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的觉醒

清代的最后几年，中国社会处于大震荡的前夕。亡国灭种的惨祸使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从数千年的“泱泱大国”的迷梦中惊醒，痛定思痛，起而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西学东渐，西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潮吸引了大多数中国的知识阶层，一时间被视为救治中国、起死回生的良方。他们接过了这个武器，发出了被压迫民族的呼声，掀起了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自强的运动。他们当中一些人为推翻清朝的统治而呐喊叫阵，而另一些人则加入到王朝自上而下的“新政”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受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主持和参与西南边疆的政事，兴起了“收回主权，革新政治，巩固边防”运动。当然，清王朝领导的“改新”不过是一场骗局，但并不是所有参加“新政”的人都是骗子，那些受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参与“新政”的人虽然是假戏中的角色，但却是在“真做”。尽管他们还效忠于行将灭亡的王朝，尽管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做了一些有利于维护主权，巩固边防的事迹。

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之时，正值印度民族主义力量摆脱英国殖民者的控制，独立运动如火如荼迅猛开展之日。中印两国的民族主义者建立联系，互相同情，互相声援。^[1]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印度拥护提拉克的革命者钵罗罕、保什即亲自到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拜访主编章太炎，自此他们“臭味相投，虽异族，有兄弟之好”^[2]。章太炎与钵罗罕、保什发起组织了“亚洲和亲会”，章太炎起草章程，确定“和亲会”宗旨为：“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的民族各得独立”，规定“若一国有革命，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3]。他身体力行，在《民报》上发表文章谴责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同情支持印度革命，呼吁中印两国在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互为支持，日后共同捍卫亚洲和世界和平。^[4]

1905年，寇松为分离印度的独立运动，宣布分割孟加拉。印度人民群情激愤，发动大规模反英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国大党领导人，尚未找到适宜的方式来发动组织群众。印度的资产阶级既需要发动广泛的群众运动来反抗英国的统治，但又担心群众起来后失控，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犹豫不定。就在此时，在中国掀起的、波及全国十多个省份的、给予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的抵制美货运动的消息传到印度，引起了巨大反响。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提拉克（B．G．Tilak）为中国抵制美货运动高声叫好，说运动表明了一个附属国的人民“能够用团结、勇敢和决心战胜他们高傲的统治者”，号召印度人民向中国人民学习，抵制英货。^[5]国大党从中国的抵制美货的运动中找到了一个既能发动群众又能保护和发展印度资产阶级利益的方式，大受鼓舞，起而效法。《巴里萨尔之友报》写道：“孟加拉能仿效中国人抵制外国货吗？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在他们前面道路已经廓清了。”^[6]孟加拉各地区各阶层代表在加尔各答集会，通过抵制英货的决议。

起初，英属印度殖民当局对抵制英货掉以轻心，英属印度报纸《国务活动家》以典型的英国绅士高傲的口吻嘲讽说：“那些对形成抵制决议负责的人无疑是受了中国人的榜样的激励。他们是太乐观了，竟至认为抵制欧洲货能够像中国人抵制美国货那样有效；况且中国人抵制美国货的效果也只是表面上的。这种想象只能使欧洲人感到好笑。”^[7]但是，运动的发展大大出乎殖民当局意料。抵制运动由孟加拉波及印度各地，提拉克及国大党领导人因势利导把运动引上了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运动的目标从开初的抵制英货，升级为司瓦德西（自产），很快提出司瓦拉吉（自治）的政治口号，1906年国大党年会通过司瓦拉吉的纲领。全国各地爆发了罢市、罢工、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反英斗争风起云涌，武装组织纷纷产生，恐怖活动时时爆发。1908年孟买工人总罢工，纺织工人、铁路工人、码头工人、运输工人十万余人参加斗争，示威游行，与警察流血冲突，占领工人区，建筑街垒，反击警察进攻。

印度人民反对殖民统治斗争的消息传到中国，中国的革命者立即起而声援。《民报》连载反映印度人民反对分裂孟加拉斗争的印度报刊译文和传单，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宣传阵地，颂扬印度人民英勇斗争精神，揭露英国殖民者暴行，“使汉族同志得以参观，亦令梵种义声暴著海内”^[8]。

英国殖民者焦头烂额，费尽心力，采取暴力镇压和分化瓦解的策略，也未能完全扑灭反抗的风暴，不得不收回成令，终止分裂孟加拉省，将总督府由加尔各答迁到德里以避开印度工人的锋芒。这次斗争使英国殖民者领受深刻教训。他们领悟到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宝座是置于岩浆喷薄欲出的火山之上，一有外界的触动，印度内部积蓄已久的愤怒就冲天而起；他们意识到中印两个亚洲大国领土相邻，有悠久的传统友好关系，两国的革命者关系最为亲密，两国的民族运动最易互为激荡。他们不再像运动初起时那样以漫不经心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民族运动对印度的影响了，而把觉醒中的中国视为在与俄国达成妥协之后的主要威胁之一。

中国清王朝在西南边疆进行的改革，通过改革而焕发出的民族精神对于英国维持英属印度殖民统治及对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国的控制来说，其影响和冲击来得更为直接，更令英国殖民者担忧。

面对英国的入侵日益加深，清廷内部酝酿对川滇边及西藏的治理进行改革。1903年，寇松吞并西藏阴谋已付诸行动，清廷始决心改弦易辙，谕令四川总督锡良查看情形，筹划改革。^[9]清廷打算以四川为基地支援西藏，抵挡英军入犯，当务之急是要清除川滇边的土司割据，开通入藏大路，屯集军队，积蓄物资，进而经营西藏。锡良及其臣属筹划后，回奏先行在巴塘招民屯垦。嗣后，清廷又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察木多，经营川边，居中策应。次年军机大臣鹿传霖旧案重提，奏请收回瞻对，改设汉官。^[10]1905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规划屯垦，重申限制喇嘛人数的旧制，引起丁林寺上层喇嘛的不满，当地群众也因愤恨横行无忌的外国传教士和取媚于外人的清王朝，杀死凤全和两个法国传教士，焚烧天主教堂。四川提督马维骐会同建昌道员赵尔丰“剿办”。攻占巴塘后，马维骐回川，赵尔丰被任为炉边善后督办，在巴塘、里塘推行改土归流。

赵尔丰，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赵氏兄弟4人在清季颇有名声，长兄尔震、次兄尔巽、四弟尔萃均为科场发迹，独尔丰纳捐为官。赵尔丰在山西当官时深得锡良赏识，后屡随锡良调迁。1903年，锡良任四川总督，奏调赵尔丰相随，授建昌道。赵尔丰以严厉手段整治地方，有“赵屠户之名”^[11]。

1906年，清廷设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任该职。1908年，清廷任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由于西藏地方政要的强烈反对，赵尔丰未能赴藏任职，次年清廷免去赵尔丰驻藏大臣，专任边务大臣）并调其兄赵尔巽为四川总督，以便消除畛域之见，以四川为奥援，加大边、藏改革的力度。赵尔丰挟巴塘、里塘改革的威势，以武力为手段如疾风暴雨一般在川、滇边全面展开改土归流。各地土司纷纷纳印降服，建立起府、厅、县、路、村等由清廷管辖的政权机构，以7年时间完成改流，奏请设立“西康省”。赵尔丰的改革还涉及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在川滇藏边区掀起了富国强兵的民族自强运动。尤其值得肯定的是程凤翔部队进驻桑昂曲宗和察隅，在与英属印度阿萨姆相邻的地区掀起了改革固边的风潮。

程凤翔的进军虽由藏军袭扰盐井而起，但赵尔丰用兵之意主要在于阻止英人蚕食领土。英国与中国划分滇缅边界，谋图侵占尖高山以北的中国领土，多次派兵进犯中国云南片马及西藏的察隅等地，赵尔丰察知英人意图，向朝廷奏报：“自滇、缅划界，英指高黎贡山脉以西为瓯脱之地，今我不取，西藏万难扼守。遂于八月初，令程凤翔先据桑昂以分宾主之势，俾使英人无所藉口，树我藩屏，以舒民困……于宣统二年正月初二日至桑昂曲宗……闻距桑昂西南八百里之压必曲龚有英人于此插旗为界，遂进兵杂瑜……”^[12]

程凤翔于1909年11月29日接赵尔丰令，由札宜开拔，12月10日在吞多冒暴雨激进，1910年元旦在工巴村上游筏渡怒江，进入桑昂曲宗南界。随即取小道兼程前进，2月8日，越巨拉雪山，野宿于寒风雪原中；9日越震折雪山，道路险窄，冰坚雪厚，乘雪滑下，促队再行，越站宿坝雪村；11日，进抵桑昂。赵尔丰接报，得知英人到压必曲龚活动，饬令程凤翔进占其地。程凤翔遣军入杂瑜，南下至压必曲龚，树大清龙旗，立疆域界牌。^[13]赵尔丰将桑昂、杂瑜收归川、滇边区，改桑昂曲宗为科麦县、杂瑜为察隅县，制定《贡觉宁静科麦察隅四县人民办事准则》，裁革土千百户，建立县、乡、村各级政权组织，制定乌拉脚价，按土地肥饶和牛羊多寡征收赋税，改革风俗，沿边各族收为管辖。盐井县盐厘局长段鹏瑞奉令会同程凤翔南至压必曲龚，西至八宿，纵横数千里，勘查界址，清理户口，造册呈报，绘图说明，“底定西南半壁，以固国防”。程凤翔军队进兵桑昂、察隅，阻止了英人偷占中国边境地区，后果有英人至边境，见程凤翔部属所树清朝龙旗而却步。赵尔丰、程凤翔保卫祖国边疆是有功劳的。

西藏的改革由张荫棠推动。张荫棠，字憩伯，广东南海人，纳资为内阁中书，后考取海军衙门章京，曾任驻美三等参赞、旧金山领事、驻西班牙代办，在晚清官员中可称为精明干练，善于对外交涉者。他随唐绍仪到加尔各答谈判，充任参赞，唐因病回国后，由他代任。张荫棠在加尔各答备受英人威逼挟制，深感整顿藏务、增强国防之急需，致电外务部，疾呼“整顿西藏有刻不容缓之势”，提出改革藏治各项措施。清廷赞许所提建议，1906年4月29日，提拔他以候补五品京堂到西藏查办事件，数日后又赏给副都统衔，使他与驻藏大臣同等职衔，便于行事。张荫棠根据英军入侵拉萨后，人们对清廷投降路线大为不满，人心涣散的情势，提出整顿藏务，“当以维系边圉人心，首在澄肃吏治”^[14]。他查出有泰及十余名汉藏官员种种罪行，请旨革除查办。他痛斥有泰：“媚外而乞怜”，“庸懦无能，辱国已甚”，“颟顸误国”；“委任私人，朋比分肥”；“藏印军务倥偬之际”，“置若罔闻”，“招妓侑酒，跳唱纳凉”，“醉生梦死”。严斥刘文通、松寿、李梦弼、恩禧、江潮等官员贪污腐败，腾挪预支，浮冒报销，谄求英人，借敌国势力以图挟制等罪恶，藏员彭销汪垫等贪黩顽梗，勒索百姓，任意苛派。^[15]

清廷依张荫棠所奏，将有泰等革职查办。清季，清王朝在西藏吏治腐败，官员不分大小，贪墨成风，庸懦无能，民怨沸腾。张荫棠怒斥痛责，发聋振聩，大大激发了西藏僧俗官民的民族精神，的确起到了“汉官威令始行，民气为之一振”的效果。张荫棠乘民心高涨之时，亲临西藏大公所会议堂讲演，宣传“西藏百姓与中国血脉一线，如同胞兄弟一样”；指出：“西藏介居英俄两大国之间，因系中国属土，故英未敢吞并。如有奸臣进谗，或劝袒英，或劝袒俄，此皆可杀。或英俄行反间之计，劝尔背汉自立，归他保护，此系吞并之诡谋，切宜勿听”；直言正告：“本大臣奉命来藏查办事件，首以启发民智，日进富强为唯一之目的”，西藏地方官员应“洗心涤虑，痛改前非，竭智尽忠”，“倘仍虚矫谬妄，贪黩残刻，罔恤民艰，本大臣执法如山，唯以军法从事，决不庇纵，勿谓本大臣不教而诛也”^[16]。演讲中，他“指佛前剖心自誓”：他“力疾来此，不避艰险，痰喘吐血，日夜焦劳，无非为唐古特计，只饮西藏一杯水”。与会僧俗，无不感动流涕，表示愿“同心协力，以御外侮”。会上，张荫棠将开埠、交涉、练兵、筹款及废除苛政酷刑各项改革新政交西藏地方官员商议。^[17]藏众回复愿推行改革，更新自强。改革的帷幕在世界屋脊拉开。

1907年2月25日，张荫棠电外务部，陈治藏刍议20条，主要内容为：

一、加强对西藏的管辖。达赖、班禅优加封号，厚给岁俸，恢复藏王体制，代达赖管商上事；特简亲贵为西藏行部大臣，另设会办大臣，统治全藏，下设参赞、副参赞等员，分理内政、外交、督练、学务、财政、裁判、巡警、农、工、商、矿等局；在亚东、江孜、阿里、噶大克、察木多、三瞻、三十九族、工布、巴塘等处，酌量设置道府、同知、督率番官，治理地方兼办巡警裁判。

二、调兵入藏，训练藏番民兵，裁撤前后藏兵额，改办巡警。

三、兴修道路邮电。由巴塘接设电线至拉萨，赶修打箭炉、江孜、亚东道路。

四、兴办实业。设矿务局开发西藏五金煤矿，准中国西藏军民人开采；设盐局征税，官商并运；设银行，收回铸造货币之权；引茶种入藏地，教民自种，以抵制印茶；购置机器，制造枪械。

五、兴办文教事业，广设汉文学堂，办汉藏文白话报，激发爱国心，增进新知识。

六、联络藏边各国，共拒英人入侵。在印京设总领事。^[18]

以上诸条为西藏改革的纲要，多数条目经清廷采纳，成为新的治藏政策。

张荫棠十分重视联络周边各国，向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国宣传团结御侮的思想。尼泊尔的钟·巴哈都尔奉行亲英政策，自1900年后未向中国朝贡。尼泊尔国内变法图强，以西法练兵，国力渐盛，乃不甘受英国控制，在对外政策上试探与英国拉开距离。1907年张荫棠由印度入藏时，在江孜会见赴拉萨的“廓酋”，“因宣布朝廷威德，兼谕以廓藏唇齿相依之义”，劝谕其赶赴北京，重修职贡，廓酋“颇知感悟”。张荫棠当即令粮台赶备夫马，迅即起程，赴川北上，并致电外务部，提议清廷对尼泊尔贡使“格外优待，密与联络，实为保藏要著。查廓尔喀、布鲁克巴系藏属天然门户。布贫弱受英牢笼，唯廓地险而兵强，廓王英明，近仿西法，有精练民兵十万，英颇忌之。西藏若图变法自强，先当取法于廓。棠意倘派专使赴廓，宣布威德，挈带藏官往廓，考求兵制，阴与结廓藏攻守同盟之约。则敕书一纸，贤于十万甲兵矣。”^[19]

此后，张荫棠在《致外部电陈治藏刍议》《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游布达拉山记》《奏复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中反复陈说，大声疾呼：“西藏门户，唇齿之依，唯廓与布”，应与它们联合，“无事相亲睦，有事相扶持”^[20]。张荫棠的这一主张在周边各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张荫棠及其随员两次赴印谈判，目睹印度人民反对分裂孟加拉的斗争，对印度人民深表同情和支持。中方谈判人员曾到“印人抵制英货会分设加拉吉达（按，即加尔各答）之工艺学堂”参观，该学堂负责人、学生见到中国人“极勤恳，颇深同洲之谊”，一位18岁的学生深情地说：“今日见中国人，甚欣羡。”问之以故，答曰：“中国为独立国，民得自由也。”中方人员等大受感动，濒行为学堂题词：“印度地大物博，沈沈大陆。除中俄两国外，地球上实鲜伦匹。印民聪明强毅，有活泼进取之精神，他日必能自树立，为我亚洲同种之光。”^[21]表达了中印团结，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自强的深切期望，对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是巨大的鼓舞。

可惜张荫棠在藏时间不长，他提出了治藏的新政策，但未及施行。联豫对其忌妒排斥。清廷曾任他为驻藏帮办大臣，但他审度局势人情，上奏辞去。随后清廷令他赴印度谈判通商章程，订约完成后，离印返回北京，调外务部任右参赞。

联豫按张荫棠的规划施行改革。他以驻藏大臣兼任驻藏帮办大臣，大权独揽，施行了一些改革。编练新军，改革官制，铸造银元，开办汉文藏文传习所、译书局、初级小学堂、武备学堂、白话报馆，在商埠设巡警，在印京设领事，修理道路桥梁，筹划架设电报线。联豫虽多有兴革，但其德、其才实难以胜任在西藏这样复杂艰难的条件下主持大局的重任。他妒贤忌才，量小不能容人，专擅大权，但色厉内荏，懦弱无能，平时恃权扬威，遇事少谋寡断，驾驭无方。有泰说他“侈谈洋务”，“好弄笔墨”，“腹笥甚简”^[22]；赵尔丰说他“贪功不顾大局”，“太暗弱”^[23]。故而，联豫虽然是依照张荫棠的规划进行改革，但终为狗尾续貂。他未能如张荫棠那样处理好与西藏地方僧俗官员的关系，调动他们参与改革，相反使本来就已十分对立的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更为恶化。达赖回藏后，与联豫发生矛盾。改革本身已触动西藏僧俗官员贵族的利益，加之达赖与联豫间的仇隙，他们对改革的反对更为强烈，以致包围驻藏大臣衙门，断绝供应。经联豫奏请，调2000川兵入藏，联豫推荐知府钟颖率领。川军中已有会党组织，军心不稳，军纪松弛，钟颖是贵胄子弟，庸懦无能，以其统入藏川军，无异以羊驱狼，再加上联豫本人就暗弱，西藏日后的祸乱由此而起。川军一到拉萨即显出狂乱无纪的一面。当日，拉萨朗默木大会，川军及联豫派往迎接的卫队进城开枪乱击，大昭寺的济仲大喇嘛及一名巡警当时毙命，僧众多有负伤，又向布达拉宫射击，一时全城震动，人心不安。达赖恐遭危害，间道潜逃印度，为英人所利用。后来，波密发生变乱，钟颖带军前往弹压不能取胜，幸得赵尔丰派军援助，始得平定。

对于赵尔丰和张荫棠的改革，不拟做全面评述，仅指出两点。

第一，赵尔丰的改革以武力为手段，伴之以杀戮。赵尔丰性格残忍，其下属也有不少滥杀邀功。此外，赵尔丰和张荫棠的改革都带有强制同化内容，强制藏族和其他民族接受汉族的风俗、伦理道德（多为封建主义的纲常）、语言文字，甚至姓氏，使改革蒙受了大汉族主义的毒化，激起了藏族和其他民族的反对，增大了改革的阻力，只能用政令来推行，成效甚微，如果政治气候变动，农奴制势力、土司头人很容易卷土重来，改革成果毁于一旦。

第二，赵尔丰和张荫棠的改革是在外敌侵略，边疆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他们的主观愿望中包含着建设边疆，巩固边防的爱国主义精神，客观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英人的干预渗透，收回和捍卫了一些主权，为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做出了贡献，他们所宣传的强国强种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励藏汉各族人民为中华各民族的振兴而奋斗，这是他们为边疆人民留下的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西藏人民长期念诵“张大人”，表明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任凭政局变更而长留于天地之间。

吴丰培先生评论赵尔丰说：“其功过似应两存而不可相掩。”^[24]

张荫棠、赵尔丰改革中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的觉醒正是英国殖民者所恐惧和反对的。边藏改革之际，在英国和英属印度的官员中煽起了“中国威胁论”的喧嚣。他们叫嚷：“衰弱的、半野蛮的西藏人”为“中国人——强悍的、警觉的、执著的邻居——所取代，有一天，他们会成为一支可畏的军事力量”^[25]；“一个大帝国，其未来的军事力量没有人能预言，却突然出现在印度的东北边境，这可能终究在这里产生与西北边境一样的问题，这样，双倍的压力将加诸于印度帝国的防务力量”，“一言以蔽之，中国已来到了印度的大门口，必须正视和处理这一问题”^[26]。

概括起来，英国和英属印度官员们所说“中国威胁”主要有三项：

其一，中国加强对西藏及川滇边管辖，对英国和英属印度通过两次侵藏战争夺取的利益构成威胁。英属印度总督哈定毫不掩饰地说：“只要部落地区是在我们与我们和平的处于睡眠状态的邻居西藏人之间，那么，一条没有确定的双方边界就不会是不方便的和危险的”^[27]。

勿须多置一词，“中国威胁论”的帝国主义逻辑在这里暴露无遗：只有西藏处于睡眠状态，清王朝奉行对外妥协的政策，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们才感到方便和安全，而一旦觉醒，发出不甘任人宰割的呼声，他们就感到受到了威胁。帝国主义要维持其既得侵略利益，把中国各族人民求生存的斗争看作是一种威胁，这不足为奇。不过，这里有一个事实须予澄清。清王朝在西藏行使主权，向西藏派遣和驻扎军队并非自西藏和川滇边改革才有，中国并不是在清季末年才突然出现在印度西北边境的大门口。别的姑且不论，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中，驻藏大臣升泰带领部属赴边阻战谈判停火，当时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并未表示异议，相反，利用清王朝压制西藏人民的反英斗争。由此可见，英国和英属印度的官员们惊呼“中国威胁”并非如他们所说是由于清王朝突然出现在西藏，而在于张荫棠等人的改革提出了一些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措施，表达了抵制英人的愿望，在一定程度限制了英人的横行无忌。

其二，西藏和川滇边的改革所激发起来的民族精神迅速在周边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动摇了英帝国对喜马拉雅山南麓国家的控制或殖民统治。英国通过战争把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山国纳入其殖民统治或政治控制之下，但它们并不甘心长期受英国统治或控制，一有时机就谋求摆脱。中国在西藏和川滇边的改革使它们看到了摆脱英国控制、恢复与中国传统关系的一线希望而深受鼓舞。英属印度驻锡金的政治专员贝尔谈到中国在西藏的改革对锡金所产生的影响时说：“中国的势力在锡金得到承认，那里的人公开讲中国人与英国人势均力敌。不止一个权威人士告诉我，如果可能的话，锡金的大君和大君后宁愿置于中国之下，而不愿受制于英国。”^[28]英国政府认为消除边藏改革对周边国家产生的影响“极为紧迫、重要，任何拖延都会引起有关国家的疑惑，甚至鼓励中国提出要求从而导致骚扰”。^[29]

其三，动荡不定的东孟加拉与阿萨姆将受到中国在西藏和川滇边改革的影响。1911年哈定总督在给印度事务大臣克鲁的文件中强调：“东孟加拉和阿萨姆的内部情况并非可以容许我们对于新的来自邻国的侵略和阴谋不带有巨大的焦虑。”^[30]

哈定所说的“内部情况”即是指东孟加拉和阿萨姆人民的反英运动。东孟加拉及阿萨姆省是按照分裂孟加拉方案新设立的省。阿萨姆是印度的产茶区，英国资本在那里投资办茶园及茶叶加工厂，东孟加拉是印度人民反对分裂孟加拉运动的中心，民族解放意识尤为强烈。在这个省发生“骚动”不仅会给英国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而且会在全印度范围内引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风暴。哈定把赵尔丰所部进驻中国的固有领土察隅地区妄称为来自邻国的“侵略”，把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及清廷官员张荫棠等对印度人民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看作是“阴谋”，唯恐中国在边境地区的改革焕发出的民族精神波及东孟加拉和阿萨姆，再度诱发起那里的反英运动。

综上所述，英国及英属印度所散布的“中国威胁”在实质上乃是指对英国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所获得的侵略利益、英国对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国的控制，尤其是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所带来“威胁”而言。“中国威胁论”不仅仅是对中国的仇视，而且是对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国摆脱英国控制的愿望，尤其是对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敌视。

在耸人视听的“中国威胁”惊呼声中，英国和英属印度的一批官员们为前阶段英国调整对外政策中受到英国政府驳斥的“前进政策派”翻案，要求政府修改英国对中国西南边疆政策，重新推行“前进政策”。

针对上述三项“威胁”，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对清王朝施加外交压力，迫使清王朝做出保证在西藏和川滇边的改革不损害英国的既得利益和地位；加紧对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国的控制，强加新的不平等条约，巩固英国的地位和势力；在从不丹边界起至上缅甸的广大边境地区推行“前进政策”，将其东北边界从山脚向外扩张，利用喜马拉雅山脊作为封闭印度、阻隔民族解放运动的火星溅落到印度的“隔火墙”，这就是建立“战略边界”的计划。

起初，英国和英属印度谋图利用达赖问题阻挠中国在西藏和川滇边的改革。英国政府借口达赖出走、藏中动乱，派军侵占那荡，以武力相威胁，同时照会中国政府，对中国内政横加指责，增派英军进驻那塘（按，即那荡），向中国政府发出威胁：“如中政府欲达赖按照所定自谓妥善条款回藏，则英政府无滋难端。唯达赖回藏后，中政府相待情形或有他故致生变乱，有关英民命产危险之处，则本国现驻那塘之军立即入藏保护。”^[31]后来，清政府派罗长绮到印度劝谕达赖回藏，但因英俄对达赖的拉拢，而为达赖拒绝。

不过，在处理达赖的问题上，英国也有所顾忌。俄国在达赖居印期间曾派驻加尔各答代理总领事到大吉岭向达赖递送沙皇的信件。沙皇在信中表示对达赖“遭受如此困厄极表忧虑”，“怀着真挚的同情予以关注”，并声称“我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发展特别关切，对西藏在各项现行条约范围内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意图十分同情”。然而，沙皇又说“在西藏事务上奉行同英国政府亲睦的政策，是达此目的的重要条件之一”，奉劝达赖“在行动中不忽视这一意见”^[32]。显然，俄国政府既想借此插手西藏，但又不想因此影响与英国的关系。同样英国政府也不想因为西藏问题而给英俄关系增添麻烦，还不想明目张胆地利用达赖来破坏通过与中国和俄国的谈判而建立起来使西藏成为在中国主权之下的英俄间隔离地带的格局。故而，英俄在达赖问题上一方面彼此互不放心，但另一方面又能互通消息，协同行动。此外，达赖虽然谋图凭借英俄的支持返藏，但并不打算让英国控制西藏，因此英国对于他并不十分信任。英国对达赖的态度正如本肯多夫所分析的：“当然，英国正不满地注视着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取得的进展。英国认为保持某种自治是可取的。不过，英国认为达赖喇嘛在这方面并不是有用之人。这有多种原因，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缺乏毅力和勇气，这对巩固他的地位始终是一种障碍。”^[33]英国政府一方面接待达赖，明托会见他以示安慰，并为他每月供给上千卢比的津贴，意在时机成熟时使用，另一方面又与俄国协商拒绝他到伦敦和彼得堡访问。

碍于当时国际局势，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在得到清政府保证中国在西藏和川滇边的改革不损害英国的利益后，暂时停止利用达赖问题干预中国内政，其对中国西南边疆政策的重点放在推行“前进政策”，建立“战略边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