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替代和庇隆主义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是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以国际市场的需求为主要动力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在大萧条后迅速陷入困境，一味以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发展所带动的增长模式步入了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政府的政策措施，客观上推动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阿根廷的确立和发展，为庇隆主义的粉墨登场扫清了道路。

（一）大萧条对阿根廷的影响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对阿根廷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1930-1931年，出口收入减少1/3，由20年代后期的年均约10亿比索下降到1931年的6亿比索。1929-193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4%，粮食产量减少20%，制造业下降17%，比索贬值了大约25%。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阿根廷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如精简政府机构、改革税制、提高关税、放弃金本位制和实行外汇管制制度。其中乌里武鲁（Jose E.Uriburu）政府在1931年10月开始实行的外汇管制制度具有重要的影响。根据该制度，政府要求出口商把出口贸易中所获得的外汇卖给政府，然后政府以公开拍卖的形式把外汇再卖出去。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对阿根廷的冲击，但是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阿根廷与其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英国的经贸关系。

随着大萧条的爆发，英国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解决危机所带来的困难，英国更加重视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在1932年召开的渥太华英联邦会议上，英国决定对英联邦成员国实行贸易优惠，以换取英国商品进入各联邦成员国市场的优惠待遇，此即所谓的“帝国优惠制”。这种贸易安排直接威胁到阿根廷向英国的出口份额，尤其是它的肉类出口份额，因为对英国的肉类出口占阿根廷出口总值的16%。

为了减少英联邦的帝国优惠制度可能给阿根廷造成的损失，阿根廷阿古斯丁·胡斯托（Agustin Justo）政府派副总统小胡里奥·A.罗加（Julio A.Roca,Jr.)赴伦敦与英国政府的代表、英国商会主席沃尔特·伦西曼（Walter Runciman）进行谈判。经过讨论，两国于1933年5月达成了一份贸易条约，即所谓的《罗加——伦西曼条约》。

《罗加——伦西曼条约》一经签署，立刻激起了多方面的批判，“受到了阿根廷保守派以外几乎所有人的攻击”。1933年7月，阿根廷国会围绕该条约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阿根廷进步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反对派联合阵线对该条约加以批判。反对派的领导人之一、阿根廷进步主义领袖利桑德罗·德·拉·托雷（Lis and ro de la Toree）严厉批评了条约对阿根廷出口配额的限制。他说：

英国的每一个自治领都有一定的配额，并有权加以管理。我的议员伙伴们不会忽视这一点吧……阿根廷是唯一不能管理自己配额的国家。新西兰可以自己管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可以自己管理，甚至南非也是如此。英格兰对于其国际人格都受到限制的帝国成员的尊重显然要胜于对阿根廷的尊重。

学术界对于《罗加——伦西曼条约》的评价，历来也存在不同观点。传统观点认为，该条约明显是不平等的，对英国的好处远远要大于阿根廷从中获得的利益。这些观点强调，虽然阿根廷通过该条约维持了对英国的出口，但维持的出口水平也仅仅是1931-1932年危机后的较低水平，而且还附加了对英国在阿根廷投资的诸多优惠，它明显地造成了阿根廷对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而且，该条约保护的并不是阿根廷的国家利益，而是肉类出口这个特权部门的利益，这也是其反动和保守的一面。对此，戴维·罗克的话可谓是一语中的。他说：“1933年的《罗加——伦西曼条约》，体现了经济萧条时期的保守的经济政策的另一面，即倒退的一面。”“该条约的目的是要维护寡头政治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同英国的历史性商业与金融联系。”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些学者开始为《罗加——伦西曼条约》翻案。例如，安赫尔·R.努涅斯·德拉罗萨强调该条约在推动阿根廷20世纪40年代的国有化政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说：“《罗加——伦西曼条约》……对阿根廷经济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因为它防止了阿根廷对英国贸易由于1932年渥太华会议确立的帝国特惠制而可能出现的急剧下降。”经济学家约瑟夫·图尔金认为，“《罗加——伦西曼条约》的条款是阿根廷所能达成的最好的条款，这一点是毋庸争辩的。……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如果没有《罗加——伦西曼条约》，阿根廷的贸易将糟糕到何种地步”。

笔者认为，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罗加——伦西曼条约》大大刺激了阿根廷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例如，在该条约签订后的次年，伊拉苏斯特拉兄弟（Rodolfo Irazusta和Julio Irazusta）出版了一本题为《阿根廷和英帝国：链条上的环节，1806-1933年》的著作，对阿根廷统治阶级在条约中做出的过多让步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得到许多阿根廷知识分子的认同。该书在当时的影响很大，甚至有学者认为它的出版使民族主义成为“一支主要的思想力量”。经济民族主义的传播，至少在两个方面大大地影响着阿根廷此后数十年的现代化进程：在经济层面上，它进一步刺激了摆脱对英国依赖的要求，从而使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粉墨登场；在政治层面上，它刺激了对“经济独立”的普遍渴望，就为随后胡安·D.庇隆（Juan D.Peron）的崛起提供了便利。

（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确立和初步发展

事实上，早在19世纪后期，阿根廷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阿根廷必须通过发展工业来解决其经济对初级产品过分依赖的问题。例如，卡洛斯·佩列格里尼（Carlos Pellegrini）在阿根廷国会的一次发言中即提出，在阿根廷，“商业利益和工业利益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是支持和推动国家进步的双翼和双轮”。而且“工业的利益是优先的和主要的”。

到20世纪初期，以亚历杭德罗·本赫（Alej and ro Bunge）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针对世界上的一些主要国家普遍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现实，提出阿根廷也务必实施一定程度的保护政策，优先发展工业部门，努力实现出口的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使阿根廷以初级产品出口为核心的经济得到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此外，阿根廷贸易、工业和生产联盟在1919年和1924年先后召开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经济会议，召集阿根廷国内几乎所有的贸易和商业组织与会。在这两次会议上，许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要求阿根廷政府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来促进工业部门的发展。

然而，主要在出口利益集团和英国资本控制下的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政府，对于上述呼声置若罔闻，一味地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从而“失去了一次将繁荣时期来自农业活动的利润用于工业发展的机会”。而1930年通过政变上台的保守派政府，仍然以出口集团的利益为核心，希望通过《罗加——伦西曼条约》来保有其本已较低的对英出口配额。

保守派政府的上述努力只是部分地解决了阿根廷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在大萧条后所面临的困境，它不足以解决世界经济危机后，阿根廷所面临的外汇短缺和进口能力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国内用于消费和生产部门的工业制成品、中间产品便出现了短缺。与此同时，大萧条后世界各国普遍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现实，也使阿根廷保守派政府不可能再独守自由贸易的原则。因此，保守派政府先后采取了改革税制、提高关税、放弃金本位和实行外汇管制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客观上为阿根廷国内进口替代型工业部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过，阿根廷在大萧条后开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并不是由政府有计划进行的，而是在危机局面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事实上，在经济危机初期，阿根廷保守派政府仅仅将外汇管制等措施视为缓解危机的权宜之计，其长远的目标仍然是着重发展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牧产品生产和出口。对此，戴维·罗克评价说：“保守派领导人在30年代常常承认，他们对进口实行的各种限制，以及调整贸易方向的各种尝试，均将促进工业的增长，但他们仍然远未对发展工业作出过审慎的承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

二战爆发后，德国对西欧的占领和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封锁，“对阿根廷经济的打击甚至比1929-1930年的打击还要厉害……出口在1940年收缩了20%”，阿根廷向西欧国家（除中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外）的出口几乎完全中止。阿根廷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1940年，阿根廷财政部长费德里科·皮内多（Federico Pinedo）向议会提交了一份“经济复兴计划（亦称‘皮内多计划’）”，提出摆脱危机的几个主要措施：一是由国家收购剩余农产品，提高农产品价格，并限制土地持有者提高地租；二是促进工业发展，加强工业品出口，“皮内多计划”建议，设立一个工业信贷基金，实行出口退税制度，规定退还工业品出口商进口原料或资本货的关税；三是建议扩大建筑业发展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并以长期抵押的方式向民众提供廉价住房；四是建议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期望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阿根廷发展工业所需货物的供应商和阿根廷出口的新市场。

尽管“皮内多计划”对农业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工业的关注，为工业安排的信贷总额只有农业信贷的1/6，而且皮内多在议会辩论时也强调，农产品出口是阿根廷经济的“主要轮子”，工业部门只是“次要轮子”。但在笔者看来，该计划是阿根廷政府部门第一次系统地提出通过发展工业部门来解决本国的经济问题。在这种意义上说，“皮内多计划”的出现，标志着阿根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活动开始由自发转向自觉，进口替代工业化成为此后数十年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主旋律。

具体地说，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期的50年时间，是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进口替代时期，这一时期可以细分为四个阶段：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起步阶段（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进口替代过程并不是阿根廷政府有意识地推行的，而是在大萧条和二战等外部影响下被迫进行的，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主要侧重于食品加工、纺织等非耐用消费品方面。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化阶段（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庇隆主义与进口替代活动的结合，使进口替代工业化成为系统的发展战略，也成为庇隆政府实现其“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三大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进口替代活动的重点也转向了钢铁、机械等耐用消费品、资本货等领域。三、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调整和衰落阶段（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期）。1955年推翻庇隆政府的“发展主义”军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去庇隆化”运动，导致整个国家出现了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的对立，官僚威权主义政权与民众主义政权交替出现更迭频繁，但前一阶段深化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目标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四、进口替代工业化退出历史舞台的阶段（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1973年10月，庇隆再次当选总统，提出了“先恢复，后解放”的口号，通过国有化、关税保护、增加食品补贴等措施，实现了经济的短暂恢复。但石油危机的爆发和阿根廷国内的日益分裂，以及1976年上台的军政权开始在阿根廷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试验，充分表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已经无法逆转了。

以下，让我们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着手，以进口替代与庇隆主义、反庇隆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线索，简要阐述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初阿根廷现代化的基本历程。

如前所述，在初级产品出口繁荣时期，阿根廷已经发展了早期的工业，尤其是与出口部门关系比较密切的工业，如食品加工工业、纺织业等。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军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部门发展的政策，使阿根廷工业部门获得了迅速增长。如表4.6所示，1935-1946年间，阿根廷工业部门的发展非常迅速，无论工厂数量还是就业的工人数量，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有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超过了10%。

表4.6 阿根廷工业部门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曾昭耀主编：《现代化战略选择与国际关系——拉美经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二战爆发后，阿根廷政府一直坚持中立政策，利用交战双方对粮食、原材料等物资的巨大需求，保持了本国农牧业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从而获得了大量外汇储备。然而，由于欧美国家陷入战事，阿根廷过去日常消费和生产所需要的一些工业品难以从这些国家进口，国内面临着工业品供给不足的局面。这是初级产品出口模式面临大萧条或战争等外部冲击时必然出现的结果。面对这种情况，阿根廷政府开始着力发展本国的工业生产，以替代过去依赖进口的同类产品。表4.7的数据表明，阿根廷工业化的程度与其进口系数的下降密切相关，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说明了其工业发展具有明显替代进口的含义。

表4.7 阿根廷进口系数、工业化系数的演变

资料来源：塞尔索·富尔塔多著：《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从西班牙征服到古巴革命》，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95-96页。

不过，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属于典型的进口替代简易阶段，主要以替代生产非耐用消费品为主，食品加工、纺织、皮革、制鞋、服装加工等轻工业企业发展尤为迅速。到1945年，制造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22.8%，首次超过了农业生产所占20.3%的比重，一般工业消费品的国内自给率达到了97.4%。这样，就为阿根廷迈入进口替代的深化阶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庇隆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阿根廷进口替代的深化阶段恰逢庇隆主义大行其道之时。

如果说进口替代工业化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近50年间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主旋律，那么庇隆主义则是自40年代中期以来影响该国发展进程的、最为激动人心的乐章。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成败得失，几乎都与庇隆主义息息相关。例如，有学者指出：“庇隆主义坚持‘经济独立’的方针，开辟了阿根廷民族经济发展的道路，为阿根廷最终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控制，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奠定了基础。”但也有学者强调，阿根廷在20世纪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庇隆主义。美国学者保罗·刘易斯就说：“无论是工业家、商人还是农场主，庇隆主义的经济战略一开始就激起了他们的反对，然后他们就疏远政府，最后则撤回他们的投资。对未来的信心一旦被破坏，就很难再拾起来了。……这可能是阿根廷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吧。”无论如何，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之间的博弈，几乎主导着战后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方方面面。

庇隆主义，又称正义主义，是由胡安·庇隆在20世纪中期后逐渐提出和发展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的基本内容就是庇隆本人在1950年10月17日在五月广场集会发表演讲时概括的所谓正义主义的“20条真理”。

简要地说，庇隆主义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三个方面。“政治主权”是指政治上重视人的作用。他认为，庇隆主义完全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哲学。一切努力都是为人着想，凡是对个别人适应的，也应当适应于个别人所依赖的社会，因此，为了使阿根廷人成为自由人，国家必须拥有政治上的主权。“经济独立”是指把国家经济从监护、控制和支配它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下彻底解放出来，主张外资企业国有化，限制外国资本的发展，加强国家干预，支持国营和本国私人工业的发展，逐步改变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社会正义”是指实行社会福利和社会改良，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主张“人道地使用资本”，迫使资本家为工人增加工资、安排就业，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等。

庇隆主义的上述理论主张是他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阿根廷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所出现各种矛盾，以及阿根廷所面临的国际矛盾（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矛盾），进行系统的思考，并在吸收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其他理论流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庇隆执政时期（1946-1955;1973-1974）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理论指导。

1946年2月24日，庇隆在大选中战胜由社会党、激进党、进步民主党和共产党组成的“民主联盟”候选人何塞·坦博里尼（Jose Tamborini），当选为阿根廷总统。庇隆上台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实施他的理论，并通过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庇隆主义理论。

第一，庇隆政府本着“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加大了国家对政治活动、经济领域和社会事务的干预和调节，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正如阿瑟·惠特克所言，“当1946年庇隆上台执政时，在阿根廷，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庇隆所作的是进一步扩大这些措施，使之系统化，使这种制度成为一种学说，并给予这种制度和学说以最高的法律认可”。为此目的，庇隆政权对1853年宪法进行了修正，颁布了1949年宪法。该宪法第38条规定：“私有财产有其社会职能，因而它必须服从于法律为公共利益而确立的义务。通过法律，国家可干预经济和垄断任何具体活动以保障公众利益。”第40条则规定：“矿藏、瀑布、石油、煤炭、天然气和其他动力资源均为国家所有。公共事业属于国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租让给外国。私人所有的企业将通过购买和转让转入国家手中。”

庇隆上任不久，其政府就开始通过国家的大量投资，逐渐建立了比较强大的国家资本体系。1947年，庇隆政府成立全国国营工业局，投资兴建了一批民用和军工企业，如国家煤气公司、国营水利电力公司、萨普拉钢铁公司、阿根廷钢铁合营公司、阿根廷航空公司等。政府还同私人企业进行合作，成立合营公司，扩大国家资本在一些大型私人企业中的份额。与此同时，庇隆政府还专门成立了阿根廷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全国的进出口贸易进行严格管理。庇隆政府还特别重视计划在经济中的作用，在1946-1955年间，先后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使国家基本掌握了钢铁、石油、公共交通、电讯、海运、铁路运输等关键部门。

第二，为了实现其“经济独立”的目标，庇隆政府将国有化和工业化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1947年7月，庇隆发表《阿根廷经济独立宣言》，强调：“阿根廷人民坚定的目标是取得经济独立，……没有经济独立，社会公正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不能支配我们自己的财富，宣布和实行我们国家的经济独立就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实行经济独立，就意味着打破资本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枷锁”。为实现上述目标，庇隆政府任期伊始就利用战时积累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将一批外国公司收归国有。例如，庇隆政府以1.5亿英镑的代价收购了英国资本在阿根廷的2.4万公里的铁路及其各种附属公司，以1100万英镑的价格收购了法资铁路公司，以3.19亿比索的外汇购买了美国资本控制的阿根廷电话公司，等等。通过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外国资本在阿根廷总投资中的比重急剧下降，从1930年的30%减少为1949年的5%，其中英国投资同期从20亿美元下降到2.43亿美元，美国资本从4.8亿美元减至3.2亿美元。

为了巩固国有化的成果，庇隆政府还大力发展民族工业，真正意义上将阿根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提升到战略高度。1946年10月21日，庇隆向议会提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要巩固现有的、使用本国原材料、满足国内消费的工业，以替代过去同类的进口品。第一个五年计划还规定，在阿根廷经济发展中增加66.63亿比索的投资，用于工业生产、交通设施、公益事业、鼓励移民等的方面。“一五”期间，阿根廷共进口近2万套机械设备，用于替代进口工业部门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庇隆政府还制定了《钢铁工业计划》，大力兴建钢铁厂、农机厂、飞机制造厂、汽车制造厂等工业企业。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地保护本国的工业企业，庇隆政府除了成立阿根廷贸易促进委员会以外，还实施了严格的关税保护制度。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使阿根廷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大提高，1950年的工业产量比1943年增长了50%，1953年的纺织工业产量比1940年增加了3倍。

第三，庇隆政府通过职团主义来实现其“和平的民众革命”和建立“有组织的社会”即“社会正义”的目标。为此目的，庇隆强调，庇隆主义将把阿根廷建设成为“一个拥有完美有序社会的有序国家，一个人民有序、组织的有序国家，和一个国家能为人民所用的社会……这将是未来的政治形式，也就是说，这是真正的人民民主，这是真正的社会民主”。要实现这种“真正的社会民主”，有组织的、为政府所控制的工会运动就成为了庇隆政府的有力武器。对此，庇隆强调：“工会有害于雇主的看法是极其荒谬的，这也是极其不可能的，相反，工会是避免工人与雇主冲突的最好的方式……是达成协议的手段，不是斗争的工具。”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庇隆将经济总联合会、自由职业者总联合会、大学总联合会和中学生联盟等全国性的工会组织都合并到全国劳工总联合会。而且，庇隆政府还专门通过了劳工权利法案，保障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劳资集体谈判、退休制度、有薪假期、失业补贴等维护劳工权益的做法，也得到普遍推广。这一切都大大推动了工会运动的广泛发展。1946年参加工会的人数为87.73万人，1948年就增加到153.29万人。这样，庇隆通过有组织的工会运动达到了职团主义的根本要求，即国家严格控制下的职团合作，为其实现建立一个以军人、有产阶级和工人为基础的“新社会”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庇隆政府还特别重视提高社会下层的收入水平，以实现其“社会正义”的目标。为了实现收入再分配，庇隆上台后采取了扩大就业、提高工资、增加抚恤金和养老金、控制物价、实行消费品价格补贴制度、冻结房租和地租、增加财政支出中的消费性开支等政策措施，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人工资和福利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例如，1947年和1948年，工人的工资分别增长了25%和24%，劳动者的工资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47年的37.3%提高到1949年的45.7%。

通过上述政策措施和有利的国际市场条件，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46年和1947年分别达到了8.6%和12.6%的增长率，再加上超前的收入分配政策，庇隆设想的“新社会”似乎近在眼前了。然而，从1948年起，由于国际市场农牧产品价格的下降，阿根廷外汇储备的减少，以及连年旱灾，阿根廷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以至于“阿根廷这样一个不久前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和小麦出口国之一，不得不实行牛肉定量供应，进口小麦，并且得啃黑面包过日子”。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庇隆政府不得不进行一些调整，提高农产品价格，控制工资的增长，缩减公共开支，颁布新的外资法，使阿根廷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庇隆政府的政策，还是引起了阿根廷社会的分裂。从再分配政策中获利的劳工、中产阶级等成为庇隆政权的有力支持者。传统出口集团和外国资本集团却成为反庇隆主义的核心。于是，在阿根廷的政治史中，就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抉择：一个是支持庇隆政策的民众主义倾向，另一个则是反对庇隆政策的官僚威权主义倾向。1955年后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就充斥着上述两种倾向之间的抉择，其政治、经济形势也在这种循环往复中逐渐陷入危机，最终使阿根廷走向了“衰败”。

（四）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博弈与阿根廷社会的分裂

1955年9月的“解放革命”迫使庇隆流亡海外，23日政变领导人爱德华多·洛纳尔迪（Eduardo Lonardi）宣誓就任临时总统。

庇隆政权的倒台，使饱受压制的传统出口利益集团有了更大的机会，他们强调庇隆主义的错误在于抛弃了阿根廷的“天赋优势”，因而要求恢复以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然而，这种旧战略“已经是一个不大实际可行的选择方案”，因为庇隆主义已经“把在1929年危机之后采取的权宜之计变成一个较为持久的计划”。其结果，在大土地所有者、外国资本家、农业资本家等传统的社会阶层之外，迅速崛起了一个工业资产阶级、新的商业与官僚中产阶级，以及广大的劳工阶层。阿根廷社会由此也出现了分裂，反对庇隆主义的传统阶层和支持庇隆主义的新兴阶层。在这种情况下，洛纳尔迪上任后提出了“既无赢家，也无输家”的口号，在政治上主张联合庇隆主义的工会领袖，保留庇隆政府时期的绝大部分政策、法令；在经济上，委托劳尔·普雷维什制定了一份经济发展计划，并没有纠缠于农业立国还是工业立国的问题，而是继续强调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问题。洛纳尔迪的这种政策引起了军政权内部其他利益集团的强烈不满。结果，洛纳尔迪政府仅维持了2个月的时间即被阿兰布鲁（Pedro Eugenio Aramburu）政府所取代。

阿兰布鲁将军担任总统后，强调阿根廷的难题在于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之间的斗争，消除庇隆主义的影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阿兰布鲁政府发动了一场“去庇隆化”运动，全面废除庇隆政府颁布的法令和制度，清洗政府内部的庇隆主义官员；宣布庇隆主义党为非法组织，严禁宣传庇隆主义；废除庇隆时期制定的职业协会法，允许不同派别的工会同时存在，以便“肃清庇隆主义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同时，废除庇隆政府制定的1949年宪法，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采取货币贬值、国营企业私有化、寻求外国投资和贷款等政策，将庇隆时期没收的财产归还原主。阿兰布鲁的改革取得了有些“尴尬”的结果。以加强传统农牧业出口为主要目的的政策，却带来了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1955-1957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了12.2%、6.9%和7.9%。另一方面，阿兰布鲁政府对庇隆主义的压制，不仅没有达到消灭庇隆主义的目的，反而使这个国家陷入了分裂的境地，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的博弈更加激烈了。这种情况在1958年2月的总统选举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面对国内日益分裂的局面，阿兰布鲁军政权决定举行大选，让权给文人政府。在庇隆主义党的暗中帮助下，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候选人弗朗迪西（Arturo Frondizi）在1958年2月的大选中获得了45%的选票，同年5月正式就任阿根廷总统。

弗朗迪西上台后，采取了“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政策，如提高个人工资、增加抚恤金、限制物价上涨等。这些政策遭到反庇隆主义势力，特别是农牧业出口集团的强烈反对和抵制，结果是阿根廷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国际收支危机进一步加剧。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弗朗迪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他提出了一项稳定化计划，规定稳定本国货币、取消对外贸易的限制、停发补贴、减少公共赤字等政策，以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3.28亿美元的贷款。其次，弗朗迪西从发展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阿根廷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引进外资和促进工业发展”。为此，他提出了一项宏大的工业发展计划，建立了国家工业促进委员会，制定了鼓励吸引外资的政策，以进一步深化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上述计划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货膨胀率从1959年的113.7%下降到1960年的27.3%和1961年的13.5%，1960、1961年的经济增长率均超过了7%，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汽车工业和石油工业，钢铁、电力等工业部门有了大幅度增长，并实现了石油的基本自给。

在1962年3月举行的议会和地方选举中，弗朗迪西宣布恢复庇隆主义党的合法地位，使之得以参选。结果，庇隆主义党获得了35%的选票，取得了10个省的领导权和国会的46个议席。持反庇隆主义立场的军方随即宣布选举无效，并于3月29日发动政变，颠覆了弗朗迪西政权，由参议院主席基多（Jose Maria Guido）任代理总统。此后，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的斗争在阿根廷是愈演愈烈，从1963-1973年间先后出现了伊利亚（Arturo Illia）政府（1963年7月至1966年6月）、翁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ia）军政权（1966年6月至1970年6月）、莱温斯顿（Roberto M.Levingston）军政权（1970年6月至1971年3月）、拉努塞（Alej and ro Lanuse）军政权（1971年3月至1973年5月）、坎波拉（Hector Campora）政府（1973年5月22日至10月12日），直至庇隆在1973年的回归。但庇隆及其夫人马丁内斯·德·庇隆（Martinez de Peron）的执政也仅仅持续到1976年。

在这一系列频繁更迭的政权背后，实际上就是民众主义与官僚威权主义相互博弈、此消彼长的过程。当民选政府为解决国内社会矛盾而与庇隆主义者结盟时，他们往往就被指责具有“以政治煽动、组织不稳定、经济不负责任和过度慷慨的再分配为特征的民众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将进一步破坏阿根廷的“天赋优势”，打击其出口部门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出口集团往往借助军人的力量，推翻民众主义的政权，建立起有助于自身发展的“官僚威权主义”军政权。于是乎，在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民众主义与官僚威权主义的循环抉择之后，阿根廷社会的“断裂型”结构变得更加持久化、制度化了。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政治、经济等诸方面都呈现出矛盾性。

在政治领域，阿根廷社会这一时期的核心矛盾是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的斗争。在阿根廷，支持庇隆主义的主要社会阶层是劳工和新兴的民族资本家阶层，他们主张民众主义的政治模式和内向发展的进口替代战略。反对庇隆主义的主要是传统的出口利益集团和跨国资本家阶层，他们强调政治稳定和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所以往往与军人结盟，成为官僚威权主义政府的核心力量。尽管庇隆1955-1973年间一直都流亡海外，但庇隆主义思想和政治理念，在阿根廷国内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样，在“民众主义——官僚威权主义”不断循环往复的抉择中，庇隆主义力量往往成为左右阿根廷政治方向的重要力量。在民众主义政府时期，庇隆主义势力往往会成为政府的盟友，成为其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强大支持力量。但军政权时期，庇隆主义势力往往成为政府压制、打击的主要对象，这势必导致中下社会阶层的贫困化，社会不公的问题就更加突出。此时，庇隆主义就成为这些社会阶层进行斗争的理论指导，军政权时期在阿根廷存在大量庇隆主义或亲庇隆主义的政治组织，甚至游击队，就充分说明了庇隆主义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影响力。

在经济领域，这一时期阿根廷的主要矛盾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与农牧业出口部门发展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这一对矛盾在庇隆第一次执政时期就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了：其一，庇隆政府为了发展工业部门，在言辞上猛烈抨击农牧业出口集团，引起该集团的敌意和恐惧，但在实际政策执行上却没有真正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因为其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所需资金还要依赖农牧业出口收入来维持；其二，庇隆为了更广泛地动员劳工阶层，采取了“过度慷慨”的再分配政策，限制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将大量资金用于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性领域，这又进一步扩大了资金短缺的矛盾；其三，阿根廷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不仅没有产生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出口部门，相反其“大而全”的工业发展计划对传统出口部门的依赖变得越来越严重，引起了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在1955年的“解放革命”之后，进口替代与农牧业出口部门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再加之，农牧业出口部门的发展不仅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且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因此阿根廷传统出口部门的发展必然会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波动，这势必影响到其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使其整个经济部门都表现出周期性的波动。

表4.8 1950-1981年阿根廷经济年均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断裂型”社会结构和“民众主义——官僚威权主义”循环的政治进程，严重地影响了阿根廷此后的经济发展实绩。根据表4.8的数据，阿根廷经济1950-1981年间的经济增长率仅有2.9%，大大低于巴西（6.8%）和墨西哥（6.6%）的水平，甚至只有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部门的情况同样如此，1950-1981年间，阿根廷工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只有3.1%，而巴西、墨西哥同期的增长率分别为7.6%和7.4%（参见表4.9）。由此可见，阿根廷在50年代后的30年时间里，其现代化进程的步伐明显放缓了。

表4.9 1950-1981年阿根廷工业部门年均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转引自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6卷，上），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