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洲殖民地的冲突

乔治三世继位为英国政治生活带来了重大变革。从理论和法律上来说，君主在制定国策、任免大臣和官员、国家开支等方面仍掌握着决定权。几百年来，国王在上述大事等方面的许多决策始终影响深远，得到臣民的普遍认同，但自从汉诺威王朝以来，代为行使王权的却是议会中的辉格党人。沃波尔和纽卡斯尔是大臣，更是摄政王。他们与支持者夺得和执掌大权达五十年之久，这有着诸多方面原因。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不懂英语，在观点、秉性、意见等方面都与英国人格格不入，他们任用的朝臣也多半是日耳曼人，其关注点只在汉诺威和欧洲大陆，另外他们能登上英国王位，也离不开辉格党人的支持。如今时过境迁，乔治三世至少自认为是一位地道的英国人，也努力做一名英国人。他在英国受到母亲和比特公爵的悉心教育，比特公爵是苏格兰人，在对手的眼中，他也是一个托利党。乔治三世有据可考的最早作品，是少年时期写作的一篇关于阿尔弗烈德大王^[1]的文章。据说，他的母亲对他说过，“乔治，你要做一位国王”。乔治听从了母亲的教诲。在位期间，他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连连失策，但从长远来看，却让英国臣民有幸得到彻底的自由。在随后发生的灾难中诞生了如今的议会制，但这场灾难却令人生畏、撼天动地。乔治三世驾崩前，美洲殖民地已脱离了英国获得独立，当初的大英帝国解体，国王气得大发雷霆。

乔治登基之初，前途似乎一片光明，当时是收回皇权的一大契机。只要有人反对汉诺威王室继承王位，辉格党人就会给托利党人扣上一顶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帽子，将他们赶下台，不过，到了1760年，斯图亚特王朝僭君彻底死了心，继承权已无可非议，乔治三世在反对辉格党独揽大权的保皇和爱国主义高潮中登基为王。一大批支持托利党的“乡村党”终于归顺了君主，将国内痛恨辉格党贵族独揽大权的臣民团结在国王和他们周围。乔治三世从而得到了许多“国王自己人”的支持，他们忠心耿耿、贪图权力，一心要帮他“赶走老帮派”。他和比特着手安排此事。1761年，英国举行全国大选，纽卡斯尔再无权分封官爵，新国王将许多官职赏赐了拥护自己的亲信。同年3月份，比特奉命出任国务大臣，翌年春天，怨气冲天的纽卡斯尔被罢了官。继位不到两年，“国王自己人”就主宰了下议院。他们虽算不得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但只要是国王委任的政府，他们一概拥护。国王再一次主政，年少气盛的他让辉格党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过，直到1770年，他才牢牢地掌握政治机器，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苦苦物色可靠的大臣。

他在位的头十年，议会中的各个帮派钩心斗角，形同一团乱麻，有人顺应新形势，有人却消极抵制国王的新政。各个派系的领袖们争执不休，让乔治又气又恼，伤透了脑筋。皮特当时仍担任议会议员，“他既无朋友，也无人搭理”，心情低落。许多人赞成约翰逊博士对这个苏格兰人的评价，积怨甚多的比特于1963年初下台。继任的乔治·格伦维尔是一位执拗的律师，依仗的是贝德福德这座大靠山，一个化名“朱尼厄斯”的人在匿名信中写到，“他怕是收买和出卖了英国一半以上代表的正直。” 格伦维尔虽不甘心充当“幕后大臣”，但却恋栈了两年，美洲殖民地独立，他想必逃脱不了责任。

其他纷争也接连不断。1763年4月23日，一份叫《北布立吞人》的报纸抨击大臣们是“专治和腐败的走狗和工具……他们将互相倾轧的风气传遍了全国，我敢说，他们一日不下台，这种风气一日不会根绝。” 格伦维尔的内阁被斥为与不得人心的比特勋爵是一路货色。作者含沙射影地说，与法国的和谈不仅无耻而且下作，连国王也难辞其咎。乔治三世勃然大怒。一个星期后，国务大臣签发了一纸逮捕令，下令查出和逮捕《北布立吞人》第45期（均未署名）的作者、印刷者和出版人。当局大肆搜查，查封了报纸，近五十名嫌犯被抓获归案。议会议员约翰·威尔克斯一贯放浪形骸，他也是嫌犯之一。他被关进了伦敦塔，但却拒绝回答一切问题，并且提出抗辩，称逮捕令不合法，议会议员享有豁免权。国内一片哗然，纷纷质疑没有列明嫌犯名字的“空白”逮捕令是否违规，一时间成了涉及宪法的一个重要问题。威尔克斯的罪名是煽动性诽谤。再度竞选议员的时候，他的问题成了全国性的大事。思想激进的伦敦人难得见有人不买内阁的账，1768年3月，他当选米德尔塞克斯郡^[2]议员。翌年2月，下议院取消了他的资格，进行补选。威尔克斯再度胜出，获得了一千一百四十三票，而内阁的对手仅得了二百九十六票。伦敦人点起篝火以示庆祝。议会宣布此次补选无效，威尔克斯再度被捕入狱，罪名是模仿教皇的“论男人”，出版了一本诲淫诲盗的“论女人”，这反而让他成了伦敦人的偶像。内阁最终宣布他的对手合法当选米德尔塞克斯郡议员。威尔克斯1770年4月获释那天，伦敦张灯结彩，夹道欢迎。经过漫长的斗争，他终于当选伦敦市长，继而又当选议会议员。

十八世纪国家机器的腐败暴露无遗。内阁不承认威尔克斯议员资格，等于否认选民选举代表自己的议员，明摆着议会是一个水泼不进的特权机构。这时候，威尔克斯的事业得到了一位英国人的强力支持。如今已是查塔姆勋爵的皮特激烈抨击空白逮捕令的合法性以及政治腐败，他认为增加各郡的议席将增加选区，减少小城镇更容易滋生的腐败。他的演说是十八世纪最早的议会改革诉求。不过，要在这方面取得进展，还有待时日。

不过，抗议空白逮捕令的呼声迫使法官们就人身自由、内阁权限与言论自由表明了态度。威尔克斯等受害人一纸诉状将执行逮捕令的官员告上了法庭。法官们判定逮捕令非法。官员们认为自己实属冤枉，因为他们不过是奉内阁的命令行事。首席法官卡姆登撰文驳斥了这一冠冕堂皇而又荒谬绝伦的借口，这段文字至今仍是有关法治的经典名言，“说到谈论国是，”卡姆登勋爵说，“与危害国家及其他罪行的区别，习惯法没有此依据，法典中也不曾提及。”如果一位大臣下达一条非法的命令，那么，他和执行的官吏都要担负与普通人一样的责任。闯入威尔克斯家、抢走文件的副国务大臣、与逮捕印刷商的钦差大臣是擅闯民宅，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陪审团判定他们非法拘禁，要支付巨额赔偿的时候，法官们都未予干涉。国务大臣自掏腰包，赔偿了威尔克斯四千英镑的损失。另一位原告仅仅被拘留了几个小时，而且有牛排吃，有酒喝，也拿得了三百英镑的赔偿。首席法官说，“陪审团认为，在法庭上，原告受到轻微伤害或他们卑微的地位，无关于自由受到侵害的重大法律问题。”

这的确是针对独断专行的大臣和唯唯诺诺的官吏的有力手段。人身保护令兴许也保护了臣民免遭非法拘禁之忧，至少保证了他们尽快获释出狱，不过，对非法拘禁提起民事诉讼却击中了当局的要害，陪审团自由裁量自认为合适的金额，震慑了企图打着“国策”的幌子强奸民意的家伙。这个惩戒影响深远。连后来的黑暗时代，英国与拿破仑连年交手，内阁不得不采取种种手段镇压真假卖国贼的日子，议会仍严控和监督侵犯臣民自由的执政权。直到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能凭大臣一句话，合法拘禁一名英国人。

出版和言论自由同样不为人关注，却又在稳步地发展。早在乔治一世登基前，议会就否决了修改《许可证法》。一度由星室法院^[3]行使的出版审查制度从此不复存在，从此以后，英国人不必事先得到内阁或别人的许可，便可以享有以文字发表意见的普遍自由。议会做出这一决定，并非出于什么大原则，而在于无孔不入的许可证法招致了社会的不满。英国并不是有心确立出版自由。赋予出版自由出于许多无足轻重的缘故。不论怎么说，不必事先批准发表言论并不等于可以口无遮拦，如果一个人发表诽谤、煽动、亵渎、淫秽言论，或者侵犯他人的权利，事后都要为此负责，这就是延续至今的言论自由的限度。言论自由的限度是由众多刑罚和民法条款的定义确定的；这些定义经过不断扩充，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扩充后的定义又根据以前的原则加以甄别，以此严格限制言论自由。要纠正这种严格的法律，一般做法是靠法官灵活把握，不能死抠字眼。不过，如果遇到民愤，仅凭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比如十八世纪，批评内阁的人往往以煽动罪论处，后来陪审团的权力扩大，言论自由才有了保障。多年来，民众在众多审判中坚决主张，陪审团不仅应裁量被告是否发表了指控中提到的言论，而且应裁决该言论是否涉嫌诽谤，福克斯最终将这一民意写入了《诽谤法》（Libel Act）。从此，审理每一起案件，法律的含义由陪审团自行裁量，因此到了十八世纪末，“只要十二名乡亲认为一个人的话无可指责，他可以畅所欲言。”历史不会否认，这里面也有约翰·威尔克斯副市长一份功劳。

在此期间，与美洲的冲突也占据了英国的政治舞台。七年战争后，大片的领地沦为了王土。从加拿大边界到墨西哥湾，美洲殖民地整个腹地都纳入了英国的版图，这些新土地的分配加剧了英国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乔治·华盛顿等一大批人成立了公司，准备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边疆地区，但王室却一纸公告，禁止他们买卖和定居。华盛顿等人不理睬这道禁令，他致信地产经纪人，要他“买下（俄亥俄河畔）国王辖区内最肥沃的土地，”华盛顿说，“尽管眼下禁止买卖土地和殖民，但过了这阵风后，也许会予以承认；依我看，这纸公告不过是安抚印第安人的权宜之计（我们不过私下说说而已）”。英国内阁整顿殖民地的尝试引起了殖民者的不满，尤其是在中南部殖民地。

乔治三世也认为殖民地应负担大英帝国和新世界驻军的一部分开支。对此，他有充分的理由。在与法国人的战争中，英国出兵出钱，才保护了他们，或者说他们的生存之地；只可惜英国内阁采取的措施效率低下、轻率。英国决定对殖民地进口的货物征税，1764年，议会对《糖浆法案》进行了补充。这项法案于1733年出台，目的是保护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者。该法确立了西印度群岛垄断大英帝国的食糖贸易的地位，同时对殖民地的进口货物课以重税。殖民者规避这项法案由来已久，他们只能与法属和西属西印度群岛以货换取糖浆，才能赚到偿还英国债权人的硬通货。新规对他们是个沉重的打击。用一位商人的话说，“议会对我们加以的限制让我们只好利用船舶打主意，再说我们在本岛没有市场，在别处也换不来货物。”

大西洋两岸对这一结果都有怨言。英国内阁发现征收进口税收效甚微，早就关注美洲债务人窘境的英国商人也不愿殖民地的金融出现波动。鉴于间接征税收效甚微，格伦维尔和副手查尔斯·汤曾德征询司法官们的意见，准备对殖民地直接征税。司法官们表示赞成，格伦维尔于是提议殖民地的法律文件一概要贴花纳税。殖民地驻伦敦代表得知这一消息后，致信美洲殖民地议会商讨对策。虽说殖民者一向反对直接征税，但这一次，反对的人却寥寥无几，1765年，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

除了上述两点，印花税并没有增加过重的负担。法律文件贴花无论如何都带不来大的进项。印花税一年给英国带来三十万英镑的收入。在美洲执行印花税有望再增加五万英镑。但印花税也涵盖了报纸，许多报社记者是美洲极端党派中的极端分子。殖民地商人一筹莫展，因为印花税必须以黄金缴纳，而他们本来要用黄金弥补对英贸易逆差。这一争议激化了矛盾，更多的暴乱分子开始崭露头角，并借机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弗吉尼亚的亨利·帕特里克、马萨诸塞的塞缪尔·亚当斯、南卡罗来纳的克里斯多夫·加兹登等未来的革命领导人出面抨击内阁政策的合法性，同时指责大多数殖民地商人一贯逆来顺受。一小股井然有序的激进势力脱颖而出。尽管殖民地一片哗然，并且派代表召开了一场印花税法大会，可惜美洲殖民地内部却意见不一。发放印花的人被打，住宅和办公室遭到抢劫，但这不过是少数商人和青年律师所为，为的是挑起权利遭到侵犯的民众情绪。英国商人是最得力的反对势力，他们意识到印花税法影响他们收回商业贷款，斥责该法有违大英帝国的商业利益，危及殖民地的财力。

乔治三世的个性决定了事态的发展。他堪称英国史上最正直的一位君王。他嗜好不多，态度谦和，乍一看，仿佛一名典型的小地主。不过，他具有汉诺威王室的头脑，擅于处理琐碎的小事，然而却驾驭不了大事和原则性的问题。他坚持正义，又固执己见，他的固执又让内阁的态度更加强硬。美洲殖民地最终脱离英国，他要负主要责任。他理解不了大臣们居然担心高压政策的后果。以下是他说的一句直率言语，“我的臣民居然助长了美洲某些殖民地不幸存在的犯上倾向，着实令人震惊。我相信议会，或者说王政厅的才智，我将坚定不移地落实他们为维护大不列颠的立法权和王国商业利益提出的措施。”

格伦维尔及其党羽独揽大权，他早就心有嫌隙，但又担心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和乱象。到了这个时候，他终于认识到不该排斥辉格党阁员，于是他寻求和解。1765年7月，罗金厄姆侯爵这位腼腆、善良的辉格党人为乔治的诚意打动，奉命组建内阁，侯爵还带来了自己的私人秘书，埃德蒙·伯克。这位年轻的爱尔兰人在文学圈子早已小有名气，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和演说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作为一名外族人，他不偏不倚地旁观英国的政治斗争和英格兰人的性格，并对当时局势做出深刻分析，这令那些深陷其中且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人们望尘莫及。

1714年后，党派逐渐衰落瓦解。1760年以后，国王亲自主政，再加上相继出现了几个原则性的大问题，辉格党失去了靠山，分裂成几个互相倾轧的派系。国王略施小计，打垮了他们。罗金厄姆的追随者多半为人正派，只可惜人少势微，又缺乏主见。伯克想笼络他们，组建一个高效的政党。他可以为该党出谋划策，但他首先要让辉格党人相信，一个共同的原则可以组建和凝聚一个政党。此外，他还要消除一个普遍的偏见，那就是将政党本身视为一个声名狼藉的组织，这种偏见又因为皮特瞧不起党派和党派斗争愈发根深蒂固。下野的政客不必出席议会，而是退隐归乡，等待有朝一日再得到国王的恩宠，赏一个肥缺，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传统。谢尔本与亨利·福克斯等各个派系向来我行我素，坚决反对伯克将他们组成一个党。亨利·福克斯曾致信罗金厄姆，“你以为继续做个一事无成的反对派，也能为国效力。我却认为除了执政，其他道路都行不通。”

伯克认为，党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党纲，在野期间宣传，执政期间实施，目前的新形势显然需要一个这样的党纲。伯克在爱尔兰、美洲和印度等问题上态度明确。他和他的党主张同殖民地和解，放宽对爱尔兰贸易的管制，以治理英国的道德基础治理印度。至于内政，他建议议会摆脱国王的从属地位，废除众多的闲职，遏制腐败。用他自己的话说，可惜没有一个强大、组织严密的党为他提供“权力和门路”。多年来，伯克仿佛一个在旷野中呐喊的声音，频频发出愤怒的狂叫。他是一位堪比古人的雄辩家，一位杰出的政治理论家，只可惜他缺乏判断力，自制力差。他或许是爱尔兰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凭他的才能，再加上稍许英格兰人的懒散和尖刻，亨利·福克斯大名鼎鼎的儿子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正是深谙此道，伯克若能向他借鉴一二，兴许能成为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

罗金厄姆的内阁维持了十三个月，此间通过了三个法案，一举平息了格伦维尔挑起的大西洋两岸的仇恨。他们废止了印花税法，敦促下议院宣布空白逮捕令和查封私人信件属非法行为。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所谓的《公告法》，重申了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力。不过，乔治三世决意要废除这几个法案，病糊涂了的皮特经不住国王的好言相劝，再加上他对政党一向没有好感，居然答应挂名那个无政治原则的新内阁。他傲慢如故，但权力却非同往昔；“伟大的议员”这一名望也因为他突然受封查塔姆伯爵而黯然失色。实权悄然落入了查尔斯·汤曾德、克拉夫顿公爵（Grafton）和谢尔本勋爵的手中。1767年，汤曾德不顾谢尔本的反对，提出对美洲进口的纸张、玻璃、铅和茶叶征收进口税的提案，在美洲引起轩然大波。殖民地的货币储备日渐耗尽，新岁入即使有盈余，也不会如原来说的那样，用于维护英国驻军，而是给殖民地的英国官员发薪水。这样一来，官员们将不再依附殖民地议会，因为议会对付强硬的总督的一个撒手锏是停发他们的薪水。即便如此，各地仍没有起义的想法。

马萨诸塞总督哈钦森等有识之士认为，如果征税行不通，还不如不强征，他们说，事后再收回成命只会“助长企图独立的人的野心”。宾夕法尼亚总督约翰·迪金森在《农民来信》这本当时广为传颂的小册子上公开提出了异议。信中措辞谨慎，在这个阶段，希望脱离联邦的人的确寥寥无几。他们嘴上说不承认议会对殖民地的权力，但对国王和大英帝国忠心耿耿的却大有人在，反对者多半是有身份的商人，他们认为在商业层面有组织又有节制的抵制才能让英国内阁明白道理。

马萨诸塞议会会同其他殖民地机关提议联合请愿，抵制新税。殖民地有组织的抵制如今遍及北美大陆，各自逐渐放下了地方主义和互相妒忌这两道藩篱。各殖民地达成了不进口协议，有组织并且成功地抵制了英国货物。殖民地群情开始高涨。1678年5月，皇家海关官员在沿海拦截并搜查了波士顿头号富商约翰·汉考克的一艘小帆船“自由号”。殖民者强行将船救走。截至1769年，英国对美洲出口下降了一半。内阁虽不十分担心，但却也不能不以为意。英国答应降低关税，但茶叶例外。这项提案以一票反对获得多数通过。议会保留一磅茶叶征收三便士税的法案，以此宣示对殖民地的宗主权。

仿佛神来之手，萦绕查塔姆脑际的迷雾突然间烟消云散。1768年，他因身体欠佳辞职，克拉夫顿接了他的班。他清醒过来后看到的局势足以让人退避三舍。我们都知道，国王及其议会中的亲信鬼迷心窍，一心想把约翰·威尔克斯赶出下议院，此举实际是侵犯了全国选民的权利。不知是何人的“朱尼厄斯”不放过一个惹恼了他的大臣。美洲虽未发生流血冲突，但帝国瓦解的种种迹象却摆在了明眼人的眼前。经历了十二年的钩心斗角，乔治三世终于找到了一位言听计从的首相。1770年，诺斯勋爵出任第一财政大臣。诺斯仪表堂堂、能力出众、性情随和，但英国丧失美洲殖民地，恰恰是他在任期间。

起初看似风平浪静。美洲商人们见废除进口税，欣喜万分，截至1770年年中，除了波士顿，各地看似实现了全面和解。塞缪尔·亚当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抵抗组织者以及脱离英国的煽动者，他看出斗争到了关键阶段。迄今为止，这场纷争说到底是一场贸易纠纷，美洲商人也好，英国的大臣们也好，谁都不赞成他的观点。亚当斯担心，要是不激起更多的矛盾，殖民地的抵抗运动恐怕就此土崩瓦解，英国人将重新确立他们的权威，于是他和其他激进领袖开始着手制造事端。

取消进口税的消息刚刚传到美洲，就发生了第一起流血冲突。英国驻军多半在波士顿。颇不得当地民心，再加上亚当斯到处散布谣言，对他们恶意中伤，于是，一身大红军装的“龙虾”^[4]所到之处，都会遭到民众的侮辱和奚落。1770年3月，波士顿几名顽童一再用雪球砸向海关门口的一名哨兵，从而引发了一场暴乱。几名士兵在混乱和喧嚣声中开了枪，造成了伤亡。“惨案”这种事正中亚当斯的下怀。但有产阶级中的温和派却惶惶不安，殖民地内部也意见不一。激进派怎肯善罢甘休。1772年6月，暴徒纵火焚烧了停泊在罗德岛对面的英国缉私船皇家海军“加斯比”号。

马萨诸塞各地成立了“联络委员会”，到该年年底，“联络委员会”遍及二十五个城镇。以年轻的帕特里克·亨利为首的弗吉尼亚煽动分子在议会设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负责联络其他殖民地，许多类似的机构很快应运而生。他们悄然且迅速地成立了起义组织。

不过，激进派仍属少数，反对草率与英国决裂的却大有人在。殖民地驻伦敦首席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晚在1773年还写道，“……我们当中一些极端人士似乎赞成立刻决裂；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谨慎从事，我们的力量将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诉求必将得到满足，如果仓促上阵，也许会被打垮，不得翻身……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政府的每一个错误，每一次侵权都不值得起义，……加之这是一个信仰新教的国家（尽管它冷酷无情，但毕竟是我们的母国）是值得维护的，它在欧洲的分量和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与她的统一。”尽管发生了波士顿“惨案”、公海暴力、贸易纷争、再加上亚当斯等人的煽风点火，但骚乱却逐渐平息，恰恰在这个时候，诺斯勋爵铸成了一个大错。

东印度公司濒临倒闭，无奈之下，内阁只得出手相救。内阁通过了一项没有引起议员注意的法案，授权该公司将大批积压的茶叶直接运往殖民地，无须缴纳进口税，通过其在美洲的代理商经销。该法案实际是授予了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大西洋彼岸顿时一片哗然。激进人士谴责此举侵犯了他们的自由，茶商们面临破产之忧。从英国海关进口茶叶的货主及其销售茶叶的中间商都要关门大吉。该法实现了亚当斯没有办到的事，统一了殖民地反对英国的声浪。

自称“爱国者”的激进派趁机制造事端。1773年12月，第一批货物抵达波士顿。激进分子化妆成印第安人，登船捣毁了茶箱。“昨晚，”塞缪尔的表兄，未来的第二任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写道，“有三船武夷山茶被倒入大海……这是独一无二的壮举。对爱国人士最后一搏的威严和崇高，我深表钦佩……销毁茶叶这一壮举大胆、果敢、坚决、无畏，必将影响深远，我不禁认为这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此次行动只是摧毁了物资，下次类似的民运兴许要牺牲人命。许多人希望漂浮在港内的不是茶箱，而是密密麻麻的尸体。其实，用不着牺牲那么多生命，就能消除我们一切困苦和不幸的根源。”

消息传到伦敦，内阁主张采取高压手段的强硬派占了大多数。伯克与查塔姆主张和解，但无人理睬。议会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条例”，勒令马萨诸塞解散议会，宣布这块殖民地收归国王直接管理，关闭波士顿港，规定这里的法官一概由国王任免。这些法案仅限于马萨诸塞；只有“驻军法案”适用于其他各殖民地，法案宣布，为维护秩序，各殖民地都要派遣驻军。英国指望靠这一手孤立抵抗势力，结果适得其反。

1774年9月，各殖民地在费城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激进派暂且不能放手行动，代表们讨论的还是贸易抵制。此次会议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决意断绝与英国的一切贸易往来，除非他们废除强制法案，各地的联络委员会负责执行这一方案。大会还宣读了《权利宣言》，要求废除英国议会自1773年以来颁布的十三个贸易法案。发往伦敦的这份文件措辞恭敬、委婉，但伦敦却顾不得谦谦风度，下议院中对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岛的竞争耿耿于怀的“食糖利益集团”；瞧不起殖民地军队的英国军官；财政吃紧、一味坚持殖民地存在是为了母国利益的内阁三者联合起来，打破了最后一线和平的希望。议会不屑地驳回了诉状。

情况这时候急转直下。马萨诸塞军政总督托马斯·盖奇将军打算实施戒严令，可惜力不从心。盖奇是一位出色的军人，无奈他手下只有四千人马，出了波士顿就没了立锥之地。爱国者的殖民地民兵却有近一万人。同年10月份，他们成立了“安全委员会”，多数殖民地都在加紧训练和武装，采购武器装备和弹药。他们从英国驻军那里夺来了大炮，又派人出国采购武器。法国和西班牙一口回绝了英国内阁禁止向美洲出售火药的要求，荷兰商人将火药装进贴着“白酒”的大玻璃瓶，运往美洲。

爱国者们在距离波士顿二十英里的康科德囤积战争物资。被英国议会宣布非法的马萨诸塞议会也在这里召开了会议。盖奇决定查封他们的军火，逮捕亚当斯及其同谋约翰·汉考克。不过，殖民者早有防备。他们每晚派人沿波士顿的大街小巷巡逻，监视英国军队的一举一动。盖奇召集人马的时候，康科德的议会就接到了消息。他们将军火分散转移到康科德以北各个偏僻的小镇，亚当斯与汉考克则转移到了列克星敦。^[5]1775年4月18日，八百名英军出发，摸黑赶往康科德。不过，秘密很快传了开去。有人从诺斯教堂的尖塔用提灯通风报信。巡逻人员保罗·里维尔快马加鞭地赶往列克星敦，从床上喊起亚当斯与汉考克，催他们快跑。

上午五点，列克星敦七十余名民兵在村前的草坪集结。太阳冉冉升起，三名军官骑马率领的英军先头部队映入了眼帘。为首的军官挥着手中的军刀吼道，“闪开，你们这帮叛贼，快闪开！”民兵队长命令手下解散。殖民地委员会非常担心，生怕他们开第一枪，严令不得与英国正规军发生正面冲突。但混乱中不知谁开了火。英军还以一阵排枪。民兵官兵有死有伤，现场一片混乱。英军纵队撇下残存的民兵，开赴康科德。但乡村这时候已经武装起来，将大批的军火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英军好不容易才仓皇撤回波士顿，后面还有敌人穷追不舍。波士顿成了一座孤岛。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消息传遍了其他殖民地，各地的总督和英国官员相继遭到了驱逐。爱国军在 “青山仔”队伍领袖，佛蒙特人伊顿·阿伦与康涅狄格商人贝内迪克特·阿诺德的率领下，占领了哈德逊河谷入口处的几个战略要地。加拿大不肯施援手，美洲从此打响了独立战争。

【注释】

[1]849—899年，英格兰韦塞克斯王国国王，在位时间为871—899年。

[2]英国英格兰东南部旧郡。

[3]以滥刑专断闻名于世，1614年被废除。

[4]对英国兵的蔑称。

[5]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城镇，1775年4月19日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次战役在此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