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来登腾冲之行

八莫是中缅古老商路上的水陆码头。由缅甸都城曼德勒逆流而上到八莫登陆，有三条路到腾越：北路、中路（即贡使路）、南路。千百年来，中缅商队在这些路上跨山越岭贩运货物。据英国方面的估计，1855年这条路上的贸易额为50万英镑。滇西回民起义后，贸易中断。

1856年，在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的高潮中，杜文秀在蒙化起义，攻占大理，建立政权，杜文秀称总统兵马大元帅，统治区域一度囊括滇西二十余州县府，扼守腾冲的是大司空李国纶。大理政权竭力开通对境外贸易，以取得军事上急需的军火。在通往八莫的商路上有李珍国等清军残部及地主武装骚扰，商旅不行，只好绕道滇南与缅甸通商。

在英国酝酿开通滇缅的同时，法国也在积极谋划打通滇越。1864年，法属越南总督格朗提埃（A．La Grandiere）、安邺（Francis Garnier）鼓吹勘测湄公河河道，进入中国西南地区。格朗提埃的计划得到法国国王批准。1866年4月，特拉格来（Doudart De Lagree）、安邺率领的湄公河上游考察队出发，经柬埔寨、暹罗、南掌，进入思茅，随后到达大理。特拉格来进入云南即与清王朝在云南的地方政权拉上关系，但在大理却遭到杜文秀的严正拒绝，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大理。

英国见法国人抢先进入云南，乃加快行动。英属印度政府批准英属缅甸行政长官费兹（Alb Ert Fytche）关于迅速开通八莫路，沟通从仰光经云南直达中国东海岸的贸易渠道的报告，组织代表团，任命驻曼德勒政务长官斯来登（Edward Sladen）为代表团负责人，威廉斯（J．M．Williams）工程师和英印博物馆负责人安特生（John Anderson）为成员，仰光和加尔各答工商会也派代表鲍尔斯（A．Bowers）参加。代表团的任务是：一、弄清滇缅贸易中断的原因；二、调查大理政权的状况；三、设法与有关各方联系，开通商路。其时英国对大理政权知之不多，大理政权是否巩固？能否长期存在？对英国的立场如何？英国并不清楚，急欲搜集有关情报以确定其政策。英国向清王朝总理衙门提出前往大理的入境申请，昏庸软弱的总理衙门竟然批准。

代表团在曼德勒汇合后，1868年1月13日启程，乘船逆伊洛瓦底江而上，21日到八莫。代表团行至盘色，克钦族头人代雇的马帮和缅甸翻译悄悄离队出逃，且前有李珍国的军队阻隔，只得停留下来。斯来登致信李国纶说明英属印度政府的通商计划，要求予以协助，并请派遣军队到蛮允护卫代表团前进。

这时大理起义政权正部署对昆明的进攻，急需攻坚的兵器。斯来登的来信正投合了大理政权突破封锁从外国购得西洋火炮的愿望。李国纶接信及时禀报杜文秀，取得同意后，回函斯来登表示欢迎，愿意协助英国代表团来腾冲，并派遣部队驱逐李珍国所属，廓清斯来登入滇道路，同时写信给当地少数民族上层疏通关系。

斯来登等于5月11日从盘色出发，取北路，经蛮允、盏达、南甸等地，5月26日到达腾冲。李国纶接待甚为隆重，鸣放地炮三响以示欢迎，斯来登向李赠送各色礼物，包括棉毛织品及枪支弹药，李国纶则回赠以比斯来登礼物价值高出10倍的4万印度卢比及牛羊等物。斯来登一度要求前往大理会见杜文秀，但由于道路不通，只好就在腾冲与李国纶商谈。斯来登提出若干有关大理政权的地位及它与北京清王朝的关系等问题，并声称英国驻北京公使情愿出面在大理政权与清王朝之间斡旋调停。贸易问题是双方会谈的重点。李国纶说大理政权极愿与外界通商，但由于缅甸对此很冷淡，八莫路的商务一直未能得到恢复，只得迂道曼德勒进行一年仅只一次的贸易，现在英人来访，大理政权愿意配合英国重开八莫贸易。7月9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商定建立贸易关系：英国及其属地的货物由仰光装船逆伊洛瓦底江上航至八莫，再由此输入云南；云南的货物经过缅甸，缅甸方面只能按照英缅条约的规定抽取1%的税。为了确保缅甸国王方面遵守上述规定，英属缅甸派遣商务官员驻扎八莫实地监督。双方交换印章，约定以后文书往来以交换的印章为凭。第二天李国纶又致书斯来登，对英货入云南后的征税加以规定，并附了一份要求英国提供的货物清单，主要是枪支弹药、硝石钢铁等军火。13日代表团离开腾冲循原路返回，途中斯来登会见克钦族头目，与他们歃血盟誓，拉拢联络。^[17]

斯来登、安特生和仰光商会的鲍尔斯回到曼德勒后，各自提交了一个报告。^[18]鲍尔斯认为：大理政权地位稳固，声威所至，各族归依，云南省会不日即为其攻克；清王朝对西南边远地方已无力收复；大理政权对与国外贸易持积极态度，扩大八莫贸易，既可使大理政权增强实力，使割据成为定局，又可使英国绕开清王朝的阻隔进入云南及邻近省份。鲍尔斯极力主张趁大理政权割据滇西之时积极发展与大理政权关系，为此，须对缅甸国王施加强硬手段，清除他设置的阻碍，迅速扩大仰光经八莫到滇西的贸易。

安特生对大理政权是否稳固持怀疑态度。云南境内战事不息，清王朝并未放弃收复的企图，结局如何，尚不明朗，八莫至腾冲一带李国纶与李珍国反复拉锯，战事绵延，交通阻绝，商业瘫痪，此时要扩大贸易，其可行性如何，也未可知。云南物产丰富，矿业资源尤多，但是腾冲及其以西地区对英国产品需求很小，因此如果贸易仅限于这里，不会有大的发展，必须使商路延长到滇西交通枢纽大理，方可与云南各地及富庶的省份相通，英国工业品才会有畅销市场。但是，只有在云南出现安定的局面，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安特生指出结束云南的战乱，无非是两种结局，或者清王朝平定大理政权，或者清王朝承认大理政权为独立国。

斯来登的报告认为贸易中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云南战乱，大理政权不能保证道路的畅通；二、缅甸方面对英国疑虑重重，尽力阻挠英国与云南通商。英国现已与大理政权建立初步联系，今后要巩固和发展，就需对缅甸实行前进政策、扫除障碍；同时通过驻华大使调停，使清王朝与大理政权达成谅解，恢复安定。在此之前，难以开展稳定的贸易。他强调：“经由缅甸与中国直接进行陆路贸易的问题，对于英属缅甸商务利益的需要既属迫切，对于一般商业界的关系也很重大，实在值得运用非常的政治手段……”^[19]

如何对待大理政权是英国政府开通滇缅贸易不可回避而又关乎英国对华政策总体的重大问题。鲍尔斯从仰光英商的眼前利益出发，急欲开展贸易，主张支持大理政权，教唆怂恿其独立。安特生指出了两种可能供英国政府选择。斯来登则建议干预中国内政。公开支持与清王朝敌对的地方政权或者在两者之间进行调停，都意味着英国改变其“仁慈的不干涉政策”，推行瓦解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分裂中国的方针。英国政府是否愿意为了局部的商业利益而修改其对华政策呢？这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大理政权的前途和滇缅贸易的前景，但是三人的报告尚未对这两个问题提出充分的依据足以使英国政府做出决断。虽然三人都对贸易前景持乐观看法，但是这种贸易的远大前景在于通过云南沟通中国内地，从而开拓广大的市场，倘若仅仅局限滇西一隅，则所获有限。大理政权局促于一地，它尚不能护卫滇西道路的畅通，更不用说要依靠它来打通与中国其他省份的商业贸易关系。显然英国不能贸然把宝押在前途未卜的大理政权之上而放弃经过深思熟虑而决定的对华政策。

这样，英国政府仍未决定对大理政权的立场，仅与之保持不即不离的暧昧关系，与它境外通商，为其提供数量有限的军火，但不建立公开的关系。首鼠两端，观察风向，等待云南局势明朗化。为此，英印政府派遣斯特罗威尔（Strover）进驻八莫，负责与滇西贸易及与中缅边境各方的联系。斯特罗威尔曾应大理政权的要求供给少量枪支弹药，与李珍国部及边境两方的少数民族头领也试图建立联系。

大理政权的东征昆明之战是云南局势的转折点。杜文秀调动5路大军东征昆明，战役之初起义军势如破竹，攻克州县20余，但在昆明城下却屯兵不动达两年多，致使师老兵疲，坐失良机。云南巡抚岑毓英镇压滇东北苗民起义之后，回师援救昆明，滇西的杨玉科部乘机截断起义军后路，起义军腹背受敌，溃败逃亡。清军反攻，西征大理。至此云南局势明朗化，大理政权大势已去，清王朝恢复对滇西的统治指日可待。

英国政府的立场也迅速明朗化，决定尽快结束与现已陷入灭顶之灾的大理政权的暧昧关系。1871年9月大理政权急欲得到军火，派人赴八莫与英属印度商务官员斯皮尔曼（Spearman）协商，希望英国配合大理政权排除李珍国部及缅甸方面对英属缅甸与大理政权之间贸易的阻截，斯皮尔曼当即板下面孔“正言”告之：“英国不能协助滇西回民对抗中国官府或其地方部队，英国政府虽曾多方致力于开通滇西的商路，仍仅以商务的利益为其前提，未便稍事干涉云南、掸邦土司、野人山区及其他各地居民之间的争斗。”^[20]

大理政权的官员毫无所获，空手返回。

然而处于绝境中的大理政权中的一些人对英国政府的投机性仍无认识，还想依靠英国的支持来挽救失败的命运，不惜媚事外人。刘道衡即其中的一个。刘道衡是个下层知识分子，曾到阿拉伯国家及土耳其等地周游，回云南后投奔杜文秀。1870年9月他向杜文秀上书，献“交英法乱华夏”的策略，“佯为英法之党助”，争取国际援助，使大理政权摆脱困境，夺取天下。刘道衡把他的策略自比为申侯召犬戎，石敬瑭约契丹，吴三桂请清兵，暴露出他甘当英法儿臣的卖国祸心，实在是无耻之极。但他对于国际局势，对于英法的本性，缺乏起码的认识，英法决不会贸然冒丧失既得利益的风险去支持一个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地方政权。他的高谈阔论只能是一厢情愿，他想当儿臣也不可得。杜文秀仅只欣赏他的文才和韬略，称他为“古文好手，乱世奇才”，把他收为义子，但并未采纳他的主张而派遣他出使英法。^[21]

1871年末清军兵临大理地区，大理政权形势危急。刘道衡匆匆出走英国，拟面见英王，献土称臣。刘道衡等人于次年3月抵达仰光，英属缅甸行政长官认为刘道衡的要求是英国不能接受的，但可以利用来打开滇西通商的道路，同意派人护送，刘道衡带4箱大理石和大理苍山19峰风景图，乘海轮到加尔各答，转由英属印度政府派员护送他继续前行。

1872年5月31日，刘道衡等到达伦敦，6月11日到印度事务部会见该部大臣阿盖尔呈献表文和大理石、风景图，其表文称：“如蒙俯纳，遣发飞龙之师，愿效前驱，襄成逐鹿之志。大业告成，苍生攸赖，请受一廛而为氓，敢希三公以酬报。”^[22]印度事务部无人知晓中文，阿盖尔（Duke of Argyll）稀里糊涂地收下表文。6月14日刘道衡又致函印度事务部进一步说明他使英的目的及所呈献的礼物包含的政治意义。他宣称：“今我来归顺贵国者，不过借贵国之洪福，图成大事而已。若贵国不肯发兵到中华，事也无妨……只须暗地助我枪炮，助我银钱，则我大理所管地方，便都是贵国的百姓了。异日清朝背盟，中华有变，我父亲统领大兵，约会各省的回回，帮贵国出力报效，且不两全其美。”在随函的附笺中，刘道衡声称所呈礼物具有“献土称臣”的意义，他信口雌黄，巧言善辩，说：“今我又亲将大理所管之地，归顺贵国，因取大理主山所出之楚石四箱，送到贵国，以做凭据，即如将我大理所管之土地人民山川城池，拿到贵国献与皇上一般了。用四箱者，盖取东西南北四方之义，此乃中华古来小邦归顺大国至恭至敬之礼也。”^[23]

恰巧英国驻华使馆的梅辉立（W．F．Mayers）等人回伦敦度假，刘道衡表文函笺由其翻译出来，阿盖尔弄清了刘道衡的用意，殊觉事关重大，不能含糊，随即指示：一、复文刘道衡说明英国不能支持其盟国内争的敌方；二、尽快送走刘道衡等人；三、拒收礼品，理由是英国不能接受礼品所包含的政治意义^[24]。在印度事务部拟定复函期间，刘道衡在古柏（T．T．Cooper）的陪同下前往曼彻斯特等地游览，他俨然以王子自居，招摇过市，鼓吹工商界与大理政权建立商业联系，一时间在英国又掀起筑路通商打开中国西南门户的声潮。阿盖尔对此颇为不满，通过印度事务部向古柏发出警告，同时赶快打发刘道衡离英。7月29日印度事务部将复函送给刘道衡，并要求他迅速离英。刘道衡提出访问法国和土耳其的要求，又借口携带不便，要求把4箱大理石及风景图暂为保管。印度事务部以英国不便安排为由，回绝了访法的要求，至于归途中到伊斯坦布尔，英国方面不反对，但是英国官方不插手，英国使馆不予接待，所需费用也由刘道衡自理，礼品可存放在印度事务部博物馆，但仅是代为保管而已，没有任何政治含义。为了摆脱英国官方与刘道衡使团的关系，印度事务部决定由古柏以民间商会的名义护送刘道衡返回。

9月20日晚，刘道衡等在古柏的陪同下乘火车，凄凉地离开了迷雾茫茫的伦敦，到南桑普顿港附舶东归，途中在伊斯坦布尔停留。土耳其对刘道衡并无兴趣，原来允诺负担刘在土期间的费用也不兑现。刘等原拟停留三个星期，无奈囊空如洗，只好由古柏用英国政府的名义在当地银行提取100英镑，匆匆忙忙提前离开。12月上旬刘道衡到达仰光，但此时大理已被清军攻陷，杜文秀身亡，清军搜剿滇西起义军残部。刘道衡归路被断，流落异地。附带一提，1873年刘道衡穷困，乃致信阿盖尔请求贷款4000英镑作为返回大理的路费，刘的信件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刘道衡又致信英属缅甸，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涉，制止清军滥杀滇西回民。英国外交部采纳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意见，决定不采取会导致清王朝不满的行动，对刘道衡的呼吁置之不理^[25]。英国政府视大理政权如敝屣，弃之唯恐不及，随着清王朝恢复对滇西的统治，乃施行压迫清政府开放西南边疆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