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社会主义的成败

三、自治社会主义的成败

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南斯拉夫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取得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它的工业生产增长尤为迅速，在20世纪50年代一度被列入世界工业发展最快的国家的行列。工业的发展在对外贸易中也显现出来，1950年时在出口中非加工产品占43％、加工产品占50％，而高级加工产品仅占7％，但到1974年时已相应变为8％、37％和55％，反映出南斯拉夫工业在此期间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到1977年，每千人拥有汽车数量为91辆、电视机为175台、洗衣机为135台，在东欧居于领先地位。

自治社会主义终究是个新生事物，它时刻面临着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严峻挑战。卡德尔指出，为了免蹈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悲剧，南斯拉夫必须贯彻三项“基本指导原则”：（1）实现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领导作用”，通过工人委员会使工人有机会控制经济，并让工人派代表在立法和行政部门参与政治决策；（2）必须真正实行权力分散，反对少数人在中央实施政治垄断；（3）坚决推行社会主义民主。应该说，卡德尔指出了自治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作为一种指导方针完全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要做到以上三点，在现实生活中确非易事。即以工人委员会为例，根据南斯拉夫所颁布的各种法律条文来看，工人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力的确相当广泛。然而这些权力往往停留在字面上，大权依然掌握在国家及其任命的经理的手中。经理在生产和经营方面负全部责任，并按国家制定的计划行事。他握有工人的录用、解雇和调动的大权，甚至有权自行其是，不受任何自治机构的约束。此外，南斯拉夫一直实行一种非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国家依然控制着投入产出的数量和类别、收益的分配以及投资额。工人委员会按时选举，定期协商，但仍起不到真正管理的作用。管理委员会的权限虽较宽，但也不够，而且其选举还经常受经理控制，缺乏真正的代表性和自主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机关自可通过手中拥有的经济力量，调节所有的经济活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管理权一直掌握在国家机关的手中，尤其是政府上层人士的手中，工厂归工人并未能使工人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²²⁾。

其次是权力分散，要做到这一点也非常困难。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南斯拉夫一直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摇摆不定。联邦政府自然希望手中有更多的权力，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却经常为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而与联邦政府唱对台戏。处理好其间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南斯拉夫，稍有不慎即可激化民族矛盾，甚至还可引发民族冲突。

尽管和其他东欧国家相比，南斯拉夫人民享有更多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他们甚至可出国旅行和谋生，然而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却仍然困扰着南斯拉夫社会。因为这里必然要涉及党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也就是党是否允许其他政治力量和组织有自由活动和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卡德尔坚持在南斯拉夫实行一党制，因为否则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就会组织起来，给社会造成不稳定，甚至混乱。尽管卡德尔争辩说南斯拉夫的一党制和苏联的党垄断一切的情况有着根本的区别，然而事实上南共联盟一直控制着国内的一切，在各个领域都是党在发号施令。

60年代，南斯拉夫曾公开辩论过以下一些问题：（1）党是否应在工人委员会或区议会之前便召开会议，以便在所要提出的政策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2）党能否允许各级议会和自治机构执行与党的路线相违背的政策？（3）党员个人在各级议会和自治机构中是否必须为党所制定的政策辩护和投赞成票？（假如这样干了，这就意味着放弃了党员个人的判断和政治权利；而如果不这样，那就又违背了党的纪律，从而使党员处于两难的境地，无所适从）这些问题提得都很尖锐，自然在社会上引起热烈的讨论，但却众说纷纭，无法作出什么结论，因为有关党的组织原则、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本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上，对党的领导地位是无人敢表示异议的。自治社会主义体制实际上也是按照共盟自身的样子建立起来的，党就是这种体制的“模式”，尽管这种体制是建立在所谓民主选举的原则上的，但实际权力仍属于各级党的机构和各级行政机构，各级议会实际上并不起作用，它们只是无例外地通过决议草案，给予各种决议以形式上的合法性。

为分散权力，南斯拉夫也尝试建立起某种集体领导。1971年建立了由23人组成的联邦共和国主席团，1974年减为9人，即由6个共和国和2个自治省各推1人，再加上作为当然成员的主席共同组成。主席团成员每五年选举一次，任何人都不得连续两次以上当选。主席团从其成员中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一年，形同轮流执政。1974年，联邦议会两院联席会议选举总统，结果铁托当选，任期不受限制。根据1974年的宪法，由总统兼任联邦共和国主席、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于是实行集体领导的结果是绕了一个圈子，还是使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权力分散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更加集中了，任何重大的决策最终都由铁托一个人说了算。

同样，在经济领域引发争论的问题也不少。随着自治社会主义的确立，南斯拉夫也发展起商品生产，共盟的理论家当时都毫不犹豫地声称，没有商品生产的发展，便不可能克服“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也不能实现工人自治。因为使用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生产组织单位是商品生产者，它们在生产中付出的物力和人力的产品和劳务，只有在市场上通过销售才能确定它们是否确为社会所需。正是工人自治和商品经济的结合才构成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特色。但商品生产的形式、发展、速度、社会内容和性质也随即成为南斯拉夫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并引发激烈的争论。其核心问题是：在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资本家利润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是否起作用？起多少作用？说得更具体些，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后，价值规律仍能起作用吗？平均利润规律仍能起作用吗？如果仍能起作用，那么究竟起什么作用？如果都不起作用，那么又是哪些规律在起作用呢？

上述问题绝非纯理论性的，它们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此后南斯拉夫社会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讨论的过程中，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根据商品生产带来的不良后果，主张回到1949年以前的时代，也就是回到早就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另一种则要求建立无所不包的市场，也就是在建立商品和劳务市场的同时还必须建立起劳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甚至公开要求建立私营工厂、发行和买卖股票、取消对土地的最高限额和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时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共盟领导只得采取某种“中间主义”的立场，1971年所制定的《行动纲领》肯定“商品生产和市场是阶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范畴，工人阶级在过渡时期还要长期背着它”，而且还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必须存在……对于过渡到使直接生产者能够影响再生产市场，市场是必需的”。

在当时要解决上述问题确有相当大的难度，但要回避却又是不可能的，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使党内产生了思想上的混乱，并引发了党内斗争。1954年，共盟领导内部终于爆发了第一次激烈的斗争。挑起这场斗争的是一位著名的南共领导人吉拉斯。他系黑山人，农民出身，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文学和法律，1932年参加南斯拉夫共产党。吉拉斯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判劳役三年，1938年出任党的中央委员，1940年又进入政治局。曾组织1941年7月的武装起义，在解放战争期间成为铁托的亲密助手，一直在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中任职，解放后任首任南共中央宣传部长和政府副总理等职。正当处于自己政治生涯高峰时，吉拉斯却忽然抛弃共产主义的理想，开始追求人类的绝对精神自由，不断发表文章攻击南斯拉夫的官僚主义，要求更大的自由，并断言南共联盟内部有严重的斯大林主义的残余，党已经蜕化变质，应该立即解散，以便使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与一般的公民合为一体。吉拉斯甚至指出，经过二战考验的许多老革命家已堕落成为一个封闭的特权阶级。吉拉斯的这些言论自然引起了党内许多高层人士的不满。1954年1月在布里俄尼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吉拉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随后被逐出中央委员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不久又被开除出党。由于吉拉斯坚持自己的立场，终于被投入监狱，直到1966年才提前获释。此后虽获准出国定居，但其著作却被严格禁止在南斯拉夫出版。在处理吉拉斯事件的过程中，人们不难发现南共和苏共对待反对派的态度是何等的相似，其方法如出一辙。

自60年代初起，围绕着是否应继续进行改革，在党的上层又引发了一场新的斗争。长期担任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组织书记、内务部长和南联邦副总统等要职的兰科维奇在战争年代便是铁托的亲密助手，他手中掌握有任命和调动干部的大权，并且控制着国家的保安机关，可谓权倾一时。兰科维奇反对各种改革，尤其反对把权力下放给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极力维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后，兰科维奇终于在1966年7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承认失败，宣布辞职，随后又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由于铁托始终牢牢控制着局面，因此这一次斗争也没有给党带来太大的震动，但这种党的上层斗争终究会削弱党的力量，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动摇人民对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兰科维奇下台的直接后果是联邦政府的权力大为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明显减弱，于是长期潜伏着的民族矛盾也就很快暴露出来。共盟领导历来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卡德尔曾多次强调南联邦是“自由的、平等的和独立的民族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他们共同的利益以及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时代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和其他理想及倾向联结在一起的”，并指出南斯拉夫是“平等的民族的社会主义自治共同体”⁽²³⁾。卡德尔在民族问题上一向抱乐观主义的态度，不仅提出民族一体化的思想，而且还预言民族发展的总趋势是实现民族的融合，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东西必将在全人类的东西面前退却”⁽²⁴⁾。

然而理论和现实终究有很大的距离，南斯拉夫境内的民族问题不仅一直存在着，而且有时还会十分尖锐地暴露出来。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根据20世纪70年代初的人口普查，塞尔维亚人占39.7％，克罗地亚人占22.1％，斯洛文尼亚人占8.2％，穆斯林占8.4％，作为最大民族的塞尔维亚人也仅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南斯拉夫境内的各民族都是混杂居住的，斯洛文尼亚人的集中居住率最高，达96.8％，克罗地亚人达79.4％，塞尔维亚人达71％。换言之，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住在其共和国境外。民族的概念在南斯拉夫境内一向很混乱，如波黑境内的穆斯林作为一个民族长期未被确认，在1948年的人口登记中，称他们为“身份不明的穆斯林”，1953年又被界定为“民族身份不明的南斯拉夫人”，1961年又把他们划归人类学上的穆斯林，直至1971年才最终定为民族学上的穆斯林⁽²⁵⁾。70年代初的阿尔巴尼亚人占全国人口的6.4％，比另外两个斯拉夫民族，即马其顿人（占总人口的5畅8％）和黑山人（占总人口的2.5％）还要多，但在南联邦境内却屈居一个自治省的地位，而马其顿和黑山都是共和国，自然使阿尔巴尼亚人大为不满。

围绕着所谓“兰科维奇集团”的斗争事实上也正反映了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经济比较发达、地处西北角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两个共和国希望权力尽量下放，以便更多地获得经济上的自由，以谋求更大的发展；但地处东南、以塞尔维亚为首的一些欠发达的共和国却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以便取得更多的经济上的补贴。各共和国之间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和怨气最后都集中到塞尔维亚人出身、主张中央集权的兰科维奇身上，使这位长期在铁托身边工作的高官成为一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经济落后、民族情绪异常强烈的科索沃利用兰科维奇下台后中央控制减弱的机会，首先发难。1968年11月28日，当地的阿尔巴尼亚人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仅要求广泛的自治，甚至还要求把科索沃自治省变成南联邦的第七个共和国。此举引发和警察的冲突，造成一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局面。后来虽然经政府有力的干预，事态并没有进一步扩大，但却引起了全国的不安，并预示着更大的民族冲突的风暴即将来临。

1969年，由于在南斯拉夫境内修筑公路需要大量资金，于是开始发放国家公债，并在各共和国之间进行摊派，引发斯洛文尼亚的激烈反对，认为此举有损斯洛文尼亚的利益，公开要求联邦政府下台，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危机，后经铁托和卡德尔的严厉批评，以及联邦政府的冷静处理，事态才告平息。

最大的麻烦则来自素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克罗地亚。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克罗地亚人对于南斯拉夫任何一种形式的统一都抱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历来倾向于分离和独立⁽²⁶⁾。在南斯拉夫王国时期，克罗地亚人备受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的压迫，导致乌斯塔莎分子⁽²⁷⁾于1934年10月在马赛刺杀塞尔维亚人出身的亚历山大国王。二战期间，乌斯塔莎分子在德意侵略军的支持下建立所谓独立的克罗地亚王国，同样大肆残杀塞尔维亚人，加深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铁托本人是克罗地亚人，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克罗地亚才成为南联邦的一个共和国。但克罗地亚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依然存在，它和斯洛文尼亚同为南斯拉夫境内两个经济最发达的共和国，一直强烈要求削弱中央的权力，减少它们对不发达地区的援助，把南斯拉夫变成一个邦联型的国家。

1967年，130名克罗地亚著名知识分子发表宣言，要求提高克罗地亚语的地位，反对塞尔维亚语的垄断，此举引起塞尔维亚学术界的普遍不满，双方开始互相攻击和谩骂⁽²⁸⁾。这场风波平息后不久，“克罗地亚玛蒂案”⁽²⁹⁾开始大力宣扬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1971年，“克罗地亚玛蒂案”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克罗地亚新闻》，几个月内销售即近10万份，在政治上公开和克罗地亚共盟唱对台戏，宣称：“南斯拉夫是克罗地亚的监狱，克罗地亚已被洗劫一空，塞尔维亚人在克罗地亚成为主宰，克罗地亚语言遭取缔，应使克罗地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公开煽动民族对抗情绪。

1971年4月，萨格勒布大学学生会的领导权落入一批民族主义情绪极强的大学生手中，大学生也随即成为传播民族主义情绪的堡垒。此时，南斯拉夫驻瑞典大使弗拉迪米尔·罗洛维奇被乌斯塔莎分子暗杀，招致南斯拉夫舆论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一片批评声。而4月10日，国外的乌斯塔莎分子又公开举行庆祝克罗地亚独立国⁽³⁰⁾建国30周年的活动，更激化了南斯拉夫境内的各种民族矛盾。

以上种种因素使克罗地亚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克罗地亚共盟领导对当地的局势逐渐失去控制。1971年11月底，克罗地亚大学生纷纷罢课，举行游行示威，公开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帜，向联邦制度挑战。只有在铁托亲自干预后，克罗地亚的这场民族主义运动才渐趋平息。事后在克罗地亚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约有数百名官员被撤职，大批参与闹事的党员被捕。从60年代末开始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运动（曾被称为“克罗地亚之春”）也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说共盟领导对科索沃和斯洛文尼亚的民族矛盾处理得还相对温和的话，那么对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却采取了铁腕政策，反映了他们对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越来越感到焦虑，越来越失去信心。自60年代末起，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不断困扰着南斯拉夫社会，使自治社会主义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共盟领导不得不花相当大的精力来处理日益恶化的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造成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尖锐的问题。共盟领导一方面推行商品生产，一方面又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必须承认竞争的合法性，同时又必须维护经济平等的理想，常处于两难之中，处境十分尴尬。50年代初，南斯拉夫人民收入的差别大致为1∶3.5，而到60年代中已扩大为1∶10。这种现象激起了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的不满。青年学生对此更是牢骚满腹，因为年轻的大学生在毕业后往往会碰到就业难的问题。1968年春天，不少大学生团体经常聚集在一起开会，公开讨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等非常尖锐的问题，使国内局势变得动荡起来。

1968年6月3日和4日，贝尔格莱德大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取消巨大的社会不平等”、“消灭失业”、“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杜绝贪污腐化”、“打倒社会主义的新王子们”、“打倒红色资本家”……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约有百余人受伤。学生运动很快波及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和萨拉热窝等大城市。贝尔格莱德大学宣布改名为“红色卡尔·马克思大学”，萨格勒布大学也宣布成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学生并没有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也没有诉诸暴力。他们只是希望吸引工人参加，以便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来理解他们所发动的这场运动的目的和意义。联邦政府曾一度惊慌失措，准备采取强硬的措施。直到一个多星期过去后，铁托才发表演说，其态度是意外的温和，甚至对学生运动还表示赞许，并允诺将进行改革，以根除各种弊病。此后学生纷纷回校上课，一场运动也随即结束。1968年，法国、美国、联邦德国等欧美国家纷纷爆发“校园革命”，成为“学生运动年”。南斯拉夫的这场学生运动或许只是世界范围内青年知识分子不满的一个小小的“喷射口”，但也折射出南斯拉夫社会长期潜伏着的矛盾。

在国际舞台上，铁托倡导的“不结盟政策”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南斯拉夫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共盟领导仍须花相当大的精力来应付既来自东方，也来自西方的压力。

和斯大林领导的这样一个大党和大国进行对抗，必然会给南斯拉夫造成巨大的压力。党内，包括党的上层因此发生不小的分裂，出现了不少所谓“情报局分子”。南斯拉夫官方在1952年透露的数字表明：苏南决裂后因“亲情报局活动”而受惩处的南斯拉夫人达11128人，被判刑者更达2572人⁽³¹⁾。而据铁托格勒大学政治学教授拉多集奇在1983年所提供的数据则为：与共产党情报局冲突期间，遭到拘禁和审问的人共达55663人，占1948年党员总人数的19.52％，其中有16288人被判刑⁽³²⁾。如此多的党员受株连，说明党内斗争相当激烈，也表明党因此而蒙受巨大的损失。

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和苏共领导调整对南斯拉夫的政策，终于使多年来十分紧张的两国关系有了缓和的机会。1953年夏，苏南开始互派大使，南斯拉夫同时还和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亚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1954年6月22日，苏共中央致函共盟领导，主动表示愿意重修旧好；同年8月11日，铁托复信，予以肯定的回答。1955年5月，赫鲁晓夫亲率党政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承认1948年苏联对南斯拉夫采取的政策是错误的，并表示歉意。此后两国关系趋于正常，1956年6月，铁托回访了苏联。

1956年初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和随即展开的对“个人迷信”以及对斯大林的批判都使铁托本人深感满意，苏南两国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好转。该年9月，赫鲁晓夫前往南斯拉夫休假15天，和铁托举行多次会晤；9月底，铁托又前往克里米亚休养，受到赫鲁晓夫的热情款待，并会晤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新任第一书记格罗，就匈牙利的局势进行磋商。10月底，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访问南斯拉夫，和铁托就匈牙利局势达成共识。11月2日，赫鲁晓夫秘密访南，铁托表示支持苏联对匈牙利采取的镇压措施，表明苏南两国在匈牙利事件中采取同一立场⁽³³⁾。但是不久，铁托却在普拉发表的演说中声称南斯拉夫支持苏联所采取的第二次军事干预，而对第一次进兵布达佩斯却持反对态度，该演说引起苏方的强烈不满。1957年11月，南斯拉夫虽派出以卡德尔为首的共盟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大庆典，但却拒绝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并借机多次声明南斯拉夫绝不会重返社会主义阵营。1958年4月，共盟领导公布坚持走自治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招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猛烈批评，于是共盟在国际共运中再次陷入孤立地位。

此后，南斯拉夫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起起落落。60年代初起，铁托和赫鲁晓夫的私人交往越来越密切，彼此间表现出更多的理解。1962年底铁托访苏时，赫鲁晓夫一方面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正面评价自治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表示不再需要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了，使铁托大为宽心。1964年6月，铁托在访问芬兰后，还专程到列宁格勒和赫鲁晓夫会面，两人显然成为莫逆之交。对于赫鲁晓夫的骤然下台，铁托一直深为惋惜。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领导后，苏南两国友好的势头并没有减弱，显然由于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苏方迫切需要来自南斯拉夫方面的友谊。然而1968年苏军进占捷克斯洛伐克，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粗暴干涉的事件招致南斯拉夫的激烈批评，使两国关系再次跌入低谷，但不久又趋向正常。这种时好时坏的关系一直对南斯拉夫的国内局势产生微妙的影响，一般的规律是：每当关系趋好时，共盟中的保守主义情绪就会增长；而一旦关系恶化时，共盟中的激进主义思潮也就会抬头。于是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也就会必然出现左右摇摆的现象。

自1950年起，南斯拉夫为求生存，开始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也接受来自西方的援助，到1958年前后共计25亿美元，为此也偿还了南斯拉夫王国时的塞尔维亚所遗留下来的多达9800万美元的债务。但在接受西方援助时，南斯拉夫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拒绝西方强加的任何附加条件。还在1949年9月铁托就旗帜鲜明地宣称，南斯拉夫可以和西方建立经济联系，但不作任何政治上的让步。此后铁托又多次重申，南斯拉夫“一刻也没有在我们外交政策方面或是我们的内部发展方面损害我们的独立原则”⁽³⁴⁾。如1950年美国试图通过提供130万吨小麦来向南斯拉夫施压，遭到南方谈判代表的严正拒绝，宣称战争期间南斯拉夫人民宁死不屈，即使吃树根野果也坚持战斗，而如有必要，“宁愿再次吃树根野果，也绝不允许让国家的独立受到威胁”，迫使美方放弃无理要求。与此同时，南斯拉夫还拒绝加入西方政治军事集团，并主动要求停止军事援助。1950年2月，南斯拉夫不顾美国的压力，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1951年3月，南斯拉夫又照会美国，严厉驳斥美国有关南斯拉夫是警察国家的谬论。南斯拉夫极力改善与希腊的关系，并接近土耳其，于1954年组成巴尔干同盟，借以巩固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此后南斯拉夫一直和西方国家保持着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固然使南斯拉夫在经济上可从中受益，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西方在文化思想方面的渗透，给正在探索社会主义新路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也带来不少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