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芒福德,他关于农业革命的后果也开了一个“脑洞”,他设问:在农人取代了采集者后,原来的那些狩猎—采集者到哪里去了?[7]当然一部分应该是被同化了,一部分被逼退到偏远地区了,另一部分被从肉体上消灭了,但总有一些留存下来的部落学会与农人共存。他们可能成为了第一代的武士或军人阶级。他们的长矛和弓弩不再需要用来摄取食物,但他们的武力可以用来护卫村庄和城池,可以用来对内维稳,对外掠夺。这种职业化的暴力使得一个大型集权社会成为可能。
从定居到城市的兴起,人的职业分工和阶级分层被固化在不同的建筑之中,贫民住在边缘的贫民区,富人住在中心的堡垒或宫殿,这种分化的居住方式又反过来加固了阶级的分层,如此发展下去,人类社会就如一座城市那样,形成了从中心到边缘层级分明的集权社会。
图2.6.1 苏美尔乌尔城市遗址
当然,另一种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农业革命之后,水利工程要求某种集中化的组织形式,因此越依赖水利工程的地域,越有可能形成集权社会。
这两种说法也许并不矛盾,集权社会的形成恐怕是许多因素交织的结果,铜器的出现恐怕也是重要的一环,因为铜可以用来制造更锋利的武器,但不像石器那样容易获取,因而它的开采、制造和分配都容易被控制起来,只有少部分人有权占有铜器。这就使得特权阶层和职业军人与其他平民区分开来。
总之,在几个农业革命的中心地带,形成了一些大型城市或者集权的王国,包括公元前35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前3400年在埃及,前2500年在印度河流域,前1800年在黄河流域,前500年在中美洲,以及前300年在南美洲。这6大文明的起源大致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可以称作文明的发祥地,或者说“原始文明”。
这几大文明古国大多数都产生了自己的文字系统,这也使得跨越更长时间和更广空间的交流成为可能,使得理论化知识及其传承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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