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为什么会反对美洲独立？

  罗金厄姆侯爵一直等待着组建政府的时机，直到1782年3月，当机会终于来临时，他却只剩下四个月的寿命了。康沃利斯在弗吉尼亚州的约克镇宣告投降，此事对英国民众的舆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黑暗渐渐笼罩了这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及其固执的国王。英国一个盟友都没有，孤立无援地置身于一场世界战争之中，并且不占有任何优势。一支法国舰队威胁着英国在印度洋的交通线；法国货币在印度次大陆上为马拉塔人的活动提供便利；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活动频繁，并且封锁了直布罗陀；米诺卡岛已经沦陷；华盛顿的军队在纽约城外蓄势待发，美国国会也已明确表示绝不会单独媾和。海军上将罗德尼在圣特斯大获全胜，夺回了西印度群岛海域的控制权，豪将军在九月份使被困三年之久的直布罗陀得以解围。然而，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势力和威望都十分薄弱。正是乔治三世的固执己见使得大英帝国落得如此下场。

罗金厄姆于七月与世长辞，谢尔本勋爵接手组建新政府。他根本无意遵循罗金厄姆和伯克构建已久的蓝图，即组建一个在当前的重大问题上团结一致，并能根据集体意见为国王制定政策的内阁。谢尔本将这个计划搁置一旁，致力于招募一些政见不一、派别不同的政治家组成政府。然而，由于乔治三世导致的接连失败，英国整个政治结构中的个人崇拜主义已然崩塌。如今，新首相招贤纳士的做法遭到所有人的质疑。虽然他能力超群、能言善辩且思想开明，但却像之前的卡特里特一样，受到各方的怀疑。国王发现他为人亲和，予以全力支持。三个主要政党之间彼此水火不容，任何一方都不足以单独维持一个政府。谢尔本得到了查塔姆手下们的支持，其中包括查塔姆的儿子——财政大臣小威廉皮特。然而诺斯仍然控制着一股重要的势力，他十二年来对君主忠心耿耿，换来的却是冷眼相待，这深深地刺痛了诺斯的心，于是他渴望重新上台。第三股势力的领导人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曾经猛烈抨击过诺斯政府，此人才华横溢、慷慨善良，只是有点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透。至于伯克，由于缺乏家族势力，又没有能力提出切实可行的政治主张，失去罗金厄姆这个靠山以后，他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

反对谢尔本的情绪不断增强并蔓延开来。然而，这位首相在谈判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最终以承认美洲独立为条件，结束了这场世界战争。当时法国政府已濒临垮台，他们唯有支持美洲殖民地的爱国者，希望能瓦解大英帝国。但除了极少数像拉斐特那样的理想主义者外，没有人希望在美洲协助建立一个共和国。法国的幕僚们早就警告过路易十六，说这种做法可能会动摇他的君主专制政体。西班牙明确反对美洲独立，它加入这场战争主要是因为法国答应帮助它夺回直布罗陀，条件是借用它的舰队来对抗英国。但是十三个殖民地的叛乱不断侵扰着西班牙的海外属地，且直布罗陀还未收复，因此西班牙要求在北美获得巨大补偿。虽然大陆会议已经答应以法国为主进行和平谈判，但美国驻欧委员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危险，于是在法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公然违背大陆会议的诺言，与英国秘密签署了和平初约。谢尔本和查塔姆一样，希望通过做出巨大让步，以保全大英帝国，可他又意识到承认美洲殖民地的自主权才是唯一可行的政策。不管怎样，福克斯早已在下议院发表公开声明，促使英国采取了这一做法。

位于阿勒格尼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西部地区将来会面临何种命运是最重要的问题。来自弗吉尼亚州和中部殖民地的投机者长期活跃于这些地区，他们在大陆会议上颇具影响力，得到了诸如富兰克林、帕特里克·亨利、李家族以及华盛顿本人这些大人物的支持。由塞缪尔和约翰·亚当斯领导的激进的新英格兰人对这些西部领土本身并无兴趣，但他们同意，倘若英国承认北方殖民地在纽芬兰的捕鱼权，他们就要求将这些地区全数割让。

关于美洲对西部地区的渴望，谢尔本绝无半点敌意，比较棘手的是加拿大的边界问题。富兰克林和其他人甚至要求得到加拿大的全部领土，但谢尔本知道，向他们妥协便意味着他的政府将会面临垮台。经过数月的协商，边界终于确定下来，即从缅因州的边界开始，延伸至圣劳伦斯河的上游，穿过五大湖区直到它们的源头。于是这条边界以南，密西西比河以东，佛罗里达州边界以北的地区都被划分为美国的领土，这是协约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谢尔本展示了其杰出的政治才能，英美两国的边界冲突由于他的让步而得以避免（但有一次例外）。唯一的受害者就是加拿大的皮毛公司，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魁北克省扩展到了俄亥俄河流域，但这只是一点微小的损失。承认新英格兰捕鱼权的做法使北部各州都感到心满意足。

英国政府试图解决两种纷争，即美洲商人在战争前拖欠的债务问题和数十万美洲拥护者的安全问题。谢尔本为此殚精竭虑，而美国人却丝毫不肯让步。他们深知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英国政府不敢为了这些小问题而终止谈判。所以条约中仅仅规定：“双方的债权人在收回债款的过程中不受法律的制约”，大陆会议应该“尽力劝告几个州归还美洲拥护者的财产”。只有南卡罗来纳州对拥护者的财产予以理解和承认，而大约四到五万名“联合帝国的拥护者”只能到加拿大重新安家落户。

法国也在尝试与英国建交，两国于1783年1月发表了停战宣言，同年在凡尔赛签署了最终的和约。和约规定，法国人保有其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属地，获得纽芬兰的捕鱼权，并收回了位于非洲海岸的塞内加尔奴隶贸易点。英国还将盛产棉花的多巴哥岛割让给了法国，但除此之外，法国并未获得其他物质利益。不管怎样，他们的主要目标还是达到了。十三个殖民地从联合王国独立出来，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似乎一落千丈。

西班牙被迫接受这个和平方案。它对美洲的野心已经消失殆尽，这次和谈中它唯一的收益就是获得了佛罗里达州东部的两个英国殖民地。但它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放弃主要目标，同意英国继续控制直布罗陀。战争期间，西班牙占领了位于地中海的英国海军基地米诺卡岛，在和谈中它保留了这一岛屿的所有权。荷兰也由于其盟国的背叛而被迫接受了这个和约。

至此，这场当时被许多人称为世界大战的战争告一段落。大西洋彼岸，一个新的国家开始崛起，并成为后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坚力量。第一大英帝国已经灭亡，英国虽然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依然无所畏惧。

英国能从这场危机中生存下来得益于谢尔本的努力。在短短一年之内，他为世界带来了和平，并协商制定了和平条约。但他的功劳并未受到肯定，这是不争的事实。1783年1月，谢尔本在任职八个月后提出辞职。后来他被封为兰斯多恩侯爵，从此，他的后代们沿用了这一封号，在英国政坛发挥着重要作用。谢尔本下台后，取而代之的是诺斯和福克斯刻板的联合政府。据说这个联合政府即使在那个世态炎凉，人心淡薄的时代都让人受不了。福克斯曾因猛烈抨击诺斯政府而为人熟知。仅仅五年之前，他就公开宣称过，与诺斯的任何联合都是十分荒谬的，片刻都不能容忍。然而现在，他们却联合了起来，这让民众大跌眼镜。谢尔本政府之前是依靠使命才得以维持的，福克斯和诺斯的联合政府却完全站不住脚，不到九个月就垮台了。导致这一政府垮台的直接原因是福克斯起草了一项法案，在其中他非常睿智地提出要重组印度政府。他的计划是，让统治着亚洲广阔领土的东印度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伦敦的一个政治委员会。可是他的反对者立刻指出，这样会将巨大的权力转移到政治委员会手中，而且贪污腐败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只有政府的亲密拥护者才有望从这一法案中获得利益。因此，除了福克斯个人的追随者外，所有的党派都反对这一提案。

国王抓住机会摧毁了这个荒谬的政府，重获民心。党派和个人纷争在战争灾害的滋扰下稍有平息。乔治三世意识到，若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那他的机会就来了。下议院中只有一个人没有参与过之前的纷争，即使他缺乏过去议会势力所依靠的传统要素，但至少与那些不受信任的活动毫无瓜葛。这个被国王选中的人便是查塔姆的儿子威廉·皮特。谢尔本执政期间，他担任过财政大臣一职，作风清廉，备受尊重。1783年12月，国王任命皮特组建政府，这无疑是他执政多年来所做的最出色的举措了。旧的议会机器被粉碎，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取而代之。这个新政府功勋卓著，未来二十年发生的种种事情就是最好的证明。

美洲殖民地的反抗活动打击了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自满情绪。人们开始研究导致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改革”一词也逐渐流传开来。英国政治体系存在的缺陷显然是造成美洲殖民地要求独立的重要根源，那些质疑宪法的英国人暗自思忖着美洲殖民者反抗英国的原因。有些人开始要求对议会代表作出调整，但这种要求还不算十分强烈，值得考虑。改革者们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拥有议员选举权的自治市的数量，从而减少政府贪污腐败的可能性。甚至还有人提到了普选权和其他新的民主选举原则。但改革的提倡者主要是像来自约克郡的克里斯多夫·瓦维尔那样的大地主或乡村牧师，或者是像埃德蒙·伯克那样的地位稳固、经验丰富的政客。他们一致赞同议会没有，也没必要代表每一位英国人。在他们看来，议会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利益”——地产利益，商业利益，甚至是劳工的利益。但其代表的利益还是偏重于土地，因为土地是国民生计赖以生存的坚实基础。政治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这些富裕的理论家开始紧张起来。这种腐败现象一部分由得到国王庇护的辉格党对政府加以操控造成，一部分由新兴的商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收买议席造成。正如我们所见，东印度公司的大富豪出现在了威斯敏斯特，政治中出现的金钱交易不仅扩大了腐败范围，而且还威胁到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垄断地位。因此，统治阶级的改革行动既不激进，涉及的范围又不广泛。对此，伯克在1782年发表的《经济改革法》中提出，凡是操纵过选举活动的政府官员，一律剥夺其推举权。这是一种比伯克原本想要采用的方案更温和的方式。公民权总体上并未进行改革，而且当人们谈及英国人的权利时，他们实际上指的是被吹嘘为国家中坚力量的广大自耕农阶级，希望增强他们在各郡的影响力。早期的改革方案中有许多都是建立在理论上的，旨在维持政治势力和协调乡村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十八世纪盛行于英国的个人主义并未呈现出教条主义的形式。强调基本原则在英国人的心目中一直都是可憎的。约翰·威尔克斯在法律权威面前，大胆且成功地维护了国民权利，但是争论的焦点转移到了一个狭隘而又实际的问题上，即逮捕令的合法性问题。托马斯·潘恩那具有煽动性的小册子在某些阶层中流传甚广，但在议会中却鲜少有人谈论人权问题。在英国，革命的潮流冲往地下，卷进了地方偏见的漩涡。

然而，在地主阶层建立一个协调稳定的政治体系的梦想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十八世纪的最后四十年中，英国的进出口总额翻了一番，人口总数增加了两百多万。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也在英国悄然进行，产生了比当时的政治动荡更为深远的影响。蒸汽机的改良为工厂和铸造厂的生产提供了新的动力资源，各类工厂如雨后春笋，迅速拔地而起。开凿的河道运输网络大大降低了煤炭运往新兴工业中心的成本。研发的新冶炼技术使铁的产量增加了十倍。路面坚硬、经久耐用的道路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使全国各地联结得更加紧密。一个日益扩大且信心十足的工业社会正在形成。城市工人阶级迅速壮大，小地主由于圈地运动和不断改进的耕作方式而逐渐消失，富足的中产阶级亟须在政治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切使改革者的要求看起来不够有力。英国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地主阶级在1688年获得的垄断地位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人们的情感和文化生活也经历了重大变革。美国独立战争迫使英国人自力更生，民众开始自我反省，发现了自身精神中暴露出的自满情绪和异常心理。约翰·韦斯利领导的宗教复兴运动打破了理性时代坚硬的外壳。卫理公会教派掀起的热潮，及其肩负的为下层贫苦大众抗争的使命，加速了十八世纪的社会变革。长期支持辉格党的不奉国教者增加了财富，扩大了影响力，再次向英国国教的宗教垄断地位发动攻击。虽然他们被议会拒之门外，也没有选举权，但他们拥有睿智敏捷的头脑，形成了一支聪慧无比、广受信任并心存不满的队伍。总之，以上就是威廉·皮特在二十四岁担任英国首相时所面临的动荡局势和棘手难题。

将皮特送上权力宝座的那场选举算得上是十八世纪里计划得最周密的一次。有人认为，是群众反对乔治三世个人政府的巨大浪潮把皮特推上了台。事实上，是乔治本人求助于皮特，整个选举机制也是由以财政部长、幕后人物约翰·罗宾逊为首的国王代理人制定，并交给这位年轻的政客支配。1783年12月，罗宾逊和皮特在一所位于莱斯特广场的房子里见面并商讨他们的计划，这所房子属于皮特的一个挚友亨利·邓达斯。罗宾逊针对选区的情况作了一个详尽的报告，并向皮特保证，他们一定能争取到下议院的多数席位。三天后，福克斯和诺斯被国王罢免，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威廉·皮特获得了多数席位，他将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下个世纪。事实证明，他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全国人民都接受了这个结果，认为这是国家得到的真正裁决。

皮特能获得多数席位有赖于几个因素——他个人的追随者；乔治三世交由他支配的“王室势力”；独立的乡绅组织；因福克斯企图控制政治势力而与之疏远的东印度公司利益集团；以及由邓达斯率领的苏格兰议员。这是一支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队伍，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普遍意愿。皮特不想成为第二个诺斯勋爵，托利党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他似乎在将国王从一个寡廉鲜耻的政府中解救出来。而辉格党人还在因为他拒绝进入诺斯政府，并且提倡改革议会制度而耿耿于怀。与他毫无关联的“老帮派”失败了，给国家抹了黑，财政也出现了危机。在他父亲名望光环的笼罩下，这个严肃老成、能言善辩、作风清廉、兢兢业业的年轻人，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即使皮特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却没有什么知心朋友。不过有两个人将在他的一生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亨利·邓达斯和威廉·威尔伯福斯。邓达斯是一位脾气温和、平易近人的实利主义者，在他身上体现着十八世纪政界的风气。当时盛行收买官员、谋权夺利、暗箱操作和怀疑一切。邓达斯是个不可或缺的盟友，因为他不仅操控着苏格兰的选举活动，还拥有东印度公司的政治支持，而且，是他将议会的多数派团结在一起。至于皮特，虽然他自身作风清廉，但还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十八世纪的政府机器以寻求支持。

威廉·威尔伯福斯是皮特在剑桥时结交的朋友，也是得到他完全信赖的唯一一人。威尔伯福斯笃信宗教，怀有崇高的理想主义，因此成为了年轻首相良知的守护者。他属于质疑十八世纪自满心理的新一代。聚集在他身边的人被称为“圣人”，当然这一称呼并无恶意。他们在下议院中成立了一个结构紧密的团体，其主要的政治意图是废除奴隶贸易。他们利用新福音派教会或“低派教会”运动所激起的宗教热情展开活动。协调这两股对立势力的人就是查塔姆的儿子——威廉·皮特。

当代最杰出的雄辩家福克斯和伯克是皮特的政敌，他们一谈起改革这个宏伟的主题就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然而，皮特在邓达斯的帮助下，默默地、认真地改进了国家切实可行的政策。但他的追随者派系混杂，这限制了他的工作范围。大量的利益集团使他初期的希望破灭了，他没能立法禁止奴隶贸易。威尔伯福斯和他的“圣人们”遭到了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商人的一贯反对。这些商人在政治上都是政府的拥护者，皮特也不愿与他们产生隔阂。皮特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这使得许多人开始质疑他改革的诚意：禁止奴隶贸易的任务只得推迟至福克斯再次上台。威尔伯福斯决不允许任何人质疑他的朋友，并始终相信皮特在议会做出的判断。

皮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他的支持者们固执己见，嫉妒心强，有时甚至难以控制。失去美洲殖民地后，改革爱尔兰政府势在必行，他们却对此百般阻挠。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辩后，皮特和邓达斯终于说服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印度法案》，要求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这个管理委员会与福克斯之前提议的大致相同，只是成效欠佳。这个机构一直维持至六十年后发生印度叛乱。由于邓达斯迅速掌握了这个机构的管理权，他的政治地位因此大大提升。1785年4月，国王和议员们使皮特的另一个希望也破灭了——否决了他提出的议会改革措施。

因此可以说，皮特从一开始就受到十八世纪政治机构的压制。他没能禁止奴隶贸易，没能解决爱尔兰问题，没能使议会更具国民代表性。在他上台后的这前几个月里，他唯一的成就是颁布了《印度法案》，但是这项法案增加了政治腐败的概率。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却总是向阻挠势力妥协。

皮特做的最杰出的事情就是解决了当时最实际且最紧迫的问题，即整顿和重建国家的财政制度。他还开创了财政部决策明智、作风清廉的管理传统，这一传统保持至今。皮特政府的理念与经济和商业观念的变革不谋而合，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经出版，便迅速在学者中引起了轰动。皮特深受这本著作的影响。第一大英帝国声名狼藉，几乎已经从世界版图上消失了。另一个大英帝国正在加拿大、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逐渐崛起，库克刚刚绘制出了鲜为人知的澳洲大陆的航海图。但是，由于殖民地在贸易方面必须服从宗主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受到全面限制，因此将帝国经济融合成一个紧密整体的构想被证明是极端有害的。如今，阐述自由贸易原则的时机已经成熟。亚当·斯密用笃定刻薄的文字抨击了重商主义理论，皮特对他的观点感到心悦诚服。皮特是第一个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政治家，追随他的托利党人有一个时期也接受了这种观点。陈旧而又复杂的关税壁垒体系首次得到了系统的改进。总共有六十八种关税，而且许多物品必须交多种单独的累积税。一磅肉豆蔻应交九种不同的关税。在1784年和1785年，皮特对这种混乱的税收现象做出了一定调整，这次对关税的大规模整顿所带来的第一个显著成效就是大大减少了走私活动。

进一步的改革使税收稳定下来。我们现代能有“预算”这一概念，都是皮特的功劳。在他身边得力助手的帮助下，他改革了政府的收支制度。除此之外，他还设立了审计署，取消了财政部的许多闲职。当时国家财政的状况令人担忧，1783年末，议会为战争募集的四千万英镑不知去向，政府和内阁的信誉度极低。国家债台高累，债务高达两亿五千万英镑，是沃波尔执政时期的两倍多。皮特决定利用税收的盈余来减轻沉重的债务负担。

1786年，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通过了一项法案。每年，他会挪出一百万英镑购买股票，得到的盈利将会用来偿还国债，这就是著名而又屡遭批判的偿债基金。只有当税收多余财政支出，年预算有结余时，这一方案才得以实施。当后来没有结余时，皮特不得不以高利息借钱来维持偿债基金。他之所以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这样做，有其心理上的原因。国家财政状况的稳定与否是由偿债基金的数目来衡量的，他这样做就能给伦敦金融区制造一个稳定的印象。后来，贸易振兴起来，国家变得繁荣昌盛，在当时看来数目相当庞大的一千万英镑债务也在十年内得以还清。

同年，政府将海关和税务局合并，并以现代模式改组了贸易部。然而皮特取得的最大成就可能是与法国签订了《伊登条约》，这是依据新经济原则签订的第一个自由贸易条约。威廉·伊登是皮特手下一名年轻有为的官员，他被派往巴黎与法国进行谈判，希望法国能降低对英国棉制品征收的关税，并承诺英方将以减少对法国葡萄酒和丝绸征收的关税为交换条件。这两种商品当然没有对任何英国商品造成威胁，但英国兰开夏郡棉制品的出口却损害了法国东北部纺织厂的利益，使深受其影响的法国实业家更加不满。

欧洲大陆上爆发的战争和革命使继续整顿改进的愿望破灭了。对于皮特来说，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他的天赋基本都表现在商业管理上，他最大的成就是对财政问题的论述。他精于数字，在过早的年纪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不断发展完善，但却像柯勒律治所说的那样，“没有大智若愚的迹象，不像是有多少出息的人”。他不擅长人际交往，自他上台后更是断绝了与其他人的联系。从1784年到1800年，他只在伦敦政界和他位于帕特尼的居所之间活动，生活圈子非常狭小。他对都市之外的民众生活一无所知，甚至对下议院的同僚和政治团体都敬而远之。

皮特充分意识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发生的经济变革，但却未察觉到国外政治动荡的迹象。他坚信不干涉主义，对法国专制政权的灭亡无动于衷，冷眼旁观他的两位主要政敌——福克斯和伯克在这个问题上的争吵。他关心的是其他事情。如果法国人选择揭竿而起，反抗他们的统治者，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他们想要效仿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那可能是件好事，但皮特对此也毫不关心。这位首相对辉格党反对派积极支持法国革命的运动置若罔闻，对伯克和其他人关于君主制和文明社会的原则受到法国革命威胁的警告不屑一顾。

1789年到1793年，在巴黎和法国各地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剧变，所有人都为之震惊。而英国政界却是一片平静，似乎处在真空之中，能目睹这一景象也算十分难得。发表预算演讲；大法官瑟洛因暗算皮特而被罢免，此事表明内阁议员们要相互忠诚，意见一致；抵制奴隶贸易运动——这些就是从伦敦传出的新闻。皮特决定避开即将发生的欧洲冲突。他确信，如果对法国革命置之不理，英国就不会卷入战争。他始终避免发表任何对民众的同情心具有煽动性或说服力的言论。反对派全副武装地讨伐落后的专制独裁统治，他对此却无动于衷。反对派担心奥地利和普鲁士君主会干涉并镇压法国革命。在福克斯的领导下，他们在战争中看到了摧毁皮特垄断政治势力的希望。但伯克的以下言论更接近于民众的普遍想法，他说：“对个人来说，自由的意义在于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在冒险表示祝贺前应该弄清楚怎样才能使人们开心。”王室对身处困境的法国君主表示同情，如果势必要进行干涉，王室自然会拥护路易十六。皮特保持中立态度，他固执己见，在三年多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始终坚持着这一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