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从产生私有财产和阶级以后，战争就跟着出现了。大小内战、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绵延不断，有正义的，也有非正义的。人类历史上有的战争，如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世纪欧洲的十字军东征、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对外战争等等，无论从空间和时间上来说，规模都是比较大的，然而从卷入战争的国家和地域来看，这些战争毕竟还是局部的。因为当时不具备打世界大战的条件。可是，在本世纪的头45年里，帝国主义这头怪物却把人类两次拖进了世界战争之中，即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浩劫，而且一次比一次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死伤3000余万人，物资损失2700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6年，死伤达9000余万人，财富损失约4万多亿美元。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导致的。有的史学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此话不无道理。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怎么打起来的呢？这先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谈起。
1918年11月11日11时，两名德国代表在巴黎东北方的贡比涅森林里福煦元帅（法国元帅、协约国军总司令）的一节火车上签字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方面的胜利告终。停战那天，德军开拔回国，“秩序井然”。协约国沉醉在胜利的欢乐之中，民众普遍希望世界将永久享受和平，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德军是怀着强烈的军国主义的复仇情绪回到疲惫不堪、满目疮痍的故土上去的。
战场上的枪炮声寂静下来了，会议桌上的舌战开始。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的“和会”在巴黎凡尔赛宫的镜厅开场。东道主法国选择这一天和这一地点开会，是有其用意的。原来48年前的这一天，即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由“铁血宰相”俾斯麦陪同，在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即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此法国不但失去了阿尔萨斯、洛林这些工业宝地，赔款50亿法郎，而且在德国军国主义的刀光剑影下胆战心惊地生活了近50年。而今德国匍匐在法国面前，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得意洋洋地说：“清算的时间到了。”
巴黎和会规模之大是空前的。32个国家正式参加，代表人数1000余名，美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竟有1300多名，英、法等国的代表团也相当庞杂。这么多人一起开会确实也够热闹的，吵吵嚷嚷。大会无非是摆摆样子，决定权实际上操纵在美、英、法、日、意五国手中，而主宰会议的是“四巨头”，即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意大利在战争中脚踩两只船，参战后作用也不大，英、美、法等国不把它放在眼里，因此奥兰多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其余弱小国家的代表就根本没有发言权了。会议的真正太上皇是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
巴黎和会实质上是美、英、法、日、意等列强的一次分赃会议。它们企图通过和会重新瓜分世界，从战败国手里分割领土和殖民地，勒索赔款，压榨和奴役战败国人民。巴黎和会的主要结果是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协约国认定德国是导致此次大战的罪魁祸首，因此和约条款对德国十分苛刻。德国只能接受，不许讨价还价。德国外交部部长勃洛克道夫不服，辩解道：“大家要我们承认唯有德国应负战争的责任。如果我本人这样承认，那我是在欺骗世人。”
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战前的海外殖民地几乎丧失殆尽，全部被英、法、日、比、南非联邦等国瓜分，共计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人口计1300万。德国的欧洲疆界也做了很大变动：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给法国，萨尔区交国联[1]托管，东、西普鲁士的部分地区划归波兰，但泽成为自由市，马尔美第和欧本地区划归比利时，什列斯维希地区的一部分划归丹麦，等等。总之，德国丧失了原有国土的1/8，人口的1/10。在军备上，取消义务兵役制，实行雇佣兵制，陆军最高不得超过10万人，海军只能拥有30艘轻型舰只，不得拥有空军。莱茵河以东成为非军事区，莱茵河以西地区由联军占领5至15年。最后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先付200亿。协约国方面的口号是要“挖空德国人的腰包”，尽量的压榨，“直到这些小个子吱吱叫为止”。
美、英、法等国在对德问题上虽取得了妥协，但始终充满着钩心斗角的斗争。这点日后被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所利用，为德国军国主义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外部条件。美国妄想通过国联削弱英、法，控制欧洲；法国竭力想分割、肢解德国，以便自己称霸欧洲大陆；英国惯于推行“大陆平衡政策”，不主张过分削弱德国，以利于自己称霸欧洲和世界。在这样的情形下，德国虽被严厉“清算”了，被大大削弱了，但未被肢解，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单一民族的国家被保存下来了。世人称此为“胜利者的蠢事”。它给这个民族注入了一股强烈的复仇情绪。这一点，当时英、法的统治者也本能地预感到了。劳合·乔治在巴黎和会期间就说：“你可以把德国的殖民地剥夺掉，把它的军队减到仅够警察力量的水平，把它的海军降到五等国家的地位，但结果还是平等的：如果德国觉得1919年的和约不公平，它随时可以设法对征服者进行报复。”当法国的福煦元帅听到《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消息时，他非常精确地说：“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休战。”（20年后，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果然全面爆发）《凡尔赛和约》没有给世界人民带来和平，而是播下了新的民族仇恨，新的战争种子。
和约签订后，法国勒索赔款最为起劲。德国无力支付。于是法国就在1923年1月把军队开进鲁尔区，对德国实行经济制裁。鲁尔区是德国的经济命脉所在，煤、钢产量占德国的80豫。法国这一行动无异于火上加油，更加伤害了德国的民族感情。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则故意煽动复仇主义情绪。他们乘机有计划、有目的地滥发纸币，促使马克迅速贬值、崩溃。1921年夏天，1美元可兑换75马克；1922年夏，美元与马克的比值是1美元比400马克；1923年初，上升为1美元比7000马克；1923年7月1日，爆涨为1美元比16万马克；同年8月1日，为1比100万：11月1日，又飞涨到1比1300亿。马克彻底崩溃，德国经济陷于停顿。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储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处于痛苦的绝望之中。罢工斗争席卷全国。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则狡猾地把一切罪恶推给《凡尔赛和约》。因此，和约墨迹未干，德国就喊出“打倒凡尔赛和约！”的口号。
德国是一个素以“条顿武士精神”著称的军国主义国家，向外侵略扩张是其本性。《凡尔赛和约》未触动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却捆住了军国主义分子的手脚，这势必要培育起一块滋长军国主义复仇心理的肥沃土壤。面对“屈辱”的和约，大战期间曾任德国陆军总司令的兴登堡元帅居然说：“作为一名军人，我不能不感到，与其接受耻辱的和平，不如光荣地战死在沙场上。”希特勒的一段话更为典型。他说：“《凡尔赛和约》能有什么用途……该和约的每一点是何等深刻地铭记在德国人民的心中，直到6000万男女怒火中烧，感觉耻辱；一阵烈火从炉子里喷发出来，钢铁意志由此铸成，一致呼喊：我们要再一次拥有武装！”
德国战败后，战争祸首威廉二世逃往荷兰，陆军元帅兴登堡非但没有受到审判，反而俨然以“民族英雄”的姿态坐上了魏玛共和国[2]的总统宝座。那班军国主义的战争狂人成了“忧国忧民”的英雄。大军火商、大银行家、大容克地主们非但嫁祸于人，而且利用“和约”大发横财。贬值马克是其手法之一；以支付赔款为名向美、英垄断财团大借其款，暗中复兴军工企业，加快扩军备战步伐，此为其手法之二。
1924年，在美国代表道威斯的策划下，英、美等国在“稳定”德国经济的名义下，制订了一项新的“赔款计划”，准备给德国垄断资本输血。这就是所谓的“道威斯计划”。借款源源而来。德国向英、美借得15亿英镑的贷款，而用来支付赔款的只有10亿镑。这种做法，温斯顿·丘吉尔一眼就看出是在“帮助滋长战争祸根”。
在军国主义分子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眼里，老态龙钟的兴登堡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了。他们在物色新的代理人。战败后的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分子需要什么样的新的领导人呢？未来的纳粹党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的一篇文章反映了他们的心声。他在一篇题为《领导德国恢复昔日光荣地位的人应当是怎样一个人？》的文中写道：“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独裁者在广大群众中间扎根越深，他就越能了解在心理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们……但他本人同群众并无共同之处。像一切伟人一样……必要时他不会怕流血而退缩。重大问题总是由铁和血来决定的……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践踏他最亲密的友人……立法者必须严酷无情……必要时，他可以用他的军靴踩着他们（人民）前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希特勒（前排左第一人）。
赫斯的文章清楚地反映了战后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复仇者的愿望。他们当时在寻求的新领袖、新代理人不是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中的一个寻常的新总统、新总理，而是一个“严酷无情”、能“不惜践踏他最亲密的友人”、能用“他的军靴踩着他们前进”并且总是能用“铁与血”来决定重大问题的“独裁者”。他们不久就物色到了理想的“新领袖”。此人不是别人，就是传令兵、下士阿道夫·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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