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贸易的辩论与滇缅路

长期以来英国商人的梦想就是打开中国市场，让英国货物畅销无阻。

一位美国学者曾经做过一个比喻：“（英国）政府的任务是用剑撬开中国牡蛎的外壳，而商业界的任务则是采取珍珠。”^[1]在英国商人眼里，中国看起来的确是一颗令人目眩的其大无比的珍珠。

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剑撬开了一条缝。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把刺刀捅进清王朝的心脏。遭此打击，清王朝被迫放弃天朝主义的外交路线，从中国地主阶级内部分裂出一个新的派别——洋务派，他们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认识到中国不再是天下的中心，而是一个被迫卷入国际搏击场上的弱国。要在弱肉强食的搏斗中立足，只有变法。他们主持对外交涉，设立总理衙门，接纳各国使节，翻译国际公法，学习用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对外交涉。但是，中国是带着民族战争失败的耻辱进入近代国际社会的，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洋务派提出了“忍辱求全，力保和局”的外交路线，对外妥协退让以求得中兴的时机。面对这一情势，英国商人认为实现中国梦的时候到来了。现在，中国牡蛎的壳已经打开，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商人的了，轮到他们在中国大干一番，采摘珍珠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宣布后，英国各工商业城市的厂主和商人兴奋不已，都情不自禁地“在想象中立刻和人类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展开了讲价还价的贸易”，“似乎都为与3亿或4亿人口的贸易这种想法变得发疯了”^[2]。在华英商订购了大量货物，囤积在通商口岸，随时准备倾销。

然而，英商难圆中国梦。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直到80年代英国对华贸易年均价值只在700万至800万英镑之间波动。这个数字，只等于英国对南非的输出，少于对比利时的输出，比对澳洲输出的一半还低，而在1882年印度接受的英国货物达2900万镑。^[3]难怪一个英商叹息：“当我们用强力挤入这个国家时，我们所做的不过是追逐一个影子。”^[4]

为什么？怎么办？

在英国商人和英国政府间展开了一场对华贸易的辩论。双方分歧的实质，正如中英关系史专家伯尔考维茨所说：“主要说来，（英国）商人和官方的歧义就在于是否应把清帝国变成印度。”^[5]

英国商人认为原因是政治方面的。他们说，由于清王朝落后保守，列强不能进入中国内陆通商筑铁路；同时，清王朝又是腐败衰弱的，无力控制各地督抚，难以保证不平等条约的贯彻，致使地方上反对外国人和排斥外国货的行为得不到惩处，排外浪潮越演越烈。他们叫嚷要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清王朝进行激烈的“改革”，全面开放中国市场，筑路架线，沟通沿海与内陆，让英国货物畅通无阻地行销各地，他们主张直接与中国地方官员交涉，倘若他们拒绝，就直接惩处他们。对清王朝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时应当毫不手软，无须顾及它是否会在重压下破碎，如果破碎，那正好由英国来取代。实际上，英商谋求的就是殖民地政治体制下的“自由贸易”。英商呼喊继续推行巴麦尊的炮舰政策，“先揍一顿再说”，用武力创造市场。《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这样形容在华英商：

开放这个国家是他们的口号，“进步”是他们的格言，战争是他们的目标。贸易在目前是停滞的。但是必须活下去，因此他们就像《大卫·考伯非尔》中的米考伯一样，总希望在必定会产生的大动乱中，会有某些奇迹出现。^[6]

在打开中国内地市场这一目标上，英国政府与英商没有分歧，但是，采用什么手段，两者有所不同。英国政府认为中国的自然经济是导致英国产品不能畅销中国的主要原因。英国驻香港副总督米切尔（Mitchell）做了一个调查，得出结论：“中国的手工业能够以远超过百分之五的优势打倒我们的动力纺织布机。”^[7]大多数英国驻华使节，包括布鲁斯（F．W．Bruce），额尔金（James Bruce，Earl of Elgin and Kincardine）、阿礼国（R．Alcoek）等人都同意米切尔的看法。他们认为即便英国取代清王朝建立殖民统治，对华贸易也不会有大的上升，相反直接统治富有反抗外来侵略传统的中国会使英国得不偿失。尤其是在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政府对于吞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能不有所顾虑，担心它吃不消。因此，英国政府认为“我们所能达到的合意的目的，应该是通过北京政府所施加的压力来强制各地官员遵守条约并保护英国属民，使其能行使自己的特权”^[8]。《泰晤士报》表达了英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它以教训的口吻说：“在中国的我国国民，现在应该彻底了解，我们并不打算担负起另一个印度的责任。”^[9]再从与英国的竞争对手俄、法的关系来看，尽管英国对华贸易远远未达到英商的期望，但是在列强中它独占鳌头。绝对数值的多少是另一回事，英国政府最关心的是宁可少点，也要保住优势地位。如果对清王朝施加的压力过大或者以武力推进，导致了清王朝的瓦解，中国分裂、混乱，列强蜂拥而上趁火打劫，英国即便到手一些，但是浑水摸鱼，俄、法所获会更多。阿礼国表示了这种担心：“把中国弄得混乱一团，也许是合乎法国利益的（它在中国没有现行的或预期中的重大贸易），因为它可以趁机在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省份建立保护领。但是对于英国来说，保全中华帝国使其不致瓦解才是最合乎自己利益的。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是合乎英国长远利益的。要想做到这一点，唯一可行的是宽容的政策和逐渐的改革。”^[10]

基于以上考虑，英国政府提出“仁慈的不干涉政策”，并响应美国公使主张的“合作政策”。所谓“仁慈的不干涉政策”和“合作政策”实际上就是英国政府“欲胁各官以制百姓，胁朝廷以制官民”，就是列强共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通过它来实现列强的利益，在清王朝作为列强傀儡的形式下，维持中国的统一和完整。当然“合作政策”这个君子协定并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个别国家总是抢先发难，独占利益，打破现存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对策是向清王朝索取“补偿”。英国政府认为如果任何国家从中国获取了权益，英国政府均有权从中国割取同样的一份，以维持其优势。正如英国一个保守党议员所评论的：“索取补偿这种理论看来是非常奇怪的，它的原则就是：如果一个人抢劫了另外一个人，那么第三者就向被抢的人说：‘为了得到补偿，我也应该抢劫你。’”^[11]

尽管英国政府制定了上述政策，但政策的实施是各种力量较量的结果。中英谈判修约，阿礼国与文祥达成新约，但英商极力反对，他们认为条约没使清王朝同意开放内地市场，没有取消厘金。在他们的压力下英国没批准该条约。由于英国政府与英商的分歧，在扩大中国市场方面，没能取得进展。

19世纪60年代末世界经济整体化的进程加速，苏伊士运河通航，美国修筑横跨大陆铁路，这两件大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12]然而，这更加剧了英国商人的贪欲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大批英国货物经由缩短了的航线进入中国通商口岸，就如滚滚的浪潮涌到了“瓶颈”被堵住了。英国商人急不可耐，迫切要进入中国的内河内陆，用近现代的交通工具把中国各地的市场与英国的工厂联结起来。

更令英国政府和商人坐卧不宁的是，列强在国际上的商业竞争也随之加剧了，它们纷纷挤进中国，英国的对手不断增多。19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获得太平洋东岸的土地，开始了它横渡太平洋向东亚的挺进。在中国，美国虽是后来者，但却有地利之便，横跨美洲大陆铁路的筑成，把美国的东部工业区与西海岸联结起来，而从美国西海岸到中国只需18天的航程。美国的工业品可以走近道进入中国。英国碰上了一个强劲的商业竞争对手。怎样才能进入中国内地？怎样才能在与列强“合作”中保持英国的商业优势？一句话，英国应当实行什么样的对华贸易的战略？

在19世纪中后期全球修筑铁路的热潮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铁路作为经济命脉的重要作用，谁掌握了它，谁就占有了市场，谁就控制了铁路辐射所及地区的命运。一条英国独家控制的从后门进入中国内地的铁路或许是解决难题的答案。

在英国对华贸易的辩论中引起轩然大波，把英国对华贸易战略的思考集中在修筑一条联结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的铁路之上，使得英国商界、政界、舆论界为之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是一名英属印度的下级军官。

商业竞争意识、进取冒险精神再加上英国的坚定执着的民族性格总是不断地为英国海外事业的扩展培育出开拓性的人才，或者倒过来说，英国的海外事业造就这样的人物。他们中不少人轰动一时，载入英帝国扩张史。理查德·斯普莱（R．Sprye）是他们中的一个。斯普莱是英属印度军队中的一个上尉军官，参加过英缅战争，在缅甸待了一段时间，对滇缅商路有所了解。1831年，他提出开通从毛淡棉到景洪的路线。1856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提议修造铁路由仰光到云南，再延长到广州，以缩短从英国到中国东海岸的路程，但并未引起人们重视。1858年已经退休赋闲在家的斯普莱闻知英国将与中国订约，致信英外交大臣提议勘测由仰光到税打，逆萨尔温江至大考渡口，再由此北上过景栋、江洪到思茅的铁路线，为此，他“恳请在目前与中国订立任何条约时，勿忽略我促请注意的中华帝国西南边陲的那条路，经由这条路，我们的商业可以在那个国家的内地胜利地作一切将来的竞争。”^[13]怎样谈判，英外交部自有打算，对一个退休的下级军官指手画脚，干预其事，颇不以为然，回信冷淡地拒绝了斯普莱的建议。斯普莱可不是那种见了官僚的冷冰冰的面孔就知难而退的唯唯诺诺之辈。他继续给外交部写信，为其铁路计划辩护，情绪越来越激昂。他强调滇缅铁路计划在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中国市场的重要意义，他宣称要挫败“美国的垄断意图”，要与美国“只需18日的短航路竞争”，要取得“等于俄国在华北为他自己所造成的重要的地位”，英国的商业就必须“由我们的港口仰光经过一条不间断的铁路到达扬子江”。概以言之，修筑一条英国独家控制的铁路贯通滇缅，连接英属印度与扬子江，使英国的商业和军事力量由此北上，与美、俄、法角逐，这就是斯普莱铁路计划的商业战略意图。

在遭到英国政府冷遇后，斯普莱诉诸社会，广为散发他的小册子《英国与中国铁路》，游说议员，鼓动工商界，煽动舆论界。斯普莱的言论好比是一把火丢进焦灼不安的英国工商界的油锅上，立即燃烧起来。他们认为斯普莱的提议已指明了一条使英中贸易摆脱困境蓬勃发展的办法，问题只在于英国政府手太软不肯压迫清政府开放中国西南边疆，英国工商界应行动起来，吁请政府接受“小人物”的意见。对华贸易战略辩论围绕着滇缅铁路更为激烈高昂展开。《每日邮报》《舍非尔独立报》，继而英国最有权威的《泰晤士报》均发文支持，宣扬斯普莱的铁路计划是避开北京的阻挠，打开中国内地市场的有效途径。1860年，中英间因换约再起战争，额尔金率军进逼北京。英国各地商会闻风而动，曼彻斯特、哈德斯菲尔德、里兹、利物浦、布来德福德、哈利法克斯特等市的工商会连篇累牍上书巴麦尊首相，纷纷要求英国政府指示英国特使在谈判中把开放思茅为通商口岸列为与中国谈判的条件之一。一时间，滇缅铁路的呼声沸沸扬扬，斯普莱名声大噪。但英国政府不为所动，并未采纳斯普莱与英国各市工商会的提议。

英国政府为什么不采纳斯普莱的提议？

伯尔考维茨的《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一书过于夸大了英国政府与斯普莱间的矛盾，把斯普莱描写为一位与顽固保守、高傲迟钝的官僚做不倦斗争的“英雄”。其实，尽管英国政府对斯普莱的建议冷若冰霜，但实际上，对于斯普莱铁路计划所包含的经由中国西南边疆联结英属印度与长江流域的商业战略，英国政府是赞同的。只不过英国政府认为斯普莱的建议的提出不是时机，斯普莱所鼓噪起来的滇缅铁路的叫嚣“骚扰”了英国政府进一步打开中国整个市场的方略。对于与中国谈判英国政府认为当务之急是开放沿海沿江，由此进入中国内地，开放中国西南边疆是下一步行动，不打算立即提出，以免节外生枝，干扰其重点。

英国政府虽未在与中国的谈判中提出斯普莱所提议的要求，但通过辩论，英国将斯普莱提议中包含的开放中国西南沿边向东北推进的构思与英国正在进行中的开放中国沿海沿江逆长江西进的计划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完整的对华贸易战略。

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开放中国沿海沿江基本完成，英国政府随即重新审定英缅关系。在此之后，英国政府与斯普莱及英国工商会的争论就不再是要不要使中国开放西南边疆，而是走哪一条路线的问题了。

1862年，英国诱逼缅王孟坑的继承人曼同订商约，英国取得伊洛瓦底江航行和贸易的自由，英国免征来自上缅甸沿伊洛瓦底江而下的货物的关税。随军驻在达耶谬的军医克莱门特·威廉斯（Clement Williams）被调任为最高专员的代理，驻缅甸阿瓦王朝。威廉斯研究过中缅古代贸易，对八莫路线尤感兴趣，曾利用休假专程到曼德勒进行考察和搜集资料。威廉斯上任后即向缅王提出考察伊洛瓦底江上游的要求，1863年1月，他逆流而上前往八莫。考察结束后威廉斯向英印政府提交了一个报告，对滇缅之间的交通贸易、云南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与英国贸易前景进行了颇为详尽的分析和论说。报告说：云南及邻近省份出产丝、茶、铜、金、银、煤、盐、药材、火腿、蜂蜜、鸦片、烟叶等，其中不少适于运销英国或者作为原料供给英国的工厂，英国的产品，如宽幅布、毛料、毛毯、麻布、刀、剑、针、锁等，均可畅销云南；关于云南的政局，威廉斯称滇西回民发动反清起义并建立大理地方政权，据在八莫的大理地方政权商务代表所言他们极愿恢复滇缅贸易，因此当前云南的骚乱并不会使云南对外贸易长期中断，而大理地方政权的出现足以排除有排外偏见的清政府，使云南对外通商成为可能；关于滇缅之间的交通，威廉斯认为当以八莫路线最为便利，该路线可以利用伊洛瓦底江从仰光上溯八莫，登岸陆行，经过野人山，即到滇西古商城腾越。威廉斯建议英国政府勘测这一路线，发展仰光和云南间的贸易^[14]。英属印度和印度事务部采纳威廉斯建议。

英属印度政府偏爱威廉斯线而排斥斯普莱线，原因很简单，即图省钱，怕麻烦。走威廉斯路线可以利用伊洛瓦底江上航至八莫，余下只需陆行30至40英里即可到达腾越；而开通斯普莱线则必须修铁路。1863年和1864年藩尔（A．P．Phayre）报请英印政府批准，两次组织探测萨尔温江，考察的结果是该江的上游水急滩险，而且枯水期与涨水期水位差距很大，不适于商船航行。如果修铁路，那么勘测和筑路费由谁出？英属印度政府认为铁路修成后全英国工商均获利，因此不应由英属印度单独掏腰包。另外，一旦筑路，大批欧洲人涌入，势必引起与当地官民的纠纷、冲突，英印政府也不愿为此承担责任。受印度政府影响，英国政府倾向威廉斯线，而排斥斯普莱线。

但英国的一些工商会并不想就此罢休。它们坚持尽管存在种种困难，但是出于与其他列强竞争的需要，英国必须有一条贯通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的铁路。1866年，由哈德非尔兹和利物浦的商会领头，英国工商界再次掀起浪潮，要求探测斯普莱路。哈德非尔兹商会在建议书中说：“法国商业最近的活跃和发展，以及法国和英国的制造商在中立市场日益增长的竞争使得这种考虑在目前更加重要了……由于大陆国家和美国的扰乱，在现在市场上发生的紊乱，使得我们这些写建议书的人深信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鼓励和供给英国工业产品以新的市场，关于我们开发东方帝国的政策，以新辟的道路和交通来代替旧时的战争和并吞领土的政策，成为我国越来越明显的真正的政策。”^[15]

新上任的印度事务大臣克兰本（Viscount Cranbore）接到外交部转来的商会建议书后，指示印度总督着手勘测，要求在英属缅甸边疆与中国之间，查出一条最好的公路或铁路线。英印当局不得不做出“公正”对待斯普莱路线的样子，指示藩尔组织人员勘测该线。1867年1月1日勘测队从仰光出发开始勘测，在雨季到来前干了4个月，完成了英属缅甸境内的勘测，呈送报告要求继续进行第二期的勘测。印度总督审核报告，提出：尽管勘测说明工程困难不大，但该线如不延长到英属缅甸以外，则意义不大，而延长到上缅甸，那么将来筑路时费用巨大，而且势必引起与缅甸的纠纷，因此，英印政府极不赞成在这条线的勘测上再花费金钱与人力。^[16]此时印度事务部人事更换，诺思库特取代克兰本，诺思库特赞同上述看法，下令停止勘测。这样斯普莱铁路计划再次被“冷冻”起来。英属印度政府排除“骚扰”而致力于八莫路线的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