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是大写的人

·方鸿辉·　院士是大写的人⁽¹⁰⁾

学生时代谈到科学家（尤其是大科学家），总不免产生一些误解，因为曾读到过牛顿将手表投入锅里煮、陈景润走路都在思考以至撞上电线杆等“怪事”，以为科学家就是一群性格怪僻、行为怪诞的“怪人”。一提到科学家，眼前也总浮现白发怒张、额头有深深皱纹的爱因斯坦沉思的形象。

科学家真是这样的吗？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着手策划并编辑《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起，我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起科学大家来。这十几年来，随着不断地与两院院士等大科学家的频繁接触，我相继编辑推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严济慈文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画册》、《百年科技回顾与展望》、《中国科学技术前沿》、《新世纪的嘱托》、《转基因动物与医药产业》、《科苑撷英》丛书等，并且在《上海画报》上开设了重点介绍科学家的“名人自述”专栏。这一系列的工作，让我同科学家，尤其是不少两院院士交上了朋友，也分享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洞悉了院士坎坷的成才与人生之路。

院士并非都是天才少年

两院院士是中国科技界最高学术称号，他们的学术水准代表了当今中国的科技水准。对于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群体，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都是天才少年成长起来的，也有人以为他们都出自书香门第，或祖传家学由名师带教而成。院士是否都一定有很优越的学习环境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院士中不乏有像蒋锡夔那样出身于有名望的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的；也有像钱三强（钱玄同之子）、钱钟韩（钱锺书之堂弟）那样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当然还有像戴复东（戴安澜之子）那样出身于高级将领家庭的。但是，院士中的绝大多数人乃出身于普通百姓家庭，相当多的院士还出身于贫苦的农家，像从放牛娃到院士的黄荣辉、贫农儿子曾庆存等。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院士，除了受到良好的教育及得到很好的机遇，最本质的成因就是他们自身的努力与汗水。剖析大多数院士坎坷的人生与成才的经历，几乎同我们常人没有什么异样，而且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也并不是什么“尖子生”、“小天才”、“理科班学员”……不少院士在青少年时代倒是典型的调皮捣蛋鬼。但是，他们一旦有“悟”，便分外努力，这倒是不少院士突出的共性。我们不妨听一听杨奇逊院士的话语：

现在许多父母望子成“龙”，但由于过分地从“严”要求而忽略了启发孩子求学向上的自觉性，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于是开始埋怨孩子，后果则是进一步打击了他们的自信心。我小时候的一段故事也许可以给这些家庭某些启迪。

我在小学一直是班上的“弱小民族”，常常被人欺侮，老师也不喜欢我，常常指着我的鼻子骂“你笨得像头牛”。到了初中，我更是贪玩，上课不听讲，学习成绩很差，直至初二上学期，我拿到的成绩报告单上竟然达到了九门课不及格！当我战战兢兢地把这份报告单交给妈妈时，我准备着“过关”（也就是挨一顿骂，或是一顿打），出乎意外的是，母亲一句话也没说，但是我看见了她眼里的泪花。

这一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我听得见我妈妈也一直没睡着。她不时地翻身，这牵动了我的心。这一夜我想了许多许多，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妈妈读好书。

我开始变了，妈妈的笑容，老师的赞许，更加加速了我的进步。

现在我还在想，如果那天晚上妈妈骂我或打我一顿，我也许会觉得很平衡，第二天还会高高兴兴的……

多么鲜活，多么中肯，多么具有人情味！这对治疗当前的育人之“疾”，恐怕也是一张很好的药方。

个性鲜明　实事求是

科学的本质是求真、求实，即探索客观世界之“未知”，寻找客观世界之“规律”。其实“真”与“实”是难求的，需要科学家从小养成一种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素质。院士们执著造就的这种素养，往往也被虔诚地平移到了求生存与做人处事的方方面面，这就不免常常碰壁，带来极大的痛苦甚至难愈的创伤。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蒋锡夔院士就是一位很执著，又很有个性的科学大家。他曾说：

1955年底，回国到北京化学所工作后不久，我便懂得要说“我的家庭出身很坏。”但我始终不接受下述观点，即“出身坏者的思想品质也一定会坏”。记得1964年我奉命去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近一年，被要求天天彻底否定父母亲和自己，把他们和自己都说成是坏人。我因为不能全部接受这种可悲的观点而好几次与“指导员”开展了激烈的争辩。当时我承认自己确实受到资产阶级家庭的有害影响，应该通过学习而改进，但我始终认为我的父母和自己都是很正派的好人，我们未做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因此，当最后几百位学员被要求每人交上一份好多页的学员总结时，我拒绝交上这样一份符合他们要求的总结。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因为我尊重事实，敬爱我善良的父母。

蒋锡夔院士

而在“批林批孔”时期，因蒋锡夔曾得罪过“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便成为有机所高级研究员中惟一被斗重点。工宣队想搞一个“内外爆炸”，要求蒋锡夔课题组对他彻底予以批判。然而尽管施“高压”，整个课题组却没有一个人愿说蒋锡夔一句坏话。同时，工宣队大头目找蒋锡夔个别谈话三小时，要他彻底检讨自己，承认做基础研究的错误。但倔强的蒋锡夔寸步不让，不但不认错，反而理直气壮地告知：“我做基础研究是祖国的需要，是要为祖国争光！”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一名“臭老九”敢于这样顶撞，那该有多大的勇气。要不是蒋锡夔有这么执著的毅力和倔强的个性，有冒死也敢顶逆流的风格，又怎能率领他的团队在“物理有机化学前沿领域两个重要方面——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的研究”上摘到2002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桂冠？

刘新垣院士

要知道，这个奖项已连续空缺好多年了！事后，蒋锡夔感慨地说：“回顾这几十年来，在科学思想方法方面，我深信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

说到执著与个性，刘新垣院士是又一个典型的鲜活形象。这位院士中率先“下海”的勇士，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的总裁，是一位极有个性的科学大家。1988年，由于有关方面的调整等原因，他的γ-干扰素攻关等大部分项目被取消了，一个研究组没有课题经费不就完蛋了吗？当时急得刘新垣“心绞痛”。最后，由于所做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荣获一等奖），才恢复了γ-干扰素的攻关资格。事后，刘新垣心有余悸地说：“如果当时不能及时做出成果，我这一辈子还不知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另一件令刘新垣说来就“心痛”的事是：他把华新公司当成亲生儿子，为它的发展花费很大的心血，当华新事业红红火火的时候，公司内部很有心计的人却提出要为他塑一尊铜像，然后把他“请”出公司。这下，刘新垣的“心绞痛”又发作了，不得不住进医院。“好痛心啊！但我刚正不屈，请求领导帮助，给科委、副市长写了信，还给徐匡迪市长写了信。我若不坚强点，也许要跳黄浦江。我多难不屈，奋争不止，挺过来了！”在2003年围歼SARS的战役中，γ-干扰素功不可没啊！但又有谁知道作为研发人员的院士身上所发生的“心痛”故事？鲜花与掌声背后的院士们的苦恼，人们往往不了解。由此也可理解，不论是蒋锡夔，还是刘新垣，院士们为坚持实事求是所处的境遇尚且如此，更何况常人！

事业执著　情感丰富

常人往往误解院士，认为院士们事业执著无可否认，而缺乏“人情”，不近情理，兴许是通病。

然而，事实是对偏见的最好诠释。

在审读院士自述的文稿时，我常常能读到催人泪下的情感故事。略举二例，读者兴许能得出结论。

著名的计算机专家李三立院士一心扑入“724机”研制时，无暇顾及妻子的胃痛，拖了几年，科研成功了，专著出版了，但妻子的胃溃疡恶变成了胃癌。爱妻去世20年后，李三立内心仍时时处于深深的自责与内疚之中：

每当我想起我已故的善良而美丽的妻子时，总是心潮汹涌、感慨万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感情愈加深沉。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事业奋斗过程中，大多都可以听到人生伴侣同甘共苦和互相勉励的激动人心的乐章，这个乐章可能是以欢乐，也可能是以悲哀为结局的。但是，这是一种呼声，呼唤我们去克服困难，去奋斗，去前进！

而更动人的恐怕是“神光Ⅱ”和“神光Ⅲ”的总工程师范滇元院士的情感故事了。前些日子，赶在SARS期间，我才有机会“抓住”范滇元。那天，在他家里听他聊“神光Ⅱ”号大型激光装置研制的故事：1997年，按原订合同，已近“神光Ⅱ”号正式交付使用期限，几千万元的研究经费已将用尽，但“神光Ⅱ”还没有达标。用户天天跟在屁股后面催：啥时好用？全体研制人员心急如焚。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此关键时刻，我国激光聚变项目的创始人王淦昌院士病倒了；共同为“神光Ⅱ”拼搏的项目负责人邓锡铭院士患癌症住院。91岁的王淦昌每逢有人去探望，都要仔细打听“神光Ⅱ”的进展，邓锡铭也在对“神光Ⅱ”的牵挂中离世。

最令范滇元激起感情波澜的是爱妻的去世。

研制人员加班加点是寻常事，那时我也无法常回家，住在嘉定单位宿舍。上小学的女儿只能寄托在妹妹家，妻子祝秀凤长期患病独居在家；夫妇俩每日靠上午电话联系。1998年5月那天，是周四，上午我要到市区出席政协会议。周三晚上，我与妻子通电话：“明天下午开完会回家。”不料周四上午实验又出故障，我中午上车前，按惯例往家挂电话，想告诉妻子会后不回家了，因实验室离不开。可电话那头铃响无人接。下午开完会已是四点多，返嘉定途中再打电话，还是无人接。“也许去散步了？”到了嘉定晚上7点多钟再打，还是无人接。我的心悬了起来，“出事了？”

心惊肉跳地急速回家，只见妻子已倒在床下，我用手轻抚其面颊，她微微睁眼，轻轻说：“叫救护车。”想不到这竟是妻子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随后她就陷入深度昏迷。10天后，她就去了，才50岁。医生诊断，妻子是突发脑溢血，我回家前，她至少已在地上坚持了八九个小时，她听到我的电话铃响却无法接啊！

两眼闪着眼花的范滇元院士回首往事，痛苦不堪。写到这里，我不由得不追忆起令人崇敬的谢希德院士。

谢希德自幼体弱多病，中学毕业后得股关节结核，休学4年，并留下终身残疾。以后又经受了不少折磨与考验（包括患乳腺癌）。但对她打击最大的乃是当年丈夫曹天钦院士患病住院。

当我由于股关节结核卧病在床时，是他的信给予我无限温暖和鼓励，使我能满怀信心，克服病痛。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最关键的时刻是他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回忆在1951年，当我俩相继在英国和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由于当时美国政府阻止学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返回新中国，他放弃了原来去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国的念头，坚决要我去英国结婚后立即回国。……然而不幸的是从1987年8月底起，他却一病不起，而且病情每况愈下。这个无情的打击带给我的痛苦是任何文字或语言所不能表达的。这样有数年我听不到他的声音，只能从他默默的眼神中体会到他对我的鼓励。

曹天钦患病期间，谢希德担任着复旦大学校长、市政协主席、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成员、上海市科协主席、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等大量行政和社会工作，还承担着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工作，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她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天天去曹天钦的病房，料理并协助医院做康复工作……

1999年11月24日，谢希德要求在周恩来像片下留影，这成了她生前最后的一张照片

199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一书出版后，上海《新民晚报·十日谈》曾连载18天，以后戛然而止，也许是受了这样一件事的影响：当时晚报对谢老的文摘，重点收录了她期望医学上能出现奇迹，使处于植物人状态的曹天钦康复的期盼。谢老的文稿写于1994年，曹天钦院士于1995年1月谢世。书稿原文中已提供了这个信息，然而由于报摘文字有限，信息不够完整，“十日谈”并未指出文稿的出处，也未加释文，导致不少好心的读者误以为谢老还在为丈夫的康复而奔波。因此，大量读者来信飘进了谢老的信箱。有的读者表示自己下岗了，能有时间协助护理曹天钦；有的读者表示可以提供进口药物；也有的表示愿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弄得谢老一时不知所措。记得那天她确实有点火，打电话责问我：“怎么摘的，我天天收到这么一大堆信？……真没办法！”我当时只能作些于事无补的解释，并表示希望她能授权让我替她复函。这件事与其说是增添了谢老的麻烦，不如说是勾起了她对丈夫的无尽思念。事后，谢老并没有将信转我处理，而是自己一一函复了，这给谢老平添了很大的痛苦，只能乞求她老人家的原谅了。

为了不再重蹈信息缺损而误导读者的覆辙，1999年11月，谢老在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前，将发表于《上海画报》上的文稿作了一个小小的改动——删去了最后一句“我怀着这个信念，在人生旅途中继续向前。”增补了：“不幸的是，我的这个希望在1995年1月8日终于破灭了，他离开了我们一家而默默地走了。天钦去世后，由于朋友和同事们的鼓励，我怀着无限的哀思，在人生旅途中继续向前。1998年夏宿疾复发，又动了一次大手术，目前仍在康复中。”谁知道这竟成了谢老的绝笔。2000年3月4日，谢老永远地离开了热爱她的人们。

院士的情感故事，又岂止这些。院士同我们常人一样，也有丰富的情感生活，他们确实是我们时代最可爱、最有情感的知识群体。

学养深厚　兴趣广泛

院士一般外语都很棒，懂几国文字是很普遍的。而院士们的人文学养也都很深厚。出身名门的院士也许是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和熏染，诸如钱三强、钱钟韩、潘家铮等，他们所写的文章如同出自文学家之手，他们所作的报告，逻辑性强而不失幽默和风趣。其实，院士们都知道，光有自然科学一翼，而没有人文科学的另一翼，要展翅高飞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在成长中都自觉地注意提高自己的人文学养。较典型的例子是数学家王梓坤院士。

院士夫妇谷超豪、胡和生

“文革”中，王梓坤躲在9平方米朝北的小房间，不顾毛巾结冰、被头凝霜、手指冻烂，笔端却纵横驰骋，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从宏观到微观，海阔天空，论古道今。三易其稿而写就的《科学发现纵横谈》，展露了他作为数学家的人文底蕴。这本发表于“科学春天”的小册子，令我国无数学子爱不释手，因为他们从中领略到了“认识一种天才的研究方法，对于科学进步的作用并不比发现本身小”的哲理。但读者也许想不到这本书的作者不是文学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位数学家。这本小册子在当年印了几十万册，洛阳纸贵，供不应求。

另一位科学与人文贯通的学者典型恐怕要数杨叔子院士了。他是首先在华中科技大学构造“讲座—交流—读书”三位一体工程的校长。他创导理工科学生每年必须拿人文学科两个学分，因为“传统经典里面有许多至理名言，不修身无法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讲德育，科学技术不会自动转化为精神文明”。他每年要在全国各地做几十场倡导科学与人文贯通的演讲，以传播“人文管灵魂，管塑造人格”的理念。他一再强调人文是开放性思维，是自然科学原创性得以突破的基础，因为“逻辑思维是正确的基础，形象思维是创新的源泉”。听他报告的人，都感到心灵震撼。杨院士大声呼吁：“寻找人文精神要追溯原点，到中华民族的经典著作中找。我赞成青年人读《老子》、《论语》。”从1998年起，杨叔子规定自己带的工科硕士生、博士生都必须能背诵《道德经》；1999年又要求背6至7篇《论语》。学生为难啊，讲背不下来。杨叔子则固执地表示背不下来不给学位，“我63岁开始背《老子》，既当校长又搞科研，事情还那么多，我能背下来，你们为什么不行？”杨叔子很清楚：人文知识缺损的理工科硕士、博士是“残疾”的人才。

几年前，神经生理学泰斗张香桐院士给我讲了一个故事：1987年，他应邀参加美国卫生研究院建院100周年纪念活动。会后到威斯康辛访友，不料途中发生车祸，左腿及胸部四根肋骨骨折。在孙女家（美国）卧床疗养期间，可算是他一生中最清闲的日子，无事倒令他感到失落。一天，外国朋友去看望他，正巧遇上陈至立同志率团访美也去看望他。外国朋友看到墙上挂着张香桐毛笔书写的《朱子家训》，请他释义。

96岁高龄的张香桐院士在读论文

陈至立在场听后，希望张香桐能把《朱子家训》英译出来。出于对民族文化精粹的崇敬，张香老推敲再三，在保留原作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尽可能体现“洋韵”。得益于丰厚人文学养积淀的张香桐，趁卧床养病之隙，译出了《朱子家训》，得到了专家的首肯。回国后，译文被印成精美的小册子，当做市政府礼品，馈赠外国友人，以光大中国传统文化。张香桐补充道：“这是不务正业啊！”可这种“不务正业”正折射出一名院士的深厚学养，令人钦羡。

卧病在床尚且如此不图安逸，惜时如金，平时无病痛，更是老骥伏枥，兢兢业业。至今已96高龄的张香桐，依然在中科院岳阳路办公室里“科研—思考—文章”地耕作不息。

吴良镛院士的书艺

至于说到院士的情趣和业余爱好，那更是丰富多彩。

严东生院士的网球，闻玉梅院士的昆曲，袁隆平院士的小提琴，秦伯益院士的藏书，吴良镛院士的书艺……还有能弹一手漂亮钢琴的院士更是不胜枚举，而醉心于交响乐欣赏的也不在少数，难怪现在科学院开各类学术会议前，往往都播放交响乐。对此，顾健人院士的话很有代表性：

我的业余爱好是音乐。音乐与科学、音乐家与科学家之间颇有相似之处。音乐除了为你调节工作之余的身心疲劳，丰富你的想像力，带你神游九州之外，还有它深邃的内涵。不朽的音乐作品都反映出作曲家的灵魂，正如科学同样反映出从事科学的人的理想、追求、品质和世界观。不朽的音乐家都是热爱人民、爱憎分明的。正义战胜邪恶，光明驱走黑暗是音乐永恒的主题……音乐和音乐家的贡献对人们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这就是对人民的热爱、给人们战胜困难的力量，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淡泊的意境。我正是受到这种影响的千万人中的一员，终身受益匪浅。

敢想敢说　维护科学道德

院士是维护真理和科学道德的中坚力量，实事求是是他们终身的追求，勤于思考、勇于发问、善于创新是他们的基本素养。

严东生与殷之文院士在实验室察看BGO晶体

严东生院士至今深铭不忘1977年8月，他有幸参加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的30人座谈会，其场景就是纪实片《邓小平》记述的那样。九个半天的会议中，大家将憋在心里达10年之久的话倾吐出来，其中有一个半天是严东生作了中心发言。内容涉及高等教育、研究生培养、出国深造、科技发展诸方面。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当机立断，作出了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恢复全国高考、1978年起高教部和中科院开始向国外派遣访问学者和留学生等重要决定。严东生同许多科学家和教育家一样，怀着一颗赤子报国的拳拳之心，敢于思考民族生计，敢于吐露爱国心声，得到了祖国和人民的信任。至今已85岁高龄的严东生依然在为国际大科学合作项目奔波尽力。

回首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从30年代的“科学报国”到90年代的“科教兴国”，期间尽管有不少起伏，但觉得有一条主线，即为国民经济发展，为国家的强盛服务，是我毕生的责任和动力。

这是严东生的心声，也是广大院士的心声。

邹承鲁院士是一位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的极认真的科学家。数十年来，他同其他院士一起高擎科学道德的大旗，以自己的榜样力量，与违背科学的行为作无情的斗争。什么“基因皇后”、什么“功能无限”的核酸……都在邹承鲁的质疑下露出“马脚”。他曾直面一系列可笑的潜规则，大声疾呼：“最可恶的是仗势署名。我当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所有的文章都得把我的名字写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并且写在最显著的位置，仗势欺人，这是一种欺人的方式。”

难怪不少正直的科学家会说，在讨论中国社会学术界不良风气时，邹承鲁这些人的存在，就说明中国科学界好的传统仍然在继续。这些院士正气凛然，捍卫科学尊严、维护科学道德，令人敬重。

说实在的，作为普通人，院士很平凡；作为科学家，院士不平凡。因为，院士毕竟是大写的人——这是我们与科学家交往中最深的感受。

【注释】

(1)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35年11月23日在纽约罗里奇（Roerich）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悼念会上的演讲。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脱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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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因斯坦的这篇《自述》（Autobiographisches）写于1946年，发表在希耳普（P. A. Schi1PP）编的为庆祝爱因斯坦70岁生日的论文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Albert Einstein：Philosopher-Scientist）。这次发表有删节。

[2]指雅各布·爱因斯坦（Jakob Einstein）。而指导他自学“神圣的几何学小书”的则是麦克斯·塔尔梅（Max Ta1mey），当时是慕尼黑大学的医科学生。

[3]这包括奥古斯特·弗普耳（August FoPP1，1854—1924）的著作《空间结构》（Das Fachwerk in Raumc，1892）和《麦克斯韦的电学理论》（Maxwells Theoric der Elektrizitat，1894）。这两本著作对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有重大启发作用。

[4]布里丹（John Buridan，1300？—1360），14世纪法国唯名论哲学家，是奥卡姆（Wi11iam of Occam）的信徒，倾向于决定论，认为意志是环境决定的。反对他的人提出这样一个例证来反驳他：假定有一只驴子站在两堆同样大、同样远的干草之间，如果它没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它就不能决定究竟该先吃哪堆干草，结果它就会饿死在这两堆干草之间。后人就把这个论证叫做“布里丹的驴子”。

[5]本文节选自塞利希（Car1See1ig）编的《光明的时代——黑暗的时代》（Helle zeit—Dunkle zeit），1956年。

[6]本文由秦关根节译自苏联国立技术理论书籍出版社，1956年版《爱因斯坦和近代物理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