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与“皖南事变”

自1938年10月侵占武汉、广州以后，日本对华的策略有所改变。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告一段落，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而把其军事行动的重心移到对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区的大规模“扫荡”上去了。国民党战场降为次要战场，解放区战场成了主要战场。

为了对蒋介石进行政治诱降，日本指令其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通过香港大学一教授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接触，商定中日政府派正式代表在香港秘密会晤。对日蒋的这一勾结，日本特工称之为“桐工作”。1940年3月，双方代表正式在香港会晤。日方相当重视，出席会议的是铃木卓尔、中国派遣军参谋今井武夫、日参谋本部谋略课长臼井茂树；重庆方面出席会议的是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重庆行营参谋处中将副处长）。日方出示陆军大臣烟俊六的证书，中方出示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书。同年6月。双方又在澳门举行第二次会谈，日方出示参谋总长闲院宫的证书，中方出示蒋介石的证书。会谈的核心问题是蒋汪合流和承认伪满洲国问题。由于害怕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蒋介石未敢公开步汪精卫的后尘。后来由于“桐工作”泄密，蒋介石又受到国民党内部一些人的指责，被迫中断与日本的秘密谈判。

在日蒋暗中勾结打得火热之际，蒋介石的抗日态度大幅度的摇摆，开始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并公开镇压抗日力量。日军则放松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并调集大批兵力向解放区进行残酷的“大扫荡”。自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0年7月，仅在华北战场，日军发动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09次，使用兵力达50万。1938年，八路军、新四军总兵力为18万人，至1940年增至50万人，抗击着侵华日军的一大半和伪军的全部。

1938年6月至1941年5月，八路军与新四军共进行了两万多次战斗，打死打伤日军12援5万多人。其中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更是大长人民军队的威风，沉重打击了日军的气焰。百团大战是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八路军共出动115个团，近40万兵力，同时全面出击，出其不意地攻击正太、同蒲、平绥、津蒲、德石等5000公里交通线及沿线日军，持续三个半月。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共毙伤日军2援1万多人，伪军2援5万多人，拔除敌伪据点2900个，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公里。百团大战是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日军受到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日军大本营大为震惊，撤换了多田骏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的职务，改由冈村宁次接任。

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蓬勃发展不但使日寇胆战心惊，蒋介石也坐卧不宁，千方百计想限制它，消灭它。军阀出身的蒋介石视枪杆子为命根子，看到别人手里握有枪，他就有如芒刺在背，非要除去而后快。就在他和日本人暗中打得火热之际，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反共反人民的方针，把重心由对外重新转向对内。国民党先后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自此，国民党军队一再制造屠杀抗日武装力量的惨案。针对国民党右派这种破坏抗日的行动，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但蒋介石不甘罢休，过了不久他又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蒋介石指使其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命令新四军在1个月内撤往黄河以北，并无理要求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50万人民武装力量压缩至10万人。中国共产党在揭露蒋介石阴谋的同时，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同意将新四军的一部开往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的9000余人向长江以北开拔。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山区时遭国民党顾祝同部队7个师8万人马的优势兵力围截。被围新四军官兵在叶挺军长的指挥下奋勇抵抗，浴血苦战七昼七夜，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除1000余人突围外，余皆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等牺牲。蒋介石一手制造了这起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1月17日他又倒打一耙，说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

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公布了“皖南事变”真相，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和破坏抗日的罪行。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又针锋相对地发布命令，重整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后的新四军将余部及分散于大江南北的游击队改编成7个正规师，继续在长江南北抗击日寇，从而宣告了蒋介石妄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的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