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关于西方和过渡问题的观点

似乎有两个原因，使他们未能对世界资本主义进行充分的评价。首先，他们都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问题。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精力都集中在社会过渡、经济增长和社会主义计划等这些令人兴奋的新问题上，而不是放在被认为最终注定要灭亡的社会秩序内部矛盾的研究上；第二，20世纪20年代列宁主义正统的重要影响力不断增加，逐渐阻碍了与官方布尔什维克主张的列宁思想有冲突的任何原创性思想的出现。因此，康德拉季耶夫著名的长波理论，被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派别和左翼反对派视为异端邪说。

类似的因素也使得苏联以外的共产主义者，压制了原创性思想的发展。例如，德国政党教条式的独裁主义，反对而不是赞同像弗里茨·斯滕伯格和亨利克·格罗斯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参见以上第十四章和以下第十六章），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都不存在相对来说高水平的共产主义运动。英国的政党较为幸运，拥有一位年轻且极具才华的成员——莫里斯·多布。但是，多布同样也着迷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内部的经济问题，把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详细剖析的任务留给了像英籍印裔人拉贾尼·帕尔姆·杜德这样天分稍逊的同志。

回到布哈林，他是唯一一位认真地对待资本主义长期稳定的可能性的重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定的确是在新经济政策下实现渐进主义的苏维埃工业化的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布哈林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立场，他的观点取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概念，但是这一概念既因与像希法亭和考茨基这样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敌人的联系而受到玷污，而且也存在分析上的缺陷（参见以上第十四章）。1929年后，布哈林的党内的敌人很容易就这两点败坏他的名声。到那时，布哈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因为国内的原因被斯大林主义者放弃了（参见本章以下第9节）。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存在国际上的原因。1926年后，当苏维埃的外交和第三国际的政策遭到几次重大挫折后，俄国不久之后将遭到军事进攻的担心进一步增强。因此，更大的力量被放在进行更为迅速的工业化的需要上，理论家们在调整对西方的看法方面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

1926年后，斯大林偏离了布哈林的思想，尤其是在1928年同布哈林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决裂，这常常被描绘为“向左转”。这是适当的，因为斯大林的思想更加接近于左翼反对派持有的某些思想，其主要理论家是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