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的间接过渡理论

俄国1914年至1921年间的社会经济崩溃，在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对1921年的印象是：它是“无法修复的断裂”之一。除了产出的缩减，俄国的城市人口大量减少，俄国的战时伤亡很可能是所有交战国中最大的，同时，大范围的饥荒迫在眉睫。党外的无产阶级机构已经丧失实权，工人阶级在战胜反革命的过程中几乎毁灭殆尽。

1921年3月，列宁得出结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继续存在和经济的复苏，需要从战时共产主义的过渡道路上“退却”。但是，他希望新经济政策能把改进了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让人联想到革命刚刚结束的时期——纳入其中。他竭力（不是很成功）鼓励外国资本进入苏维埃国家的合资企业中，他还力求（较为成功）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同时敦促共产主义者“学会贸易”

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为了物质经济的恢复，不能代表一个连贯一致的模式。它还具有党内左派指出的具有明显的复辟主义危险性的特征。此外，在1922年末和1923年，列宁对政权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具有沙皇专制特色的行政权力滥用，越来越感到不安。在持续的孤立和“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中，他逐渐认识到，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前途，主要希望在于保持党的精英们对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忠诚同时，他认为真正迈向社会主义的经济进步，是有可能在新经济政策下实现的，“退却”通过稳固“工农联盟”而成为一种进步，在这个联盟中，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工业的进步恢复活力，农民通过合作社的发展得以改造。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1923年后，布哈林提出了他的第二种过渡模式。与他1920年的《过渡时期经济学》相比，布哈林现在提倡通过迂回的途径，依靠非社会主义形式的增长实现社会主义。结果，他的新方案遭到左翼反对派的强烈批评，但是，在1923年后的几年里，它如正统的列宁主义一样对占统治地位的党的派别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然而，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模式，并不表明与《过渡时期经济学》的完全决裂。两者都建立在接受过渡时期布尔什维克先锋主义的基础之上；每一个模式都得到相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辩护，在这种解释中，辩证法实际上等同于现代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均衡论；布哈林1920年提出的许多具有实质意义的观点，在他改进过的过渡思想中有了新的表述。长期目标没有改变：包括农业在内的完全社会化的经济，以及市场关系的消除。从现代意义上讲，布哈林从来就不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因此，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他早期的方案，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它是一种适当的政策。在布哈林看来，主要的不同是情况发生了变化。

布哈林认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大工业的扩张和合作社的发展。这些主张相对而言争议较少。这时候，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假定，国有部门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扩大具有相同的含义；没有人否认合作社既能削弱农民的个人主义，又可以从贸易活动中挤出私人资本。在工业如何扩张和合作社为什么是实现农业社会化足够强大的力量问题上，布哈林受到最严厉的批评。

布哈林声称，国有工业取决于农民需求的增长，这些需求最终为消费品提供了市场。在这种联系中，布哈林批评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在杜冈的分析中，消费需求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布哈林也呈现出他在《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参见以上第五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第7节）中予以抨击的奥地利边际主义对他的影响。布哈林承认，合作社在过去被正确地解释为一种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改变它们的性质。正如小资产阶级农业通过帝国主义国家融入现代资本主义一样，无产阶级国家将把俄国农业关系整合进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综合体中。这将有助于对合作社的进一步的激励，不管这些合作社是涵盖了生产活动还是仅限于流通。因此，对布哈林而言，就像在《帝国主义和和世界经济》以及《过渡时期经济学》中那样，政治仍然是一个关键变量。

布哈林认为，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存在长期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但工农联盟是个微妙的问题。任何人为地加速工业增长的尝试都会扰乱经济的比例，造成国有部门的“销售危机”，同时，由于要求农业部门提供更多的资源，会威胁到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政治联盟。现实要求党承认苏维埃社会主义是“落后”的，进一步的发展可能不得不以“蜗牛般的速度”进行（参见本章以下第7节）。

然而，在布哈林看来，这不是俄国例外论的问题。国内的情形反映了全球经济的整体结构。小资产阶级在整个世界的阶级构成中占据主体地位，尽管如此，基于与《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参见以上第十三章）中概括的相同的原因，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布哈林认为，随着革命的传播，俄国的情形将会在其它国家出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工农联盟将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而且，与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性的内战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消极的再生产，将会产生类似于俄国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出现的那种经济崩溃。因此，甚至对发达国家来说，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必然是间接式的。布哈林继续指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形式上类似于资产阶级革命是错误的。与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不同，无产阶级是被剥夺的阶级；它只能在推翻资本主义后才能开始自己的文化发展。这进一步强化了共产主义政党按照列宁主义高度集中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必要性，这一点已经在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中被证明了。然后，布哈林再一次在新经济政策具有的范式意义的基础上，就如同《过渡时期经济学》在内战的条件下仍具有普遍意义一样，给出了他对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