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现代化进程启动的背景

阿根廷独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与其他各省之间，中央集权派与联邦派之间，经常发生纷争与冲突，致使国家难以得到稳定和统一。结果滋生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考迪罗，他们彼此之间争斗不已，使政局愈发动荡，并最终使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掌握了政权。与此同时，英国迅速取代过去的宗主国成为阿根廷重要的外部影响势力，通过贸易和投资逐步建立了与阿根廷之间密切的经济关系。长期动荡的局面和外部势力的渗透，相互影响，大大延迟了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时间。

（一）罗萨斯独裁与“1837年一代”

1810年5月2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五月革命，并获得胜利，产生了包括现今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及玻利维亚在内的拉普拉塔临时政府的执政委员会，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改组市政议会，开设新的贸易口岸，颁发出口许可证，实行土地改革，通过移民法令，鼓励欧洲移民等。这些措施推动了阿根廷独立运动的发展。然而，保守派与革命派，中央集权派与联邦派，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与内陆各地区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使整个拉普拉塔地区难以形成统一的革命洪流，独立运动的步伐被延迟。

直至1816年3月24日，拉普拉塔联合省国会第二届会议在图库曼召开，布宜诺斯艾利斯、胡胡伊、萨尔塔、图库曼等省的32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于7月9日正式宣布“拉普拉塔联合省”独立，圣路易斯省议员胡安·马丁·德·普埃伦东（Juan Martin de Pueyrredon）担任政府首脑。1819年4月，拉普拉塔联合省国会通过了阿根廷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

令人扼腕的是，这个以美国宪法和法国宪法为蓝本的《1819年宪法》，并没有将分裂的阿根廷统一起来，反而加剧了中央政府与各省之间的矛盾。该宪法规定，中央政府有权任命包括各省省长在内的地方官员。这一条体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利益集团的愿望，他们试图建立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府，遭到了其他各省的反对和抵制。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拉普拉塔地区的分裂持久化了。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在不同派别的“强人”手中频繁更换，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局面；另一方面，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考迪罗，他们独霸一方，俨然是一个个“独立王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拉普拉塔地区难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严重影响了政治、经济的发展，现代化进程亦难以启动。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考迪罗中，罗萨斯最终脱颖而出，于1829年夺取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控制，建立了长达23年之久的独裁统治。罗萨斯的独裁统治带给拉普拉塔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最大的影响是，它促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利益集团——庄园主——的崛起。独立初期，阿根廷革命的主要领导阶层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人，他们崛起于殖民统治后期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在独立运动期间，他们逐渐通过与土生白人官员、职业政客、形形色色的“考迪罗”结盟，获得了对权力机关的控制。

然而，“大约从1820年起，许多商人家族开始谋求其他出路并且向土地、养牛业和腌肉工厂投资。这些人构成未来的居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是扎根于商业和来自城市社会的、拥有土地的寡头集团”。他们最初并没有控制国家权力机构的能力，但控制了本地区的经济命脉。于是，在拉普拉塔地区出现了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拥有经济力量的人并不进行统治，而进行统治的人又缺乏经济基础”。罗萨斯的上台，实际上是顺应了新崛起的利益集团控制国家政权的需要，从而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利益集团的发展。

为了巩固大庄园主集团的利益，罗萨斯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首先，罗萨斯通过“荒漠远征”行动，派出大批军队，驱赶、屠杀潘帕斯草原上的印第安人，大大拓展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疆界，并在军队、政客中瓜分新夺占的大片土地。与此同时，罗萨斯还废除了里瓦达维亚政府规定的国有土地不得转让的法律，允许土地自由交易，使土地集中的趋势愈演愈烈。其次，罗萨斯通过独裁统治和高压政策，确立了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绝对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省份施加影响。罗萨斯建立的秘密暗杀队“马扎卡”（Mazorca，即“大棒子”之意）就是这种恐怖统治的典型体现。最后，罗萨斯奉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强调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门，忽视对幼稚工业的保护。其结果，一方面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出口经历了迅速的增长，从1822年的大约70万英镑增长到1851年的200万英镑，同年畜牧业出口在全部出口中的比重高达78%；另一方面，“工业仍然处于局限在由作坊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经济生活的边缘”。

罗萨斯政权的内外政策激起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内外的广泛不满，许多有识之士纷纷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抒发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不满。其中，埃斯特万·埃切维利亚（Esteban Echeverría）、胡安·巴蒂斯塔·阿尔贝蒂（Juan Bautista Alberdi）、米戈尔·加内（Miguel Gané）、胡安·马里亚·古铁雷斯（Juan María Gutiérrez）等人，于1837年6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了一个“文学沙龙”，成为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斗争的“第一个中心”。在“文学沙龙”的活动中，埃切维利亚和阿尔贝蒂等人发表了一系列演说和文章，对罗萨斯的独裁统治进行严厉批判，但“文学沙龙”很快就被罗萨斯当局封闭了。

1838年7月，埃切维利亚和阿尔贝蒂等人创立秘密团体“青年阿根廷”，提出为在阿根廷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进行斗争。“青年阿根廷”也被称为“五月协会”，因为该组织的成员认为，1810年的五月革命奠定了阿根廷国家发展的基础，它所提出的革命目标远未实现。1839年1月，流亡蒙得维的亚的“青年阿根廷”成员发表了一篇《告阿根廷青年和祖国全体优秀儿女的原则宣言》，强烈谴责罗萨斯的独裁统治，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加强社会协调的基本原则。

“五月协会”的活动很快得到迅速发展，并扩散到几乎整个拉普拉塔地区。例如，多明戈·法斯蒂诺·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在圣胡安省组织了类似的秘密团体，文森特·F.洛佩斯（Vicente Fidel López）在科尔多瓦省成立了当地的“青年阿根廷”组织。此外，巴托罗梅·米特雷（BartoloméMitre）和卡洛斯·特赫多尔（Carlos Tejedor）等大批阿根廷青年在“五月协会”的影响下，公开向传统的文学规范提出挑战，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勇于揭露社会弊端，发表了一系列批判罗萨斯独裁统治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成为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重要力量。在阿根廷历史上，以“五月协会”为核心的一批浪漫主义青年作家通常被称为“1837年一代”。有学者评价说：“1837年一代也许是19世纪拉美知识分子中思想表达最清晰有力，自我意识最强的一群。他们不仅是推动自由国家形成和勇于激烈斗争的倡导者，而且还是对他们所经历历史事件进行良好记录的作家”。还有学者强调，1837年一代“是在罗萨斯独裁的阴暗岁月中唯一的革命组织。它的思想，不仅对于阿根廷，而且对于其他拉美国家的社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重大的影响”。

正是在“1837年一代”的积极鼓动下，拉普拉塔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同盟，该同盟的领导人是恩特雷里奥斯省省长胡斯托·何塞·德·乌尔基萨（Justo Jose de Urquiza）。1852年2月3日，该同盟的军队在卡塞罗斯击败罗萨斯的主力部队，罗萨斯政权被推翻。1853年5月1日，乌尔基萨召开制宪会议，并制订了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的宪法，成立了新的联邦共和国，乌尔基萨任总统。至此，阿根廷才开始逐步走向统一。

（二）英国势力的渗透

英国对拉美地区的兴趣由来已久，从胡安·卡博托（Juan Cabot）远征美洲起即已开始向本地区扩张。阿根廷独立运动爆发前夕，英国对拉普拉塔地区的野心暴露无遗。1806年6月25日，由霍姆·波费爵士（Sir Home Popham）和海军将领威廉·卡尔·贝雷斯福德（General William Carr Beresford）率领的一支英国舰队出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洋面上。时任拉普拉塔辖区总督马尔克斯·德·索夫雷蒙特（Marques de Sobremonte）弃城而逃。6月27日，英军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城。

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贝雷斯福德宣布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此成为英国主权管辖之一部分，各级官员必须向英王乔治三世宣誓效忠。同时，贝雷斯福德还自任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督，声称尊重拉普拉塔的天主教、司法行政和私有财产，宣布布宜诺斯艾利斯港是一切友好国家的商船均可自由进出的口岸，而且大幅降低关税，对英国的商品实行优惠关税率。

尽管英国军队很快就被击败，但随之而来的英国商品却很快在拉普拉塔地区占据了一席之地。例如，英国商人罗伯特·斯泰普斯（Robert Staples）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1808年11月到1809年11月，共有31艘英国船只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10艘抵达蒙得维的亚，货物价值分别达到113.3万英镑和165.3万英镑。英国商品对拉普拉塔地区的渗透可见一斑。

1810年5月，阿根廷独立运动爆发后，英国进一步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经济渗透。对于这种渗透，美国学者图略·霍尔帕林·唐伊的评价比较形象。他说：

1810年，在听到放宽贸易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外交革命的消息后，许多商人冒险家离开伦敦，到南美洲去出售英国货物，然而当他们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不仅发现那里的英国商人冒险家太多，而且还出乎意料地发现他们不得不同里约热内卢的英国商人竞争。结果他们不得不赔本出售，从而使英国海外产品加速战胜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场上那些来自安第斯山麓或来自秘鲁和上秘鲁的传统产品。

为了进一步巩固对拉普拉塔地区的经济影响，英国政府于1823年12月15日决定承认拉普拉塔独立，以保证英国同该地区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在此之前的10月，英国外相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任命伍德拜·帕力士（Woodbine Parish）为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领事。1824年3月底，帕力士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四处活动，与当地政府和议会人士进行广泛交流，向英国国内发回一系列的报告，强调“该共和国具有巨大的经济和商业潜力”。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授权帕力士与拉普拉塔联合省围绕达成一份商约的问题进行谈判。

1825年2月14日，英国与阿根廷经过谈判签署了《英国——阿根廷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以下简称“英阿条约”）。总的看来，1825年英阿条约是一种简单的、友好的商务条约，是19世纪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中的具体表现，它强调的是在英国与阿根廷之间建立一种“相对平等的”自由贸易安排。例如，该条约第8款、第9款保证了英国人在拉普拉塔联合省享有开办企业和经商的自由，同时规定联合省的公民在英国应享受同样的权利。

可以说，1825年条约奠定了19世纪英国与阿根廷之间密切经贸关系的基础。在罗萨斯独裁时期，英国对阿根廷的经济渗透进一步加强。对于这种渗透的结果，约翰·林奇指出：

布宜诺斯艾利斯靠对外贸易生活，而它的日益扩大的庄园则依靠外国市场。……国际贸易的媒介是向伦敦交易所开出的信用证，结果是英国商人控制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金融市场。基本联系是英国纺织品换取阿根廷皮革的贸易，……阿根廷依靠英国的制成品、英国的航运、英国的市场。

（三）阿根廷统一与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长期的分裂局面和外国势力的渗透，大大地影响了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如前所述，1853年5月，乌尔基萨以美国宪法为蓝本颁布了一个适用于整个拉普拉塔地区的、统一的宪法。同年11月，乌尔基萨当选为阿根廷联邦共和国总统。乌尔基萨上任后的一系列政策，意在限制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对出口贸易的垄断，减免内地各省的进口关税。为此目的，乌尔基萨在1854年3月将联邦首都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迁往巴拉那，遭到中央统一派的反对。结果，拉普拉塔地区再一次陷入了分裂的泥沼之中，一方是中央统一派控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另一方则是乌尔基萨领导的联邦派政府，它统辖着其他13个省份。

1861年9月，中央统一派首领巴托洛梅·米特雷率领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军队在帕翁战役中击败联邦政府的军队，开始与乌尔基萨进行谈判，坚持实现整个拉普拉塔地区的统一。最终，中央统一派与联邦派之间达成了妥协，乌尔基萨解散联邦政府，米特雷领导的统一派则接受联邦派颁布的1853年宪法。

根据1853宪法的规定，阿根廷实行联邦制，设立议会两院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选连任，总统享有参与制订、批准和颁布法律的权力，有经议会同意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宣战和宣布戒严的权力，总统同时担任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宪法同时规定，阿根廷的最高立法机关是议会，由参众两院组成。众议院议员由每2万居民中选举1人，参议院则由各省和联邦首都各选派2人组成。与此同时，1853年宪法还秉承“1837年一代”的理想和要求，规定了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政策，例如鼓励移民和教育，发展交通，促进新兴工业的建立和发展，禁止以任何形式限制贸易等。最为重要的是，1853年宪法明确地规定了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为阿根廷摆脱独立后的分裂局面，建立真正统一的民族国家奠定了制度基础。

1862年10月，巴托洛梅·米特雷当选为联邦总统，再次迁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其任内（1862-1868年），米特雷提出了实现“民族团结”的政治目标，注重改善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其他各省之间的关系，先后平息了两次叛乱，从而结束了独立后的长期动乱和分裂的局面，使阿根廷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随后继任的萨米恩托政府（1868-1874年）和阿维利亚内达（Nicolas Avellaneda）政府（1974-1880年），将米特雷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发扬光大，提出了国家统一、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的三大目标，通过创办现代教育体系、鼓励移民、发展小农场垦殖计划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促进了阿根廷国内市场的逐步形成，为阿根廷民族国家在1880年后的永久统一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应该确定在1862至1880年这一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