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 宽容地看待克隆技术(2)
有关克隆羊“多莉”的报道,一年多来已经在国际舆论界引起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大讨论。但新闻爆炒的焦点显然不是克隆羊本身,而是“克隆人”。由克隆羊到克隆人,在技术上恐怕还要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过,新闻界是敏感的,有些具有“超前忧患”意识的“忧世之士”也是敏感的。比如某位哲学家就在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节目中说,“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奇怪的是,一些政治家,包括某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十分起劲地参与到“忧心如焚”的“忧世之士”的行列,却是我们这些科学工作者所始料不及的。
反对发展克隆技术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如果克隆出希特勒,那可不得了!其实这是“杞人忧天”的一种思维模式。“人”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两重属性,而更重要的是人的社会性。德国之所以会出现希特勒,这既和德国当时的内部情况有关,也和二次大战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情况有关。一些生物学家认为,即使对“生物的人”而言,克隆技术充其量也只能制造出类似的复制品,而绝对不可能不走样地“拷贝”出与供核亲本各个方面都惟妙惟肖的人体。因为最初的核外环境的差异,子宫内和整个母体的环境和生理条件、核外遗传因素等,都影响这发育中的克隆,这种影响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所以,克隆希特勒是不可能的,克隆10个乔丹,恐怕也只能是妄想。具有同样遗传结构的同卵双生子,其性格以及所走道路都可以迥然不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反对发展克隆技术的另一个理由,是认为通过无性繁殖复制的人体,将彻底搞乱世代关系的概念。他们与细胞核的供体既不是亲子关系,也不是兄弟姐妹的同胞关系;他们类似于“一卵多胎同胞”,但又存在代间年龄差。这将造成伦理道德上和法律继承关系上的无法定位。所以“要防止复制人的工作,我们中国科学家决不能做这方面的事”。
我以为这是真正的“因噎废食”。其实在伦理学上提出新问题的,首先是“试管婴儿”。因为这带来了“遗传母亲、孕育母亲和养育母亲”以及“遗传父亲和养育父亲”家庭关系的复杂性。但是据报载,自1978年9月英国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布朗降生以来,到1985年试管婴儿的总数已超过700万人。虽然已出现了某些伦理纠纷,但并没有出现对社会发展造成严重障碍的伦理纠纷。我们的伦理学家也没有感到这些纠纷是不能解决的。更何况,“克隆婴儿”与试管婴儿相比,其家庭关系的复杂性还有所降低,因为他们或者只有“遗传母亲”,或者只有“遗传父亲”。难道我们的伦理学家们竟然笨拙到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些伦理问题吗?
反对发展克隆技术的另一理由,是说克隆技术仅是“复制”生物的遗传信息和机体,而有性繁殖将出现基因的新组合。因而克隆技术将终止人类多样性进化的可能,也就终止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
其实,在“进化”式“发展”的概念中,有两重含义:基因的重组,的确会出现多样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异不一定是正向变异,也可能是逆向变异。所以,生物包括人类的进化还要通过选择,即筛选出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变异。过去,这种选择是在自然选择压力下,通过生存竞争实现的;而现在的基因改造,可以通过克隆技术来促进人类向更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这并不会妨碍人类多样性进化,更不会出现某些耸人听闻的危言,像什么“最终将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等。
为什么在西方各国,对克隆人问题竟然会掀起如此的轩然大波?我以为问题的实质在于克隆技术尤其是克隆人,的确对上帝的权威提出了挑战。本来人的祖先是神在伊甸园里制造的,人类的繁衍必须要有亚当和夏娃,而克隆人的亲本却只要亚当或夏娃中的一位,难道上帝的意志也是可以违背的吗?在某些宗教的律令里,是明确规定不得用非生命手段来制造生命的。但是,我们能够因为某些意识形态的偏见而阻碍科技的进步吗?
作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我可以向社会公众指出,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以后,太阳会膨胀而演化为红巨星,其体积之大,可以把地球也包含在内,在此之前,地球将变得不再适合于人类居住,人类需要迁移到别的星球上去,甚至还要对人类自身进行遗传性能的改造,以适应未来环境的变迁。所以,对人类基因的种种性能的研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无性繁殖就可能为基因性能的研究,提供多个基因结构相同的个体。
理论上讲,只要人的基因结构相同,应该可能发育出和亲本高度相近的复制品。但这仅仅是理论,完全可能的是,在核移植的过程中,遗传物质很难丝毫不受到损伤,导致发育出来的后代是有重大缺陷的个体。但是,我的担心,并不是技术进步将可能出现什么“最可怕的事情”,而是担心由于技术不够进步而制造出许多畸形儿。但是,技术不够进步的问题,只能由发展技术,亦即通过实验来解决。所以,我不赞成禁止克隆人的研究,但的确要慎重地对待这类研究,至少要有足够多的动物作为先导。
克隆技术的出现,是生命科学研究中的重大突破,有些人甚至将之与物理学里原子能的发现相提并论。科学的重大发现和发明,应该激起人类的欣喜,我们应该庆幸人类又掌握了可以为人类谋取幸福的一种新技术。但是,克隆技术的出现,也引来了一连串“天将要掉下来”的担忧。支持这种怪论的不仅有宗教界人士、哲学家、某些缺乏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甚至还包括某些生物学家、医学家以及某些行政管理人员。这才是真正的咄咄怪事!
究其原因,在于在某些西方国家中,的确存在并广泛传播着一种“反科学主义”的思潮。在这些人看来,科技的进步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危险的事情,最好是倒退到那种“清静无为”的原始时代去!产生这种思潮的原因,在于人类对某些科学技术成果用之不当,产生了对人类的危害;有些技术的发展,既有正面的效应,同时又会由于技术还不够发达而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但是,反科学主义思潮的鼓吹者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加分析,笼统地归咎于技术的进步,而看不见有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某些统治者努力使科技进步服务于少数人,甚至是极少数人的利益而产生的,如核武器的垄断等;另一些问题的出现,则是由于一时没有找到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有效技术。这就造成既有这一技术的受益者,也有这一技术的受害者的结果。
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一是人类要学会控制自己,如抑制战争狂人,但不是抑制科技的进步;二是要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从而做到既充分发挥科技进步的正面效应,又使由于技术的不完善而出现的负面影响得以消除。
遗憾的是,从克隆技术所引发的大讨论中,人们不难发现,反科学主义思潮已经渗透到了一部分生命科学工作者之中!生命科学家们,还是勇敢地向上帝的权威挑战吧!
生命意志显示在世界上,并在内心中启示着我们。
——阿尔贝特·史怀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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