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文本之间的标准

在手抄本时代的文本秩序中，“经典”无疑是一切的基础，因为只有那些经过世代传抄而留存至今的经典作品，才是最可信和可靠的材料，也是最具公共性的东西。所以古代的学术讨论往往总是从大家共同认可的经典作品出发，再各自进行注疏和阐释。然而在印刷时代之后，经典作品在可靠性和公共性方面不再有突出的优势，相反，相比于印刷时代的新作品，版本众多的经典抄本反而显得缺乏标准。

于是，当人们试图用印刷术出版那些经典的抄本时，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还原这些经典著作的标准版本，也就是要设法“订正”经典著作中的错误，因为这些错误往往首先被归因于文本的传抄者而非经典的作者本人。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学者往往贬低中世纪，但推崇古人，因此他们更愿意相信许多古人的智慧在漫长的中世纪的不断传抄中被歪曲或丢失了。

要复原这些丢失的智慧，有两种办法，一是钻研文本，从中发现秘藏的信息，二是钻研自然，替古人补上缺失的环节。这两种方法在现代早期往往并行不悖。因此我们注意到牛顿一方面钻研物理，另一方面研究圣经年代学，试图从圣经的字里行间破解出摩西的智慧，这两种研究方式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南辕北辙，而在牛顿那里却是殊途同归的。

无论如何，一旦人们开始重建文本的秩序，校订书籍的意义就远远不止于对某本古书进行一次全面的改写了。关键在于，各种版本的书籍，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修订的还是改写的，都将同时流传于世。在这个意义上，说托勒密是哥白尼的同时代人绝不为过，托勒密仅在哥白尼之前不久成为流行，而在哥白尼之后继续流传了许多年。

印刷书的不同版本和同时流传于世的不同的手抄本截然不同，手抄本的版本差别暧昧不清，而不同版本的印刷书却泾渭分明，因此可以拿来互相对比和批评。

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哥白尼的贡献在于他找到了“正确的”理论，不如说是他提出了“另一种”理论，从而激励后人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去甄别更好的理论。^[9]

在里奇奥利1651年版的《新天文学大成》的卷首插图里（图8.6.1），哥白尼的图示和第谷的图示被置于缪斯女神天平的两端，而托勒密的图示则被置于地上。

图8.6.1　里奇奥利《新天文学大成》卷首插图

这幅画引人注意之处并不是他对三种理论的最终裁定，而是他同时并置了三种互相冲突的理论。在古代，获取一部完整的天文学理论著作也是非常困难的，但在现代，学者们跳出了任何一种具体的传统理论，站在更高的位置去称量那些已有的理论。

印刷术把经典著作和各种版本的新书放在一起比较，经典不再能天然地作为衡量标准，反而特别需要被重新衡量。因此现代科学的工作方式不再是在某一个文献传统底下去修补注释，而是跳出特定的文献传统，站在一个文本之外的所谓客观中立的超然位置去衡量文献。因此在现代的学术争论中，人们不再以经典的名义来裁定，而是以自然的名义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