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

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5年后，发现自己已深深陷入了侵华战争的泥潭中。为了摆脱困境，它不惜孤注一掷，冒险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结果一下子又招致了24个国家对日本的宣战，使它处境更为孤立。这时，日本大本营深感自己兵力不足，想抽调部分侵华兵力去支援太平洋及南洋各战场，但又害怕中国乘机反攻，真是进退维谷，狼狈不堪。不过，日本军阀仍幻想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大本营在给中国派遣军的命令中说，“为了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在进攻南方要地的同时，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为此，日本在加紧对蒋介石的政治诱降的同时，进一步对解放区进行更为残酷的“清乡”“扫荡”“蚕食”。这时，日本侵略者已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已构成它的主要威胁，冈村宁次在给其部下的训示中说：“为了适应大东亚决战的要求，必须首先迅速扫荡、消灭中共势力。”

1942年以前，日军对解放区的“扫荡”多半集中在交通要道及其两侧地区。1942年以后，它“扫荡”的地区扩大了，规模更大了，持续时间也更长了，其重点是在华北。一些大的“扫荡”，时间长达二三个月，出动的兵力多达5万乃至10万。1942年1月，日军对解放区的“扫荡”就达1600多次，平均每天五六十次。1942年5月开始，日军调集5万多兵力，对华北冀中平原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全面扫荡”。这次“扫荡”由日寇“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督阵，妄图一举“剿灭”八路军主力。日军在“扫荡”中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例如敌人在冀中一次“扫荡”中就残害和抓走5万民众，致使当地一时出现“无村不带孝，到处闻哭声”的凄惨局面。

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疯狂残暴的行径并没能吓倒中国人民，相反，更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日军的仇恨和反抗。解放区军民在反“扫荡”、反“清乡”的斗争中，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和锻炼。他们应用毛泽东打人民战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机智勇敢地打击敌人，在斗争中继续壮大成长。在1941年至1942年间最困难的岁月里，解放区人口虽有压缩，但1943年以后又很快发展壮大了。1943年，八路军对日伪军作战2.4万多次，毙伤日伪军13.6万多；同年，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5000余次，消灭日伪军6.6万余人。解放区在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中进一步巩固、扩大了。

宋氏三姐妹去陆军医院慰问伤病士兵。

日军在加紧对解放区进行大规模“扫荡”的同时，也不放松对蒋介石的政治诱降。东条英机一再表示愿与重庆媾和，对“重庆政权还在做无意义的抗战”表示“遗憾”。为了逼蒋“媾和”，动摇军心，日军对陪都（临时首都）重庆实施长期的战略轰炸，对人口密集地区进行野蛮轰炸，使城区不时的陷入一片火海，遇难同胞的尸体堆积如山。据统计，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在长达5年多的连续轰炸中，日军共出动飞机9513次，投弹21593枚，炸死重庆市民3.6万多，炸毁房屋3万余间。重庆人民饱受了战争的苦难，但毫不屈服。其间，宋氏三姐妹，即宋蔼龄、宋美龄、宋庆龄都在重庆。他们经常结伴外出视，慰问难民，鼓励军民士气。日军在1942年还对国民党战场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日军调集3个师团对长沙发动第三次进攻。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使日军非但未能占领长沙，反倒吃了亏。第三次长沙战役以日军撤退告终。1942年5、6月间，日军为了打通浙赣线，发动了浙赣战役，金华、兰溪、衢州、上饶相继陷落。至7月初，浙赣线被敌人打通了。自此直至1943年止，整个国民党战场都做有作有力的抵抗。

在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和军事威逼之下，大批国民党文武官员打出“曲线救国”的旗号，纷纷投敌，其中国民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有20人，旅以上的高级将领58人，投敌部队达50万之众。这时的蒋介石当然不敢步汪精卫的后尘。同时他也聪明地看到了战争的趋势。因为从双方实力来比较，盟国是必然会取胜的。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急需中国战场来牵制日军以减轻其压力，因此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蒋介石自认为他手中所握的牌对他十分有利，就想为日后独吞抗日胜利果实做些准备，于是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3月，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其实该书是陶希圣代为炮制的。蒋介石在书中声称：“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他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抗日根据地为“新式割据”，扬言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内政”，即消灭共产党，取消根据地，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中国之命运》一出笼，国民党的舆论就跟着大喊大叫，胡说什么“解散共产党”和“交出边区”等等。蒋介石还指使胡宗南，调集数十万兵力封锁边区，不断挑衅。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沉着地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痛击来犯的国民党军队，同时通电全国，“呼吁团结，反对内战”，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终于迫使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

重庆遇难同胞的尸体堆积如山。

1941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在日军大规模“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下，财政经济上发生了极大的困难。粮食、布匹、日用品和军用品普遍匮乏。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边区军民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提出“生产自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使解放区军民顺利地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与此同时，1942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又掀起了一个整风运动。由于种种原因，党内存在着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当时突出的表现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不良倾向。延安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在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对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次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使全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统一，大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从而使党能更好地领导人民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

宋氏三姐妹察看遭日军轰炸后的废墟。

1943年之后，反法西斯盟军在东西各个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形势急转直下，胜利的曙光显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始局部反攻。在日本必败的形势下，战后的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了。蒋介石坚持“军令政令统一”，“坚持一党专政，坚持独裁统治”。以中共为代表的进步势力，坚持要求把战后的中国推向和平、民主、统一、独立的道路。中共提出，战后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取消一党专制的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美国政府担心，中国内部分裂会削弱抗日实力。他们深知要最终击败日军，特别是打垮日本陆军，势必要依赖中国战场和中国抗战，因为美国和英国不可能调派几百万陆军到远东战场来。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蒋介石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兼美国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和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为代表的一部分军政官员，目睹国民党军政的专制、腐败、无能，切身感受到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是一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他们对蒋介石的反共行为采取过一些抑制的态度。1944年7月，美国派鲍瑞德上校为首的一个美国军观察小组到延安访问，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但不久，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改变了航向，转向逐渐支持蒋介石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