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茨·斯滕伯格论帝国主义

1929年之前，对新正统主义观点提出的挑战，是随着唯一严肃的非共产主义者弗里茨·斯滕伯格大部头《帝国主义》的出版出现的。通过应用、扩充和改造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参见以上第六章），斯滕伯格认为，当前的繁荣只是暂时现象，资本主义经济不久就会遭到自身矛盾的报复。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修正主义，都仅仅是对暂时的经济稳定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革命性政治活动的必要性，不久就会重新显现。

弗里茨·斯滕伯格小传

斯滕伯格1895年出生于布雷斯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法兰克福求学。在成为一个独立作家和记者之前，他在法兰克福师从弗兰茨·奥本海默。20世纪30年代，他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D）成员，该党是从SPD中分裂出来的左翼派别。在流亡瑞士和法国之后，在法国和托洛茨基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把第四国际的组建视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冒险），斯滕伯格1939年移居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战后返回欧洲，提倡介于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1963年逝世于慕尼黑。

像卢森堡一样，斯滕伯格的批判集中在马克思本人经常做出的一个简化假设上，该假设认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没有农民、工匠和其他小商品生产者的经济。斯滕伯格坚持认为，这个假设是一个最重要的错误，因为非资本主义生产自资本主义历史开始之初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罗莎·卢森堡已经正确地强调了马克思的推理中存在的这一缺陷，但她的批评还不够深入。马克思所有的著作都遵循了这一假设：工资理论、危机理论和革命理论，以及对再生产的分析。简言之，纯粹资本主义的假设消除了这个体系的真实本质。

斯滕伯格指出，资本主义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对过剩人口的需要，他以此开始自己的批判：没有过剩人口，就没有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也无法被生产出来。马克思对失业后备军的解释集中在机械化造成失业的影响上，机械化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相对于死劳动而言对活劳动的需求。在斯滕伯格看来，技术进步既不必然也不足以保证过剩人口的产生。之所以不必然，是因为即使是不存在技术变化，非资本主义生产者也构成劳动力的潜在来源。之所以不足以，是因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机器取代劳动的效果可能会因为海外市场的大规模扩张而得到“过度补偿”，这种扩张因机器的使用而变得可能。每单位产出可能要求更少的活劳动，但是世界非资本主义地区需求的增长会增加产出的数量，从而就业仍然会提高。

更为正式的说法就是，斯滕伯格指出了过剩人口的六个方面来源。其中两个来源——人口的增长、机械化——内在于资本主义体系，这也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四个“外生”因素。在这四个来源中，马克思注意到了其中的两个：对工匠的剥夺和农民迁徙到城市。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另外两个过剩人口的“外源性”来源：从非资本主义地区来的移民，特别是对这些地区的资本输出。同机械化一样，资本输出首先增加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内部的就业，因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生产生产资料。之后，随着殖民地开始与殖民母国进行生产竞争，就业下降了。因此，在先前的非资本主义地区融入世界经济之前，过度补偿是帝国主义渗透的早期阶段的一个主要特征。“非资本主义地区资本化的进程越快，比如，印度依靠自己的工人进行工业建设，在起主动作用的帝国主义国家就越快越坚定地形成大量工人阶级，因为那时机器替代工人的步伐也越

快。

这一结论包含在卢森堡的分析中，但是可能她没有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这使得斯滕伯格能够依据过剩人口的主要来源，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期标准。在大致对应于马克思的“原始积累”阶段的第一个时期，头两个外生因素（当地工匠和农民）是最重要的。接着，机械化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最后，外源性来源开始占主导地位，帝国主义时代开始了。斯滕伯格进一步区分了早期和晚期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活动展开的初期，技术进步和资本输出的过度补偿效果仍然是强大的，与此同时，本土的非资本主义生产者迅速枯竭。从而，失业率处于它的最低点，而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处于他们的最高点。这是工人阶级的“蜜月期”。它以大多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大多数工人实际工资的真正的增长为特征。事实上，修正主义就是“蜜月期理论”。

斯滕伯格坚持认为，蜜月期不会太久，因为实际工资持续不断地增加，会威胁到资本积累自身。从而，资本主义会从体制外面寻求解脱。蜜月期被资本的加速输出所终止，这赋予过剩人口国际上的含义。比如，英国工人的工资不再仅单独由英国决定，而是受到英国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和利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劳动力的可能性的影响。由此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如果不存在可能提高殖民地工人生活水平的有效的无产阶级的团结，欧洲的工资将被迫下降到亚洲的水平；第二，帝国主义不能被视为是一个偶然的或一个可以避免的政策选择。它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内在必然。

斯滕伯格支持上述看法中的第二个观点，关注了帝国主义在实现剩余价值方面发挥的作用。罗莎·卢森堡早已经证明，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斯滕伯格坚持认为，它们必须被加以修改，以包含资本主义现实的两个重要特征：第Ι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比第Ⅱ部类的高，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都在提高。无论是罗莎·卢森堡、奥托·鲍威尔还是布哈林，都没有能够以这种方式成功地扩展马克思的分析。假如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会发现第Ⅱ部类必然有无法销售的剩余产品，如此一来，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体系确实会在实现剩余价值方面面临严重的困难，并被迫从海外寻找非资本主义的消费者。 55罗莎·卢森堡在这方面对马克思的批评，是“正确的且在所有的要点上是合理的”。但是她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问题的重要性：并不是所有积累的剩余价值都实现不了，只是其中一部分，即第Ⅱ部类生产的消费品的剩余无法实现。由此导致的危机的破坏性，比人们从卢森堡的分析中预计到的要小一些。然而，这些危机足够真实，它们“最终的决定性原因”，是“建立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基础之上的生产的增长与的消费的增长之间必然的比例失调”，而这种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以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产业投资支出的比例失调表现出来。”

斯滕伯格指出，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总是导致阶级斗争的加剧是错误的。直到1914年，在帝国主义早期，过度补偿的影响意味着与此相反的事实是正确的：实际工资已经提高，社会改革已经实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敌对已经弱化。但是，帝国主义仅仅是为阶级战争提供了暂时的缓解，就如同它只是代表了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有限度的解决方法一样。通过同化越来越大的领土，它越来越难获得新的非资本主义市场，从而开始自掘坟墓。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危机周期，为进入正在萎缩的市场而产生的国际竞争加剧，实际工资下降的压力不断增加。这一点在英国最明显（斯滕伯格在总罢工那年正在进行此文的写作。） 只有在美国，工人阶级继续受益。这儿的 “蜜月期”比欧洲的来得晚，修正主义者从美国经验中概括的一般结论是错误的。斯滕伯格断言，由于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绝对化，他们犯下了资产阶级科学中最大的错误。帝国主义晚期的修正主义没有未来，因为它是危机深化、生活水平下降和帝国主义战争继续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