯麦会很震惊）已经成为德国无产阶级手中强大的武器一样，国际联盟不再是战胜国的工具，它正在转变为国际合作的平台。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国际层面看，老式的阶级国家正在向“福利国家”转变。就这样，在与伯恩施坦断绝关系近30年后，考茨基接受了修正主义的许多重要观点。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重要的理论家们，否认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断绝了联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鲁道夫·希法亭仍然将自己视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问题，而不只是狭隘的经济问题，进行着更加自由的创作。
希法亭丝毫没有放弃《金融资本》中的观点，当需要他表达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看法时，他只是概述这本书的一些重要观点。
考茨基继续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实现，虽然现在他强调社会主义的实现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品德、智力和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崩溃。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越成功、越发达，无产阶级就会越强大，社会主义也就会越来越近。只要社会改革削弱了阶级对抗，改革就成为社会主义无望的原因。考茨基相信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尽管他承认存在着深刻的经济变革。危机的一再发生，带来了大规模的失业和随之而来的苦难，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远远落后于他们的剥削者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而，“资本家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强大，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强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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