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史官文化

在介绍中国古代科学的具体成就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中国独特的思想文化背景。

中国的文字系统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知道现代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使用拼音字母文字，而唯独中国在使用方块字（日本文字中也保留了一些当用汉字）。

相比字母文字，汉字显然更加具象，表达方式更加含蓄和语境化，语法结构更加松散，因此相对西方文字而言似乎更不擅长抽象和逻辑化的思维方式。这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把中国科学的落后归结于汉字。在另一方面，与语音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汉字系统使得跨越时代和跨越地域的交流更加容易。从语音来看，我们现在的各大方言之间的差异几乎相当于欧洲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但通过汉字却很容易交流。虽然许多西方人想当然地认为复杂的汉字难于学习，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学习汉字并不像外国人想象的那么困难，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基本就能够完成基本的识字训练了。在中国古代，普通民众的识字率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

我们知道汉字的基本形态从公元前1000多年的商代甲骨文（图6.2.1） 就已经基本确立了。考古发掘出来的商代甲骨文记录了从盘庚迁殷一直到纣王之间270年的各种卜辞。从气候、战争到疾病、生育，各种大大小小的事务都需要占卜，商朝人在事前用甲骨的裂纹卜测吉凶，在事后则把应验的事项记录于甲骨之上，因此甲骨文也是原始的历史记录。

这种文字的生态似乎从一开始就与西方文字不太一样。我们发现的最早的楔形文字很多是用来记账的，腓尼基的字母表也是发源于商人。而中国文化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太偏重商业，而是以巫史传统为特色。

“巫史”集占卜、祭祀、礼仪、记事等职能于一身，这从甲骨文所扮演的角色就可以窥探一二。中国后来的政治文化和学术传统也源出于此。

不理解中国的“史官文化”就很难理解中国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连绵不绝，为什么中国人那么重视修史呢？在某种意义上史学是中国人的“神学”，司马迁讲“究天人之际”不是随口说说的，这恰是中国古代史官的职责。从甲骨文开始，历史记录这件事情就富有某种神圣意义，史官是沟通天与人的中介。

普通的中国大众没有像西方基督教之类的排他性的宗教信仰，菩萨也拜，玉皇大帝也拜，似乎很多元化，但唯独一样是不能随便拜的，那就是祖宗。中国人求神拜佛追求的是多子多福，基本上都是此生之内的功利诉求，所以神佛可以多元并存，谁有用就拜谁，而相对于西方人的天国和永生，继承香火和光耀门楣才是中国人超越此生的诉求。当然，对于士人来说，“青史留名”是更高的追求。

图6.2.1　甲骨文（武丁时期）

现代中国已经丢失了曾连绵不绝的史官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礼仪、伦理和信仰传统，因此很难理解史官传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说西方古代学术的核心是哲学，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就是史学。

“史”最初就是官名，相传在夏朝就有史官，在先秦时期史官就负责记录帝王将相的言行，起草文书，也负责天文历法和掌管祭祀。到秦朝设太史令，在西汉称作太史公，司马迁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太史公，他编纂的记录就被叫作《太史公记》，后世才称作《史记》。但作为官职的“史”蕴含的意思远远超出历史记录的范畴。

在魏晋时期，作为言行记录和修编史书意义上的史官从太史令中剥离出来，最后“太史”就主要负责天文历法，唐代开始有时作“司天监”，有时仍作太史院，直到明清时期称作“钦天监”。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所谓天文学家其实都是“史官”（例如张衡、沈括、郭守敬等）。于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传统表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特点。西方天文学家往往是游离于政治体系之外的自由学者，而中国的“天文学家”都是在官方体制之内的。

在古代中国，史官的天文学追求的不是希腊人的“拯救现象”，而是“究天人之际”，是担负着沟通天人关系的神圣使命的。我们之前就提到，“自然的发现”是希腊人的特色，中国古代并没有发现一个与人相对的独立自存的“自然世界”，中国人的“天”始终是与人相呼应的。所以对天的观测和研究就是对人事，特别是王朝气运的研究。

所以中国古代天文学是被皇家垄断的，如果民间私自研究天文，就会被认为意图谋反，而谋反者的确总会举出一些天文现象来表示自己造反是奉天承运、名正言顺的。天文学被皇家垄断也导致天文学家往往都是世袭的家族。这一方面保证了天文学传统的连续性，但另一方面显然也使得天文学研究容易故步自封，缺乏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