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家的自由追求

无论科学史能不能承担诸如提高自豪感这样的使命，这种指向外在目的的研究是无法满足自由的学者的。所谓自由的学者，我指的是20世纪中后期逐渐独立的科学史家。随着萨顿、柯瓦雷等先驱在学科建制和理论构架等方面的努力，科学史家逐渐独立出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术传承。一个直接的后果是，科学史家不再是科学家或政治家的附庸，不再需要以歌颂当代科学的成就或提高民族自豪感等外在的目的为标准，而是可以建立自己的标准。我们寻求的不只是一些自欺欺人的吹捧，更需要从历史中寻求“理解”。

我们希望理解自己的处境：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历史的追溯恰恰可以回应我们自我理解的要求。

我们说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视角或偏见的，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无非是受到了权威或者社会环境的灌输，我们对许多成见或思维定势根本没有自觉。不过我们虽然无法达到绝对超然的高度，但总是希望不断超越自己，打开自己的眼界，突破时代的局限，这样才有了创造和进步。

而要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最好的办法就是学历史。通过追究历史的来龙去脉，我们更容易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通过理解历史上不同的思想世界和思维定势，我们更容易发现许多自己已经见怪不怪的事情是否也是一种成见。

在这种意义下，我们对科学史就需要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科学史要追究的不只是谁在几几年提出了什么，更要理解每一个科学进展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前提。

辉格式科学史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对历史语境的考察，只是把今天教科书上的结论作为现成的标准，无非是给每一个现成的结论标记上它的提出者和提出时间罢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根本不是在做历史，因为辉格式的图景始终是静态的，无法揭示出历史的变迁，更谈不上打破成见、拓宽眼界了。

在辉格式的科学史中，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地位可能还比不上黄道婆，因为黄道婆所做的一些技术创造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且可能在今天都有保留，而亚里士多德却没有提出任何一条今天看起来仍然有效的科学结论。甚至亚里士多德长期以来都被视作阻碍科学发展的反面势力。

当然，后来的科学革命建立在对亚里士多德权威的颠覆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会更好。事实上，在古希腊的背景下，亚里士多德等人对于西方科学传统的奠定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古希腊的阿里斯塔克提出过“日心说”，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更接近真理，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阿里斯塔克确实并不重要，他的学说难以推动希腊科学的发展。

辉格式的科学史站在当代成就的立场居高临下地审视历史，有意无意地抱有傲慢的态度，这种态度往往让他们对历史的解说显得愚蠢可笑。我们不妨想一想晋惠帝“何不食肉糜”这一典故。这就是以自己的立场居高临下地审视他人的典型例子——对于我所处的环境来说，饿了，没饭吃，那就吃肉糜呗，这是完全正确的策略，晋惠帝的错误不在于他自己在没饭吃的时候想到食肉糜，而是他把自己食肉糜之合理性推广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之下，这就成了笑话。早期的科学家的科学史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古代科学家怎么没想到这个，怎么理解不了那个，怎么如此愚蠢这般迷信，这就是犯了“何不食肉糜”的错误：基于自己的处境居高临下地衡量别人。

独立的科学史，无论是思想史还是社会史或任何一种编史流派，都试图超越辉格史的弊病。首先我们不再单纯地以“结果”论英雄，也不再特别关注把某某发现的功劳归功于谁之类的问题，我们更关注事情的前因后果，关注在尘埃落定之前的酝酿过程。科学史也不再只是关注那些最终成功的英雄，还要关注那些失败者，关注那些伟大的、重要的错误，这也是深入理解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的切入口。我们要时刻警醒：古人不是傻瓜，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站在那个时代智力最高峰的伟人，其学说又被上千年来的无数智者钻研探讨，而现代一个最普通的初中生都可以找出他的无数“愚蠢”错误，那么究竟是谁更像晋惠帝，恐怕不难猜测了吧。

历史中的成功未必是因为智慧，失败也未必是因为愚昧。在哥白尼的时代，哥白尼的追随者就一定比怀疑者更明智吗？亚里士多德那些让人大跌眼镜的物理学思想真的如此幼稚肤浅吗？站在现代的高度去数落古人的谬误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要同情地理解古人为什么会犯错却不容易。每个时代都有其局限性，但在理解古人的局限性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局限性的突破，理解历史能够帮助我们打开自己的视野，克服自己的偏见和盲点，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处境。

独立的科学史描绘出一幅多元的、丰富的图景，科学家不再是遗世独立、孤军奋战的圣人，他们也都有血有肉，有偏见，有惰性，有宗教信仰，有政治主见，有社会关系……科学活动从来都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