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院论辩”

在教学内容方面，欧洲大学也继承了希腊的自由学术传统，大学的兴起是12世纪通过阿拉伯引入希腊学术成果的翻译运动的后果，大学的出现首先是满足了人们对知识的追求，而不是为了传授实用技术。

这些大学主要分为四个学院：艺学院、神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其中艺学院是最为基础的，进入另外三个学院的学生大多会先通过艺学院的学习，类似于今天的本科与研究生的关系，其他三个学院旨在培养相应领域的专业人才，而艺学院提供的是基本的文化素养的教育。

艺学院教授的主要内容正是“自由七艺”，有时也替换成亚里士多德的三种哲学，即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增加了历史、诗歌等科目。但总而言之，艺学院的教育都是“非实用”的，当时更加贴近社会需求的实践技能的培训从未被包含进来。

大学的教学方式最初以评注经典著作为主，特别是讲解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到了13世纪末，“经院论辩”的教学成为主流。

图7.4.1　16世纪插画描绘的巴黎大学博士答辩的场景

经院论辩有点像今天的辩论比赛，首先由教师提出一个“疑问”，学生分为正反两方进行辩论。而“博士答辩”（图7.4.1） 则要求学生亲自主持一场论辩，引导辩论展开并最终给出裁决。

可以想象，对整场论辩而言，“答案”本身是次要的，激烈的论辩过程才是这种教学模式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对于任何“问题”，学生都可以站在正反两方的立场来思考，因此那些与权威的神学解释相冲突的说法都可以被引入争辩，并被反方学生充分阐发。也许在最后的裁定中教师们会尽量与宗教教条保持一致，但各种“异端邪说”和奇思妙想都可能在论辩中迸发。

中世纪大学的意义并不在于确立了哪些新知识，而是在于促进了学术的活跃，为科学革命开辟了思想空间。

在12世纪之前，拉丁西欧所了解的亚里士多德基本上只是一个逻辑学家，但在13世纪开始，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等著作被全面引入，学者们惊叹于其宏大的哲学体系，用大写的“哲学家”指称亚里士多德，用大写的“评注者”指称阿拉伯评注者阿维罗伊。但人们很快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与圣经的创世论之间存在许多矛盾之处。这些张力在某种意义上更加促进了中世纪学者思想的活跃。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是备受尊重的权威，但另一方面他的任何学说也都可以被质疑。

在1210年，巴黎大学就禁止教授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稍后罗马教廷也几次重审了相关的禁令。但事实上这些禁令基本上没有什么效力，另一些大学仍在明目张胆地教授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比如图卢兹大学招揽学生的时候就以此作为卖点来宣传——既然巴黎禁止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啥不到咱们这儿来读呢？即便是巴黎大学本身，虽然不再将其作为主课，其实也仍然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列为阅读书目。^[3]

如果禁令真的有效的话就不会有托马斯·阿奎那（约公元1225年—1274年） 了。阿奎那及其老师大阿尔伯特系统地整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学说，并试图让哲学与神学相整合，让理性与信仰相协调。阿奎那所著《神学大全》成为经院哲学的巅峰成就。

后来阿奎那被罗马教廷封圣，因此又叫圣托马斯，但在当时他的学说也是颇具争议的。教廷在阿奎那死后不久就针对亚里士多德发起了一次“大谴责”（图7.4.2），教廷明显借鉴了阿奎那的整理，最后列出了219条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命题予以谴责，禁止学者持有这些观点。

但是我们说到，在经院论辩的传统中，不持有某一观点不代表不能讨论它。大谴责恰好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份论辩提纲，借助这份清单的传播，也许这些相关哲学问题反而得到了更广泛和更充分的讨论。

这些讨论显然有益于打破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中的许多刻板成见。教廷因为上帝的万能而反驳亚里士多德的种种局限，例如亚里士多德不能设想真空，不能设想无限的空间，而一旦引入了万能的上帝这一预设，这些不合理的情境都需要被重新考虑了——无论现实世界中有没有无限的虚空，如果说上帝有能力制造无限的虚空，那么物体在虚空中的运动就不再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了。

可惜的是，经院学者们往往不把这些设想“当真”。但他们的空想的确为现代科学做好了概念上的准备，例如，经院学者区分了运动学和动力学，区分了温度和热量，定义了冲力、加速运动和瞬时速度等重要术语。

图7.4.2　1330年左右关于“大谴责的插画，柏拉图（左）、塞内卡（中） 等古代学者也受亚里士多德（右） 牵连，他们的许多言论（手中的文字） 被教会严厉谴责

牛顿力学从设想一个在别无他物的无限空间中的运动物体开始，而爱因斯坦从设想自己跑得和光一样快得到了启发，发展出相对论。现代科学依赖着许多非现实的理想状态或思想实验。那么我们还能嘲笑诸如“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这样的问题吗？也许这个关于天使的空间性的问题争论不出什么有益的成果，然而诸如此类的问题之所以可能，难道不是证明了经院学者对概念辨别的极端执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