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代科学家更喜欢用“自然”的名义说话，但事实上，他们与“自然”隔开了更大的间距。
“文本知识”的世界在“自然”面前构筑起一道帷幕，从此“知识”失去了直接性（当然原本的直接性也许也只是错觉）。例如在柏拉图那里，真知识是难以言传的，只能靠自发领会，而可复制、可模仿的步骤只是教学手段。但在现代人那里，相比直接的感悟（现在更多被归入感性而非理性的范畴），反而只有那些白纸黑字的步骤才是“知识”。
毕竟对自然的任何“直接”的经验或体悟都是私人的，而通过文本所构筑的自然知识才是公共的、“科学的”。
事实上，“应该相信亲眼观察而不是书本”这一口号不是在近代刚刚兴起，反而是在近代由于印刷术的出现而刚刚过时。古代权威告诫人们不要依赖文字和图像而要亲眼观察，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书经过长时间的流传总是不可靠的。所以希腊化时期的盖仑说：“病人是医生的医书。”[10]而在印刷时代，科学家终于可以信赖书本和图像，可以信赖其他学者的描述记录，从而可以免于亲自奔波，坐回到书房中进行研究了。
例如我们的现代医学其实是相信数据而胜过相信亲眼观察，比如我们亲身体验到是因为着凉所以感冒了，但通过双盲实验和大数据分析，科学家告诉我们感冒和着凉没关系。对现代科学而言，文本和数据比我们的亲身感受更值得信任。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科学的态度是远离自然，而非亲近自然，这才是现代科学的革命之处。其实当我们说“自然”时，指的往往就是一系列的文本。比如当我们争论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你不能说，“因为自然就是如此这般”，或者“因为我亲眼看到就是如此这般”，而是你需要援引各种文献、图标、数据，数据的背后还有文献来支持，文献的背后还有数据来佐证……在这一层一层的文本的最后，才可能是某些人的亲眼观测。你所能援引的文本越多、越厚，你的结论就越可靠，而你离所谓的“自然”越近，你的话就越“不科学”。
正如福柯所说，“自然史发现自己处于现在在物与词之间敞开的那个间距中”[11]。而这个间距空间，就是那个由印刷术促成并开拓出来的，由文本和更多的文本构成的“阵列”。芒福德也发现，印刷术“促进了隔离和分析的思考方式”“与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相比，印刷物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深刻”，于是“存在就意味着在印刷物中存在，学习就意味着学习书本，所以书本的权威被大大地拓展了……阅读印刷品和亲身经历之间的鸿沟已经变得越来越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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