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
巴尔干战役甫结束，德、意即利用南斯拉夫境内固有的民族矛盾，对其实施“分而治之”。克罗地亚成为所谓“独立国家”，国王是意大利国王爱麦虞限三世的堂兄弟斯波罗托公爵，由意大利控制。波斯尼亚和黑山归属意大利，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均归德国，而马其顿则由保加利亚占领。
随着国土的沦陷，南斯拉夫境内的各种力量也开始急剧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国王彼得率政府流亡伦敦，前陆军大臣奈迪奇在贝尔格莱德组成傀儡政府，帕韦利奇领导的“乌斯塔莎”则控制了克罗地亚。由米哈依洛维奇率领的“切特尼克”（意为游击队、志愿军）先后在土耳其和流亡政府及英国驻开罗的东方军总参谋部建立了联系，并得到支持，成为一支反占领的武装力量。
由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于1941年7月7日在塞尔维亚发动武装起义，声势浩大，迅速席卷黑山、波斯尼亚等地，并建立起以乌日策为中心的大片解放区。起义之初拥有60支游击队，约7万人，后于1942年正式组建15万人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国内最有战斗力的抗战力量。1942年11月，在比哈奇召开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大会第一次会议，成立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政府职能。至1943年5月，人民解放军先后粉碎占领军的5次围剿，力量不断壮大。
就在南斯拉夫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战的时候，“乌斯塔莎”却在克罗地亚实施规模空前的种族清洗。这个傀儡国家的教育和宗教大臣米莱·布达克于1941年7月22日宣称：“我们将干掉一部分塞尔维亚人，迁走一部分塞尔维亚人，而对剩下的塞尔维亚人则强迫他们接受罗马天主教……”在实施大清洗期间，估计共有20万人遭屠杀，另有20万人被强迫改信天主教，“乌斯塔莎”的暴行遭到了全体人民的谴责和反抗(30)。
“切特尼克”最初曾一度和南共领导的人民武装进行合作，后逐渐堕落成占领军的雇佣部队，力量急剧衰落，同时也使流亡政府失去了在国内的支柱。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南人民的抵抗运动趋向新的高潮。11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大会在雅伊策召开第二次会议，宣布本大会为南斯拉夫国家和人民主权的唯一机构，成立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1944年5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粉碎德军奇袭计划，越战越勇，力量日益壮大。据铁托本人估计，在1944年，德军集中25个师，加上保加利亚、匈牙利及傀儡军共58万人来对付南人民武装，但仍处处被动挨打(31)。
为此，流亡政府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于1944年6月派出其总理舒巴希奇与铁托会谈，签订协议，决定成立联合政府。同年8月，丘吉尔会晤了铁托，从此英国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方大国开始支持南共领导的解放战争。共向南人民解放军提供了10万支步枪、5万挺机枪、1400门迫击炮、107辆坦克和364架飞机(32)。苏联也大力支援南斯拉夫人民的解放斗争，苏军在南人民解放军的配合下，于1944年10月解放了贝尔格莱德。1945年3月，成立了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民主联邦政府。
希腊败降后，全境由德国、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分割占领。国王乔治二世率流亡政府先在伦敦落脚，后又于1943年5月迁至开罗。国内立即开展抵抗运动，希共站在斗争的最前列。1941年9月，希共联合农民党、统一社会党、共和党等左翼政党共同组成民族解放阵线。次年4月，在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又成立全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反占领的斗争。占领军进行残酷镇压，下令杀死一个德国人即处死50个希腊人质，同时烧毁游击区的村民住宅，占领期间全国共有四分之一的建筑物受损，但希腊人民仍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33)。
除希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外，其他抵抗组织尚有“希腊全国民主联盟”、“泛希腊解放组织”、“民族社会解放组织”等，但实力均远逊于全国人民解放军。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全国人民解放军缴获大批武器，战斗力大为增强。1944年3月，希共宣布建立旨在最终组成一个民族大团结政府的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34)。而英国政府则对希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抱敌视态度，全力支持流亡政府，在其幕后操纵下，1944年5月，希腊解放区各党派、各组织和流亡政府的代表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开会，并签署“黎巴嫩宪章”，规定所有游击队均应“遵照唯一的希腊政府的命令进行统编和训练”。8月，民族解放阵线派5名代表参加由流亡政府改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而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则自行解散。9月，英国政府又策划制定“卡塞塔协定”，规定“所有在希腊活动的游击队一律服从希腊民族团结政府的命令”。
1944年秋，随着德军的撤退，英军也立即护送民族团结政府到达雅典。12月1日，英军司令部要求全国人民解放军于12月10日前解散，遭到民族解放阵线的激烈反对，导致流血冲突四起。由于英军不断增兵和国内外诸种不利条件，全国人民解放军只得于1945年2月同意解散，并放下武器。民族团结政府遂得以控制全国，希腊人民就此丧失了多年斗争的果实。
1940年10月，阿尔巴尼亚的爱国者已组成第一支游击队。1941年11月8日，成立以霍查为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积极开展抵抗运动。1942年9月，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下，成立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的阿尔巴尼亚解放阵线。1943年7月成立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至9月意大利投降时已解放大部分国土。随后德军又进占阿尔巴尼亚，阿人民解放斗争遂进入一个新阶段。民族解放军不畏强暴，与德军多次交战后，开始逐渐逼近首都。1944年5月召开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成立由霍查任主席的民族解放委员会，随后民族解放委员会又于10月改组为霍查任总理的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同年11月17日地拉那解放，29日全国解放，阿尔巴尼亚人民完全凭借自身的力量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南斯拉夫、希腊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先后共牵制60多万德国侵略军，为欧洲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35)。
德国在巴尔干的两个附庸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和上述三国不一样，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1941年6月12日，安东奈斯库在和希特勒会晤时便得悉德国即将发动全面侵苏战争，他是希特勒的盟友中第一个被告知侵苏计划的人，不禁为之欣喜欲狂，大叫：“如果您要打斯拉夫人，您永远可以依靠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在苏德战争爆发后随即参加侵苏战争，据罗军总参谋部的统计，战争初期，罗军共约70余万人，其中34.2万人在苏德战场作战(36)。为促成罗马尼亚投入更多的炮灰，希特勒于8月14日同意将德涅斯特河与南布格河之间的土地交给罗马尼亚管理，称特兰斯尼特利雅，其中心则为奥德萨。安东奈斯库立即照办，到1941年底，罗马尼亚已有26个师、4个旅共70万人，在苏联境内作战。
罗军最初取得一些进展，但也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奥德萨于10月16日陷落，罗军在此次攻城战中共损失71585人。11月13日，安东奈斯库在内阁会议上承认，罗军在侵苏战争已损失13万人，其中死亡2.5万人，受伤7万人。
奥德萨战役后，罗政府宣布战争已结束，但事实上仍有26个师在苏德战场上作战。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共有18个师被歼，罗马尼亚至此已无力再战。
自1942年底开始，罗马尼亚即通过其驻土耳其、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使节向西方大国试探和平。1943年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安东奈斯库又前往柏林，向希特勒陈述罗马尼亚之困境，同时建议先与西方国家议和，然后再集中全力对付苏联，遭到后者的严加申斥。然而此后安东奈斯库并未放弃议和之希望，仍暗地派遣特使在土耳其与美、英方面频频接触，并期望丘吉尔之“巴尔干方案”得以付诸实施，美英盟军能早日进入罗马尼亚。但是所有这一切到1944年春夏之交均已化为泡影。
战争期间，自1940年至1944年，罗马尼亚运往德国1378450吨粮食、10316179吨石油、7147吨肉、126605吨蔬菜及水果和428522立方米木材，全国被法西斯德国搜刮一空(37)。在双边贸易中，德国更欠下了大笔债务，1940年为105亿列伊，1941年为171.48亿列伊，1942年猛增至251.92亿列伊，至1944年8月已达940亿列伊。此外为占领军支付之各项费用共为670亿列伊。罗马尼亚的军费开支自1941年6月22日至1944年4月31日已超过3110亿列伊。国家经济至此已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
1944年8月20日，进入罗马尼亚的苏军发起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全歼德南乌克兰集团军群。8月23日，罗军某些高级将领在包括罗共在内的进步力量推动下发动政变，国王米哈依下令逮捕安东奈斯库，建立起以萨纳特斯库将军为首的军政府。布加勒斯特人民发动起义，迅速解放首都，共俘获德军7000余人(38)。
9月12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与罗马尼亚签署停战协定，以后罗马尼亚宣布对德作战，共有23个师参加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战争。
保加利亚为追随德国侵略战争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1944年与1939年相比，军事费用增加了6倍，占国家预算的43.8％，同时日用品价格则上涨了254％。劳动人民受害最深，反占领活动日趋高涨。
自1941年春起，保工人党（共产党）中央即成立特别军事委员会，领导抵抗运动，同年秋组成第一批游击队。1942年秋，建立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的祖国阵线，同时游击运动亦日趋活跃。1943年春，特别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准备起义的总司令部，将全国划为12个战区，年底所辖武装力量已逾6000余人(39)。此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亦在加深，1943年2月13日，亲德的卢科夫将军被暗杀，希特勒对已与美英方面发生接触的保统治集团是否保持忠诚表示怀疑。8月25日，他紧急召见鲍里斯国王，作了长时间的谈话，8月28日鲍里斯回国后即暴卒，当时盛传系德方下毒致死(40)。
1944年初，工人党中央通过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随着苏军逼近保加利亚国境，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也开始加紧进行。到9月初，已有3万名起义者武装起来，工人党仅在索菲亚便武装了3000多人(41)。9月5日，苏联向保加利亚宣战。9月9日，保加利亚爆发全民起义，次日成立祖国阵线政府，解放全国。10月28日，保加利亚与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签署停战协定。保加利亚军队45万人自9月中旬起调转枪口对德作战，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42)。
土耳其是巴尔干国家中唯一的一个所谓“中立国家”，它一开始就把1939年签订的英法土三国互助条约搁置在一旁，在轴心国进攻希腊和法国时都袖手旁观，显得十分无奈的英国对此只能表示“理解”。
土耳其的这种“中立”实际上是倾向德国的，双方在战争期间始终保持着十分密切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德国向土耳其提供1亿马克的信贷，而土耳其则向德国提供6.2万吨的铬。土耳其官方一直为希特勒发动的侵苏战争叫好，包括伊诺努总统在内的土耳其高层人士都不止一次地向德方表示：土耳其最关心的是“消灭俄国人”以及“作为土耳其人，他们迫切希望看到俄国被摧毁”(43)。
自1943年初起，美、英、苏三大国，尤其是英国都积极敦促土耳其参战，英国曾多次表示愿意为土耳其提供军火，以换取在土耳其设置军事基地的权利。该年年底，在第二次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又力图说服土耳其总统伊诺努参战，但未取得任何结果。土耳其却乘势抬高身价，要求英国提供大批战斗机和大量武器。直到1944年8月，土耳其才与德国断交，而向德国“宣战”直拖延至1945年2月23日，此时离欧战结束只有两个多月，仅具有象征性意义而已。
当二战接近尾声时，美、英、苏三大国围绕着巴尔干战后的重建也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战。1944年5月5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见苏联大使迈斯基，建议在巴尔干划分苏英两国未来行动的范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归苏联，而希腊和南斯拉夫则属英国。5月18日，苏联正式回复，表示同意(44)。10月9日，丘吉尔亲抵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以书面形式建议：苏联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占有绝对优势，英国则在希腊居领先地位，而两国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则平分秋色，一半对一半。据丘吉尔说，斯大林对此未表任何异议(45)。次日，随丘吉尔出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莫洛托夫又就丘吉尔的建议进行详尽的磋商，艾登强调英国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发言权应比在罗马尼亚的来得大，而两国在南斯拉夫则应奉行一种统一的政策，双方一致同意在巴尔干应密切配合，达成完全的一致(46)。
但这并不说明，三大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就没有矛盾。1945年夏波茨坦会议时，它们就如何处理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关系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美国代表团建议一方面准备与意大利签订和约，另一方面也应该准备与罗、保、匈等战败国签订和约。苏方对此表示赞同，同时提出补充建议，认为三大国应考虑在最近期间内与罗、保、匈建立外交关系。英国则激烈反对，强调对罗、保、匈三国情况不了解，而且那里根本就没有自由。经过激烈争论，三国才最终达成协议：一方面加紧准备与意大利签订和约，另一方面三大国也应在最近期间内考虑与罗、保、匈建交的问题(47)。
就这样，巴尔干走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和一战结束时一样，这个多灾多难的半岛依然是分裂的，这就意味着未来动荡的不可避免。
原载《复旦学报》2005年第3期
【注释】
(1)А·А·雅斯科娃：《欧洲政策中的小协约国》，莫斯科，1974年，第105页。
(2)J·巴罗斯：《1923年的科孚岛事件》，普林斯顿，1965年，第88页。
(3)苏联斯拉夫学与巴尔干学研究所：《巴尔干的国际关系》，莫斯科，1974年，第147页。
(4)阿诺德·托因比主编：《1939年3月的世界》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424—425页。
(5)根据罗马尼亚驻沪总领馆于2002年5月10日提供的资料汇编而成。
(6)E·康普斯：《小协约国和巴尔干同盟》，英文版，布加勒斯特，1978年，第74页。
(7)В·К·伏尔科夫：《慕尼黑阴谋和巴尔干诸国》，莫斯科，1978年，第80页。
(8)С·А·彼德罗夫：《反对君主——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保加利亚共产党》，莫斯科，1978年，第22页。
(9)Н·И·列别捷夫：《法西斯主义在罗马尼亚的崩溃》，莫斯科，1983年，第101、106、113页。
(10)А·А·雅斯科娃：《二次大战前的罗马尼亚》，莫斯科，1963年，第72页。
(11)В·К·伏尔科夫：《慕尼黑阴谋与巴尔干诸国》，莫斯科，1978年，第159页。
(12)阿诺德·托因比主编：《大战前夕，193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
(13)С·А·尼基金：《南斯拉夫人和西斯拉夫人史》，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514页。
(14)阿诺德·托因比主编：《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
(15)D·巴特勒：《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的大战略》，俄译本，莫斯科，1959年，第80页。
(16)Н·D·斯米尔诺娃：《法西斯意大利的巴尔干政策（1936—1941）》，莫斯科，1969年，第80页。
(17)《齐亚诺日记》，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8页。
(18)Н·И·列别捷夫：《法西斯主义在罗马尼亚的崩溃》，莫斯科，1983年，第223页。
(19)阿诺德·托因比主编：《大战和中立国》，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548—549页。
(20)G·加芬库：《欧洲的末日》，法文版，巴黎，1974年，第266—267页。
(21)《战争的2194天》，法文版，巴黎，1980年，第76页。
(22)格列奇科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23)《齐亚诺的外交文件》，伦敦，1948年，第410页。
(24)斯蒂芬·克利索德主编：《南斯拉夫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24—326页。
(25)В·М·别列日科夫：《外交服务的篇章》，莫斯科，1982年，第25页。
(26)В·М·别列日科夫：《外交服务的篇章》，莫斯科，1982年，第25页。
(27)乔治·福勒：《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俄译本，莫斯科，1956年，第139—140页。
(28)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7页。
(29)凯·毛奇：《二战的幕后》，俄译本，莫斯科，1952年，第150页。
(30)伊万·博日奇等：《南斯拉夫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70页。
(31)《铁托自述》，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68页。
(32)菲利斯·奥蒂：《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页。
(33)W·H·麦克尼尔：《希腊的困境》，伦敦，1947年，第46、50页。
(34)R·李贝尔爵士：《当希腊人和希腊人面对面时》，伦敦，1950年，第39页。
(35)《德国帝国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和民主德国史学家柏林学术会议资料，莫斯科，1959年，第311页。
(36)基什尼奥夫：《近现代史上的巴尔干国家》，1977年，第9页。
(37)《二次大战中的中欧和东南欧：军事历史手册》，莫斯科，1972年，第197页。
(38)格列奇科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9卷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94页。
(39)《保加利亚共产党史》，莫斯科，1971年，第454页。
(40)斯坦利·乔治·埃文斯：《保加利亚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7页。
(41)《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49年，第93页。
(42)《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词典》，法国拉罗斯图书公司，1979年，第388页。
(43)阿诺德·托因比主编：《战时中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743、748页。
(44)阿诺德·托因比主编：《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651、653页。
(45)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上部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337—339页。
(46)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下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841、842页。
(47)《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58—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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