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觊觎中国西南边疆之心早已有之。彼得一世把达赖所在之地纳入俄国扩张的长远目标。[23]19世纪70年代俄国加紧对中国新疆的侵略活动之时,俄国政府就把老沙皇的这一扩张目标付诸实践。第一步行动是打着科学考察的旗号进行的。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Prjevalski)上校在俄国政府的赞助下,组织西藏考察队,于1879—1880年、1883—1885年、1888年窜入中国新疆、青海、西藏一带考察。普热瓦尔斯基带领武装团队3次到达青藏高原,曾进到黑河,当藏族人民群起拦阻,普热瓦尔斯基悍然开枪,打死三四十名藏民。1888年,普热瓦尔斯基入藏途中因病死后,别夫措夫又带领武装“考察队”由外蒙古经青海,进入藏北,拟取道达木到拉萨,经劝阻始改道返回。以后,科兹洛夫(Kozlov)、罗布洛夫斯基等人相继入藏。罗布洛夫斯基在阿尼马卿山开枪毙伤藏民。科兹洛夫所率考察队入藏受阻后,改道经察木多返回,途中在琐图村枪杀藏民21人,伤19人,抢劫马匹,扬长而去。
来藏的俄国“考察队”除勘测地形地貌,收集政治军事情报外,还进行拉拢西藏地方政权的阴谋活动。1890年有俄人混迹于法国考察队中,在达木地区盘旋两月之久,要求放行前往拉萨,谋图与西藏地方政权联系,“屡向藏番云:我等来此,非欲不利于西藏,实为尔等保疆土而来。缘我等与英世仇,我们久思攻取印度,未利其便。今印度无故欺负尔国,我等闻之,甚为不平,所以不辞数万里远来,实欲替唐古特出力复仇。不料反被阻拦,实属辜负我国好意。闻藏番答以藏印之案,现蒙大皇帝特派驻藏大臣为我等解和,现已无事,该游历之人云:英国人最无信义,不久定有反复。我等去后,你们尽可以与之决裂,我留信在此,如你们以后再行打仗,即将此信送到阿郎同庆地方,我们即有兵来相助,你们缺乏军火,我们必来接济。于是派去番官颇觉相信,专派人回藏请示,不知如何回复。随即送去男妇穿戴各物不少。该游历之人又送藏番商上并派去番官洋枪、钟表、相片各物,又留有信二件及洋人所用信纸、信封等物,云:如印藏有事,即用此信纸、信封写信,我国当即发兵相助等语。”[24]
俄国对西藏地方政权的政治阴谋更主要的是通过俄国境内信仰佛教的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等进行的。俄国吞并布里亚特蒙古后采取扶植喇嘛教的政策,把喇嘛教作为向西藏和蒙古渗透的工具,在俄属蒙古人中物色人选,训练间谍,打着朝佛或学经的幌子,窜入西藏进行特务活动。布里亚特医生巴德马耶夫(Badmaev)即负责这方面的工作。1893年,巴德马耶夫通过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上书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建议俄国从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修一条铁路到中国的兰州,以便渗入四川,并控制蒙古、西藏及中国的东部。这一建议虽未得批准,但巴德马耶夫却因此得到赏识和重用。甲午中日战争后,俄国加紧对西藏地方政权的政治阴谋活动,维特拨出200万专款交付巴德马耶夫,办了一个商业企业作为掩护,其任务则是在西藏和蒙古为俄国的政治势力扫清道路。[25]在俄国政府所派入西藏进行间谍活动的俄籍蒙古人中,影响最大的是阿旺·德尔智(Dorjieff)。
德尔智是布里亚特人,1883—1885年间他受雇于普热瓦尔斯基,参加对青藏的考察。大概就是在这期间,他被吸收为俄国间谍。考察结束后,他来到拉萨,取了一个藏名洛桑姑马,以学习佛经的名义进入哲蚌寺,得到格西学位。德尔智能言善辩,工于奉迎,很快就混得僧官职位,并不断升迁,直至担任村尼堪布,得以陪伴达赖喇嘛学习辩论经义。德尔智利用他与西藏上层的关系和接近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机会,散布亲俄仇英的思想。他宣称北方的俄国即是佛教传说中的“香巴拉”乐土,沙皇乃佛身转世,是佛教的护法、东方的救主。第一次英国侵藏战争中,西藏地方政权一些上层人物对清王朝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压制西藏地方抗英斗争的行径大为失望,产生依靠俄国的帮助抵抗英国的想法。甲午中日战争后,清王朝的衰落腐败暴露无遗,西藏地方政权正苦苦寻求摆脱亡国灭教惨祸的出路,德尔智如是说,对西藏地方上层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1898年,德尔智到俄国,就在彼得堡与拉萨间建立政治联系的问题进行秘密策划。俄国十分看重德尔智在西藏的活动,沙皇亲自接见他。德尔智带大量礼物回藏,分送西藏各大官及贵族。西藏地方政权的首席噶伦夏札与德尔智关系尤为密切,在其影响下,夏札极力主张背弃清王朝,依靠俄国,抵抗英国。在德尔智、夏札的反复灌输煽动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也赞同了他们依靠俄国的主张,计划采取行动与俄国政府建立联系。对于西藏地方政权的这一变化,清王朝是有所察觉的。鹿传霖在1896年给清廷的奏折中报告说:“查藏界通俄一节,事在印藏构兵之时,俄人乘间以游历为名取道后藏而来,甘言厚币以诱藏番,又因语言文字不能相通,特予密函三件,约令遇有急难,将驰函送俄境,即可电达,助兵援应。藏番也欣然信从,结好而去,秘之未敢宣也。”[26]
在俄国对西藏进行政治渗透之时,法国也加紧向云南扩张。1895年,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借口法国参与干涉还辽“有功”于清王朝,向总理衙门提出“通融”定议商务、界务。6月21日,中法签订《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两个条约,法国在中国西南和南部边疆获得了新的特权。《续议商务专条附章》规定:云南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法领事派驻思茅;将1887年《续议商务专条》所定的通商地蛮耗改为河口;在龙州、思茅、蒙自、河口4口,凡经越南出口的土货减4/10的关税,进口货免税;对于沿江、沿海通商口岸经越南运送到以上4口进出口土货的关税也做了减免;法国厂商及矿师有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的优先权;法国取得延伸越南铁路到云南的权利。[27]云南、广西、广东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将云南境内的猛乌、乌得等地割让给法属越南。[28]以这两个条约的签订为开端,英法展开了向清王朝勒索“补偿”的轮番“轰炸”。
英国以清王朝将猛乌、乌得等地让给法国,要求给予“补偿”为由,迫使清王朝开放西江。
法国见状,又向清王朝提出修筑越南同登至广西龙州,并延伸至南宁、百色的铁路,以便在越南修建可与香港竞争的对中国西南贸易的港口,削弱英国在华南的优势。法国派出舰队在中国海面游弋,施加军事压力。清王朝只好承诺。
英国获知法国取得上项特权后,向清王朝提出范围广泛的要求。1897年2月4日,清王朝被迫在《续议缅甸条约附款》上签字。中国允将野人山南部的一部分地区割让缅甸,南坎地区“永租与英国管辖”;如云南修筑铁路,中国同意将其与缅甸铁路相接;西江通商,中国开放梧州、三水、江根墟为商埠,英国派驻领事,英国船只任便行驶于香港和三水、梧州,以及广州和三水、梧州间。[29]英国又得以深入广西、广东腹地。
法国不甘英国取得以上特权,又一次提出新的要求,清王朝无可奈何,只好满足其欲望。1897年3月15日清王朝照会法国声明“永不将海南岛让与任何他国,承认法国对海南岛的特权”;6月18日照会又允诺:“同登至龙州铁路修成后,可展修至南宁、百色;中国在广东、广西、云南开矿,可延聘法国矿师厂商;中国疏通红河上游河道,修平河口至蛮耗、蒙自至昆明的道路;从云南与越南的边界处,沿百色河或红河,修筑铁路至昆明。”[30]
在英法勒索侵略特权的竞争中,云南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从两者的势力来看,法国所获甚多,使云南成为其势力范围,而英国的势力有被排挤出去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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