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与改革开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自二战以来形成的冷战格局结束，古巴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古巴社会主义30多年来的建设面临国际格局巨大变动的严峻挑战，正如卡斯特罗所说：“古巴正处于革命以来最苦难的时刻”，面临革命能不能生存下去的“火的考验”。与此同时，美国也趁火打劫，加紧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使古巴遭受到“双重经济封锁”，在这种形势下，古巴实行改革开放，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使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红旗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在美国政府经常的敌视、威逼和侵略中创建了自己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

（一）苏东剧变影响下的古巴

冷战的结束对古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苏东剧变对古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主义生存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变本加厉，加大对古巴的打击力度，古巴社会主义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首先，苏古关系随着苏联的解体彻底破裂，使古巴失去政治依托和军事保护，古巴随之陷入空前孤立的困境，安全和生存成了古巴当务之急的大事。苏联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对古巴十分重视，与古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逐步建立起互为需要的特殊关系。对于古巴与苏联的关系，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古巴的命运以及在这个地区保持苏联威信的问题一直是我所关注的……如果我们失去古巴，这将会大大降低我们在全世界的地位，尤其是在拉美。”因为“如果古巴倒了，其他拉美国家将会抛弃我们……”同时，古巴为了防止美国颠覆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也需要强大的苏联做坚强的后盾。在相互需要的前提下，古巴和苏联的关系休戚与共，息息相关。但是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苏古之间出现明显的分离倾向，这主要表现在苏联连年大幅度削减对古巴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更严重的是，1991年，当美国国务卿杰姆斯·贝克访问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不顾古巴的安全，在美国军队仍在关塔那摩基地驻军的情况下，突然单方面宣布从古巴撤军，结束了自1962年以来长达30年对古巴的军事保护，宣告苏古特殊关系破裂，从此古巴失去了长期依靠的“支柱”。与此同时，随着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过去的盟友和同志改变了对古巴的政治态度，甚至，在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还掀起了反卡斯特罗的运动，导致古巴在国际上陷入了空前孤立和举步维艰的境地。

苏联的解体不仅仅意味着古巴和苏联之间关系破裂，更意味着古巴不得不面对如何处理新的政治格局下与欧亚大陆的经济关系。无疑，苏东剧变给古巴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使古巴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古巴革命胜利后，在经济上一直依靠苏联和经互会，苏东是古巴重要的贸易伙伴，苏东贸易占古巴对外贸易的85%。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声称不再履行原苏联与古巴签署的贸易协定，如1991年古巴应从苏联进口粮食50万吨、面粉70万吨，但是到11月底，苏联只提供了50%；古巴从苏联进口的大米也一直未能供给，其他如硫黄、烧碱、棉花和纺织品等日用品也未能到货。同样，在能源供应上，由于苏联大幅度削减对古巴的能源供应，古巴政府不得不减少政府部门和非生产部门的汽油供应，使用马车和自行车代替汽车，而且为了节约能源，不得不实行停电计划，出现了“没有能源、没有电力、没有交通”的“零的选择”战时经济状态。人民生活水平降到了革命胜利以来的最低点，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实行定量配给。

与此同时，过去的社会主义盟友也改变了以往带有对古巴援助性质的贸易，开始以互惠互利代替单方面的援助，实行国际市场定价的原则，并以硬通货为支付手段。而在新的贸易网络难以很快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古巴对外贸易锐减，外贸总额下降了75%，因此古巴的能源、原料、资金和设备十分匮乏，造成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生存危机，使古巴经济陷入空前严重的困境。古巴国内的宏观经济日益恶化。据1993年统计，货币流通领域中多余的货币流量高达90亿比索，约占社会资产总值的51%-80%，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比索黑市汇率快速上升，甘蔗产量直线下降，1992年降到了革命胜利后30年来的最低点，古巴经济连续4年（1990-1993年）出现大滑坡。

第三，美国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封锁。苏联的解体，令美国更加无所顾忌，不惜耗费巨资，强化对古巴实行30年之久的经济封锁。在美国保守主义分子看来，苏联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似乎意味着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灭亡即将来临。美国各种反古势力异常活跃，提出各种议案试图逼迫社会主义古巴也走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道路，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92年和1995年推出的两项旨在加强对古巴经济封锁的法案：一个是《古巴民主法案》（The Cuban Democracy Act），也称作《托里切利法案》（the Torricell i Act）；另一个是《赫尔姆斯——伯顿法案》。

《托里切利法案》是美国民主党议员托里切利提出的，规定：禁止美国的海外子公司同古巴进行贸易；撤销美国对任何援助古巴的国家给予的经济援助；凡去过古巴的外国船只6个月内不得进入美国港口。该法的实施使古巴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一是使古巴失去了主要食糖市场；二是使古巴不得不高价进口所需要的物资；三是使古巴无法获得赖以维持国内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贷款或其他形式的资金；四是古巴难以吸引到国外的投资。美国的上述举措，恶化了古巴外部经济贸易环境，影响了古巴对外经贸关系和经济的正常发展。卡斯特罗说，有十分之九的经贸洽谈是因为美国的阻挠而告吹的。《托里切利法案》的实施，对古巴经济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据古巴外长罗瓦伊纳向联合国秘书长加利递交的一份报告中提供的资料，由于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仅1994年古巴就损失了10亿美元，占古巴进口总额的50%，从1962年以来，美国对古巴实行全面经济封锁的30年，古巴总共遭受了400亿美元的损失。但是，由于美国大公司，如埃索石油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通过第三国与古巴进行商业往来，带来了巨额利润，它们都因为《托里切利法案》影响到公司的利益，而反对该法案遂使得该法案的实施遇到很大阻力。

在《托里切利法案》实施不到3年，美国再次提高对古巴经济封锁的力度，通过了《赫尔姆斯——伯顿法案》（the Helms?Burton Law）。这项法案是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共和党众议员丹·伯顿提出。其主要内容是：要求美国总统克林顿实行惩罚性制裁，不给与古巴有经贸关系的外国公司经理及其家属发放签证；鼓励在古巴革命期间被没收财产的美籍古巴人就古巴政府或外国公司占用他们财产的情况向美国法院提出诉讼。显然，《赫尔姆斯——伯顿法案》是为了强化反卡斯特罗的立场，实现颠覆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

此外，美国放手推行和平演变政策。苏东剧变后，美国把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看成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最后胜利，对此暗自欣喜，试图借苏东剧变之风，加大对古巴意识形态的压力，乘机搞垮卡斯特罗政府，拔掉这颗美国的“眼中钉”。美国除了在迈阿密设置马蒂电台和马蒂电视台进行反古宣传以外，又借古巴选举制度和人权问题大作文章。美国《迈阿密先驱报》就曾写道：“我们要求给古巴人民以自由和繁荣，结束卡斯特罗的集权统治。”要求古巴举行“完全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给予反对党时间和机会参加竞选，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否则美国将继续“保持对卡斯特罗的压力”。同时，该报对古巴所谓的“违反”人权的“暴行”加以罗列，并公开宣称：“要争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卡斯特罗践踏人权的行为进行尽可能最强烈的谴责”，该报甚至毫不讳言地称：“卡斯特罗必须下台。”由此可见，美国30多年对古巴的敌视政策，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愈演愈烈，企图使古巴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遭受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同样的命运。

在苏东剧变、美国封锁的不利外部环境下，古巴又遭受到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对古巴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1993年3月，百年不遇的飓风席卷了古巴的中西部地区，损毁了大批蔗田，数万间民宅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据统计，飓风造成的经济损失逾10亿美元。同年5月，连续数日的暴雨又袭击了古巴东部，168座工农业生产设施遭到破坏，40家糖厂的生产陷于瘫痪，许多蔗田被淹。加之，由于能源严重不足，迫使古巴糖厂不得不用手工代替机器操作，致使古巴食糖生产计划不能如期完成，蔗糖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以致成为古巴经济连年下滑，陷入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

不断恶化的内外环境，给古巴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不安定因素逐渐增长，主要表现在：

（1）国内反对派势力抬头，活动频繁，影响扩大。80年代中期，在美国和东欧国家的影响下，古巴国内开始出现反对派组织，包括古巴人权委员会、马蒂人权委员会、民主独立运动和古巴人权党等各种非法组织，它们的目的是争取人权。随着古巴国内外处境的严重恶化，它们的目的、手段、力量不断升级，以往只提出维护人权的要求，现在竟然勾结国外组织，提出所谓进行自由和公平选举的要求；其手段也从以往单纯的言论攻击，发展为政治反对活动与和平抵抗相结合的方式；其成员也由以往以知识分子为主，开始向工人、妇女等阶层扩展。其中，尤以反对派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表现得最为活跃，他们主张古巴在现有制度下，改革政治经济体制，要求政治多元化，建立自由企业和实现社会正义，他们的这些主张对要求变革的广大群众颇具诱惑力。

（2）非法移民现象严重。一方面，在苏东剧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双重打击下，古巴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人民生活极为艰难，促使大批古巴居民逃往美国。另一方面，美国一贯采取煽动古巴非法移民，限制合法移民的政策，试图造成古巴社会混乱。上述两方面因素导致1994年爆发了3?5万人非法逃离古巴的非法移民事件。接着1994年8月，又在首都哈瓦那发生反政府游行。

（3）不满情绪蔓延，各种社会犯罪活动有所抬头。由于7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允许和鼓励个体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导致社会分化开始出现，贫困差异和不平等现象逐渐扩大，引起部分群众的不满情绪。

（4）流亡组织趁火打劫，加紧反动活动。

在上述内外环境不断恶化的前提下，卡斯特罗政府宣布古巴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时期”，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古巴共产党重新评估和总结了执政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尽管古巴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是仍存在着许多失误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对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的30年一直追随苏联式的发展道路进行反思。1986年卡斯特罗在企业管理会议上就强调：“我们必须从过去和现在的这些经验中吸取教训，即每个国家的革命都必须加强和发展它自身的风格和做法。当我们拒绝别国的一切经验时，我们是犯了错误。但当我们抄袭那些具有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发展、不同的地理条件、不同的思想和心理状态的国家的经验时，我们也犯了错误。”并且在1989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古巴宣扬苏联式“改革”的意义时，卡斯特罗就提出古巴不同于苏联，“每个国家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寻找自己的方式来完善社会主义”。所以，当苏东剧变、美国加大对古巴的经济制裁，一系列因素造成古巴经济急速下滑时，古巴政府对危机作出了迅速反应，一方面，态度坚定地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在危机中寻找出路，采取面向国际市场开放的政策，以重建国家的政治经济。

（二）古巴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改革与开放

苏联解体，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以来，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捍卫社会主义政权，古巴政府提出新的发展战略，改变过去依靠外援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开始探索新形势下古巴社会主义现代化自主生存和发展的新战略。从苏联解体以来，古巴政府先采取了应急政策，以稳住社会经济秩序，到1993年，开始颁布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政策。总的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就政治方面而言，第一，古巴政府通过加强党和政府同群众的联系，坚定全党和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1991年5月，随着苏联的解体，卡斯特罗号召全民参与到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多次召开群众大会，老百姓自由地抒发他们的怨气，并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意见、建议和想法，仅在古共四大召开前的几天里，古巴政府就处理了50多件涉及政府与群众关系的案件。这一做法起到了沟通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良好效果。

第二，进行宪法改革。1991年古共四大召开，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商讨如何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并通过了允许修改宪法的决议。1992年经第三届全国人代会讨论并一致通过。这次修改宪法主要是根据新的形势需要，对1976年的宪法进行了修改，在原来141条的基础上，对其中的76条进行修改，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社会、家庭等各个方面，为古巴即将采取的新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继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据。

第三，实行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度。1992年修改后的宪法强调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把70年代实行的间接选举人大代表制度改为各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度。这一新的选举制度意义重大，它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极为罕见，而且通过直接选举扩大了群众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加强了选民和代表的联系，有利于选民直接监督人大代表，并通过人大代表监督中央政府的工作。1993年，采用新的选举制度后，组成的新一届古共中央委员会225名委员和政治局25名委员都换上了年轻的一代领导集体，实现了领导班子年轻化。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很高，在1993年的市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中有93%的选民参加了选举，更有99%的选民参加了省级和国家级的人大代表的选举。

第四，改组国家和地方经济机构。政府为了加强经济工作，一方面进行了国家各大部委的机构改革，把经济计划中央委员会改组为经济计划部和财政部，把国家对外经济合作委员会改为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部，把劳动委员会和社会保障委员会合并为劳动保障部，把国家旅游局改为旅游部，各部各司其职。另一方面在地方建立起由市政府成员和从群众组织中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人民议会（Consejos Populares），负责监督工业、农业的生产。

经济上，古巴政府采取以紧缩为主的经济政策，加大经济整顿和改革的力度，努力控制经济滑坡和恢复财经秩序，稳定经济形势，谋求生存和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整过去对苏联依赖型的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发展重点，将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心从工业化转到优先解决食品问题和加速发展创汇部门。从1989年底以来，为了应付苏联减少贸易而造成的供应短缺，古巴政府提出“食品计划”，旨在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在哈瓦那省和圣地亚哥省的主要城市做到绿叶蔬菜和薯类食物的自给自足，还可向其他地区提供一部分的剩余产品；二是扩大农产品出口，包括糖和柑橘产品及其他主要粮食，如大米、牛肉、奶制品、蛋和鱼的供应。1990年下半年，古巴动员20万城市人口下乡支援农业生产，要把农业部门、主要工业部门、建筑业和对外贸易同增加食品生产联系起来，解决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

第二，实行美元合法化。1993年8月，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古巴政府颁布《第144号法令》，规定古巴居民持有和使用外汇为合法。而在此之前，古巴不允许居民持有美元，规定居民必须将所获得的外汇收入如数上缴，以很低的汇率兑换成比索。有些人为了逃避政府的规定，常常通过外国游客在专供外国人消费的商店购物，或直接到黑市进行交易，造成黑市泛滥。实行美元合法化以后，国家银行提供了外汇自由兑换服务，此外，还新建了兑换处（Casa de cambio）专门从事外汇的自由买卖业务，而且比索与外汇的汇率按照市场价格兑换。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有利于与外汇关系密切的对外贸易部门和金融部门，也有助于古巴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第三，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国有制是古巴革命胜利后的重要特征，一直在古巴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古共四大宣布国家从拥有对所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改为国家拥有对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1993年9月，政府通过了《第141号法令》，宣布个体经济是合法的经济形式，允许在157个行业中可以从事个体经营。同时，在农村，把原来的大型国营农场改为规模较小、自主权较大的“合作社生产基层组织”（UBPC），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合作社拥有土地使用权，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且，政府实行了配套政策，1994年，又颁布《第73号法令》，实行了自古巴革命以来第一次的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另一方面在经营管理上，政府取消了国家对外贸行业的垄断，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了改变过去单纯同苏东国家往来的单一外贸体制，古巴政府允许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享有进出口权，并允许企业提留8%-15%的利润，用于支付成本和再投资，企业具有自主经营权，这样逐步建立起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外向型企业。在此基础上，政府又进行银行体制改革，按银行的不同职能细化，先后建立了人民储蓄银行和国际商业银行，进而颁布了《第84号法令》，结束了国家中央银行对货币和商业活动的垄断权，而国家中央银行则专门负责国家外汇储备。该法令实施后，大约有12家外国银行和5家私人银行相继在古巴建立。通过上述改革，古巴建立起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民营企业、个体和私营企业为辅的社会主义新型经济体制。

第四，大力吸引外资。早在1982年，古巴政府就已颁布《古外合资企业法》（又称《第50号法令》），允许外商采取灵活的投资方式和经营方式，并为外商提供优惠条件。该法规定：古巴政府只允许成立合资、契约式经济联合体，即由古巴国营企业和外国投资者共同出资建立起来的股份制公司，其作用和伙伴关系应根据合资企业的协议和章程来确定；同时鼓励多种形式投资，除合资企业以外，还鼓励外商采取来料加工、合作生产、共同经销、风险合同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在古巴投资；古方和外方以合同的方式进行合作，双方将就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出资的多少、利润分成和活动方式等进行协商和约定，合资企业享有企业经营自主权；不论合资还是合作，都主要是吸引外资投资到见效快的出口部门，如国际旅游业和以共同承担风险方式进行合作的开采业，并确定这些部门是古巴政府优先批准外商投资的部门。同时，该法还对外商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古巴政府对合资企业给予减免税的优惠，外国投资者的收益及外国员工的工资汇往国外等等，做了具体规定。但是由于当时古巴经济过于依赖苏联和东欧国家，这一政策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

1991年，在苏联解体后的紧迫形势下，古巴召开了第四次党代会，通过了决议，宣布在坚持独立自主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原则下，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并且把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作为古巴发展经济的战略性措施之一。为了贯彻古共四大的精神，为了保障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和安全，1992年古巴政府又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这一点写入宪法，宪法第23条规定：古巴政府承认按照法律规定设立的合资企业、团体和经济联合体的产权，保证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和安全。新宪法不仅使外资得到了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宪法确立了外资在古巴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古外合资企业是古巴经济中的一种企业所有制形式。

1995年，古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外资法（又称《第77号法令》）。新外资法比1982年开始生效的《古外合资企业法》更加灵活，更加开放。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外资法对建立合资企业和其他联合企业的形式、审批程序、参股分红、企业权利和义务、税务和财务等作了详尽的规定，显示出新外资法比1982年的《古外合资企业法》更加灵活、更加开放的特点。新外资法还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兴建独资企业，以及给予外国投资者法律保障，保证他们的财产不会没收，如果由于国家利益的原因而没收，政府也会给予适当的补偿。这样，用法律的手段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消除了外国投资者的顾虑。1996年，古巴政府又通过了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园区法，1997年建立了第一批自由贸易区。

宽松的经济环境，促使古巴在吸引外资方面发展很快。从1990年5月古巴第一家合资企业“拉斯·帕尔梅拉斯”饭店开业到1994年底，已有3000家外国公司与古巴建立了业务关系，已与38个国家的企业组建了173个合资企业。1995年的前5个月，古巴又新建各类合资企业39家，使总数上升到212家，外资总额达到21亿美元。到1998年，合资企业又增加到340家。墨西哥、加拿大、法国、意大利4个国家在古巴的投资最多，此外，还有西班牙、瑞典、巴西、委内瑞拉、智利和哥伦比亚的投资者到古巴投资。尽管美国仍在继续对古巴施加压力，企图使古巴难以从外界获得资金。但是，事实上，许多国家甚至美国企业家不顾美国对古巴实行的孤立政策，相继访问古巴，并对到古巴投资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拉美国家一向是美国对古巴贸易禁运的追随者，如今越来越表现出政治上的独立性，对美国的古巴政策不加理睬，选择同古巴发展全面的经贸关系，使地区贸易和投资变得日益重要。同时，欧洲市场也向古巴开放。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墨西哥等商界人士来访人数明显增加。合资企业的建立和外资的流入，对古巴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既为古巴企业带来生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条件。

第五，积极发展旅游业，增加外汇收入。旅游业是古巴对外开放的试验点，90年代古巴政府又把旅游业列为经济恢复的四大支柱之一进行重点支持。1992年古巴正式加入加勒比旅游组织，并向外商提供一系列优惠条件，包括外企可自由聘任外籍人员，随时解雇古方员工，以及外企领导可将全部收入汇往国外，等等，吸引外商投资到旅游业。

在对外关系方面，为了摆脱在国际上孤立的局面，配合国内的经济恢复，古巴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积极开展多元化的经济外交。

第一，古巴重返美洲大家庭，积极参与拉美事务，努力改善同拉美国家的关系，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广泛接触，增进了解，消除隔阂。卡斯特罗及古巴高级官员多次出访拉美国家。1991年，卡斯特罗出席了由19个拉美国家元首参加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第一届会议，并在同年加入了加勒比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逐步恢复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

第二，实施灵活务实的经济外交。一方面体现在古巴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努力加强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除了同西班牙关系密切、经贸合作较多以外，古巴还同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英国加强了经济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卡斯特罗和古巴高级官员多次访问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仍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国家，对它们的经济改革很感兴趣，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改革开放经验值得借鉴，但又表示古巴“不会机械地模仿”，因为古巴有它自己的特殊国情。古巴尤为重视同中国的友谊，把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作为争取国际支持和经济援助的外交政策的重点。

第三，古巴同俄罗斯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寻求建立一种平等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1995年古巴外长罗瓦伊纳出访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开辟了古巴与独联体国家合作的新时期。

第四，古巴务实开放的对外政策还体现在改善同教会的关系。在1992年古共四大修改党章，允许有宗教信仰的人士加入古巴共产党的基础上，1996年卡斯特罗又同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1998年教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到访，在拉美以及西方国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使深受梵蒂冈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思想影响的欧洲和拉美国家开始重视教皇的“让古巴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古巴”的呼吁，也使美国旨在封锁古巴的政策受到来自各方不小的压力。

（三）对古巴改革开放的评析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困难，古巴政府积极调整内外政策，实行以经济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改善国际环境，摆脱孤立，扩大国际空间。在经济上，古巴采取了谨慎的、渐进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顶住了外部的强大压力，而且阻止了经济继续下滑，使国家经济逐渐走上发展的轨道。

到1994年，古巴经济开始出现缓慢恢复的迹象。在经历了连续4年的经济下滑后，1994年经济开始恢复，GDP出现了正增长，达到0.7%的增长率，此后，1995-1997年继续缓慢增长，分别为2.5%、5%和2.5%。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出现了明显的恢复趋势。其中，1996年工业产值增长了7.8%，食品工业增长9%，电力生产增长7%。特别是，镍业生产从1994年的2?7万吨上升到1995年的4?6万吨，增长了37%，这意味着年均给国家带来1亿美元的收入。旅游业的发展速度也极为迅速，1995年古巴吸引了74万名游客到古巴旅游度假，1996年游客人数上升到90万，1997年游客人数继续增加，高达100万人。据古巴政府统计，1991年旅游业给古巴带来5亿美元的收入，而到1995年旅游业则为国家创造了10亿美元的收入。上述数据表明，1995年古巴走出苏东剧变后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国民经济重新回到正常轨道，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社会分配方面，古巴政府尽管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仍坚持革命胜利以来的社会公平原则，在住房、食品、医疗和教育一以贯之地实行福利政策，使得各项社会指数仍保持较好的水平。同时，社会失业也因为实行开放个体经济而有所缓解，社会保持了稳定，没有出现人们上街游行的事件，政府的发展战略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古巴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不仅获得了生存，而且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他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按照古巴的国情，而非像拉美其他国家那样，由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令那些幻想古巴共产党、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即将垮台的人们震惊的是，古巴共产党和古巴社会主义政权仍然屹立不倒，并且已经带领古巴人民走出了经济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古巴经济稳定增长。2000年，农业增长的速度最快，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14.5%，同期，矿业、石油业和制造业上涨了5%，1999年的最后3个月期间，古巴糖业生产也取得了400万吨的好成绩。在金融体系，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了普遍应用，货币交易一般都使用电子系统，手机、计算机商店和大型超市充斥在哈瓦那街头。

古巴之所以取得经济稳步发展在于，古巴并非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计进行改革，而是按照古巴的国情自主制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具体体现在：一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扩大旅游业。2000年古巴吸引的游客比1990年多出了5倍，2000年有180万游客到访古巴。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且给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提供直接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还间接地提供了与旅游业相关的就业机会。仅2000年，国家就从旅游业获得19亿美元的收入。二是提高效率，减少能源浪费。三是加强石油开采，使国家农业和矿业生产所需要的大部分柴油做到自给自足。2000年古巴新油田的发现，石油产量的提高，不仅为古巴节省了大量外汇，而且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大部分古巴人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天然气。四是大力吸引外资，打破美国的封锁。1995年新外资法实施后，外资流入量大增，1995-2000年间，大约有40亿美元投资建立了外国独资企业。同时，合资和私营企业的数量也大幅增加，与1999年相比，2000年合资和私营企业数量上涨了11%。委内瑞拉、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成为21世纪初古巴主要的外国投资者。

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古巴也十分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自古巴革命以来，古巴政府就把实现社会公平放在重要的位置，提出了给予所有公民基本食品供应、基本医疗保障、平等受教育权利、享受住房优惠、就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政策的目标，以实现社会公正和人民团结。随着古巴经济的发展，古巴政府手中拥有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社会政策，使古巴的社会公正得到了保证。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古巴一直实行免费的医疗、教育和住房，每年古巴政府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这些社会福利开支，1990年期间，在医疗保健的投入占GDP的9.1%，相当于同期的加拿大的水平，古巴不仅提供给国民免费的医疗待遇，而且其医生和人口的比例也是世界最高的国家，每1000人可以提供5.3个医生。而且就接受教育而言，2000年，古巴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国民收入的6.7%，是其他拉美国家的两倍，古巴是拉美国家接受教育比较普遍且接受教育的程度较高的国家，正如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卡洛斯·拉赫说，除了政治稳定以外，古巴能够提供身体健康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是古巴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1997-2000年间，古巴的失业问题有了明显的好转，从1998年的7%的失业率下降到2000年的1.5%。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评估方法，古巴不论在贫困率还是在婴儿死亡率上，都是拉美最低的国家，为此，世界银行的官员说，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向古巴学习，古巴树立了样板。

改革开放近20年来，古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从古巴自身的国情出发，注重借鉴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改革启动开始，就强调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既不搞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改革，也不搞苏联毁灭社会主义的改革。同时还注意吸收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在吸取过去照搬别国经验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改革，古巴政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本经验是决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而是要寻找“自己的道路”，发展“自己的风格和做法”，建设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具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总的来说，古巴的改革开放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坚持公有制，不搞私有化。古巴对国家所有制进行了改革，放宽了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允许个体经济、外国独资、古外合资企业并存，肯定了个体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补充作用，扩大了自我就业的范围。但是，古巴反对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拉美国家所实行的改革模式，认为它们在把国家主导型经济转为市场主导型经济的过程中，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是社会稳定，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国家权力的丧失、社会的混乱。古巴决不模仿其他国家淡化国家的作用，拒绝对国有企业私有化或跨国公司化，坚持实行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重新建构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强调在国家的引导下，实现古巴与国际市场的接轨。这样，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古巴，没有出现东欧和拉美国家那样的情况：淡化国家作用，由外资或市场主导国家经济走向。

第二，既坚持计划经济，也利用市场机制。计划经济，一直被古巴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在革命胜利后的半个世纪古巴政府把计划经济作为国家的主要施政方针，即使面对苏东剧变带来的影响和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全球的风行，古巴仍然明确表示：要“坚持计划经济”。虽然古共五大也表示：可以“利用某种市场形式”，但“不服从于市场的盲目规律”。古巴政府如此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古巴不同于其他国家，不仅古巴与美国咫尺之隔，更重要的是，自革命胜利以来，古巴长期面临美国的敌视和威胁，反对美国的强权，打破美国的封锁，就成为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建立50年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这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促使古巴在客观上有强调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因为在这种强大的威胁之下，古巴可以通过国家计划来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动员各种力量，战胜困难，应对挑战。二是古巴也要面对苏东剧变给古巴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的现实，要摆脱危机，重新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唯有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古巴政府既强调国家计划作用的必要性，也强调改革计划体制，面向国际市场的客观需求。因此，政府在控制宏观经济的前提下，在生产和经营管理模式上，采用某些市场化的方法，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效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古巴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采取了完善生产制度（sistemadeperfeccionamientoempresarial，简称为SPE）的措施，国有企业从生产、管理到技术有了更明确的分工，企业自负盈亏，打破了由国家直接管理、直接支付薪酬的老的管理模式；而员工则需要与企业签订合同，以合同工的方式，按劳取酬，取代了原来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这样，使企业的效益和员工的收入直接与市场挂钩。

第三，坚持社会公正，兼顾经济效益。社会公正是古巴革命以来古巴政府坚定的执政理念，同时，追求效益，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是古巴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成了古巴政府改革开放进程中力求探索的重大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古巴结束了以往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却也同时出现了古巴自革命胜利后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即收入分配差距拉开，原来的社会平衡被打破了。为此，古巴政府秉持社会公正原则，拒绝实行苏东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模式，采取古巴特色的社会经济政策，如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出现的工人下岗，政府实行再就业政策，并规定解雇员工的国有企业负责给下岗工人安置工作，以及针对从事个体经济与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实行加强对个体经济管理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限制个体经济在一定的规模内发展，以缩小人们的收入差距。与此同时，古巴政府仍免费提供全民的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社会保障，起到了稳定人心，保证社会安定，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作用。

第四，坚持一党执政，在此基础上，实行具有古巴本土特色的民主改革。首先，面对西方的多党制浪潮的冲击，古巴强调不搞多党制，坚持古巴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古共五大指出：“坚持一党制是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没有一个统一的党，古巴革命就不能胜利；没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团结，就无法捍卫一个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古巴。”古巴政府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同时，强调全民参与，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一方面体现在古巴共产党取消了党章中“有宗教信仰的革命者不能入党”的规定，根据古巴国情，尊重古巴文化传统，宣布允许教徒入党，扩大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使古巴共产党成为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党。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古巴政府善于把经济改革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对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完善生产制度的新管理模式过程中，虽然改变了国家以往一管到底的经营管理模式，代之以企业领导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是由党的代表、工会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成为具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

总的说，古巴的改革既不同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别于其他拉美国家。它不仅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吸收了市场机制的积极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国家在改革中的作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有效地强化。尽管古巴在改革进程中仍面临诸多新问题，但是，经过改革以后，古巴的政治经济制度显得更有弹性，更能适应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