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留的积怨
铁托曾长期生活在苏联,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肃反,对斯大林等人素怀戒心,因此在1948年曾多次拒绝参加由联共(布)领导发起的国际会议。当然,苏南突发对抗绝非仅仅由于个人因素,历史上苏南两党久已积聚的矛盾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1年6月,南共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饥寒交迫、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自然迫切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曾多次向莫斯科求援。从1942年2月起,铁托领导的游击队还在黑山准备好了临时机场,打算在那里接受苏联空投的军用物资。但在苦苦等待很长一段时间后,却只收到了一份季米特洛夫婉言拒绝的电报,使铁托大为恼火(7)。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只有到1944年才得到大批的苏联军事物资,而苏联的军事代表团也姗姗来迟,至1944年2月才抵达铁托的指挥部,比英国军事代表团要来得晚。对于这一切,铁托都深为不满,以致1943年初,当莫斯科就南游击队和乌斯塔莎(8)交换俘虏一事横加干预时,终于愤怒作答:“如果你们不能理解我们当前艰难的处境,而且不能帮助我们的话,至少请不要妨碍我们。”
战争期间造成南共领导和莫斯科之间不愉快的第二个原因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1941年8月,即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苏联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并频繁进行接触,翌年8月又将其提升为大使级关系。苏联政府的这一政策使铁托颇为不快,因为他一向视流亡政府为卖国政府,应对1941年4月的失败负责。而且该政府又远在伦敦,既不了解国内情况,也无法领导人民抗战,因此不必与它打交道,苏联这样做是错误的。1943年11月底,举行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上决定成立新的政权机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并宣布剥夺流亡政府作为南斯拉夫合法政府的权利。由于美、英都支持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而力图和美、英保持友好关系的苏联不希望在此问题上和两大盟国产生矛盾,因此对南共领导的这一举措大为不满。斯大林在得悉此事后“非常生气,认为这是对苏联和德黑兰决议背后捅了一刀”(9)。后来,铁托虽在苏联的压力下与流亡政府达成了某种妥协,但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战后与斯大林会晤时还重申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意见。
对待“切特尼克”(10)态度上的分歧也使南共领导和莫斯科之间屡生龃龉。由于“切特尼克”不仅无法和南共领导的游击队达成共同抗击德意侵略军的协议,反而处处与人民武装为敌,甚至勾结占领军,共同进攻解放区,酿成大规模内战,所以遭到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反击。但苏联方面最初不仅对“切特尼克”作了正面报道,而且甚至打算向切特尼克提供武器,这使南共领导感到异常愤怒,并向莫斯科提出过抗议。
所有这些矛盾和摩擦在战争年代并未进一步激化,但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爆发出来,演变成为一场冲突和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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