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是现代化的“实验室”。在第三世界中，拉美国家是最早获得独立的国家，也是最早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该地区先后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现代化战略，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寡头威权主义、民众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等政治模式的演变。由于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差异，在该地区的33个国家中，又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发展道路。时至今日，拉美国家仍处在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在第三世界中，大概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像拉美这样同时提供如此之多的单个国家的案例和一种如此清晰的一致性特征的地区。拉美这一鲜活的“实验室”积累了丰富的探索和建设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对那些包括中国在内的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无形资源”，有待于人们去充分认识和开发。本书正是试图开发拉美这一“无形资源”的一种初步尝试。
在本书原来的设计中，现在的附录部分是绪论，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首先明确了对本书原有标题《拉美现代化模式研究》的理解。所谓“模式”既指现代化进程的模式，也指现代化结果的模式，但重点是进程的模式，是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的概括。在回顾国内学术界对拉美现代化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既肯定了前一阶段研究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即“注重地区模式研究而忽视国别模式研究；注重地区比较而忽视国别比较；注重经济因素而忽视非经济因素”。这样，针对这三种倾向，我们提出，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强调国别研究，努力处理好地区研究与国别研究之间的关系；强调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努力加强国别比较研究或分类比较研究，推动研究的细化和深化；强调非经济因素的研究，在讲清楚经济因素变动的前提下，努力突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互动关系，体现出现代化进程中的活动主体。总的原则是力求在差异性和多样性中体现出一致性。
这一思路体现在我们对绪论之后各章节的安排之中，这种安排主要出于强调文化因素和比较研究的考虑。巴西文化是印第安人、葡萄牙人和黑人文化的混合体，在拉美文化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长期的黑人种植园奴隶制度形成了主人与奴隶的分野，影响至今的表现是巴西社会的两极分化为拉美之最。长期的政治稳定、丰富的资源、较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巴西人对现代化的追求，使它成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因此我们将巴西现代化安排为第一编；第二编为墨西哥和秘鲁两章，这两个国家曾是拉美三大印第安文明的摇篮，都是印第安文化比较厚重的地区。墨西哥独立后经历了迪亚斯时期的早期现代化、1910-1917年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随后比较好地处理了种族和阶级关系，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奇迹”。而秘鲁则一直没有处理好社会整合问题，工业化发展迟缓。第三编为阿根廷和智利两章，这两个国家都属于白人文化占主流的地区。阿根廷的地理优势与外资和移民相结合，使它在20世纪初就达到了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但大量移民对当地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了文化和社会的分裂，表现在政治上的长期动荡，经济上的最终“破落”。智利独立后最早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外来移民没有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有着长期的政党政治传统，在20世纪先后经历了多种主义的尝试。当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后，智利却获得了成功。第四编为中美洲、古巴和委内瑞拉三章，它们在独立前的经济基础基本上都属于种植园经济。20世纪委内瑞拉在石油上做文章，到20世纪中期，经济现代化步伐明显加快，政治民主化也相伴同行；中美洲各国国家不大、市场狭小，加上外来干涉和政治动乱，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难以转型，现代化步履蹒跚；古巴独立后先是依附美国，革命后又依靠苏联援助，虽然在教育、医疗方面使百姓受益匪浅，但低速的经济增长影响了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第五编为哥伦比亚，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等国家，它受地理条件因素的困扰要甚于其他中等国家。国内各地区被安第斯山脉和马格达雷纳河所阻隔，其地理位置和复杂多样的地形结构，一方面制约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多样的物产。如同主要的拉美国家一样，哥伦比亚也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但是，这个国家有它自己的特色，如较早形成了两党制，有着长期的政党政治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但游击队和毒品贸易仍然是这个国家挥之不去的阴影。对这些国别和地区的模式的概括，除了各章作者在总结中的提炼之外，我们试图通过各章的标题体现出它们的个性，即“巴西：咖啡、巴西化和‘巴西奇迹’”，“墨西哥：现代化、革命、新兴工业化国家”，“秘鲁：初级产品出口、军人改革与社会整合”，“阿根廷：出口繁荣、庇隆主义与‘衰败’国家”，“智利：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模式”，“中美洲：初级产品出口、外部干涉与体制转型的艰难”，“古巴：蔗糖、革命与改革”，“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哥伦比亚：自由主义、政治和解与工业化”。
最后一编，是“拉丁美洲现代化模式”（在本书中被丛书的主编改为绪论部分）。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除了对前面各章拉美现代化模式的差异性进行概括之外，着重对拉美现代化模式的一致性进行了论述。我们认为，拉美现代化进程有着共同的特征，即19世纪后期考迪罗主义和寡头威权主义下的初级产品出口阶段；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民众威权主义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简易阶段；20世纪60年代官僚威权主义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高级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民主化进程和新的外向型出口模式形成阶段。如果说非要总结出一个比较简单化的模式的话，我们认为，大致可以概括为5点，即：（1）现代化启动的动力来自外部的挑战，是外源型的；（2）经济运行方式主要属于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3）政治运行机制既有议会民主制的文人政权，也有威权主义的军人政权，经常是二者交替出现，政治动荡多于政治稳定；（4）社会分化程度比较高，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整合程度比较低，在不少国家，印第安人和黑人被边缘化，成为最大的贫困团体，城市化的速度超前于工业化发展水平，经济发展不足以支持庞大的城市人口，造成“过度城市化”；（5）文化主体属于天主教文化。
我们在设计本书的时候，曾经注意到，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互动的过程，是一个交叉发展的过程。因此，应该避免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单纯写成工业化历史、民主化历史或城市化历史，而是要写出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螺旋型地向前发展。另外，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政治之间的变化关系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在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但在拉美国家，在有些历史阶段出现了曲折、倒退、逆发展等从短期看不合逻辑的现象，这正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特殊性所在，对此，我们要求作者能尽可能地给予重点描述和做出合理的解释。但是，从我们目前完成的著作看，由于受到字数所限，也由于受到我们的研究水平所限，原来所提出的一些想法和要求并没有全部得到实现，特别是突出非经济因素和比较研究的设想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有些章节只照顾了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对社会和文化的论述则很少。当然，这也留下了我们以后努力改善的方向和机会。
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评价是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力求坚持辩证分析的观点。美国学者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在他写的《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一书中文版的序言中曾写道：“虽然拉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是一部失败的历史，而不是成功的历史。”另一位美国学者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在他的《简明拉丁美洲史》中也写道：拉美“尽管有了小部分变革、表面的进步以及明显的现代化形式”，但拉美“出现的变革和现代化，并未产生什么积极影响，特别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来说更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位作者的论点是有特殊背景的，布尔默-托马斯的论断出现于1998年的中文版序言，显然是将拉美与当时中国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作了对比。伯恩斯则是站在抨击美国对拉美干涉政策的立场上，将拉美与美国的现代化作了对比。英国学者罗斯玛丽·索普在她写的20世纪拉美经济史的著作使用了“进步、贫困和排斥”的标题，一方面描述了拉美现代化所取得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这种现代化中所包含的“贫困和排斥”。前者如拉美地区的总人口从1900年的7000万增长2000年的5亿以上，同期，全地区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不足10%提高到25%，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多，城市化水平由25%提高到近70%，人均预期寿命由40岁提高到70岁，成人识字率由35%提高到了85%。经济结构、经济组织和体制、基础设施和国家一体化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在4代人的时间里普通人的生活发生了急剧地变化”。后者如1900年拉美大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4%，2000年降为13%，拉美地区在世界贸易中的参与比重也由7%下降到3%，收入分配状况在恶化，到2000年2/5的拉美人家庭仍处于贫困之中。应该说，罗斯玛丽·索普的观点是比较客观的，她坚持了两点论，同时看到了拉美现代化中的阳光和阴影、正面和负面。我们认为，拉美的现代化有成有败，有喜有悲。不可否认，通过现代化，这些国家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得到了巨大提高，当然，收入分配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也是事实。但是，我们要看到，拉美的现代化（不包括古巴）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准要求拉美，同时，我们也要把这一现象置于拉美本身的历史中加以理解。
15世纪末16世纪初，当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来到拉美大陆的时候，他们遇到的印第安人不仅人数多而且文明程度也是该大陆最高的，无论是阿兹特克帝国还是印卡帝国都已经发展出一套贡税制和徭役制，这使得少数殖民者能够轻易地将母国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劳动制度移植到拉美大陆，从而形成了殖民地时期的重商主义制度、大庄园制、种植园奴隶制、种族和社会等级制、中央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由于拉美的独立运动基本上是土生白人的分离主义政治运动，殖民地时期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被保留下来并在19世纪得到加强。直到20世纪，除了墨西哥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基本上没有触动传统的大地产主阶级的利益，农业现代化选择了一条“技术变革”的道路，“上层人物”竭力避免在经济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实行变革。同时，拉美从殖民地时期就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了一起，它的发展是随着这个体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这个体系中，它所围绕的霸权“中心”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9世纪是英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成了美国，但它所处的“边缘”地位并没有发生彻底地改变。19世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20世纪进口替代工业化期间，用初级产品出口换来的外汇进口发达国家的资本品、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由此产生了国际收支逆差和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的出口导向模式仍然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需要。因此，在缺少对传统体制变革和长期受“中心”国家剥削控制的拉美国家，“富饶的土地上生活着贫穷的人民”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拉美的进步阶级和社会力量并没有被动地接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命运，为推动社会的变革，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为摆脱国家的依附地位，他们不断地在与传统的保守势力和外部干涉力量抗争，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努力，因此，变革、改革和发展便成为20世纪拉丁美洲历史的主旋律。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古巴、尼加拉瓜先后爆发了五次较大的社会革命，在许多国家出现了“军人改革”和民众主义改革运动，甚至天主教会也出现了分化，产生了“解放神学”。进口替代工业化到20世纪70年代末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作为一个整体的拉美地区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确，直到今天，拉美仍没有摆脱“边缘”地位，拉美的现代化在许多方面甚至是失败的，但拉美的现代化进程是客观存在的，这一进程跌宕起伏、充满了艰难曲折，正因为如此，它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经验教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宝贵的镜鉴，这也正是我们研究拉美现代化进程的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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