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模式的转换与民族阵线

相对而言，哥伦比亚并不是拉美遭受世界经济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但是，1930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同样也结束了哥伦比亚的咖啡繁荣，阻止了1920年代哥伦比亚以咖啡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的发展，引发了它内部变动力量的不断积聚，最终促使哥伦比亚朝着内向型的发展模式迈进。

（一）世界经济危机对哥伦比亚政治经济的影响

危机给哥伦比亚带来诸多经济影响，首先是外资随着经济萧条的到来而急剧减少。1920年代被洛佩兹称为“使百万人疲于奔命的舞蹈”的繁荣景象瞬间成为明日黄花。到1928年，外资流入随着欧美等国资本主义大萧条的恶化急剧下降，1928年只有560万美元的外资流入哥伦比亚。这对于一个长期依靠外部资金发展经济的国家来说，不啻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

1928年下半年国际市场咖啡价格的持续下跌，给哥伦比亚繁荣的经济带来严重打击。尽管到1920年代哥伦比亚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以咖啡为主的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本质变化。根据1905-1930年哥伦比亚的出口构成来看，咖啡自1905年以来始终是哥伦比亚出口的主要产品，即使是1930年受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咖啡出口仍占出口总值的60%，而由外资拥有的石油和香蕉只占1930年哥伦比亚出口总值的31%。随之而来的世界银行业危机的爆发，以及巴西政府采取紧缩通货政策而被迫放弃“维护咖啡价格”的一贯做法，这一系列因素导致国际市场咖啡价格进一步恶化。咖啡价格的急速下跌致使哥伦比亚出口额从1928年的高峰下降到1933年的低点，下降了58%。出口收入的减少使哥伦比亚资本账户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国家收入减少，财政赤字严重。

危机对哥伦比亚国内需求也产生了严重影响。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1928-1931年名义项目需求下降了53.4%，实际项目需求下降了14.6%，同期，实际投资下降了54%，产品的消费能力也出现大幅度下降，如棉纺织品下降了29%，啤酒下降了24%，水泥下降了59%。非贸易和非农业活动受到极大损伤，如建筑业、国内交通部门和某些制造业部门，包括软性饮料、玻璃制品业等。同时，一些出口部门，如香蕉、石油产业也受到了影响。危机也导致进口需求迅速下降，1928-1932年，进口需求下降了68%。这是由危机后采取的关税改革，以及对进口品征税和1931年实行外汇管制政策所引发的必然结果。

为了应付经济萧条带来的支付平衡危机，哥伦比亚必然要压缩政府开支，从而加重了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引起工资急剧减少、大量工人失业。危机前，外国资本和哥伦比亚政府主要将大笔资金投入到大型公共事业部门，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并且人为地刺激了工资上涨，但是当外部资金链中断后，这些部门的工人要么被无情抛入失业大军，要么面临减少薪酬而承担沉重的生活压力。根据巴拉修的统计表明，自1928年以来，国际咖啡价格持续下跌，而同期的食品零售价格却持续上涨，造成生活成本远远高于工资收入。

在政治上，经济危机虽然没有导致哥伦比亚像其他拉美国家那样发生革命性变革，但是经济的恶化和社会危机的爆发导致政治权力的变更。长期执政的保守党因为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内困外扰出现内部分裂。一方面，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激起了民众对保守党政府的反抗，另一方面，1928年保守党政府对香蕉业工人罢工运动的残酷镇压激发了反政府组织的对立，削弱了保守党政府的支持力量，结果导致保守党在1930年大选中败北。自由党候选人欧拉亚·埃雷拉成功获选，结束了保守党长期把持政权的局面，自由党在失去权力50年后重返政治舞台，特别是在诸多拉美国家陷入政治无序状态时，更加凸显了哥伦比亚这次按照宪法程序和平选举、顺利移交政治权力的意义，从此哥伦比亚进入了迅速的社会变革和政党论争时期。

（二）向进口替代模式转换

迫于经济危机和政治压力，国家干预主义思想逐渐成为控制一切的主流思想。经济危机以前哥伦比亚并没有采取现代的国家干预主义，国家支持也仅限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温和的保护主义。下面通过分析哥伦比亚政府在危机爆发到1930年代末的四个发展阶段，以认识国家干预主义思想是如何占据主导地位的。

第一阶段（1929-1931年）是正统政策大行其道时期。

尽快解决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新任总统欧拉亚的首要任务。在此期间，他采取正统的经济政策，实行货币贬值，控制汇率，在大幅度缩减政府开支的基础上，在关税方面采取了有限的保护主义政策。1931年1月国会通过旨在保护农业的《紧急法案》，5月又颁布一项新税法以推动制造业和农业，但国家干预的保护主义至此尚未成为主流思想。

第二阶段（1931年9月——1934年）是向国家干预主义转换的过渡时期。

欧拉亚政府因为面临更加严重的内困外扰，被迫采取进一步的国家干预政策。1931年9月24日国会执行紧急法案，对外汇实行管制，施行外汇与比索的固定汇率制度。对国际储备实行直接管制表明政府不再执行正统的自由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实行外汇管制的同时，政府还建立了三个国家机构，即农业银行、中央抵押银行和哥伦比亚信贷合作社。由于私人银行在危机时期采取保守的政策，不愿冒风险提供信贷。有鉴于此，前两家国有银行主要负责信贷，成为30年代私人贷款的主要来源，而中央抵押银行和哥伦比亚现代合作社则主要承担私人机构风险债券。政府还为私人贷款设置了最高利率，并允许贷款人以抵押和政府公债的形式支付一半的贷款，力图通过加强政府干预，实现振兴经济的目的。此外，作为应急措施，1931年欧拉亚政府还提高了进口关税，强化了在此之前已经实行的保护主义。到1932年，糖业危机的爆发迫使政府的干预从金融、贸易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展。不久之后，国家对生产的直接干预变得越来越常态化。

第三阶段（1934-1938年）是洛佩兹“新政”时期，也是国家干预主义思想逐渐居主流地位，并引导发展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关键时期。

快速的货币贬值导致1934年通货膨胀的发生，又恰逢国际市场的复苏带动了国内咖啡价格的上升，因而放大了贬值所带来的通胀压力。此时，阿方索·洛佩兹·普马雷霍（Alfonso Lopez Pumarejo）当选为哥伦比亚新总统。面对经济和社会的现实需要，以及自由党掌权以来主流思想的微妙变化，一种新的国家理念逐渐显现。大多数自由党人从“民族经济”观念出发，认为哥伦比亚不能单纯依赖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世界市场发展初级产品，而应该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和为国内市场提供其他产品作为未来的发展模式，强调建立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理念。同时，受罗斯福“新政”影响的洛佩兹政府也模仿罗斯福开始实行“新政”，在加强政府对咖啡经济控制的同时，首次提出把社会问题和劳工问题纳入政治议题中。

为了打破巴西垄断国际市场的局面，1934年洛佩兹政府采取内外政策，加强政府对咖啡经济的干预。长期以来，国际咖啡市场主要受巴西政府的控制。大萧条时代，国际咖啡市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是市场需求，二是巴西生产的咖啡出现大量过剩。从市场需求来看，国际市场上出现了对软性咖啡的需求，对哥伦比亚软性咖啡的需求大有超越对巴西咖啡需求的趋势。为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洛佩兹政府在第5届全国咖啡大会上坚持国家要与咖啡种植者拥有在全国咖啡委员会同样数额的代表，并通过本届大会获得了总统任命咖啡种植者联合会领袖的权力，从而使洛佩兹得到了直接干预国内市场的权力。另一方面洛佩兹政府利用1936年10月在波哥大举行的泛美咖啡大会之机，与巴西签署了限制最低价格的协议，争取到了在国际咖啡市场上的话语权。

另外，在关税和进口方面政府加强保护主义措施，国家强化对银行和生产部门的直接规范化管理。1934年以后，为了实现经济稳定，政府主要采取货币、财政和汇率政策应对经济危机，1935年在财政上实行开源节流，1936年又实行税制改革，提高收入税，并对财产和超额利润征税。同时，国家还提高了对进口品的限制，对银行和生产部门的干预力度也大大加强了，并且实行一系列新的国家干预政策，采取直接收税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实行收入再分配政策，在农村和城市实行社会改革，鼓励新型工业的建立，强化有利于工业增长的关税保护力度，比如大幅度提高了纱线、羊毛、丝绸衣服和水泥的关税保护等。

与此同时，洛佩兹政府把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他认为哥伦比亚再也不能继续忽视那些“不识字、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广大的贫困阶层的利益”，忽视这些弱势群体不仅是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此时不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发生了一些骚乱。农民争夺土地以及大种植园主与债役农因占用荒废土地发生的冲突在一些省份时有出现，在城市，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劳工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洛佩兹认为自由党政府应该主动采取措施寻找和平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而不能等问题恶化得无法收拾再来解决。他上任伊始就提出了一项被称为“前进中的革命”（La Revolucion en Marcha）计划。洛佩兹使用“革命”一词并不表明他的思想有多么激进，他并不想摧毁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只是模仿罗斯福实行某些有利于贫困群体的措施。首先，为了防止农民骚乱，1936年洛佩兹颁布了哥伦比亚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农业改革法：批准那些已经迁入大庄园边缘地区的农民拥有荒废土地的权利；鼓励地主使用牛耕种来代替债役奴；向不能有效地使用土地的地主征收高额赋税或将土地转卖给农民。第二，通过颁布具体的社会法规维护工人的利益，比如他会亲自解决一些劳工纠纷，鼓励和保护劳工组织的建立，这样，在洛佩兹的4年任期内，哥伦比亚的劳工组织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比以前扩大了1倍。1936年，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Confederacionde Trabajadoresde Colombia，简称为CTC），建立成为自由党左翼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提高学校和农村道路建设的政府投入。第四，改革税收制度，在加强征收的同时，还调高了税率，特别是加大对大型外国公司，尤其是美国石油公司的税收，仅在洛佩兹执政的一年时间里就对该公司征收了相当于他就任前8年的税收收入。最后，更重要的是，通过了宪法修正法案使改革计划合法化。1936年洛佩兹政府修改了宪法，赋予国家在经济事务方面更多的权力，这一条款为自由党政府今后在社会经济方面采取更多的创新性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还修改了以往只能按照罗马天主教教义开办公共教育的规定，强调国家拥有在教育领域的权力。洛佩兹还通过修宪消除了选民的文化水平要求。在一定意义上，投票权的扩大重点在于其象征性，即国家吸纳更多的社会底层参与政治生活，但是这一规定恰恰也反映出洛佩兹改革加大了哥伦比亚的社会不公，因为洛佩兹改革提高了农民上层和城市技术工人的地位，并未惠及社会底层的绝大多数。

据有关统计数字，哥伦比亚经济到1937年开始从危机的低谷中复苏，这一方面与自1932年以来的国际咖啡价格的好转有关，但更应归功于洛佩兹政府实行国家干预主义的各项“新政”措施。“新政”使哥伦比亚经济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工业部门成为引导经济复苏的主要部门。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制造业的增长率是空前绝后的——年均12.6%”，洛佩兹政府的政策推动了哥伦比亚沿着1920年代出现的进口替代模式进一步发展，实现了发展模式的转型。

第四阶段（1938-1946年）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确立和发展时期。

由于制造业扩张造成需求的不断上涨和二战所产生的进口需求，特别是国际咖啡市场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咖啡实际价格下降到自1905年以来的最低点，导致刚刚出现复苏迹象的哥伦比亚再次陷入新一轮危机中。1938年新当选的自由党温和派总统埃杜阿尔多·桑托斯（Eduardo Santos）没有采取洛佩兹式的改革，他对改善劳工和农民的境遇丝毫不感兴趣，但却提倡大力发展工业，确立和发展了哥伦比亚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

为了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桑托斯政府决定实行外汇配给供应制度以平衡国家财政，1937年限定汇率贬值5%，到1938年仍维持在1美元兑1.75比索的水平，1937年还将进口品根据其是否属于政府规定的“基本品”进行归类，到1938年，几乎所有纺织品属于禁止进口之列。此后桑托斯政府对进口品的限制虽然有所松动，但是到1939年底和1940年初，再次提高了对进口产品的限制，不仅由政府判断是否属于“基本品”，还要按1美元兑1.75比索——1美元兑1.95比索的汇率进行排序。

出于弥补因战争爆发而失去德国和欧洲其他市场的目的，桑托斯政府还建立了用咖啡换非基本进口品的制度，为了保证咖啡收入和实现把咖啡出口与非基本进口品结合起来的制度，实行为期8个月的鼓励出口的奖励机制，即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和放宽分期付款条款以提供咖啡业者更多优惠的政策。咖啡换非基本进口品制度尽管在战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对于受咖啡出口和稳定政策影响的工业部门来说，这一制度的象征意义大于其经济意义。

除了上述通过控制宏观经济稳定的措施扶持工业外，1940年，桑托斯政府成立工业发展委员会（Institutode Fomento Industrial，简称IFI）以加强国家在推动民族工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工业发展委员会的使命就是给新兴工业提供补贴性贷款或其他援助来帮助新兴工业的建立，以便为政府直接投资新兴工业部门寻找可行性。政府还通过中央抵押银行和农业银行加大对工业部门的长期贷款，来支持发展现代公共服务业，从而出现了国家政策向工业倾斜和集中的趋势。可见，尽管桑托斯政府时期国家干预主义仍然是主导思想，但是所强调的内容业已发生变化，已从强调出口导向转向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工业。1934-1941年哥伦比亚工业部门取得了10.6%的增长率，占这一时期GDP的45%。

1942年洛佩兹再次掌握政权，进口替代工业化仍然是政府的核心政策。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无法继续其第一任期的“前进中的革命”计划，洛佩兹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改革，1944年修改了农业改革法，1945年又颁布了一项新的劳工法，增加了工人的利益，扩大了公共服务工业部门。特别是战后哥伦比亚的内外形势迫使洛佩兹政府继续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一方面战争带来的经济混乱，过去依靠进口的日用品出现严重的短缺，而且国家因贸易量下降导致税收减少而引发财政紧缩，另一方面哥伦比亚曾名噪一时的香蕉产业遭受到病虫害的毁灭性打击。这样，如同其他拉美国家，哥伦比亚也鼓励企业自主生产以解决供应短缺的问题。

总的来说，危机后的哥伦比亚经济现代化是比较成功的。危机后推动哥伦比亚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主要因素是，首先，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哥伦比亚已经为现代工业积累了必要条件。危机前20年的出口导向增长明显扩大了哥伦比亚国内市场，也建立起了现代的国内交通网络系统，而且一些企业家在早期工业化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以及1920年代后期出现了对现代制造业进行投资的热潮。这些因素为危机来临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作了良好的铺垫。其次，危机来临后，原来从国外进口的工业品供给中断，迫使哥伦比亚依靠自己，挖掘潜力，解决外部供应短缺的困难。再次，政府在倡导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贬值政策的实际效果不明朗的情况下，政府实行了提高关税等直接控制进口的政策作为保护主义的杀手锏，进口品价格的提高促使消费者的需求转向国内产品。最后，伴随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的需求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在1929-1945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21%，致使人们对工业品的需求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反过来为发展模式的转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加快了哥伦比亚模式转换的步伐。

（三）从党争到政治和解：暴力冲突与民族阵线

与拉美其他国家长期陷于政治动荡和考迪罗独裁统治相比，哥伦比亚自独立以来形成的两党制政治传统，似乎体现出哥伦比亚是拉美为数不多实现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化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在1929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哥伦比亚仍能实现政权的和平移交。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尽管两党制对塑造哥伦比亚长期维持的所谓民主政治发挥了作用，但是对导致哥伦比亚陷入长期政治暴力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党为了争权夺利，长期互相攻击，甚至发动战争，撕开了表面上政治稳定的温情面纱，成为国家陷入政治生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哥伦比亚具有悠久的两党制政治传统。自1819年哥伦比亚独立后，受英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影响，制定了哥伦比亚共和国宪法，建立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两大政党。有的学者认为两大政党的形成源于独立初期军人玻利瓦尔与文人桑坦德之间的斗争，前者被称为保守主义之父，后者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创始人。也有学者把两党制追溯到独立战争前，克里奥尔寡头集团（以卡米洛·托雷斯和豪尔赫·罗萨洛威为代表）与民众考迪罗（以安东尼奥·纳里纽威为代表）两派之间的冲突。直到1848、1849年，相继成立了自由党和保守党，形成了在各自周围具有利益代表阶层和广大支持者的政党，逐渐主导了哥伦比亚的政治舞台。

尽管两大政党都以拥护民主，反对独裁的姿态出现，但是，两党出于各自利益以及内部派系的斗争致使党派冲突不断。两党在哲学思想和政治纲领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哲学层面来看，自由党推崇曼彻斯特学派，在政治上主张联邦主义，倡导废除奴隶，限制教会的特权；在经济上主张自由主义，实行自由贸易。而思想上来源于殖民地时期西班牙人的保守党则主张政治上采取亲教会立场，实行中央集权；经济上，强调国家干预主义。从根本上说，两大政党的思想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阶层。自由党代表着城市手工业阶层和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商人、中间阶层联盟的利益，得到了黑人的支持；保守党则以大庄园主和天主教会为依托，自然就成为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者。自独立后两党主宰了哥伦比亚政坛，并形成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克里斯托弗·埃布尔在分析哥伦比亚之所以形成这一独特现象时指出：由于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小土地业主，城市增长有限和没有大量的欧洲移民，使哥伦比亚的寡头政治所遇到的来自下面的政治挑战比较微弱。但是，与西方国家两党制相比较，哥伦比亚的两党制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方面两党之间在联邦主义、教会等问题上所“继承下来的仇恨”从未消除，甚至为了各自利益不惜变和平竞争为暴力冲突，并引发多次内战。据统计，19世纪期间，爆发了8次内战，其中，1899年10月开始的“千日战争”就是因为两党之争引发的持续时间最长、最残暴、破坏性最大的一次内战。另一方面两党执政时间较长，形成了一党长期把持政坛，招致在野党激烈反对，造成两党之间相互冲突和争斗的紧张局面。19世纪80年代保守党一直占据统治地位，1930年代自由党因保守党内部派系斗争，乘机联合所有反对保守党的政治势力，夺回政权，维系政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表面上，两党通过民主选举实行轮流执政，似乎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没有分别。事实上，在两党各自长期把持政权的过程中，由于执政党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总是千方百计地压制在野党，这样不仅刺激了在野党重新夺回政权的欲望，也造成两党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特别是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两党争斗不仅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由于政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加剧使政治斗争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两党之间关系也更加趋于恶化。此间，尽管洛佩兹的“新政”改革受到了高度评价，甚至保守党人也不得不称他为“20世纪哥伦比亚最重要的人物”。但是，洛佩兹改革还是遭到保守党人的激烈反对，致使两党之间分歧加深，关系进一步恶化。更严重的是，改革激起了自由党内固执的保守派激烈反对，造成自由党内部分化，以桑托斯为代表的自由党温和派带头反对洛佩兹，甚至在1937年5月召开的议会大会上胁迫洛佩兹辞去总统职务。到洛佩兹第二次执政时期，更因为洛佩兹政府宣布同美国一道向轴心国宣战而遭到以戈麦兹（Laureano Gomez）为代表的保守党和以盖坦（Jorge Eliecer Gaitan）为代表的自由党内激进改革派的强烈反对。与洛佩兹所代表的贵族利益不同的是，被誉为“20世纪拉美民众主义代表人物”的盖坦出身社会底层，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寡头政治，要求进行“小资产阶级”改革，对现存的社会经济体制发出了挑战。而且自保守党一党独大局面结束以来，盖坦就在与自由党合作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独立的左翼党派，这样，宗派主义最终动摇了自由党的政权根基。1946年，自由党因为选举提名时未能推举出公认的候选人，内部出现分化而导致选举失败，被迫将政权移交给保守党人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Mariano Ospina Perez），重演了1930年保守党败选的历史。

和1930年执政的自由党人欧拉亚一样，奥斯皮纳上台后积极组建联合政府，但事实上却乘机把保守党人安排在政府各部门中，以实现权力完全转移到保守党手中。波哥大权力在党派间的转移和随之而来的各地方权力的变化，加深了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的宿怨，加上保守党上台后展开的对自由党人的疯狂报复，促使两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1946年以后，特别是戈麦兹执政后的1950-1953年间，随着保守党大规模镇压自由党活动，促使两党的和平竞争演变成政治暴力和农民反抗运动，暴力风波一浪高过一浪，从首都到各地方城市和农村，最后席卷了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使哥伦比亚陷入了10年之久的“暴力时期”（the Era of Violence）。大选失败促使自由党人意识到要精诚团结，争取在下轮大选中打败保守党。然而，1948年4月就在哥伦比亚作为主办国举行美洲国家组织成立大会之际，两党冲突因4月9日盖坦在街头被暗杀而升级，引发了被称为“波哥大事件”（the Bogotazo）的大规模的民众反抗运动。这一事件不仅引发哥伦比亚首都陷入动乱，而且刺激了各大城市，特别是自由党人占多数的地方暴力的发生。在动乱中许多城市遭到损毁，商店被打劫，还有不少人以为盖坦复仇为名，行趁火打劫和侵吞财产之实。尽管自由党曾因得到保守党的允诺重返政府，但两党的短暂合作很快就不欢而散，代之以两党之间“不宣而战的内战”，两党冲突“产生了滚雪球效应”。党派之争从城市席卷到农村，激化了农村业已存在的各种矛盾。农民因为土地、水源以及其他原因而长期压抑的积怨也随之爆发，从而使两党冲突演变为全国性骚乱和暴力。据哥伦比亚作家萨拉梅亚所述，仅在戈麦兹执政的3年时间里，全国被杀害的人数就有10万人，至少有30万人被迫流亡国外。

显然，暴力已经超出两党政治报复的目的。实际上在政治报复的背后隐藏着经济和宗教的因素，这既“与传统地主雄心勃勃地想成为现代农业企业家而对已分割的大庄园重新占有并实行反攻倒算、使农民无产阶级化有联系”，也与保守党通过限制新教活动打击笃信新教的自由党有关。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讨好美国以便从美国获得源源不断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一贯与美国关系紧张的戈麦兹，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积极追随美国，使哥伦比亚成为拉美地区唯一派军队参与朝鲜战争的国家。与此同时，他在国内继续推行自奥斯皮纳执政时期以来的高压政策，宣布戒严令，实行新闻检查制度，并受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的经验启发，试图通过修改宪法实现独裁统治的目的。戈麦兹的做法不仅激起了自由党人不满，而且也引起了保守党内部奥斯皮纳派的普遍反对，其中，陆军将军古斯塔夫·罗哈斯·皮尼利亚（Gustavo Rojas Pinilla）对戈麦兹的行为极为抵触。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戈麦兹解除了罗哈斯的军权，这一举动促使罗哈斯与戈麦兹政府彻底决裂，自称是保守党人的罗哈斯先是试图从保守党内寻找他人取代戈麦兹，继而发动军事政变自立为总统。罗哈斯的军事政变得到了自由党和除了戈麦兹及其亲信以外的保守党人的默认。罗哈斯提出了“建立基督教和玻利瓦尔的国家”的执政理念，强调国家与天主教会的合作，限制新教。他试图以“玻利瓦尔”的概念把狭隘的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团结与和谐的崇高思想之下，实行一系列旨在结束“暴力时代”的措施，如颁布大赦令，解除对政治犯的监禁，放宽新闻管制，开发大型公共项目，改善小农信贷机制等，这些举措使罗哈斯赢得了1954年的总统大选。尽管罗哈斯的政策只不过是暴力时代采取的应急性措施，但是由于此时恰逢哥伦比亚外部经济形势好转，咖啡价格上涨，为罗哈斯执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保证。此后罗哈斯模仿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的做法，建立了国家社会援助秘书处（Secretariat Nacional de Asistancia Social，简称为SENDAS），任命其女儿负责该机构，给穷人提供衣食。罗哈斯的这一行动招致了两党的不满。而让两党更难以容忍的是，罗哈斯为了培育自身政治势力，借鉴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组织“第三种力量”，建立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削弱了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并提出召开国民大会起草新的宪法，1957年初又试图取消总统选举以便能够连任。种种迹象令两党担心罗哈斯独裁会危及两党的利益，教会和各种经济利益集团也失去了对罗哈斯的信任。同时，全国暴力事件频仍，1957年5月，军人威逼罗哈斯下台并迫使其流亡海外，从而结束了罗哈斯的独裁统治，此后，成立了军人洪达作为临时过渡机构。

长期残酷的暴力冲突迫使两大政党转而寻求政治和解。1956年7月24日，前自由党总统阿尔韦托·耶拉斯·卡马戈（Alberto LLeras Camargo）与前保守党总统劳雷亚诺·戈麦兹（Laureano Gómez）签署了《贝尼多声明》（Benidorm Declaration），“建议两党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政府或以两党为基础建立一个广泛的联合阵线，以尽快恢复有秩序的政治生活”。1957年3月20日，两党又发表了联合声明，声称：“建立一个以两党名义为基础的文人政府，两党在政府中拥有同样数量的代表人数，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继而，两党签署《塞特赫斯宣言》（Sitges Declaration）重申两党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合作，强调限制总统的权力。1959年9月15日，国会通过《议会法案》（An Act of Parliament），规定“1962年8月7日至1974年8月7日，共和国总统在保守党和自由党两个传统政党中轮流产生”，以平等代表数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保守党——自由党联合阵线政府维持到1974年，此后再恢复到以前按比例的代表制度。在此期间，自由党阿尔波特·耶拉斯（Alberto Lleras,1958-1962年）、卡洛斯·耶拉斯（Carlos Lleras,1966-1970年）、保守党吉列尔莫·巴伦西亚（Guillermo Valencia,1962-1966年）、米萨埃尔·帕斯特拉纳（Misael Pastrana,1970-1974年）先后担任总统，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使宪法形式下的政府得以持续下来。

但与以往两党暂时性的妥协不同，民族阵线政府在哥伦比亚政治史上，乃至拉美国家的政治史上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来民族阵线政府的建立，以“平等”为原则，把在两党之间平分政权作为合作的基础，并使之制度化，以保证两党合作基础的稳固。二来民族阵线政府既具有两党制，也具有多党制的特点。不论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一旦当选为总统，便组成看上去由两党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但由于两党内部不同派别的存在，使总统面对的好像是一群不同的政党一样。

民族阵线政府的建立无疑对国家重新回到宪法形式下的民主政治和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联合阵线的建立使人们从饱受党争的政治动荡中摆脱出来，结束了暴力时期的政治无序状态，尽管未能彻底根除社会和政治暴力活动，但使国家政局实现了相对稳定，将因党争而使国家陷入内战和社会暴乱的危险大大降低。

第二，虽然民族阵线政府的权力只在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轮流交替，这种看似专权的垄断，或者被称为“半民主的国家”政治制度，保证了哥伦比亚没有像其他拉美国家一样陷入军人政变、军政府统治的威权主义政治之中。当然，这既与哥伦比亚两党制悠久的政治传统有关，也与哥伦比亚的左派力量不强、劳工动员水平很低，以及现实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民族阵线政府通过平分政治权力，并改善与教会和军队的关系，极大地消除了威胁政权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在哥伦比亚建立起了一个以两党联合统治为核心，上层政治力量为支柱，利益集团为依靠，吸纳各种政治力量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在这个政治结构中，民族阵线政府将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主要力量纳入了由两党政治精英主导的政治框架中，消除了哥伦比亚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军人独裁统治的南美国家相比，哥伦比亚这种政治体制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有所建树的。

第三，民族阵线政府的政治稳定，推动了哥伦比亚现代化的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两党共同持有一种温和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坚持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哥伦比亚出现了与政治混乱极为矛盾的现象，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据统计，1944-1955年期间，哥伦比亚的GDP年均增长率为5%，其中工业增长更为突出，这一时期工业产量年均增长率为9%。此时的工业企业主要为国有企业，但是外国投资开始从咖啡工业转向制造业。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1938年哥伦比亚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1%，1951年则上升到39%，1964年则更高达52%。当然城市化与大批难民从农村涌入城市有关，同时也与拉美国家当时的大趋势相吻合，由于农村贫困和缺乏工作机会，而处于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城市能够提供较多的工作机会，从而吸引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对哥伦比亚而言，城市比农村相对安全，也成为吸引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一大因素。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外部环境好转。战后出现了有利于哥伦比亚的贸易比价，咖啡价格上升到历史新高。二是政府采取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不论是奥斯皮纳还是戈麦兹政府，都延续了民族主义的政策。一方面实行了有利于工业发展的关税保护主义政策。作为咖啡商联合会主席出身的奥斯皮纳，尽管内心不情愿实行关税保护主义政策，但迫于工业集团——国家工业联合会（Asociacion Nacional de Industriales，简称为ANDI）和国有大企业组成的院外集团的压力，最终还是实行了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建设新的大型国有企业。政府先是在距离首都波哥大200公里的博亚卡省的帕斯德里奥（Paz de Rio）建立了哥伦比亚国有钢铁企业，并且对外国长期占有的石油业实行了国有化政策，建立了国家石油公司。同时，在制造业领域，政府表现出欢迎外资的姿态，如鼓励外资投资制造业，与哥伦比亚私人企业进行合资、合作。这种温和的、对外资非敌意的做法被外界视为一种积极的发展战略。

到民族阵线政府执政期间，两党在坚持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基础上，实行了把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发展战略，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由于受到拉美经委会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哥伦比亚历届政府都热衷于实行计划经济。值得一提的是，在卡洛斯·耶拉斯执政时期，采取了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兼有社会福利权益和扩大政治参与的各项措施，扩大了政府在计划、调节和投资方面的能力。1968年他又进行了宪法改革，加强了政府在公共开支、财政豁免、国营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计划方面制定法规的权力。总统拥有干涉中央银行和处理存款及私人投资等特别权力。并且不同于以往用关税保护作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方法，耶拉斯政府转而采取汇率政策，即对输入的不同种类货物实行多种汇率的制度，加强对进口的管理和操控，作为促进工业化的主要策略。上述政策推动了哥伦比亚工业化的发展。70年代哥伦比亚成为拉美名列第四的工业化国家，现代工业部门和服务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冶金、石油化工、汽车制造、造纸和电器等新兴工业部门开始兴起，而一些诸如服装、家具等手工业部门却趋于衰落了。与此同时，各种服务业部门的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商业、金融业和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尽管此时的农业已降为政府次要关注的部门，并且农业仍然明显地表现出二元经济的特点，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在咖啡生产地带出现了从传统农耕向集约化农场的转变，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农业繁荣起来。可以说，60-70年代，哥伦比亚经济发展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甚至被有的学者称为是“哥伦比亚奇迹”。1958-196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到1970-1974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各年的增长率为6.5%、6%、7.7%、6.7%和5.7%，其增长速度居拉美国家的前列。据拉美经委会研究报告显示，哥伦比亚工业和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大大增加，从40年代的46.2%，上升到70年代的72.2%，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哥伦比亚的城市化步伐也大大加快。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是由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带动起来的大城市的发展，包括波哥大、麦德林、卡利和巴兰基亚，它们成为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的大城市，其人口都达到百万。二是在劳动力高度集中、生产力较发达的农业地区，如咖啡生产地区，即从马尼萨莱斯到塞维利亚，以及考卡山谷地区的城市发展。三是作为贸易中心和农民工中转站的中等城市的发展，如库库塔、伊皮亚罗斯等。人口的快速增长是城市化发展的必要条件。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民族阵线政府执政时期，由于自然出生率的增长、死亡数字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哥伦比亚出现了历史上的“人口大爆炸”。1951年，哥伦比亚的人口总数为1154万，1964年迅速上升到1791万，年均增长率为2.7%，到1973年，人口更高达2297万。但是，由于现代制造业已经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其提供的就业机会远远不能满足城市人口的增长，造成大部分从农村移入城市的人口游离不定，一部分转向工作不稳定的建筑业，大多数沦为小商贩、家仆或娼妓。加之，政府没有把经济增长的利益扩散到社会中下层，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迁移到城市的农民成为被边缘化的群体，其价值观念和行为并没有因为工业化发生改变，依然保持原来的思维方式，所以哥伦比亚的工业化、城市化充其量只是一种扭曲了的现代化。

对民族阵线的作用也应该看到其两面性。民族阵线为两党寻求永久联盟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把各个政党聚合在两大党周围，共同分享政治权力，从而实现了政治稳定，推动了现代化进程，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政治体制也使政府付出了很大代价，而且面临诸多新的挑战。首先，实行平等分权的原则，造成政府规模扩大，既要容纳自由党人又要保留保守党人，造成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其次，轮流执政限制了自由选举，不能给选民提供真正的政治选择机会。采取两党轮流执政，在国会和各省市议会平分权力是民族阵线建立的基本原则，各党派虽然已附庸在自由党和保守党周围，但是国家权力仍掌握在两大党政治精英的手中，寡头政治依然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相反，广大选民对民族阵线漠不关心，投票缺席率的持续上升反映出选民的这一心态。因此所谓的民主政治，只是保持宪法形式下的选举制度，而不是全民参与的政治。再次，两党斗争转变为宗派主义斗争。民族阵线平分政权和轮流执政弥合了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是附属在两党周围的各党派和两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日益突出，为了争夺参政席位和在国会为通过立法争夺2/3多数票，各派别时而结成支持民族阵线的联盟，时而组成反对民族阵线的同盟。民族阵线政府政治整合的缺失，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稳定流于表面化，实际却潜藏着政治不和谐的各种危机，如游击队的方兴未艾、未遂军事政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