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性危机与改革开放

相对于哥伦比亚政治来说，哥伦比亚经济表现明显较好。特别是1980年代，在拉美国家经济普遍陷入债务危机，经济发展严重受阻的情况下，哥伦比亚经济却相对稳定，不仅没有出现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式的经济下滑，反而还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持续的增长，在遭受严重债务危机拉美国家中成为一种例外。但是，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哥伦比亚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危机和体制危机，以及面临日益激烈的世界经济的挑战，哥伦比亚政府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实行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

（一）80年代“一枝独秀”的哥伦比亚经济

1980年代因债务危机的爆发而成为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然而，哥伦比亚良好的经济表现却与其他拉美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其他国家正在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下滑的泥潭中苦苦挣扎的时候，哥伦比亚却做得相对要好，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经济学家》杂志刊文指哥伦比亚是拉美的例外。70年代以来，指出哥伦比亚经济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增长率，甚至在1978年还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8.8%的高速增长。在80年代这10年里，哥伦比亚累计经济增长率为33.4%，而同期拉美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4.2%。显然，哥伦比亚是拉美取得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乌鲁蒂亚（Urrutia）在他撰写的《25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1960-1985年》一文中指出，尽管哥伦比亚80年代初经济有所下降，但仍是这一时期拉美地区保持人均GDP正增长的唯一国家。80年代哥伦比亚人均GDP增长了13.9%，成为拉美国家人均收入提高较快的国家之一，同时，社会指数也表现良好。1978-1991年间，城市和农村的贫困人数都有所下降，1978年处于极端贫困线以下的人占总人口的23.6%，1988年减少到18.7%，1991年又减少到16.9%。哥伦比亚不仅是债务危机后拉美地区唯一没有重新安排外债的国家，而且通胀也处于可控制范围。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在贷款不足、财政紧缩、毒品暴力频仍和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背景下实现的。为何哥伦比亚能够在不利的内外环境下成为拉美的“一枝独秀”，保持了经济相对稳定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

首先，采取了有效的汇率政策。自1967年以来，哥伦比亚政府一直实行“爬行钉住汇率制”，既钉住美元，同时又实行小幅贬值的办法，不仅避免了固定汇率制所带来的贬值问题，也抵消了可能产生的通货膨胀。通过渐进的汇率政策，使哥伦比亚得以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实现了资源有效配置，解决了支付平衡问题。汇率的稳定与金融机构的稳定有着密切关系。自1960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有6位行长，每位行长任职时间平均为6年半，远远超过了其他拉美国家。

其次，卓有成效地采取了鼓励咖啡发展的经济政策。作为世界第二大咖啡生产国，1970-1983年咖啡出口占哥伦比亚出口总额的44%。1975年，由于巴西咖啡受到霜冻灾害的影响，出口减少了1/3，促使国际市场咖啡价格上涨。到1976年和1977年，咖啡价格比1975年上升了两倍，刺激了哥伦比亚的咖啡出口，出口量比1975年增加了50%以上。哥伦比亚政府抓住了这次机遇，建立起国际储备，从而减缓了80年代经济下滑所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哥伦比亚咖啡出口的增加也与70年代所达成的稳定价格协定有关，因为这一协定防止了80年代咖啡价格的下跌。但值得指出的是，咖啡繁荣在带来实际收入增加的同时，也对通货膨胀产生了压力。有鉴于此，哥伦比亚政府十分谨慎地处理外债。正如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70年代咖啡美元在积累大量的黄金储备的同时，政府采取措施避免通货膨胀，加之，哥伦比亚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虽然也发展起石油工业，但是没有像其他拉美产油国那样，加入到疯狂地追逐石油美元的行列，因而避免了80年代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这样，1975-1983年期间，哥伦比亚不仅是拉美外债占GDP比重最低的国家，也成为拉美宏观经济最稳定的国家。

另外，咖啡经济地位的长久不衰也与全国咖啡商联合会有意识地推广技术和资本主义商业管理模式有关。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全国咖啡商联合会向咖啡种植园大力推广咖啡生产和加工技术，伴随着咖啡种植技术的提高，大种植园越来越多地使用工资劳动力，反对传统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咖啡种植园的这种商业化经营方式逐渐向大米种植园和棉花种植园推广，促进了哥伦比亚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但是，无论咖啡种植园的规模有多大，对于咖啡种植者来说，始终都会受到国际咖啡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政府通过实行价格补贴政策，与全国咖啡商联合会共同努力维护咖啡经济的发展。

第二，毒品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当人们考察哥伦比亚时，一般首先会提到它的毒品以及毒品引发的暴力。毒品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它也推动了哥伦比亚经济，对80年代哥伦比亚的经济相对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毒品贸易的经济影响既是深远的，又是多方面的。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找到有关毒品贸易的权威数据，但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也可以对哥伦比亚毒品经济状况及其在80年代所起的作用有个大致了解。

20世纪70-80年代，哥伦比亚是拉美古柯种植的第三大国，仅次于秘鲁和玻利维亚。但是，哥伦比亚在古柯种植者和可卡因消费者之间扮演了一个独特的中间人角色。80年代，在向美国出口可卡因所创造的利润中，哥伦比亚的加工和销售占75%。随着加工技术和销售网络的改善，毒品美元已经渗入哥伦比亚政府和社会的许多部门。同时，由于政府无力解决各种暴力冲突，以及哥伦比亚走私贸易的长期历史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均成为推动哥伦比亚毒品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据《经济学家》杂志披露，1987年哥伦比亚贩毒收入大约有15亿美元，其中有一半的收入来自可卡因。但是《经济情报机构》（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认为毒品贸易的收入还要高，为40多亿美元。如果按毒品收入回流到哥伦比亚来计算，1987年毒品美元占哥伦比亚合法出口收入的10%-20%。特别是在1987年世界咖啡价格下降40%的不利情况下，哥伦比亚经济仍然取得了5.6%的增长率，人均收入也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增长。在哥伦比亚饱受因毒品、游击队和人权问题而带来的严重社会危机的同时，还能保持经济相对稳定增长，毒品贸易显然在这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另外，毒品贸易对经济正面影响最流行的解释是，大量回流的毒品美元又被投资于哥伦比亚的合法企业。尽管绝大部分毒品收入留在了国外，但仍有相当部分的收入回到哥伦比亚，用于投资房地产和合法生意。因此，可卡因提供了一条通向财富和权力之路。其中，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卡利的大毒枭吉尔伯特·罗德里格斯·奥雷胡埃拉（Gilberto Ro?driguez Orejuela），尽管他把从毒品贸易所获得的收益用于奢侈性消费和其他犯罪活动，但同时他也用毒品收入建起了一个超大型的商业王国，涉及领域广泛，主要包括建筑、汽车、房地产、银行等行业，因为这些部门对于吸收毒品美元和洗黑钱具有非凡的能力。事实上，由于贩毒集团只是利用合法经营方式洗黑钱，目的不是发展企业，因此他们所经营的合法企业常常表现为低效益。这就表明毒品美元投资到哥伦比亚合法企业，即使对哥伦比亚经济有推动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

第三，政府对毒品经济的纵容。

政府对流入的毒品美元采取了纵容政策。自1974年初以来，哥伦比亚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提高税率。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自70年代以来实行的几次免税政策，政府规定向那些隐匿不动产以逃税的人实行大赦，这一规定使哥伦比亚逃税漏税之风盛行，每年大量非法销售毒品、咖啡、食糖、牛等走私贸易的人借机以大赦的名义逃税。通过大赦而获得免税的办法，不仅有利于毒贩，客观上也有利于哥伦比亚的财政，所以，《华尔街日报》对此认为：“哥伦比亚政府对贩毒集团是一只手拿枪，另一只手接受毒品美元。”这种对地下经济，包括贩毒和走私贸易的绥靖政策，表面上看是哥伦比亚政府忽视了毒品贸易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实质上却反映出政府打击毒品经济不坚决的态度，这就为80年代末毒品和游击队所引发的内战埋下了隐患，迫使政府改变态度正视毒品问题，实行改革。

尽管毒品贸易对80年代哥伦比亚经济保持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合理的外汇兑换机制和外汇储备，以及70年代后期的咖啡繁荣，才是80年代哥伦比亚经济相对成功的主要原因。

（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体制危机和政治危机

1980年代末，拉美国家先后转换发展模式，实行市场导向的改革。拉美国家的这一普遍举动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研究兴趣，并且提出具有规律性的认识，认为当一个国家陷于经济危机时，才会采取典型的稳定政策和调整政策。在他们看来，以往还没有哪个国家在经济增长令人满意且物价稳定和支付平衡的情况下实行改革，通常经济停滞或继续恶化是一国改革的前提。但是，哥伦比亚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案例，虽然哥伦比亚没有出现重大的宏观经济问题，但是存在着被高度扭曲的经济制度，以及贩毒分子与游击队等各种暴力活动猖獗导致哥伦比亚出现的严重的执政危机。因此，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分析90年代初的哥伦比亚改革进程就显得十分有意义。

从经济层面来看，哥伦比亚和智利属于拉美经济运行最好的两个国家。显然，这是指哥伦比亚的宏观经济层面，并非意味着哥伦比亚微观经济的基本面也表现得很好。实际上，随着1982年以来拉美债务危机的日益恶化，哥伦比亚经济的诸多方面也暴露出了体制性问题。从对外部门来看，哥伦比亚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外部资金流入突然停止；二是随着西方国家实行保护主义政策，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当外部环境恶化后，国民经济各部门失去了1970年代以来快速增长的活力。就农业而言，除咖啡业以外，其他部门发展异常缓慢，二元经济现象十分突出。制造业虽然没有受到武装暴力的太大影响，但同样发展缓慢，19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形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长期以来实行的保护主义工业政策。事实上，70年代，哥伦比亚政府为了提高生产率，在实行保护主义的同时，也采取适度开放的政策，但这与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政府实行的激进的开放经济政策相去甚远。虽然80年代前期哥伦比亚政府被迫调整经济政策，采取实际汇率贬值的措施，通过小幅贬值的政策，实现提高国有产品的保护程度。进口关税从1980年的26%提高到1984年的57%。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进口许可证制度也强化了。1980年31%的进口品需要许可证，到1984年则有99%的进口品不是被限制，就是需要进口许可证。1985年，哥伦比亚是拉美地区经济开放度最小的国家之一。不仅如此，咖啡出口创汇的增多，连同毒品美元的流入，造成哥伦比亚比索的兑换值坚挺，也给哥伦比亚制造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第二，受世界经济衰退大环境的影响，哥伦比亚制造业增长萎缩，工业部门的发展滞后于总体经济的增长。1979-1983年期间，工业部门的就业率50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从51.7万人减少到47.2万人，降幅达6%。这一数字仅仅反映正规工业部门的情况，并不包括未在政府注册的“非正规”部门。

1984年，由于工业衰退，贝坦库尔政府着手实施经济调整政策，以解决经济衰退的问题，一方面，为逐步解决比索定值过高，调整了汇率政策；另一方面，由于面临广大民众因收入低而造成所谓的内部市场狭小问题，政府在工业发展上实行比较严格的限制政策。同时，因为国内工业资产阶级在国内减少销量，以维持高额的边际利润，而不是降低价格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所以贝坦库尔政府调整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实行鼓励国内工业品出口政策，提高对出口商的税收补贴，规定出口本国产品的出口商可享受20%的免税优惠。

体制上的扭曲不仅体现在贸易方面，也表现在劳工政策上。哥伦比亚劳动法不鼓励雇主与雇员签署长期劳工合同，但同时又规定若雇主解雇员工必须对员工给予相应的赔偿。如果签署的是固定合同，雇主还要受到额外罚款的处罚，同时，雇主还被要求为雇员交纳保险费。劳动法中甚至规定了交纳双倍解雇费的内容。这样，解雇员工的成本很高，尤其是解雇在同一家企业工作10年以上的雇员所要付出的代价更高。这些规定提高了劳动力的成本，严重地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无疑使现代部门就业岗位的创造受到了阻碍。

金融部门也采取十分僵化的管理方式。几家重要的银行都由国家控制，而私人银行的所有权又过度集中，还设定了最高利率限制，证券市场的发展不受鼓励，国家监管也比较松散。哥伦比亚的案例表明，尽管通胀率比较稳定，也实行慎重的财政政策，但是私人证券市场却恶化了。到80年代末，只有不到100家企业在股票交易市场上市，而在此之前的60年代却有400家。就资本账户而言，1967年以来，哥伦比亚颁布“外汇条例”，实行外汇兑换制度。最初这一制度是在小幅贬值的基础上允许中央银行实行名义汇率政策，以避免实际汇率的高估，维持出口产品的竞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幅贬值政策成了哥伦比亚一成不变的既定政策。同样，外国直接投资也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颁布的“外国投资管理法”，其指导思想来源于安第斯条约第24条，即强调国家对外资的控制。

体制性僵化造成了哥伦比亚经济增长缓慢。到80年代最后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低于4%，城市失业率却高达10%以上。同时，通货膨胀日益加剧。80年代，国内通货膨胀率在25%-30%之间摆动，1990年更上涨到32.4%，这一通胀率虽然低于拉美国家的同期水平，却是哥伦比亚近20年以来的最高点。

90年代初，当其他拉美国家开始从债务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时，哥伦比亚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日益恶化。1989年8月15日，前新自由党创始人、参议员路易斯·卡洛斯·盖兰（Luis Carlos Galan）准备参加总统大选却惨遭贩毒集团暗杀。1989年的最后4个月里在大城市一共发生了近90起爆炸，一家大报的总部在爆炸中被摧毁，银行和公司大厦多次遭到恐怖主义袭击，而且最大一次爆炸是保安力量总部被摧毁，造成63人死亡、600多人受伤的惨案。更令人恐怖的是，恐怖分子在波哥大飞往卡利的班机上放置炸弹，导致100多个无辜平民死亡。显然，暴力已经升级到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到1990年5月27日总统大选结束时，先后有三位总统候选人遭到暗杀，包括盖兰、代表左翼爱国联盟的贝尔纳多·哈拉米略（Bernardo Jaramillo）和代表前游击队M-19的卡洛斯·皮萨罗（Carlos Pizarro）。此外，自由党候选人厄内斯托·桑佩尔（Ernesto Samper）也受了重伤。当1990年8月年仅43岁的经济学家——加维里亚被宣布为哥伦比亚总统时，哥伦比亚正处于体制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加剧之时。总之，我们可以将促使哥伦比亚政府在9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因素归纳为三点：一是政府对80年代末以来的低速经济增长不满。因为如果经济增长率不提高，就无法改善失业情况。二是政府担心通货膨胀的加剧会危及长期以来保持的宏观经济稳定。三是暴力的频发和严重程度已危及到了政府的权威和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因此，改革势在必行。当然，对哥伦比亚来说，改革的社会和政治原因比经济原因更为重要。

（三）1991年宪法与改革开放

1989-1990年，对于哥伦比亚来说是不同寻常、非常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冷战格局被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集团化所取代，国际经济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而且哥伦比亚国内的政治危机愈演愈烈，各种矛盾一触即发，国家政治面临严峻的考验。

在经历了几十年两党联合执政后，自由党和保守党排除了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阻止左翼势力参与政治生活，使他们无法进入参政的民主渠道。同时，卖官鬻爵、贪污、腐败和毒品美元渗入政治，游击队活动猖獗，等等，导致政治体制逐渐失去公信力。政府也随之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表现在选民弃权票的上升，游击队和劳工以及各种社会运动的盛行。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提出参与政治生活的强烈诉求。地方政治领袖也在选民的支持下，提倡实行政治经济的分权，民众要求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呼声日益高涨，为长久以来争论的宪法改革提供了良好时机。1990年，巴尔科总统签发了927号总统令，就改革宪法召开制宪大会举行全民公投，投票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赞成宪法改革。要求修改宪法的情绪随着1990年大选前夕学生运动的爆发被推向高潮，学生们提出“要还是不要召开制宪大会”，对此，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加维里亚明确表示“要召开制宪大会”，从而赢得87%选民的支持，顺利当选为新总统。宪法改革所涉及的范围较广，既设法发展经济，也试图开放政治体制，解决游击队和毒品问题，为国家创造和平。哥伦比亚现行宪法是1886年制定的，尽管有过几次改动，但只有1936年和1968年做的修改较大。加维里亚执政前，已经有3位总统试图改革宪法，然而都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加维里亚执政伊始着手准备召开制宪大会，为制定新宪法做准备，同时要求国会制定有关经济改革方面的立法。

加维里亚政府首先启动了贸易自由化进程，1990年9月实行外汇改革，10月又对金融部门、税收、劳工、住房、港口等实行一揽子改革，此外，还试图探寻一条渐进的贸易自由化道路，通过颁布总统令实行贸易自由化。众所周知，贸易开放过程是让国内工业直接面对外国竞争，使哥伦比亚经济国际化。加维里亚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取消进口限制。取消了97%进口产品的许可限制，只保留对包括爆炸物、某些化学药品和农产品的进口许可证制度。（2）降低关税和进口费用，以实现1990-1993年间关税从14%降到4%的目标。（3）取消储蓄条件限制。（4）实行金融和投资自由化。

与此同时，1991年7月，新宪法获得顺利通过。新宪法的颁布意义重大。首先，这是哥伦比亚政府第一次摆脱了两党制或两党联合统治的框架而获得国会通过的宪法。加维里亚因做到了前三任总统不能做到的事而受到人们的广泛称赞。很多大毒枭根据宪法的引渡规定被收监，恐怖主义噩梦似乎一夜终结，令哥伦比亚人沉浸在无比的欢欣中。其次，新宪法也是一部宏篇巨制，涉及内容广泛，包括哥伦比亚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新宪法涵盖了权利、责任和义务。哥伦比亚在几个星期里就成了拉美实行最广泛改革的国家之一，加维里亚也成了主要周刊的年度英雄。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新宪法为配合经济改革还在其他问题上作了相关规定。宪法对财产权作了相应规定，体现了要在私人财产权和某些领域的国家所有权之间寻找平衡点的精神。第64——第65条对农民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国家有责任确保农民拥有土地，国家有义务鼓励农民接受教育，并为农民提供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服务，但没有提及如何获取这些服务的资金来源。相当多的条款涉及到保护劳工权利，特别是保护某些部门劳工组织的权益。宪法还对政治经济分权做了重要规定，第339——第344条声称国家发展计划要与州政府协商合作执行。宪法还建立了许多政治和经济机构旨在保护私人部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

宪法改革的初期比较顺利，这与加维里亚及其团队的努力密不可分。1990年总统大选前，加维里亚及其团队要么与安第斯大学经济系有关，要么就有成员曾经在美国或欧洲留过学，获得学位。而且，他们都没有从政的经历。他们组成了苏伊索俱乐部，并在加维里亚当选总统后成为其政府技术官员的核心，在发动哥伦比亚经济改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拉美经委会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持批判的态度，提出了市场导向的新经济思想，并以《90年代经济计划》为题阐述了其思想，这篇文章的重要之处在于，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大选前加维里亚团队的经济思想，也有助于人们理解加维里亚执政后所颁布的国家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另外，宪法改革初期的顺利进行还与其他因素有关。一是，大多数哥伦比亚人不论是否支持市场导向的改革，他们并不考虑经济相对稳定这一因素，但是政治和体制危机的不断恶化令人们渴望变革。二是，改革注意了系统性，加维里亚政府在解决游击队和贩毒集团问题的同时，乘机推进经济改革。三是，改革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但是，1992年，正当加维里亚政府准备继续深化改革，拟对重要领域，包括养老金、医疗保健、私有化、新的中央银行等进行下一步改革时，由于1991年新宪法实施所产生的影响未能使改革取得预期效果，加之，“厄尔尼诺”造成的特大旱灾，以及能源部门的管理不善，一连串事件的爆发，不仅引发民众对政府的批评浪潮，而且利益集团也经过重组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开始在院外游说以中止改革进程，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加维里亚的声誉，成了加维里亚“恐怖的一年”，其支持率也从1992年初的78.8%下降到年中的34.9%，改革进程陷入停滞状态。更重要的是，曾被视为加维里亚政府改革重要成就的1991年宪法，因为它本身限制总统权力的有关规定及其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治体制，如今却成了加维里亚政府改革的最大障碍，迫使加维里亚政府在执政的后两年，放慢改革步伐。

1991年宪法在减少对民众政治参与的限制，使更多党派参与到民主生活中，并使地方得到自治和更大的管理权方面显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新宪法也改变了两党制和民族阵线联合统治时的政治游戏规则。如同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哥伦比亚实行总统制，宪法赋予总统制定重大决策的权力。1886年宪法是一个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宪法。总统控制了财政预算权和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的立法权。1914、1936、1945年多次颁布宪法修正案，试图削弱总统的权力，但是1968年耶拉斯的宪法改革又将总统权力加强，总统不仅享有立法权，还有行政权。到民族阵线时期，政治游戏规则更限制了国会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政府决策方面的权力。1991年宪法仍保留了总统在政策决策方面的权力，但是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了。就立法权而言，1991年宪法规定总统只能在国家处于内部骚乱或经济紧急状态下的90天里拥有立法权，而且规定总统令只有在国会通过的情况下才可以生效。而在新宪法实施以前，规定紧急状态下颁布的总统令都可以成为法规，即便在紧急状态结束后也如此。前后比较，可以看出总统的立法权已经受到了明显的限制。此外，1991年以前，总统拥有较大的任命权，既有权任命各州州长，也可以任命中央银行行长。但是1991年宪法结束了总统任命各州州长的权力，并禁止总统连选连任（直到2004年才又通过宪法改革，改回连选连任）。虽然总统拥有立法否决权，但是国会可以通过简单多数使总统的行政否决权无效。

与此同时，1991年宪法却赋予了国会和高等法院更大的权力。民族阵线时期的政治游戏规则限制了国会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政府决策方面的权力，事实上，这一限制有利于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上取得一致的意见。总统甚至可以在没有经过国会多数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实施政策。总统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往往对政策的决策过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制定常常会受到总统的干预，而国会则被排除在政策决策者的大门之外。1991年宪法实施后，尽管总统仍在大多数领域拥有制定政策的权力，但是国会的权力明显地加强了。

1991年宪法所建立起来的新政治体制对政策决策进程和政策结果在很多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宪法削弱了总统的权力，提高了国会的权力，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并把宪法法院和中央银行这两个新角色引进国家政策决策进程。此外，1991年宪法还对财政转移、社会支出、工资和养老金政策都作了具体规定，明确地限制了总统在这些领域动用行政权力的可能。在货币政策方面，总统权力同样受到削弱，尽管总统仍可以透过财政部长传达其观点来施加影响力，但是由于货币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在国会，而使政策决策的结果往往会偏离了总统的意向。

此外，1991年宪法对财政政策和公共支出的主要方面，如养老金、教育、医疗和公共部门工资的支出都作了硬性规定。虽然90年代前半期哥伦比亚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1991年GDP增长率为2.1%，1992年上升到3.5%，1993、1994年又分别连续上涨到5.2%和5.7%。但是90年代后期，1991年宪法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的硬性规定，随着外部环境的恶劣而放大了其负面效应，出现了财政赤字、公共债务以及税收不稳定等宏观经济问题，使经济陷入低迷。中央政府的开支自80年代占GDP的10%上升到1990年以来的20%。尽管1991年以来进行了8项税收制度改革，提高了财政收入，1990年财政收入占GDP的8.8%，2003年上升到占GDP的15.3%，但财政收入仍抵不上支出，国家稳定的财政政策的运行受到1991年宪法有关规定的严重阻碍，这既是财政政策失去灵活性的结果，也与1991年宪法削弱了总统的权力有关。到1998年后半期至1999年，受贸易条件恶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哥伦比亚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1998年，实际GDP增长率只有0.5%，1999年又降到-4.3%，失业率高达20%。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哥伦比亚政府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进行结构改革，实行一个为期3年的稳定计划，加强对公共部门支出控制、实行私有化和对金融部门进行重组。由于出口的恢复和国内需求的增长，直至21世纪初经济状况才有了明显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