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游击队的发展历程

民族阵线这一政体形式暂时维持了哥伦比亚政局的稳定，但是由于社会不公正问题日益恶化，一度被广大下层民众寄予厚望的土地改革也进行得不够彻底，同时，二战后世界冷战格局的出现，以及古巴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哥伦比亚的游击队活动复兴，它们与哥伦比亚政府展开武装斗争，试图改变旧的社会秩序。游击队运动、准军事组织与1980年代兴起的毒品经济交互作用，使哥伦比亚长期陷于社会混乱之中。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哥伦比亚为了振兴经济和恢复社会秩序，加紧实行和平进程计划，期望实现国家和平与民族和解。

（一）游击队暴力

游击队运动不仅是民族阵线时期最大挑战之一，而且成为哥伦比亚当今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的主要障碍。

自1949年哥伦比亚游击队出现以后，游击队组织就一直存在，使哥伦比亚长期受之困扰。游击队组织刚成立时，常常处于自我防卫状态，在他们的要求和不满情绪被许诺认可的情况下，往往会放下武器，回到普通农民的身份。尽管在暴力时期有些游击队生存下来，但是，由于人数有限，组织较涣散，相互之间又缺乏联系，只在马克塔利亚、埃尔帕托等地有短暂的影响，因此它们的存在对政府尚未构成严重的威胁。到民族阵线时期，特别是帕斯特拉纳执政时期，由于其所实行的保守主义政策，使游击队恢复了活力。其中较为活跃的游击队组织如下：

1.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简称为FARC），这是哥伦比亚最大、最强、存在时间最久的一支游击队。建于1966年，其领导人是号称“神枪手”的曼努埃尔·马鲁兰达（Manuel Marul and a）。其成员主要是暴力时期分散的游击队员和农民。就该组织的性质而言，它的前身是一支农民自卫组织。1920年代，该支游击队在亲苏派的哥伦比亚共产党领导下，在马格达莱纳河上游地区，包括特肯达马、托利马南部地区，对那里的农民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作，支持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并且逐渐取得农民的信任。它主张在现有的哥伦比亚资本主义体制内实行改革。该组织实行自卫，并不对政府展开进攻性的武装斗争，因此对国家尚未构成威胁。但是，由于1964年哥伦比亚政府向暴力时期残存的游击队发动了一场清剿行动，促使分散的游击队在1966年举行的南方集团第二次会议上重新组织起来，建立FARC，该组织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农民自卫组织变成了采取流动方式和进攻战略的游击队。其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到东科迪勒拉山东部和南部地区。80年代，FARC脱离了哥伦比亚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具有自身独立的政治和军事纲领的游击队。自90年代以来，当毒品种植扩大到FARC控制的游击区时，FARC与毒品经济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一方面FARC的大小根据地遍布整个农村，种植古柯的农民、收购原料的中间商都在它的控制之下，并且种植毒品的农民成了坚定支持FARC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FARC对收购古柯的中间商和对产业超出100万美元的个人及企业征收10%的“和平税”或“交通税”，从1998年起，还向在哥伦比亚的美资石油公司“收税”，征税对象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游击区和中小城镇的资本家，连大城市的富翁也常会接到“税单”。一旦遭到拒绝，FARC便会采取绑架、暗杀、破坏石油管道等活动，从而不仅通过这种行为获得了经济来源，还把游击队长期实践的绑票勒索规范化了。

2.民族解放军（Ejercito de Liberacion Nacional，简称为ELN），建于1962年。受古巴革命的影响，推崇切·格瓦拉的“游击中心主义”思想，主张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取得革命的胜利。ELN的发展经历四个阶段：（1）1962-1964年，ELN主要由来自自由革命运动党中的大学生构成，他们谴责哥伦比亚共产党的改良主义，支持自由革命运动党领袖阿方索·洛佩兹·米切尔森（Alfonso Lopez Michelsen）参加总统竞选。当米切尔森大选失败，学生们变得更加激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左派，开始在波哥大、巴兰基亚和布卡拉曼加等大城市采取恐怖主义行动，并且在桑坦德省圣文森特建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2）1965-1973年，ELN的主要活动从城市地下活动转为致力于建立农村游击队根据地，并且得到了由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 Restrepo）神父领导的人民团结阵线（Frente Unido del Pueblo）的支持。在这一时期，ELN对游击队军事战略的重视远超过对政治的关注，而且它们本身也未分清军事活动与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政府军的严厉打击以及内讧的作用下，1973年ELN走向解体。（3）1973-1985年，ELN更换了新领导人，逐步恢复组织机构，但与农民和城市支持者的关系仍然十分脆弱。（4）1980年代至今，由于阿拉乌卡油田的发现，大部分石油管道经过ELN控制区，意外地使ELN成为哥伦比亚最富有的游击队，也给ELN的振兴带来了动力，ELN改变以往思想混乱、政治软弱的形象，展开与劳工组织相结合的社会运动。

3.4月19日运动（Movimiento19de Abril），也称为M-19，是全国人民联盟的部分成员对该联盟在1970年选举中因“选举舞弊”失败感到义愤并起义，建立的自称是全国人民联盟的武装派的游击队组织，但全国人民联盟并不承认它。M-19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特点，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主张社会公正和全民参与的民主政治体制，推崇著名的城市游击队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Tupamaros）和阿根廷的蒙托内罗斯（Montoneros）的游击方式，即像罗宾汉一样为穷人打家劫舍。尽管M-19也在农村缓慢地建立根据地，但它的活动主要在城市，用恐怖主义方式以期改变哥伦比亚政治经济。1979年M-19成功地从位于波哥大的陆军军火库中偷窃枪支。但是令其引起轰动的是80年代M-19发动的一系列行动。1980年，在美国大使与教皇使节一同出席多米尼加驻哥伦比亚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时，M-19包围了该国大使馆，并扣留包括美国特使在内的14名大使作为人质；1985年，M-19又向位于波哥大中心的玻利瓦尔广场的高等法院大楼——正义宫发起进攻，这里既是高等法院也是参议院的所在地。在枪战中，许多法官、律师、市民和游击队员丧生。这一行动不仅使哥伦比亚和平进程遭受曲折，也使M-19从此失去了民众的同情心和信任而逐渐解体。

4.人民解放军（Ejercito Popular de Liberacion，简称为EPL），建于1978年，自称是受毛泽东思想影响，主要由青年自由职业者、学生和农村工资劳动者组成，并获得了安蒂奥基亚北部低地地区农民的支持，在那里开展游击活动。同FARC早期一样，该游击队也是一支农民自卫组织，主张夺回印第安人的土地，反对政府的压迫，同时，也反对那些打着印第安人旗号，利用印第安人作为武装力量的极左游击队。1989-1994年间，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潮和哥伦比亚政府的打击下，人民解放军和M-19以及其他小规模的游击队，先后放下武器，或解甲归田，或加入其他游击队及准军事组织。

哥伦比亚游击队发展迅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1960年代，属于各支反抗组织的人员不足500人，但是1986-1996年间，游击队人数激增。1986年FARC的游击队人数增加到3600人，1995年竟高达7000人，2000年又上升到1?5万人。同期，ELN也从800名队员增长到3000人，2000年又上升到5000人，成为哥伦比亚当今最有影响力的两支游击队。上述游击队利用哥伦比亚多山地形便于隐藏的特点和政府的软弱无能，避免与政府军展开常规型的战争，而是走“格瓦拉”式的游击战路线。1960年代末以来，在游击队各种恐怖活动和政府军与游击队的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迅速增加，成为哥伦比亚自政治暴力以后的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据统计，仅在1985-1986年，死于暴力行动的平民占1973-1986年平民死亡总人数的49%，而军人死于暴力行动的比重竟占同期军人死亡人数的58%。1997年，20多万户家庭因游击队与反游击队交火而被迫放弃家园，流离失所。迄今为止，游击队仍严重地威胁着哥伦比亚的国家和社会的安全。

（二）准军事组织（Los Paramilitares）

除了游击队外，准军事组织在过去许多年一直是哥伦比亚武装暴力的参与者。准军事组织最初是分散在农村和边疆地区，因为受到游击队的威胁而自行组建起来的地方保安力量。由于当时政府军不能或者不愿意对反叛者采取坚决的行动，所以政府对其组建采取默认的态度，政府军甚至在征募、组建、训练和装备上对准军事组织给予支持。有政府军的支持，这些组织打着保安的旗帜干过许多肮脏的勾当。后来，这些准军事组织纷纷蜕变成类似黑帮的地方武装。

1980年代，随着毒品经济的兴起，这些自卫组织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种植毒品的大农场主控制了这些准军事组织，改变了准军事组织的功能，不仅把游击队和支持游击队的平民作为攻击的对象，而且打击毒品贸易的竞争者、打击反对毒品交易的政府和国际组织，成了毒品商的保护人。在形式上，准军事组织也采取游击战术，在国家层面上，他们把自己标榜成反共产主义的组织，并且与军队、地方官员、大地主保持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关系，试图获得政治地位。他们常常被人们视为来自偏远地区、等级森严的暗杀组织。然而，哥伦比亚政府却因为准军事组织打击游击队而采取庇护和纵容的态度，1990年哥伦比亚政府甚至承认了其合法的地位。

准军事组织的发展速度很快。从1981年12月卡利省223名毒品庄园主组建第一个准军事组织以来，哥伦比亚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准军事组织。最初准军事组织的活动区域主要局限在马格达莱纳河中部、科尔多瓦局部地区。到80年代后期，准军事组织已经扩散到全国各地。据政府报告统计，1987年至少已经建立了140个准军事组织，科尔多瓦是准军事组织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仅在1988-1990年，就制造了多起大屠杀事件，此后更将活动范围推向东部平原地区。据估计，1993年准军事组织在科尔多瓦、乌拉瓦、塞萨尔和布图帕约等地建立了24个基地，其武装人员已经高达5000人左右。

（三）从毒品经济到毒品战争

20世纪80年代，哥伦比亚因种植和出口毒品举世闻名。哥伦比亚毒品经济的兴起源于1960年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吸毒之风。从1970年代起，种植大麻在哥伦比亚大西洋沿岸悄然开始。种植大麻的人们发现向美国出口大麻的利润远高于种植其他作物，于是在圣马尔塔和大西洋沿岸地区逐渐形成大麻种植商业化。当时这种商业经济的影响只是地方性的，但到1970年代中期，哥伦比亚变成了种植和向美国出口大麻的大国，大麻带来的大量美元扰乱了哥伦比亚汇率，从而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在美国的压力下，图尔瓦伊政府采取措施以铲除大麻的种植，加上美国出产的高品质大麻使哥伦比亚大麻的需求降低，大麻经济被迫终结。但古柯随之替代大麻成为毒品经济的新品种。

不论从经济结构还是规模看，古柯都不同于大麻。大麻是在哥伦比亚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其分销权掌握在北美人手中。而古柯不仅在哥伦比亚种植，而且在哥伦比亚加工，从中提取并制成可卡因。同时，玻利维亚和秘鲁也是古柯的主要种植者，所生产的古柯叶先在这两个国家半加工，制成古柯膏，然后再被输出到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实验室作最后加工，哥伦比亚不仅负责制成品的运输，甚至控制了海外市场的分销。哥伦比亚作为加工者和销售者不仅获得了远比玻利维亚和秘鲁更巨额的利润，而且毒品出口对哥伦比亚经济的作用日益加强。1980-1984年咖啡出口占国家收入的50.1%，但同期毒品就占了65.4%。此后，在政府各种打击政策下，毒品所占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到90年代中期，咖啡所占的份额仅为31.2%，而毒品的份额仍高达41.4%。近年来，毒品所占比例更是高居不下。据有关资料显示，1999年哥伦比亚向全世界输出了市值460亿美元的海洛因、可卡因、大麻等各种毒品，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6%。这里我们暂且不论该百分比的真实与否，但是毒品的巨额利润吸引成千上万的人们加入到毒品交易的行列，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根据哥伦比亚政府和美国有关部门估计，该国境内约有13.5万公顷土地上非法种植着古柯叶、罂粟和大麻等作物。比种植可可和香蕉的土地面积大很多，与甘蔗的种植面积大致持平。因此，无怪乎有人称哥伦比亚经济带有“毒品经济的色彩”。

1980年代初期，由于毒品经济不像游击队那样对私有财产构成直接威胁，哥伦比亚政府低估了可卡因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随着毒品经济的发展，它对哥伦比亚经济产生的影响，对国家政治和司法以及社会治安构成的严重威胁正在日益显现出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毒品所带来的大量美元对国家的宏观经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黑市大量毒品美元的充斥，使得美元与比索的兑换率持续走低，但是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大量的毒品美元也有助于缓冲危机时期因货币贬值而产生的汇率波动，使得哥伦比亚政府长期实行货币高估政策，并且能够维持偿债和购买进口设备的能力。就社会影响而言，最明显的是一批新贵阶层出现，即被称为“麦德林卡特尔”的群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福布斯》杂志列为拉美最富有的人，也是世界头号亿万富翁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另一方面，伴随新贵阶层的出现，政府官员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由于大部分官员处于社会中下层，常常接受贿赂，对非法毒品交易置若罔闻。直到1984年底，贝坦库尔执政时期，司法部部长博尼亚（Rodrigo Lara Bonilla）加大打击力度，捣毁了最大的秘密加工场，缴获了大批加工设备和运输车辆，逮捕了主要头目。但与此同时也激起了麦德林卡特尔的激烈报复，他们采取暗杀行动，杀害了博尼亚和参与审判的法官，从此引发了政府与贩毒集团之间的“毒品战争”。

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国内军事关系、绑架勒索、毒品犯罪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为争夺势力范围和资源控制权而进行的本地化而非民族化的战争变得越来越复杂。毒品战争并不单纯是因为政府官员和平民成为与毒品有关的暴力牺牲品而引发的武装暴力冲突，更多的情况是贩毒集团之间的火并，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以及长期结怨使关系日益恶化，冲突迭起。麦德林卡特尔和卡利卡特尔素来不和，以巴勃罗为首的卡利卡特尔有意借用政府的镇压措施打击麦德林卡特尔，两大贩毒集团发起了一场血腥的长期内讧，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另一方面，贩毒人员与游击队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也使毒品战争的局势更加复杂。1980-1990年代，涉足毒品经济的可卡因生产者、经销商和古柯叶种植者已经遍布哥伦比亚全国各地，他们按常规要向游击队（主要是FARC）交纳保护费，但是当他们不甘心与FARC保持这种交易的时候，制毒和贩毒者们与游击队的关系就会交恶，尤其是在游击队大批出没的马格达莱纳河谷中部地区更加明显。为了摆脱游击队的控制和勒索，有些依靠毒品经济发财致富的人想购买庄园，但在交易中又不想向游击队交纳“革命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常常自备武器，或与当地的农民、大农场主、警察和军队组成农村自卫队打击游击队及同情和支持游击队的平民。值得指出的是，贩毒分子与游击队关系恶化的同时，游击队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1985年，FARC内部因在暴力革命问题上产生分歧，一些成员建立了爱国同盟党（Unión Patriótica），希望通过和平的政治竞争手段，争取合法政治地位。但是，自爱国同盟党成立以来的5年里，上千名成员遭到暗杀，遇害的人员还包括1986年代表爱国同盟党参加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哈伊梅·帕尔多（Jaime Pardo）和参加1990大选的提名候选人贝尔纳多·哈拉米约（Bernardo Jaramillo），甚至连参加市长和市议会选举的爱国同盟党人也难以幸免。这样，由于古柯、可卡因这种具有暴利、投机性和非法性质的商品使哥伦比亚不仅陷入游击队暴力，而且陷入毒品暴力之中。

多种武装力量的存在使哥伦比亚政府与非政府武装力量形成对峙局面。政府军目前无力在全国范围内打败游击队、准军事组织和贩毒势力，甚至连在农村恢复和平的能力都不具备。同样，纵然有幕后的毒品贸易这一强大经济支持，游击队也没有能力彻底打败政府军，夺取政权。准军事组织有能力在许多农村地区进行恐怖活动，但不具备同政府较量的实力。贩毒势力尽管影响很大，但在国家发展这一重要问题上却没有多少发言权。

（四）和平进程

哥伦比亚人民渴望和平，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所以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哥伦比亚和平。纵观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从政府采取的对策来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哥伦比亚政府倾向于采取严厉手段打击各种暴力势力，即使用军事手段，挫败游击队，采用严打对待贩毒分子。最为明显的是，1978年执政的图尔瓦伊政府，针对国内恐怖活动和贩毒走私日益严重的局势，颁布了《治安条例》，规定参与绑架者将判处长达30年的监禁，并派部队对游击队进行严厉镇压。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的效果微乎其微，反而在政府的高压下，各种形式的武装暴力和恐怖活动愈演愈烈。其原因主要是，游击队，尤其是FARC，资金和武器的获得都相当容易，其力量稳定而持续地增长，而政府军的装备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落后于财富殷实的游击队。政府军没有足够的空运、水运工具，甚至连汽车和装甲车辆都严重匮乏。加之，哥伦比亚山脉连绵，森林密布，湖汊纵横，使得运输问题成为军事行动的一大障碍，所以政府军也就难以在军事方面取得优势。而且由于早期发生过针对警亭的袭击事件，警察不得不从偏远的农村撤离，重点保护大城镇，造成大部分农村地区没有国家安全力量，成为游击队的天下。对于毒品犯罪，政府更是力不从心。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贝坦库尔执政以来，哥伦比亚政府改变策略，推行和平计划，倡导与游击队对话、和谈，以迫使其放下武器，远离毒品。贝坦库尔上台伊始便推出和平计划，颁布大赦令，不仅大赦了M-19的17名领导人和成员，并同M-19最高领导人马里诺·奥斯皮纳会晤，成为哥伦比亚首位与游击队和谈的总统。1984年，他又和FARC、EPL等游击队达成和平停火协议。但是，M-19包围多米尼加使馆事件使和平进程中断。到巴尔科（Virgilio Barco Bargas）执政（1986-1990年）时期，政府一方面再次推出和平计划，呼吁同游击队对话，以实现全国和解，另一方面采取更加严厉的反毒政策。90年代，自加维里亚（Cesar Gaviria Trujillo）执政时期（1990-1994年）以来，政府更将推动和平进程放在首位，先是加维里亚政府提出政府无条件与游击队对话的政策，接着桑佩尔（Ernesto Samper Pizano）政府（1994-1998年）把以和平手段解决游击队问题作为政府的既定方针，强调只要游击队有和平、和解的愿望，政府就同他们对话。直到近年来的帕斯特拉纳（Andres Pastrana Arango）政府（1998-2002年）更加积极地推动和平进程，甚至提出了实现和平的时间表。

第三阶段：乌里韦（Alvaro Uribe Velez）执政（2002-2006年）初期，政府先实行和谈政策未果，在遭遇游击队更多的流血冲突和暴力事件后，重新回到强硬立场，再次对游击队采取严厉打击政策。在这一高压政策下，一些游击队慑于政府的威力，开始与政府对话。2002年5月，帕斯特拉纳政府曾中断与ELN进行为期3年多的和谈。乌里韦总统上任后，即派代表在哈瓦那与之就重开和谈举行了首次会晤。

通过各种努力，虽然哥伦比亚政府与部分游击队组织的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哥伦比亚的和平之路还面临着来自各种势力的阻力和诸多因素的挑战。首先，哥伦比亚的寡头集团，即他们所代表的富人阶层，既反对实行FARC提出的土地改革的要求，也坚决反对实行社会民主和经济权利方面的政治改革，政府中的保守派绝不愿改变自己在改革问题上的保守立场。这样，游击队宣称的最低要求的改革意见总是遭到哥伦比亚政府拒绝。尽管上层人士有时也担心成为绑架、勒索等暴力威胁的对象，但金钱帮他们买到了安全。他们出钱雇用保镖，购买各种安全设施，保护自己和家人。而且，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驻军充足，戒备森严，很少发生大的攻击事件。尽管绑架在哥伦比亚十分盛行，但那些养尊处优的上层阶级很少受到影响，所以他们并不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中产阶级虽然渴望和平，但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对决策者影响力有限，对军事行动也不感兴趣。事实上，哥伦比亚内战成了一场“穷人打穷人的战争”。再次，哥伦比亚政府军虽然从国外（特别是美国）得到了援助，但一直无法打败游击队。美国出于对吸毒、贩毒问题和加强美国“后院”的考虑，2000年，向哥伦比亚提供上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还提供军事通信设备和武器装备。但是，为了避免卷入内战的纠葛，美国对哥伦比亚政府军的支持秘密进行，保持较低层次的介入。

为了和平，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用尽了招数，先后提出过很多个和平建议，和平局势似乎近在咫尺，可是，事实却不能如愿。从现实情况看，哥伦比亚内战在短期内不会终结，除非一方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或多方互相愿意妥协，或国际社会强力干涉，否则，和平谈判难以进行，内战仍然会持续下去。所以，对于哥伦比亚来说，问题的症结不是个人独裁或政变，而是缺乏渴望和平和政治民主的力量介入国家的政治结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