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阿尔巴尼亚和苏中冲突
直到斯大林去世，阿尔巴尼亚始终和苏联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自1949年起，霍查曾4次访苏，每次都和斯大林进行长谈，就许多重要的问题达成广泛的一致。霍查把每次会谈都称作是“亲密无间的”和“不可忘怀的”，表示要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斗争到底。霍查对斯大林万分崇敬，斯大林则对霍查的斗争精神非常欣赏，因此在当时东欧各国的领导人中，霍查可说是斯大林的一位宠儿。
斯大林去世后，最初苏阿关系并未立即发生变化。但1955年5月，赫鲁晓夫亲率政府代表团去贝尔格莱德进行访问，就苏联在苏南关系破裂中应负的责任向南方正式道歉，并和铁托一起发表宣言，决定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苏阿关系随即出现裂痕。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做法，使阿党领导，特别是霍查本人感到不悦。同年4月，苏共领导又敦促阿党中央为已被处决的佐治恢复名誉，佐治是霍查的死敌，因而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阿方的断然拒绝(14)。
1956年波匈事件的发生使刚恢复友好关系的苏南之间又生龃龉。1957年11月，南共联盟代表团拒绝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导致南共联盟和其他共产党之间再次爆发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阿劳动党仍和以往一样，站在反南斗争的前哨。但赫鲁晓夫却力排众议，坚持和南斯拉夫，特别是铁托本人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15)。阿党领导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苏共的所作所为是向修正主义的让步和投降，而更担心的则是苏联会牺牲阿尔巴尼亚的利益去讨好南斯拉夫。
1959年5月，赫鲁晓夫亲自访阿，试图缓解阿尔巴尼亚的不满，并力图使后者理解修复苏南关系的重要性，但未获成功。而赫鲁晓夫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分工的计划，打算把阿尔巴尼亚变成一个果园，更使阿领导人对苏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认为此举会使阿丧失经济上的独立，完全沦为苏联的附庸。1959年5月，苏阿高层会谈的不欢而散事实上是苏阿分裂的起点。
与此同时，中苏分歧也渐露端倪，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中阿两党的迅速接近。在1960年6月初北京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阿尔巴尼亚首次亮相，公开出来支持中国的立场。与此同时，阿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率团访问中国，在中阿两党的高级会谈中，双方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代表团在返国途中逗留莫斯科时，其成员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利绍娃却把中阿两党谈判的绝密情况悉数告知苏共领导，使苏方掌握了中阿两党迅速接近的内情(16)。
在同年6月下旬召开的布加勒斯特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阿党代表团再次挺身而出，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使赫鲁晓夫未能达到彻底孤立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为此赫鲁晓夫自然怀恨在心，打算对阿党寻衅报复，而阿党领导也准备随时予以还击。
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两党虽依然分歧严重，不时发生争论，但仍试图缓和矛盾，并最终发表了《莫斯科声明》，以示团结。然而阿党代表团仍坚持不可调和的立场，在11月12日，霍查和赫鲁晓夫举行了个别会议，双方相互对骂，霍查指责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所面临的干旱和地震坐视不救，致使“苏联老鼠能吃到东西，而阿尔巴尼亚人却正在饿死……”并愤而离开会场(17)。
莫斯科会议后，国际共运表面上恢复了团结。但苏阿矛盾则进一步激化，苏联开始对阿尔巴尼亚实施经济制裁，而中国则从加拿大购得小麦去缓解阿尔巴尼亚的严重缺粮情况，并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去接替逐渐撤走的苏联专家。
由此可见苏中矛盾和苏阿矛盾固然是两对独立的矛盾，但彼此紧密相关，相互牵连在一起。莫斯科会议前，中苏两党进行了频繁的磋商，由于中方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双方的关系有所缓和。但苏阿矛盾却仍在深化，致使中苏间的缓和很快化为乌有。
1961年春，在阿尔巴尼亚发生的两件大事使苏阿矛盾进一步激化。2月召开的阿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再次成为国际共运两派激烈交锋的场所：以中阿为一方，以苏联东欧各党为另一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接着在5月，阿尔巴尼亚又以所谓参加“南斯拉夫—希腊—美国阴谋”为名对海军少将塞伊科等人进行审判，并将他们随即处死，而事实上人们都清楚，塞伊科是因与苏联有过多接触而遭此厄运的。苏方对此的回答则是撤走停泊在阿尔巴尼亚的所有苏联潜艇，使后者的海防顿时形同虚设，并伙同捷克等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一方面发动了对国内的所谓“斯大林分子”的新一轮的攻击，另一方面又把矛头针对国际共运中不愿盲目追随苏共的政党。他借用“指桑骂槐”的手法，不顾中共代表团的多次劝告，指名道姓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而其真正的意图则在恐吓中国共产党，希图迫使后者屈从自己的意志，并把分裂共运的罪名强加在中阿两党的身上。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对赫鲁晓夫错误的言论进行了批驳，并提前离开莫斯科，以示抗议。但赫鲁晓夫并未因此稍有收敛，反而在二十二大的总结发言中极其恶毒地挖苦道：“如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谁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促进这一任务的解决。”从而使中苏两党间的矛盾也公之于世(18)。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未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但迅速作出强烈反应，在10月20日发表声明，全面进行反击。此后双方展开激烈的论战，彼此都用异常尖刻的语言相互进行指责。赫鲁晓夫借用所谓某个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内容，把阿尔巴尼亚比作是接受中国的一枚银币去骂街的顽童。霍查则诅咒赫鲁晓夫早就应该被送上断头台，30年代没有被斯大林处决是一大遗憾！
面对苏联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压力，阿尔巴尼亚寸步不让。1961年11月8日，霍查在阿劳动党成立二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宣称，阿尔巴尼亚绝不屈服，“如果需要的话，阿尔巴尼亚人民及其劳动党将以野草过活”(19)。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虽然相隔万里，但是，我们两国人民却是心心相连的。”从此，中阿两党便坚决站在一起，共同抵抗苏联的压力。
眼看目的未达，恼羞成怒的苏联遂于1961年12月11日中断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苏阿的全面决裂也预示着苏中关系的全面破裂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由此可见，阿尔巴尼亚在苏中冲突中也起过很大的作用。
阿尔巴尼亚只是一个弹丸小国，二战结束至今，在经济上毫无成就可言，依然是欧洲一个最穷的国家，但在两次大的国际冲突中所处的地位却相当显眼。这一方面固然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是阿尔巴尼亚历来奉行“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所致。在阿尔巴尼亚看来，作为一个小国，它必须依靠一个大国，而较远的大国又比较近的大国较少威胁性，为此它在和南斯拉夫的冲突中依靠较远的苏联，而在和苏联的冲突中又与更远的中国结盟。然而，这种政策并不永远能奏效，因为后来阿尔巴尼亚不仅和南斯拉夫闹翻，而且还先后与苏联、中国反目，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2期
【注释】
(1)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233页。
(2)法国《历史评论》杂志第604期，第347页。
(3)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年第1期，第136页。
(4)阿诺德·托因比主编：《欧洲的重组》，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595页。
(5)《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06页。
(6)苏联《工人阶级和当代世界》杂志，1990年，第5期，第152—153页。
(7)苏南公开决裂后，佐治以“铁托分子”罪名，于1949年被处决。
(8)杰拉斯，一译吉拉斯或德热拉斯，当时南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9)仅过了一个月，斯大林在和另一个南共代表团会谈时，其口气便完全不一样，有人分析说，这是苏方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以吸引南共上钩，然后再对它冠之以种种罪名。参见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3）》，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6页。
(10)霍查：《同斯大林在一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27页。
(11)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4页。
(12)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2年第4—5期，第122页。
(13)《阿尔巴尼亚简史》，俄译本，莫斯科，1992年，第407页。
(14)《新华月报》1961年第12期，第251页。
(15)铁托对此也感激在心，并投桃报李，在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赶下台后，成为国际共运中唯一一个为后者辩护的人。
(16)事发后，贝利绍娃被开除出阿党领导机构，并遭霍查嘲弄，称她在莫斯科找到了自己的男朋友。
(17)D·C·瓦特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61年》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27—228页。
(18)《人民日报》1961年10月31日，第五版。
(19)《人民日报》1961年11月17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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