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对拉美地区现代化模式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国内学者对拉美地区的现代化展开了长期、持续地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此仅做简略的述评。

（一）地区现代化进程的研究

1.现代化进程缓慢的根源。郝惠认为，拉美地区现代化进程缓慢是由于独立前的传统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独立后的考迪罗统治和大地产制度、单一产品经济和外国侵略干涉，以及经济模式转换时期经济政策失误造成的新问题所致。韩琦认为，拉美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原因在于拉美殖民地历史长期遗留下来、并在19世纪得到加强的体制结构仍继续存在，他指出，“拉美历史上的经济制度遗产，即前资本主义特征和依附性特征是导致拉美经济不发达的重要原因，坚定不移地改革旧体制是拉美走向现代化的出路”。在《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遗产》一文中，他从重商主义制度、大庄园制、种植园奴隶制、社会等级制度、种族制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宗教制度、文化等8个方面，对西班牙、葡萄牙在拉美实行的殖民制度及其遗产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认为消除殖民制度遗产、进行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将是拉美现代化面临的艰巨任务。刘文龙和王晓德对殖民地文化遗产的影响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天主教伦理是拉美文化体系的主要基础，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影响巨大，走出天主教伦理的束缚是拉美实现真正现代化的前提。

2.现代化进程启动的时间。关于拉美现代化的起点，赵长华认为：“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实质上就是工业化过程，其起点应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算起”。罗荣渠认为：“拉丁美洲的独立革命并没有带来多少实质性变化。……直到19世纪70至80年代，……少数拉美国家才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林被甸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独立战争是拉美现代化的起点，“拉美地区走向现代世界的变革，最早是在追求‘欧化’的目标下，与独立革命运动同时起步的”。他在后来的文章中修正了这一观点，认为拉美工业化启动时间“定于19世纪70-80年代，可能是比较符合拉美历史实际的考虑”。并且，他把工业化的启动等同于现代化的启动：“直到19世纪70-8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才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刘婷、韩琦也先后发表文章，认为拉美工业化的启动时间应该是1870年左右。

3.现代化进程的模式。赵长华认为，普雷维什提出的发展主义为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政策主张。拉美的现代化模式就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林被甸认为，拉美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两种模式，即早期现代化追求“欧化”的模式和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探索“自主发展”的模式。

4.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问题。林被甸提出了拉美工业化启动与社会转型“断裂”的见解。他认为，按照经典现代化理论家的观点，工业化的启动和社会转型是紧密相连的整体发展过程，拉美的工业化启动于19世纪的70-80年代，而社会转型却在1930年之后，从而发生了“工业化启动”与“社会转型”的断裂，即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启动和社会转型分开了，成了两个发展阶段，发生了断裂。这是后发展国家特殊性的反映，因为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是“外源性”类型，其早期工业化具有依附性、寄生性和脆弱性的特点，不能带动拉美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那么，为什么拉美的社会转型会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呢？作者认为，“应该肯定，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其核心是工业化”。但是，“20世纪中叶拉美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型并非单纯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推动力也并非主要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非经济因素，即“拉美现代民族主义、民众主义和职团主义，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三个主义’，就不可能发生20世纪中叶拉美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和拉美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三个主义’的核心内容和意义只有一个，即在如何按照本民族的特点而不是照搬西方模式来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作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董经胜对民众主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认为民众主义是一种政治策略，拉美民众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和新民众主义三个阶段，民众主义运动和政权所体现出来的民主与权威的两面性，民众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发展与危机，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拉美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积累与分配、效率与公平、秩序与参与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江时学认为，影响拉美现代化进程的“主义”不只是上述三者，而是八大主义，包括：自由主义、实证主义、职团主义、民众主义、结构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韩琦对古典自由主义、刘承军对实证主义、曾昭耀和夏立安对职团主义、夏立安和董经胜对官僚威权主义、江时学对经济民族主义都做出了研究，关于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也有一批研究成果。

5.南、北美洲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张家哲认为，拉美现代化发展落后于北美，是因为与北美相比，拉美在民族素质、社会结构和制度、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社会风尚、教育等方面的特点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韩琦认为，19世纪对南北美洲来说是个最关键的发展时期，但因二者原来的殖民地遗产不同，独立革命的性质不同，选择的发展道路也不同。美国依靠“边疆”扩张、技术进步、资本的迅速积累，很快实现了工业化，由“外围”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工业中心”，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结构由“二元”向资本主义“一元”的转变。拉美因受内外条件的制约，走上一条发展初级产品出口的道路，虽然经济结构有所变化，但仍是“二元结构”，是一种外围资本主义。南北美洲的发展差距由此拉大。朱红根认为，美国殖民地时期就具有较发达的制造业和农业基础；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使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确立；其具有优越的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工业化起步晚于英国的时间不长，没有机器设备陈旧的包袱，能够直接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在工业化时期，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大力引进外资；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先行；重视农业发展，以农业推动工业；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而拉美20世纪30年代之前一直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30年代起才开始进行工业化，其差距非一朝一夕所能弥补。陈才兴和陈宏对南北美洲现代化道路出现差异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美国能在第二波现代化大潮中实现现代化，而拉美国家迟迟在第三波现代化大潮中起步，是因为二者独立后的政治局势不同；土地制度不同；农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不同；农民在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和方向不同；大量吸收外国移民所起的作用不同；发展交通运输的目的和作用不同；拉美以出口为主的庄园和种植园与美国南方种植园的作用不同。另外，刘文龙和罗平峰对南北美洲的城市化、刘文龙和朱鸿博对南北美洲的农业发展模式也进行了比较。

（二）经济现代化模式

《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一书是从发展战略角度研究拉美经济现代化的比较有影响的早期著作。1996年江时学的《拉美发展模式研究》一书出版，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首次较为详细系统地论述了拉美三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兴衰转换，对每种模式的形成原因、理论基础、运转过程及其影响和衰落原因都作了具体交待，并对拉美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等四大关系作了初步探讨。书中还列出一章，对拉美发展模式与东亚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随后，有不少关于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和模式转换的文章相继问世。

1998年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在北京主办了“拉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国际研讨会”，56位与会代表对两个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和不足进行了比较，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汇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观点。2001年江时学和他的课题组完成了《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一书，这本著作就拉美经济发展模式、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各种经济要素（资本、技术、外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政府（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管理、收入分配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方面，与东亚进行了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还辟出了一章比较了非经济因素（文化和政治）在两地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就文化因素而言，作者的结论是：“东亚奇迹首先来自于一系列经济因素，而不是非经济因素，这些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干预；积极利用外部条件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与决定经济发展的其他内部因素相比，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是有限的。”（第285页）关于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十分重要”，从两地的模式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认识政府的权威性和如何维系政治稳定，为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第269页）。“经济能否取得高速增长，政治民主程度不是一个决定因素”（第294页）。

（三）政治现代化模式

关于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问题，曾昭耀认为，政治现代化的标准应该是政权的阶级性质，现代政治制度就是指两个现代阶级，即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和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根据这一标准，拉美政治现代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政治西化失败阶段、现代政治制度基本确立阶段和民主化阶段。拉美政治现代化进程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民主与专制反复交替，二是西化→西化失败→再西化→再西化失败的周期性反复。西方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在拉美国家一再失败，就是因为拉美国家的社会条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拉美政治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依据本国实情，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韦幼苏认为，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荣静则从拉美战后的经济发展、威权主义政权合法性日益衰落、国际政治格局的总体变化、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等方面探讨了拉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形成的原因。刘文龙认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拉美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具有明显的独特性，民主化进程中仍存在军人干政的可能性。董经胜则对拉美现代化进程中军人政权的模式和特点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

政治稳定始终是关系拉美现代化的一个核心问题，曾昭耀认为，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中拉美人主要应对的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动乱，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解决的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动乱，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为了避免社会冲突，不少国家的执政者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但事实表明，其不能解决政治稳定问题。

（四）社会发展模式

贫困化是拉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突出社会问题。万心蕙较早地关注到这一问题，刘新民从经济发展模式和农村社会的变化两个方面对拉美国家的农村贫困问题的深层原因作了剖析。苏振兴对此问题则做了长期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从1970年以来的30多年间，拉美社会贫困状况的演变特点有三：社会贫困现象总体上呈不断加剧的趋势，但其间经历过两次起伏；日益加剧的社会贫困现象出现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经济危机对社会的破坏力极大。这种贫困现象的出现，除了某些历史因素外，还有“重增长、轻分配”思想的影响，忽视必要的社会改革，对解决就业问题重视不够，国民经济长时间地非正常增长，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等。他指出：国家在社会发展领域的作用不可替代，“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发展中国家需要有兼顾社会公平的本国发展模式，需要一个有创造性的、充满活力的、精干而高效的政府，需要一个对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完整性负责任的政治阶级”。洪国起也认为，拉美国家的政府职能只能强化而不能弱化，政府通过经济杠杆、法律约束和必要的行政干预对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一些矛盾和冲突进行调解十分必要。

另外，关于拉美城市化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五）《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中的主要观点

1992年国内曾出版了一本不足10万字的小册子，对拉美现代化的轮廓做了一个初步勾画。2002年以苏振兴为首的课题组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拉美现代化道路研究》，辛勤耕耘，历时4载，最终以《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面世，该书洋洋51万余字，从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政治现代化等方面对拉美地区现代化做了比较详细全面的阐述，将国内的拉美现代化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就拉美现代化进程研究中的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1.关于拉美国家工业化的起点。作者倾向于将1870年作为拉美现代制造业的起点，但不赞成笼统地称之为“工业化”，而是使用“早期工业化”的提法，因为这个阶段的制造业的发展是初级产品“出口繁荣”的副产品，当时的当权阶级还不是工业资产阶级，而是自由派地主，当权者并不具备工业化意识，工业化还没有成为国家发展的主导战略。（第55-58页）

2.关于三种发展模式的转化。从1870年开始，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1870-193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1930-1982年）和外向发展（1982年以后）等三种发展模式。由于第一、第三阶段以外向发展为主，第二阶段以内向发展为主，这三种模式又可简称为“外向——内向——外向”阶段，作者认为这种“钟摆现象”说明拉美地区习惯于将一种模式推进到极端，直到发生危机之后，由外部力量迫使其不得不转向。这种走极端的现象在拉美有其内部原因。某一模式发展顺利之后，总会孕育特定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该利益集团便千方百计阻挠变革，由此造成发展模式转换的贻误。这种“钟摆现象”不是好现象，经济发展应该有连续性，应逐步调整，大转向会导致生产力大破坏。（第3-4、41-44页）

3.关于拉美工业化的详估。作者指出，战后拉美工业化的高潮来源于两个因素：拉美各国工业化起步时间有先有后，形成一种波浪式发展；1973年以后拉美国家普遍实行“负债增长”战略，以借债投资的办法维持了本来已无法维持的工业增长率。可以说，到80年代初，拉美的工业化仍处在数量上扩张阶段，还没有达到质量提高阶段，工业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20%左右，80年代后的状况是一种工业化发展的挫败，而不是什么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拉美的经济衰退，根本问题是工业化不足，缺乏新的竞争力。（第4页）

4.关于拉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拉美农业现代化所选择的“技术变革”道路，主要就是在保持大地产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绿色革命等来改变传统农业的经营形式，通过所谓“资本主义局部渗入”方式来改变农业部门的生产关系。由于土地资源丰富，不断地扩大农业边疆也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这种农业现代化模式下，大地产实行产业化经营，中、小农被排挤出农业，过早地进入城市，农村生产能力没有有效地发挥出来。（第47-50页）

5.关于拉美城市化。拉美地区城市化进程存在超前趋势。从历史上看，拉美国家城市的诞生就是畸形的，早期城市显示出布局不合理的特点。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拉美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欧洲城市化率从40%上升到60%用了50年的时间，而拉美仅仅用了25年的时间。原因在于拉力（城市各种机会诱惑）、推力（农村各种机会的缺乏）、压力（人口爆炸）的相互作用。拉美城市化的特点是缺少中小城市，大城市集中全国人口的20%-50%；城市贫困化比率高，城市问题十分突出。（第50-51、502-531页）

6.关于社会转型。作者提出了拉美地区社会转型的四阶段说：社会分层的初级阶段（20世纪30年代之前），商业和土地精英占主导地位，但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出现；社会分层加速期（20世纪40-50年代），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基本成型；社会分层的巩固期（60-70年代），拉美国家已经形成一种与先进工业国“相对趋同”的阶级结构；社会分层反复期（8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收入、生活水平以及社会地位出现下降趋势，贫困率急升，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第422-438页）

7.关于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可分为三个周期：第一周期从独立初期至20世纪初期约100年左右，由民主追求到建立起专制独裁的全国性政权，由乱到治，逐步形成稳定局面。第二周期，从1910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墨西哥革命为起点，经历了民主与独裁交替的又一个大的周期。职团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但只有墨西哥获得成功。军政府有两种，一是发展主义的军政府，二是传统的军政府。第三周期从1978年至今，还政于民时期，民主得以恢复。但进入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间，拉美各国的政治与社会动荡日益加剧，这种政治与社会的冲突是民主价值（公正）与市场价值（效率）冲突的集中表现，当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与社会严重不公时，代议制民主的外壳就失去了吸引力。这个新的政治周期的结局如何，还不确定。（第44-47页）

8.关于现代化理论的划分。作者认为现代化理论可分为两种：西方现代化理论和拉美本土现代化理论。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在战后服从美国利益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是西方利益导向型的现代化。拉美本土现代化理论包括结构主义理论和依附论。但这两种理论并没有成功，原因何在？结构主义的局限性在于片面强调生产力，忽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论证存在僵化性和教条性，很少探索其他新的模式；停滞在高保护政策上，甚至保护了在拉美的外资企业；看待问题情绪化。依附论的缺陷在于用静止的绝对化的观点看待问题，看不到发展；把“中心——外围”的分析方法引入到分析拉美国家的国内阶级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精英只有买办性的，没有民族性的；仅仅强调革命而忽视社会变革和制度变革。（第602-6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