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科学史的意义

讲完阿拉伯和中国，我们再回到西方，谈一谈中世纪科学。

中世纪对科学史而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要讨论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兴起于阿拉伯或中国，一方面我们要谈阿拉伯和中国缺了些什么，另一方面也必须搞清中世纪欧洲到底有些什么。

这一讲我们主要谈中世纪的大学以及基督教对现代科学提供的某些概念前提，至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具体学说，特别是在力学和运动学方面的贡献，我们只能简单提及。

“中世纪”这一概念本身是文艺复兴之后出现的概念，当时的欧洲人“重新发现”了伟大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然后对比罗马衰亡后的一千年以来，欧洲简直就是一片黑暗，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开始走进新时代，也就是“现代”。于是现代人以“现代”自居，以古典时代为理想，从而与两者之间的“中世纪”划清界限。

所以中世纪一开始就是一个贬义词，也有人直接称之为“黑暗时代”。在启蒙时代之后，中世纪更是被描绘成一个愚昧、迷信的时期，对现代科学非但没有任何建设性作用，反而是科学的绊脚石，现代科学似乎是通过顽强抗争，一点点克服了中世纪的压迫，才能够横空出世的。特别是中世纪的宗教信仰被描绘为疯狂打压科学的恶魔，而现代科学家们一个个都被描绘为英雄和斗士。

我们第一讲就谈过，这是一种典型的辉格式的历史——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这样的历史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厢情愿的。

在中国，我们受这种辉格式的历史观的影响很深，至今的许多教科书和普及性读物，乃至于一些专业学者，都还在宣扬一个“负能量”的中世纪，以及万恶的基督教。但在西方科学史界，中世纪在科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早已成为共识。

重新发现中世纪科学成就的学者，首先要数皮埃尔·迪昂（公元1861年—1916年） 了，他是法国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他的科学哲学观点也颇有影响，是列宁曾经点名批判过的。他在科学史方面的工作颇有开创性，特别是对中世纪科学的挖掘影响重大。在迪昂笔下，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乃至牛顿的许多所谓突破，其实都无非是对14世纪经院哲学成果的整理和补充而已。

迪昂的科学史也带有很强的偏向，他本人是宗教信徒，是法国人，结果他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特别是巴黎大学的贡献往往有些过分拔高了。虽然有矫枉过正之嫌，但迪昂的确挖掘出了大量证据，让学界认识到中世纪远非一片漆黑，相反，在中世纪，尤其是中世纪晚期，有着非常丰富的科学成就。而且基督教对现代科学也并非一味起阻碍作用。

当然，也不是说中世纪一点儿都不黑暗，基督教对科学一点儿负面作用都没有，但是至少很明白的是，中世纪和基督教并非纯粹的负面因素，而是对现代科学有某些积极组建的作用的。

从迪昂开始，一部分科学史家持有连续论的科学史观点，认为从希腊科学、阿拉伯科学、中世纪科学到现代科学其实是一个连续谱。也有人坚持，现代科学的兴起仍旧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还有人提出“两次革命”论，也就是在16、17世纪的现代科学革命之前，中世纪经院学者也完成了一次同样意义重大的科学革命。

究竟有没有或有几次科学革命这个问题并不是关键，事实上这取决于我们观察历史的视角，从一方面看，没有任何思想是完全凭空出现的，任何新思想都有其孕育的土壤，对历史的仔细考察总能发现革命者的前辈。另一方面来看，每一次科学发现都可以看作一场或大或小的革命，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积累，而是会牵动各种其他相关观念和习惯的变革。我们在之后讨论哥白尼革命的时候还会专门讨论科学革命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