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家与“学者”

从英属印度进藏，有若干条道路。中印边界东段可以从阿萨姆取道察隅或者达旺进入藏东南；不丹方向上，则可翻过布华山口从不丹的帕罗宗进至西藏的帕克里；锡金方向上则从大吉岭进至西藏的春丕谷地；尼泊尔方向，走聂拉木或者济隆；中印边界的中段由普兰；西段则要经过拉达克地区进入西藏的阿里地区。英国入主印度以来，英印政府的文武官员、英国的探险家、旅游家、博物学家以及隐蔽在各种身份下的印度“三角测量局”的间谍对上述各条道路均进行勘察，不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他们的活动都为英印政府选择进藏路线提供了依据。

第一个进入拉萨的英国人是曼宁（Thomas Manning）。此人被称为剑桥大学的怪才。在剑桥读书时他一度热衷于代数，但很快他又迷上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不等大学毕业就出国到巴黎专攻汉语。1803年，英法战争爆发，曼宁得到拿破仑的特许回国。他想方设法终于谋得东印度公司在广东的一个职位，1806年，来到广州，一边工作，一边学汉语，同时寻找机会到中国内地。其时清王朝对外国人防范十分严密，曼宁被圈禁在居留地内，不能越雷池一步，乃托公司在广州的负责人写信介绍他到英属印度，打算从中印边境进入中国内地。曼宁带着他的中国仆人赵金秀来到加尔各答。1811年9月初曼宁与赵金秀从加尔各答出发，由布华山口进入不丹的帕罗宗，冒充进藏朝佛的香客混进帕克里。在帕克里停留了一个月左右，通过行医博取了驻防军官的好感，同意把他带到拉萨。到达拉萨后，曼宁拜见了驻藏大臣、达赖喇嘛，利用行医结交西藏僧俗上层，了解到了不少清王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曼宁的外貌引起了人们的怀疑，驻藏大臣传他来讯问察看，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认为他“假借朝佛之名，希图暗中传教”，把他驱逐出境。^[22]曼宁的拉萨之行，尽管他本人的动机是到中国旅游，但他的旅途中的日记经马尔卡姆在1876年编辑出版后，在英印政府官员中广为流传，尤其是曼宁证实了从不丹到西藏的道路不适于野战炮队的通行，记录了西藏地方政权与清王朝之间的矛盾及西藏地方内部的派别及其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些对于英、印政府制定对西藏的政策是有用的。

托马斯·莫克罗夫特（Thomas Moorcroft）对西藏的西部进行了考察。1812年莫克罗夫特伪装成当地到马法木错朝圣的商人，偷偷进入当时还在被尼泊尔控制之下的库茂恩，继而越境潜入西藏阿里，他到了马法木错湖，测绘了康仁波清山，在返回途中他一度被库茂恩尼泊尔当局拘留。后来莫克罗夫特与德国的地理学家乔治·特勒贝克（George Trebeck）花了5年的时间对拉达克、巴尔底斯坦、阿里地区进行了勘测，他们行踪不定，大概翻越中国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前往噶什喀尔，穿过新疆到布哈拉，1825年8月在距离布哈拉200英里的地方神秘地消失了，知道他行踪的特勒贝克随后也死去。估计他遭强盗截杀，也有人说他秘密前往拉萨。法国的探险家宇克听某个西藏人说莫克罗夫特在西藏居留12年。继莫克罗夫特之后，英属印度军官亨利·斯特拉彻（Henry Strachey）和理查德·斯特拉彻（Richard Strachey）兄弟继续勘测马法木错湖、康仁波清山和马法木错湖水系。

如果说曼宁、莫克罗夫特等人对西藏的考察大多出自个人的趣味，而不是政府组织的，那么，由“印度三角勘测局”派遣的间谍在西藏的活动则是经过英属印度政府精心策划，长期准备，严密部署后进行的。

印度“三角测量局”以著名的大地测量家乔治·埃佛勒斯而驰名于世，他担当测量局督导和总监期间，运用三角测量法，开展印度的测量，绘制了准确的次大陆地图。印度测量局1855年用他的姓氏来命名我国的珠穆朗玛峰。

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印度测量局大体完成喜马拉雅山南麓以及克什米尔的测量，而此时俄国也迅速向中亚和我国的新疆推进，英俄中亚大角逐拉开序幕。可以预见，随着双方的进逼，西藏必将成为这场角逐的一个场所。为了为日后的争夺做准备，印度测量局把勘测我国西藏地区作为其一项重要任务。

测量局决定训练印度当地人来代替一眼就能被人看出的深目高鼻的欧洲人来完成这项任务。该局总监蒙哥马利（T．C．Montgomerie）创办了一个培训学校，1863年招收了两个学生，纳因·辛格（Nain Singh）和曼尼·辛格（Mani Singh）堂兄弟俩，他们是曾为莫克罗夫特效力的两个布提亚人后裔，对英国的忠诚是没有问题的。在培训学校，不仅教他们使用各种测量仪器，而且训练他们如何在伪装的身份下秘密地完成任务，如在转经筒中收藏书写情报的纸张，训练用步伐来测量距离，用念珠来默记，把情报编成韵文以便在诵经时记忆，等等。该校是一所不折不扣的间谍学校，但它的毕业生却有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称号，“潘迪特”，印地语中学者之意。^[23]

1865年3月纳因·辛格奉命到西藏探测，他伪装成拉达克商人经尼泊尔从济隆混进西藏，沿途经过江孜、日喀则，于次年的一月份到达拉萨。一路上他用步幅测量法，相当准确地计算了路程。在拉萨停留期间，他测量了海拔、气温，参拜了达赖喇嘛，收集了不少情报，于该年10月返回印度。此后纳因·辛格潜入阿里，专门刺探托足龙金矿的情报。

继纳因·辛格之后，测量局的间谍接踵而至，入藏活动，勘测范围伸展到拉萨以东、以北，其中成绩最突出者是代号为A—K，化名克里希那的辛格·米兰瓦尔（Rai Bahadur Kishen Singh Milamwal），1872年，他带领4个助手进藏拟探测西藏至青海的路线，但行进到腾格里海时遇到强盗，被抢劫一空，无功而还。1878年，辛格·米兰瓦尔再度混进西藏，在拉萨潜伏了一年，暗中学习蒙古语，次年9月加入一支由蒙古人、西藏人组成的商队，从拉萨出发，走青藏古商路，北上至柴达木。当地的官员怀疑他是奸细，把他扣留了半年，一个喇嘛收留他为奴仆，才解除监禁。辛格·米兰瓦尔跟随这个喇嘛辗转到了西康。在巴塘，辛格·米兰瓦尔向法国传教士吐露真情，在他的帮助下，米兰瓦尔获得自由，于1882年回到印度。

19世纪时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何在，或者说，布拉马普特拉河与雅鲁藏布江是否为同一条河，是地理学的一桩引人注目的悬案，印度测量局把科学发现与进行间谍活动混同在一起，派遣特工进藏考察。1880年，一个由测量局培训的代号K.P的间谍与一个蒙古人装扮成主仆二人进藏，交代给K.P的任务是把一些原木插上金属标记放入雅鲁藏布江中，并通知测量局安排在拉萨的接头人。测量局得到通知，就可以在布拉马普特拉河口打捞K.P所放的原木，以证实两河同一。这对伪装的主仆二人一路历尽艰险，前进至波密的通固宗（Tongkyukdzong），蒙古人不想再干，暗地里把K.P卖给喇嘛寺为奴，自己溜之大吉。K.P别无选择，只好充当奴隶，做出尽心尽力、忠心耿耿、虔诚驯服的样子，干了三年多，博得新主人的信任。K.P得到主人允许单独外出去圣山朝拜，他按照预定的安排先到拉萨通知，再折回雅鲁藏布江边漂木。K.P干完了这一切后返回印度，然而使他大为沮丧的是拉萨的接头人没有通知印度测量局，待K.P回印度报告测量局时，原木早已漂进大海无影无踪，这一失误，使得两河同一的证实推迟了30年左右。当然，K.P了解到的西藏情况对于印度政府打通印藏，依旧是十分重要的。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大吉岭茶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这里成为收集西藏情报的中心，测量局培训进藏间谍的基地逐渐转移到大吉岭，测量局办了大吉岭的布提亚膳宿学校。布提亚是印度对西藏人的称呼，该校专门招收迁居印度的西藏子弟，表面上学习藏语藏文化，暗中进行测量、收集情报的训练。校长叫钱德拉·达斯（Chandra Das），1879年，达斯越境到日喀则，参见班禅，结识了一位地位很高的活佛，收罗了大量藏文典籍偷偷带出。1881年，达斯再度到日喀则，通过那个活佛和帕拉贵族到了拉萨。达斯对西自萨迦，东至桑那，南至雅隆的大片地段进行了勘测，对西藏的神权政治、宗教派别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达赖系统与班禅系统之间的关系）、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王朝在西藏的军政情形等等进行了侦察，盗走了大量珍贵的藏文古典和手稿，回印度后整理成材料，提供给英印政府，被视为绝密。达斯的活动还在达赖和班禅两大系统间制造了矛盾。达斯走后，他的真实身份被查出，接待他的那个活佛被处以极刑，帕拉家族被抄家流放，其他有牵连的人也受到严厉惩处，拉萨当局并认为札什伦布寺私通英印，两大系统的争吵公开化。

经过长期的勘测，英属印度逐步把打通印藏的突破口确定在大吉岭—春丕峡谷路。这条路的起点是印度主要茶区，同时作为避暑胜地，英印高级军政官员夏季云集此地，茶园主和茶商要求印茶销藏的呼吁通过他们可以直达决策人物，敦促英属印度采取行动。更为重要的是，这条路直通西藏的两个神权政治中心，有利于监视和控制整个西藏经济运行和政治脉搏。

早在1861年蒙哥马利就向印度政府提议通往西藏道路的最佳选择是经由大吉岭或者阿萨姆，应当在这两个地方而不是在边远的阿里地区筑路。^[24]1870年11月26日，印度事务部阿盖尔在给外交部格兰维尔的一份公文中提出，重开与西藏的关系将会带来众多的利益，只要能说服西藏人撤除目前设置的障碍，最大的利益就将从大吉岭茶叶销往拉萨的贸易中获取。印度事务部建议外交部指示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就缔结藏印贸易条约问题进行谈判。^[25]这是英国政府对西藏的一项重大决策，表明经过一百来年准备和策划，在新的基础上，即对西藏的周边国家建立起军事政治控制和以印茶销售为经济动力的基础上重新推行瓦伦·哈斯丁斯的向西藏推进的政策。大吉岭成为侵入西藏的前进基地。威妥玛烟台谈判中节外生枝提出另议专款，即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