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现代化经验的特殊性与普适性

拉丁美洲是现代化的“实验室”，它是第三世界中唯一一个经历了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现代化战略，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的出口导向三种发展模式的地区，也是唯一经历了经济全球化全过程的地区。世界上大约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像拉美这样同时提供如此之多的单个国家的案例和一种如此清晰的统一性特征的地区。拉美这一鲜活的“实验室”已经和正在为世界提供着各种样板和镜鉴，它的经验越来越引起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

2004年，随着上一年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中国经济发展被认为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拉美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陡然受到中国企业界、政府官员和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在这年年初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先生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拉美现象”的问题，其中谈到：“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阶段，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已有的国际经验显示，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即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即面对各种矛盾凸现，处理不当，结果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从那以后，关于“拉美化”的讨论逐渐升温，“拉美化”、“拉美化之忧”的主题词频频出现在媒体上。

但是，究竟什么是“拉美化”？中国有没有“拉美化之忧”？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拉美化”是拉美国家在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之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拉美化做了界定，大致可以归纳为：（1）跨国公司化，即跨国公司对民族资本形成了挤压和控制之势；（2）金融危机化；（3）“三农”问题严重，城乡差距拉大，城市发展过度化；（4）经济发展超过资源的承受极限，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化；（5）政府权力的腐败化；（6）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激化；（7）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全面恶化。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处在转型时期，许多曾经在拉美出现过的问题正在中国表现出来，中国有“拉美化之忧”，应该引起警惕。另一种观点认为，“拉美化”是伪命题，因为“拉美化”的症状不仅仅是拉美独有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拉美现代化进程应该一分为二地分析，不能全盘否定。再者，“拉美化”是个贬义词，这种提法容易伤害拉美人的感情，不利于我们与拉美人的交往。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讨论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产生的影响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全球化趋势和科技进步等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和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和科技革命的发展速度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由于全球化产生的影响不同，因此，7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与最近一二十年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中国）遇到的机遇和挑战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很难将几十年前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与最近才超过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相提并论。同时，如果“拉美化”是指外资控制东道国的话，由于中国利用外资的情况与拉美不同，因此中国不会出现“拉美化”。与前一观点相同的是，持后一观点的学者并不反对总结和借鉴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经验教训。

在我们看来，上述两种观点争论的焦点在于“拉美化”是拉美地区特有的现象还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换句话说，也就是对拉美经验的特殊性与普适性关系的认识问题。对此究竟应该怎样看？

我们认为，首先要看到拉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应该承认所谓的“拉美化”问题是在拉美这一特定的地理、历史、文化环境中发生的，具有拉美特色。

根据拉美经委会的一项统计资料，以当年市场的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地区在1975年达到了人均GDP1138美元，1980年达到了2326美元。从国别情况看，1970年只有委内瑞拉达到人均GDP1091美元，到1975年又有6个国家（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巴拿马、秘鲁、乌拉圭）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到1980年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的国家增加到13个，新增的国家是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智利、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巴拉圭，在这些国家中，阿根廷以人均GDP5440美元居首位。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间也就有先有后，但作为整个地区看，大体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

我们对人均GDP1000美元的理解不应绝对化和僵化，不应把它理解为一个点，而应该将其理解为一个时段，至少可以理解为1975年前后的10年，从那时起，到2000年的人均GDP3680美元。在这30年左右的时间里，拉美的现代化进程很不平坦，经历了80年代的全地区性的债务危机，90年代在主要国家又接连发生了金融危机，这些危机严重地阻碍了拉美现代化进程的顺利进行，但这些危机产生的原因部分地是拉美特殊历史进程的产物。

首先分析1982年的债务危机，其产生的根源是与第二阶段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拉美国家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是替代一般消费品的进口，但生产这类产品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仍需要依赖进口，同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偏好逐渐转向耐用消费品。为了减少经济的对外依赖，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拉美国家有意识地推进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但是，工业化本身却需要输入越来越多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某些原材料，进口需求甚至比以前更大。相反，由于拉美出口构成变化缓慢，出口增长低于进口增加。加之国际市场上能源、机器设备等价格上涨高于拉美出口的农矿产品价格的上涨，所以带来了贸易赤字。在此情况下，尽管有些国家在60年代中期实行了有选择地推动非传统产品出口的政策，但这仅仅是原来的进口替代模式在地区层面的扩大，没能像东亚国家那样成功地转向制成品的出口替代、实现国际收支的良性循环。1973年第一次能源危机爆发，巴西等依赖进口石油的国家外贸赤字更加急剧上升。原来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拉美国家只得选择通过吸收外部资金来弥补国际收支的做法，许多国家走上“负债增长”之路，1975年拉美外债总额为685亿美元，到1982年上升到3287亿美元。结果，当外部经济环境发生恶化（发达国家提高贷款利率；美元升值；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从拉美进口；降低拉美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等）的时候，拉美就陷入了债务危机。因此，举借外债失控是这场危机的直接导火线，但从根本上讲，这场危机是拉美国家没有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造成的。

与这一发展模式相关的还有以下几个问题。

重技术引进、轻自主创新。拉美国家在技术研究与开发方面，大量采用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但主要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或由外国企业来实现的，并没有通过引进，达到吸收、消化、创新的目的。这种做法造成了高技术生产部门基本上由跨国公司垄断的局面。据统计，跨国公司在拉美制造业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到70年代，它们在制造业中的投资额占其总投资额的50%以上，其中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司在1967年达到了54%，美国公司在1976年达到了50.5%。在拉美主要国家1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的生产中，跨国公司均占很大比重，如在阿根廷占79%（1971年），墨西哥占47%（1965年），秘鲁占53%（1973年），在巴西287家最大工业企业的资产中，外国公司占50%（1972年）。跨国公司进入拉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开高关税保护和进口限制，占领东道国的市场，以便在东道国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它们并不愿意向东道国转让关键技术。跨国公司放大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弊端，尽管其有助于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但东道国购买技术的成本加大了，外汇需求也增多了，不良消费模式产生了。外资输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的技术自主开发能力帮助极其微弱。而在同时，东道国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被挤占，最终被边缘化。结果，拉美许多国家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提升，甚至直到80年代末，拉美的初级产品出口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仍占2/3，同时，一些国家出口的许多非传统制成品（如纺织品、革制品和家具等）仍依赖于本地的自然资源。一位著名的智利经济学家谈到，拉美占世界人口的8%，但在工业产品方面占6%，在包含专业技术知识的工业设备方面占3%，在科研工作方面占2%，在科学论著方面只占1%，这说明拉美的发展更多地是出自模仿而不是创新。

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进口替代政策过分强调工业增长，甚至为促进工业增长而不惜牺牲农业。如刻意压低食品价格，牺牲农业收入而使城市收入相对提高；为增加外汇收入不惜减少粮食生产，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农药、化肥、农用机械等进口投入物的价格；甚至增加农产品出口税收等等。各国出口农产品所得到的外汇收入，主要用于装备现代工业和充实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极少用于农业部门自身发展所必需的投资。结果，造成农业发展的相对停滞，不少国家由原来的粮食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1970-1984年拉美国家的食品进口每年增长14.8%。同时，由于拉美地区除个别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未能有效地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农业现代化是在保留大地产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走“技术变革”的道路来完成的。在这种模式下，中小农户因土地资源被高度垄断而失去发展空间，大批农村劳动力被快速地从现代农业部门排挤出来，结果，一方面使农业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造成由农村向城市自发的移民潮。但是，依靠进口替代建立起的工业部门，大多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并不能解决快速产生的就业问题。1950-1980年，拉美总人口增加1倍，劳动力总量增加1.16倍，同期城市人口却增加4倍。大量无法就业的劳动力只能从事各类自谋生计的传统服务业，进入所谓“非正规部门”。结果，拉美的城市人口增加了，但拉美的城市化却是“畸形”的，表现在先进的现代化产业、高档住宅与缺少最基本公共设施的贫民居住区共存；富裕的大企业家、银行家、高级职员与生活特别困难甚至一贫如洗的城市贫民并存；教育、卫生、文化等资源为中上阶层享有，穷人却与这些资源无缘，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文明与愚昧并存。城市治安与环境状况也日益恶化。农业问题处理不当不仅削弱了农业本身，还严重损害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重政府干预，轻视市场调节。强调国家干预是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突出特征，一方面，政府长期实行高保护政策，另一方面政府还大办国有企业。到70年代初，拉美国有企业的数量达到惊人的程度，墨西哥拥有1000多家国有企业，智利拥有650多家，委内瑞拉有400多家，巴西约200家，巴西国有企业的产值超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在国家的保护下，许多国有企业缺乏竞争意识，加上机构膨胀、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因素，企业的素质和经济效益较差，亏损日趋严重，国家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如墨西哥国营企业的亏损额在1970年为90亿比索，到1982年增加为5300亿比索，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在巴西，隶属于国营企业管理的382家联邦国营企业的经营亏损额1981年为9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联邦税收的73%。阿根廷的国营铁路每天需耗费政府补贴100万美元。国营企业的严重亏损导致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成为加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

重增长，轻分配。1950-1980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倍多，但是，由于拉美国家在指导思想上倾向于先增长后分配的主张，并没有在税收政策、就业政策、部门政策上着力改善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的问题。结果拉美的基尼系数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当时的一位拉美经济学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拉美60年代至70年初“有增长而无发展”，50%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收入分配的提高主要集中在30%的中、上阶层。在跨国公司的诱导下，拉美的富裕阶层形成了一个模仿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特权消费社会”，这部分人的消费一是靠进口奢侈品和耐用消费品，二是靠进口原料、设备，制造进口的替代品，二者都需要消耗大量的外汇，这是对“资本积累潜力的一个巨大浪费”，同时由于为满足特权消费阶层多样化需求所建立的工厂一般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无助于改善就业状况。结果，只有部分居民或集团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广大民众则被排斥在发展成果之外，甚至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得不到满足，形成了现代生产部门和落后生产部门并存的二元结构以及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的局面。

由此可见，1982年债务危机固然同当时国际经济环境突然恶化、发达国家向拉美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密不可分，但深层原因在于拉美国家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国际收支不平衡、工农业部门发展不平衡、国内财政不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长期得不到解决，反而不断加深和被激化。所谓“拉美化”的种种问题正是集中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发展中国家追求工业化、现代化没有错，错的是采取了不适当的发展战略。东亚国家同样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但它们能够根据本国国情和国际环境及时转换为出口导向型战略，避免了出现“拉美化”问题。而拉美之所以没有向东亚国家那样及时顺利地转换发展战略，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拉美拥有丰富的资源，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可以提供外汇支持工业化，这是其他地区不具备的拉美特色。这种特色不仅有助于延缓拉美式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也是拉美寡头势力长期存在、中产阶级力量薄弱、拉美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再分析20世纪90年代拉美的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债务危机的缓解和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外资重新流入拉美，全地区经济出现了比较强劲的恢复性增长。但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产生的冲击波，使拉美经济随即出现第一轮下滑；之后，1999年1月爆发的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12月爆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又导致该地区经济的第二轮和第三轮滑坡。其结果是，1998-2002年，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1.2%，低于人口增长率，成为继80年代“失去的10年”之后，又一个“失去的5年”。同时，社会形势继续恶化，其主要表现是失业率上升和贫困化加剧。拉美城市公开失业率在80年代为6%，90年代后半期超过8%，2002年创9.1%的历史记录，有些国家甚至超过了20%。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2002年拉美贫困人口达到2.21亿，占总人口的44%，其中0.97亿为赤贫，占总人口的19.4%。社会矛盾再度激化，并在一些国家（如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海地等）引发政治危机。

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从外部因素看，是伴随金融全球化而来的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国际游资更容易地向新兴市场的货币和金融市场发动攻击，从而使各国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面临更大的难度，管理汇率制度的难度也增加。但拉美国家本身难辞其咎，如金融自由化步子过急，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债务负担过重；经常账户与公共财政“双高赤字”；利用固定汇率制作为稳定器，如巴西的“雷亚尔计划”、阿根廷的货币局制度等，导致货币大幅度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不加限制，等等。“可以说，拉美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拉美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存在决策失误和风险意识薄弱。”

拉美国家进行改革没有错，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改革是拉美国家没有出路的出路，错就错在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改革没有循序渐进、协调发展，某些领域的改革滞后，而另一些领域的改革又过快，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金融监管体制的建立滞后，金融放宽的步伐太快；在社会领域，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滞后，政府放弃干预的步伐太快，有些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财政平衡而减少了对文教卫生领域的投资，从而使低收入阶层得不到必要的服务；另有些国家的政府则在短期内将一些社会服务设施完全交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部门去管理，失去了政府在社会发展领域中的主导地位。相反，有些国家改革的时间比较长，能留出比较大的空间加以补救和调整，从而使改革的效果比较成功，如智利模式。拉美不同国家在改革中的不同表现同具体国家决策集团的风险意识和政治家的执政能力是分不开的，而这些区别的背后暗含着拉美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

从上述对拉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发生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分析来看，它们是在拉美地区这一特定空间和20世纪最后30年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危机，有着特殊的时空规定性，就外部环境而言，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这就是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问题的特殊性，这种危机不可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原封不动地再度重演。但是，唯物辩证法告诉们，特殊性中包含着一般性，任何事物都是特殊与一般的统一体。拉美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类似的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都面临着对外要处理好与中心国家的关系、对内要协调好各种利益集团关系和正确解决化解各种矛盾的挑战，都要经历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拉美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起步早的国家，是迟发展国家的先行国，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看，拉美国家的发展经验又具有一般性特点。如从前述拉美债务危机发生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诸如应该重视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减缓城市的过度发展；应该减少财富分配的不公现象，缩小两极分化的差距，避免引起社会动荡；应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坚持改革开放；应该注意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走技术创新之路，提高国际竞争力；应该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身条件和比较优势的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等等。事实上，正是在拉美本土经验基础上所产生的许多理论，诸如二元结构理论、拉美的发展主义理论（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工业化论）、依附理论、人口流动模型、民众主义理论、威权主义理论、亨廷顿的政治变迁理论，甚至跨国公司理论的部分内容，都已经成为目前世界各国高校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对人们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进程、正确选择发展战略和政策正在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回过头来看，前述国内学者提到的种种“拉美化之忧”问题，实际上是在拉美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发生的问题，即一是人均GDP1000美元前后的现代化快速发展时期，二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目前中国既处在刚过人均GDP1000美元的阶段，同时又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因此我们等于同时面临着拉美两个发展阶段的难题，所以，拉美经验对中国来说弥足珍贵，中国非常需要拉美这面镜子反照自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美经验具有普适价值，当然，这种普适价值是有限度的，是针对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处在类似阶段、遇到同样难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的。

最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目前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至少部分地得益于对拉美经验教训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