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与大众的政治参与

如果说法治奠定了西欧现代化的第一块基石，那么，随之而来的大众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就是其现代化的第二块基石。

民主是一个在当今世界热得发烫的术语，今天已无人否认建立民主政体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至于其中应该包含的内容，则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给民主划定了侧重不同的领域。经过世界“第三波”的民主化进程，在许多国家出现政治失序、政府低效、政变频发的现象，比如近期泰国由黄衫党和红衫党所引起的政治风潮，使人们对民主政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就是民主政治不是一种简单的选举程序，人们不仅仅是在投票站投下一票，还希望通过选举民主获得实质性的利益。这就是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以及有保障的社会生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对民主有一种历史的理解。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正是我们使用“民主”和“民主统治”这些词语的方式，导致了极大的混乱。除非给出这些词语明确的定义，否则人们就只能生活在无法摆脱的思想混乱之中，而使那些煽动家大获其利。然而，人们依然不能不承认：选举在民主的程序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熊彼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尽管对选举的民主制国家提出了很多批评，但也承认选举层面的民主依然有其极为重要的价值。不过，这些都还不是解读西欧民主化最关键的要素，应该说，萨托利对现代民主的看法，对于解读西欧的民主化本质是十分贴切的。他认为，现代民主只能是“被统治的民主”，即统治的少数统治被统治的多数这一既定事实下的民主，其关键并不在于被统治的多数亲自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而在于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这样才能防止个人独裁；另一方面，实现民主的目标，最基本的前提是确保公民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从而防止民主走向自己的反面：多数专制。因此，没有政治自由的民主，并非程度较低的民主，那根本就不是民主。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探索西欧民主化的进程依然从英国开始。因为恰好是在英国，具有这种浓厚和悠久的自由传统。

1.英国的民主化

在某种意义上，英国的法治化传统与民主化有着某种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上溯至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原始部落民主。只是这种民主还局限于部落的成年男子，而且也只有在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他们才参与决策，但这并不否认其中的民主因素对英国社会和政治具有潜在的影响。不过，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英国社会的实际政治决策，只能局限在很少的一些人中。

实际上这是英国式的民主能够最终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因为民主的运作，需要应对的不仅是一个选举方面的问题，也必须应付人类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轨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就需要民主的模式从古典式的精英民主向现代的大众民主方面的转变。实际上，如果从历史的渊源看，密尔和德·托克维尔早就表示过对“大多数人的暴政”的恐惧，担心民主会使人们去服从最低的共同标准，甚至美国的国父们对直接民主也忧心忡忡。我们不难发现，由古典民主向现代民主过渡的过程中民主不发生本质的变化是几乎所有西欧有识之士关心的问题。古典民主是一种精英民主，它的实质是精英平等而非所有人一律平等。对于民主的理想而言，这显然是一种名不副实的民主。在这个意义上，精英民主的确不是真正的大众民主，但它却不是一种民主的“伪钞”，而是现代民主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民主开始从制度和程序上逐步地完善起来。它包括一系列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民主模式：法治、司法独立、权力制衡、舆论自由、没有作弊的选举程序、各种公职人员的任职期限等等。而这一系列惯例的形成，却只能或是必须在一个“精英”确定的政治游戏规则中才能缓慢地成长定型。这似乎成为了一种民主的悖论：要真正的民主，却只能先在一个有限民主的范围内确立民主的规则，民主的原则必须在不那么“民主”的基础上产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财富的增加，英国民众要求政治参与的呼声会越来越高。于是，当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开始，社会财富迅猛增加，大众教育水平提高，人们要求政治参与的热情也从很少的一部分精英，扩散到了越来越多的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成员中。英国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甚至可以追溯到大宪章。因为大宪章本身，就是在反叛国王的贵族参与下约翰王被迫签订的。但这种政治参与的热情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以猛烈的形式爆发，这是因为另一块“积木”尚未到位。

这一“积木”就是构建一个完善的、现代的政治运行机构。在英国，议会就成为了具有这一象征意义的机构，从而使英国与西欧在政治发展的进程中拉开了距离。西欧大陆各国从15世纪开始就稳定地建立起了常备军制度，因为没有一支常备军，国家就没有安全感。但常备军同时也使国王拥有了随时可以贯彻他个人意志的工具，于是，对于时时要制约自己的议会，国王们显然认为是一个负担。结果，这些大陆的议会都纷纷被取消了。而英国由于自己的岛国地位，国王在和平时期要求加强常备军的愿望当然没有充分的理由，结果是英国的议会得以保存。不仅如此，由于没有常备军，国王就无法真正控制议会，而无法真正控制议会，也就没有办法控制钱袋。这样，英国的权力机构实际上有两个，国王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威，但议会却享有控制国王钱袋的权力，而谁是真正主人，就需要在各自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用一场斗争来进行证明了。

即便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日益增长的议会力量与国王之间也时有冲突，但女王是一个明智的人，她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威，所以，议会与王权之间的关系还算较为平稳。然而，由于女王没有子嗣，她去世之后，英国王位由斯图亚特家族继承。于是，英国原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了。

从17世纪上半期开始历时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冲突与政治变革，是英国历史发展上的又一次巨大的转折。基佐曾认为：革命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人们所说所望所作的，都是革命爆发前早就重复过一百次的东西。“人们早就宣告过绝对权力为非法；而且关于法律和租税必须经人民的自由同意，以及关于武装自卫的权利，这都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则。”从英国的历史传统来看，这样的说法完全合乎惯例。所以，当詹姆斯一世宣称国王们可以被尊称为神时，应该视为是统治者率先破坏了原有的游戏规则。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它的本质则是新兴的富裕阶层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因此，议会与国王迟早会在这一问题上摊牌。然而，查理一世却并不情愿接受这样的原则，于是，他再次解散了议会，开始了长达10多年之久的无议会统治时期，并加紧迫害对自己有异议的人士。

就在此时，战争也还不是唯一选择。英国国内长期的和平使英国人对政治威权持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他们不仅认为国王，甚至国家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唯一现实的是自己的财产以及如何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无偿征用。因此，只要议会不把钱给国王的政府，就是明智之举。由于这种状况，英国没有常备军，所以，国王没有压制的力量，而议会也同样没有。于是，当国王与议会最终发生激烈冲突时，双方对战争其实都没有做好准备。固然，从性质上讲，一个是代表已经没落的阶级，一个则代表着新兴的阶级，但也不是没有妥协的可能。不过当查理一世在1642年8月22日于诺丁汉正式升起军旗与议会宣战后，军事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以后的史实是人们熟知的：议会最终获胜，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不过历史变革的道路注定是不平坦的。

虽然克伦威尔为首的胜利者建立了英吉利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基础却并不牢固。它受到内部要求更加民主的平等派的攻击，又受到试图复辟的王党从外部的攻击，结果，克伦威尔只能依靠军队来控制局势。于是，革命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结局：它推翻了一个旧的体制，却未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合适的新体制。事实证明，依靠军队建立的共和国比查理一世的政府需要更多的税收供养，加重了普通英国民众的负担。历史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证明，英国的国力在当时无法供养一支常备军，无论是国王还是议会，它只能有目的地短期征召军队，长期存在一支巨大的军队势必使英国的经济崩溃。但革命的发展过程却又证明，没有军队是不可能成功的，军队的本质是一种压制的力量，它对于专制比对民主更为合适。这就形成了一种怪圈：革命不得不依靠军队，但军队又不得不使用强力，最终使革命产生了自己并不希望看到的结局。由于革命并未解决英国的权利结构相互平衡的问题，国内和平全靠克伦威尔个人的威望维持，所以，克伦威尔死后，英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迅速爆发，议会最终只能让查理二世复辟，以恢复社会的和平。从表面看，革命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状。

不过这只是表象。因为复辟后的国王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王，他是议会拥立的并非神圣的国王，在革命期间革命者已经用暴力改变了英国社会，很多封建的惯例和契约，尤其是封建的土地关系已经被粉碎。因此，议会要捍卫自己的权利显然比过去有了更大的把握。这样的局面当然不能使复辟的君主满意，查理二世尽管取消了很多封建惯例，承认了革命期间有利于工商阶层的土地产权变动，却依然在谋划借助法国的力量复辟天主教，并最终恢复传统的君主制。在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继位后，复辟的动作越来越大，最终逼得议会再次与国王翻脸。但这次议会不愿再发动群众来参与“革命”了。他们进行了一场绝对意义上的冒险：邀请国王女儿和她的丈夫威廉·奥兰治入主英国。如果主动邀请威廉的入侵失败，则后果不堪设想。不过幸运的是，一切都没有发生，詹姆斯二世尽管对英国军队花了不少心思，但这些军队在威廉的队伍到来后，都争先恐后地背弃詹姆斯而去欢迎威廉。没有费什么周折，从荷兰来的新君主就取代了詹姆斯二世的位置。新出台的《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既解决了英国的王位问题，又确立了议会的主导地位。

这次由英国议会谋划的“光荣革命”，虽然没有1640年代那样轰轰烈烈，但却最终完成了暴力革命没有完成的那些任务。不仅专制的王权从英国政坛消失，就是独立的王权也不复存在。在人类的历史上，一个人统治一个国家的时代终于在这个岛国正式结束，个人的统治让位给一批人的统治。同时，国王虽然已经成为“虚君”，但由于历史的惯性还是拥有一定的权力，在实际上与议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分权”机制，而这种分立对促进英国的现代政党政治以及责任内阁的建立事后看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这种现代政治普遍认可的相互制衡的架构，之所以得以在光荣革命后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英国社会各阶级最终在冲突中放弃了“胜者全拿”的准则，为失败者提供了出路（甚至对詹姆斯二世，也是让他自行和平地离开英国），使社会以较小的代价完成了政治结构的转轨。这既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一种伟大的创新，它为英国的政治现代化铺平了道路，也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平台。

尽管17世纪的政治变革为英国政治的广泛参与提供了更为实在的基础，但新建立的立宪政府还不能代表数量众多的普通民众。全国仅有少于5%的人口可以参与选举，而且议会仅仅代表有钱人的意愿。所以，17世纪政治变动的成果只是意味着政治民主化的起步。

但民主化进程一旦启动就不可遏止。在整个19世纪，从彼得卢事件到宪章运动，英国国内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浪潮此起彼伏。统治者与民众进行反复较量，最终以人们熟知的三次议会改革为这样的历程画上了句号。根据1832年改革法案，大多数腐败选区被剥夺了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力。适当的代表数被分配给城市，并且因为减少了对财产的限制，选民从50万人增加到了80万人。1832年改革法案给予几乎全体中产阶级成员选举权，并宣布自治市享有选举权者统一缴纳10英镑，这是英国走向大众民主的第一步。1867年改革法案赋予自治市全体固定公民选举权，从而使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利。当坚冰融化之后，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通尽管还在强调，“我坚信贵族原则——社会应该由最好的人来统治，我是绝对的不平等主义者”，却依然主导通过了1884年改革法案，赋予农业工人选举权利。这一事实表明，英国政治参与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虽然全体英国公民获得选举权的事情一直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以广泛政治参与为标准的现代民主化进程，应该说在19世纪已基本完成了。

柏拉图在《法篇》中透过他的对话者认为，在靠海的商业城市人员满世界跑的地方，是一定搞不好民主的；要搞，也只能搞出最低等的民主。而埃德蒙·柏克则认为，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并不正确，好的宪政不是立法者和奠基者创制，而是照人性、照一国人民的国民性的底限标准搞出来的。两者的观点孰是孰非，可以在政治哲学的范围内继续进行探讨。有趣的是，英国正是这样一个柏拉图认为最多也只能搞出最低等民主的地方。然而，历史的进程证明，恰好是这种最低标准的民主，这种理论含量不高的、“很土”的民主，保证了英国社会顺利地从古典民主向现代大众民主转化，并且极大地减少了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

2.法兰西的民主化

法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土大小决定了它必然是西欧的重要国家之一，现代意义上的法国崛起是与英国进行了著名的百年战争和宗教战争以后开始的。在此之后，法国逐步成为西欧大陆上一个生气勃勃的国家。法国的政治结构和法兰西民族精神，经受了无数次严酷的考验。不幸的是，法国人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却命运多舛。这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法兰西民族为其民主化进程付出了过大的代价。

（1）可以说，在现代民族国家初创阶段，克服国家分裂、建立专制集权制度这一历史性机遇来临之际，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不仅成功地把握住了它，而且是尽其所能地充分利用了它，终于在这一时期的西欧崭露头角，成为了西欧的领袖。然而，不幸的是，法兰西虽一步领先，却未能步步领先。在完成了建立专制集权制度这一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后，专制王权的历史使命即告完成，而其固有的弊病也迅速地显现出来，开始日益滑向历史发展的对立面，紧接而来的便是要克服国王个人的专制统治，使国家的命运不再操持在某个人的手中。而法国恰恰在这一步上举步维艰，几乎花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才彻底地迈过了这道坎，这期间无数的人力、财力和发展机会被白白浪费，反而协助他国尤其是英国发展壮大。英、法两国的地位正是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发生了彻底的颠倒并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后戴高乐的上台。亨廷顿有过著名的论断：传统制度越接近于现代标准就越难产生现代政体，在此不妨做一演绎：某种陈旧过时的政治体制曾经为一国所带来的繁荣越多，要改变它就越困难，即便它已明显地不合时宜。在这一点上看，强盛的路易十四时代既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却也成为了这一民族力图继续领导西欧发展潮流的巨大羁绊，冥顽不化的专制王权终成近代法兰西发展的“阿克琉斯之踵”。

更为致命的是，这种类型的强大专制王权与英国不同，它缺乏其他社会力量的有效制约，迫使国家处于一个人的意志摆布之下，如若这个人头脑还算清楚，则是国家和人民的幸运，如若他昏庸无能，则国家和人民必定遭殃。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前期，他确实兢兢业业，少有懈怠，但到其统治后期，则毛病越来越多，他好大喜功，奢侈无度，穷兵黩武，将法兰西民族拖进了无底的深渊，整个民族的命运随着他个人的所作所为而跌宕起伏。路易十四为了实现自己称霸西欧的野心，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在他亲政的55年中，有32年在打仗，从1688年到他死时的1715年这28年的时间法国从未中断过对外征战，国家被弄得民穷财尽，饥荒四起，临近灾难性的崩溃边缘，不仅将路易十四自己执政多年的努力，甚至连同黎塞留、马扎然等人打下的基业也几乎全部丧失殆尽。路易十四的对外战争对法国来说可谓是得不偿失，他太热衷于西欧大陆的霸权，相继同荷兰、西班牙、瑞典、英国等国长期作战，其侵略性令整个西欧都惶惶不安，自然也就激起了各国的联合抵抗；再者，此时的西欧和世界已经进入了海洋时代，掌握海洋、控制海权已日渐成为国家发展和对外争霸的新的关键性因素，也成为国家实力地位的最重要的体现之一。而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却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对欧陆霸权的偏爱使法国陆军力量强大，而海军实力则相当脆弱。相比之下，英国则是对海上力量进行了大力扶持，即使此时的英国正处于暴力革命当中，国内政局不稳，但无论谁当政，都始终将海军力量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这固然是跟英国海岛型的国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而国家主政者的眼光和能力同样不容忽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现代化起步的初期，国家领导人的见识及决策至关重要，路易十四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反面典型之一。他犯下了一个专制者在身处顺境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对自己、对本国利益无休止的和不择手段的追求，导致树敌太多。一国对多国，法国对西欧，如此的对峙，即使是再强盛、再富有的法国也经不起旷日持久的消耗和牺牲。可以这样说，路易十四在处理自己国家的定位问题时缺乏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和眼光，始终未能形成对本国实力地位的正确战略评估，每每冲至顶点时不是见好就收，悉心内敛，而是忘乎所以，更加外露张扬，最终不仅本人下场凄惨，整个民族和国家也背上了沉重的历史负担。法国的西欧霸主地位先得后失，而且从此再也没有获得过。而路易十四“所完成的伟大的、值得纪念的业绩，在大多数臣民的心目中，已经丧失殆尽了”。

专制王权在统一国家的同时，带来如此的弊端，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但如何消除这种弊端，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这个民族的政治智慧。按法国学者布迪厄的看法，在封建社会中，世俗与精神两极权力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武士与牧师之间、军队与贵族之间、武器使用者与语词使用者之间的相对简单的二元对立而又互为补充的反对关系。随着正式的理性国家的建立及相应的“第二资本”的优势的确立，这种敌对的双方关系被换成更为复杂的、由多种场域交叉联系构成的网状系统，而诸种形式的社会权力便在这些场域中有效地流通并集中。这种互相依赖的网状链条把自己严密地缝合起来，形成一个特殊的总体，布迪厄称之为“权力场域”。“权力场域”从经济场域这一端一直延伸到文化场域那一端。

这样一种复杂关系的产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它在向现代化进军时所必然要面临的问题。然而，要有效地解决和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一个民族的统治集团具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把握住变革的节奏，促进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其交流的效率，降低各种社会交易的成本，那么，社会也许能够通过各种改革顺利地渡过发展的难关，但如果情况相反，则往往意味着一场大的灾难就要降临了。

到雄材大略的路易十四去世后，法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他的继任者们既没有他那样的才能和魄力，而作为封建势力总代表的本质又决定了他们根本认识不到改变专制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迫切性，依旧顽固地坚持这一制度，并在新旧贵族等特权阶层的支持下对一切以该制度为目标的改革或改良建议充耳不闻，一概拒绝。于是，一方是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备受专制王权和各级贪官污吏的残酷压榨，力量正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也苦于政府的苛捐杂税和花样百出的搜刮手段，他们与广大普通大众一同强烈要求政治制度的变革，一方又是拒不妥协，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哪怕是非常轻微的改良。双方尖锐对立如同水火，效仿英国走渐进改良式的发展道路已被完全封死，法国想要继续发展，继续保持已有的地位，则只剩华山一条道：革命。虽然有英国的示范和启蒙运动的影响，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动力却是来自新大陆的美国革命。美国革命为自由事业而奋斗的信念，成为了法国人创建自己民族国家的动力，美国成为他们眼中一个与旧世界完全不同的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正是在启蒙思潮与美国革命的广泛冲击下，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巨大能量。法国大革命在规模和彻底性上是空前的，不仅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对手是全西欧最为巩固、最为强盛的专制王权，更在于这个专制王权阵营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妥协的，要想打垮这一势力，就必须要有彻底革命的决心。但是，空前惨烈的大革命对法兰西民族来说是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起到了扫除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的巨大历史作用；但另一方面，革命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也是空前的，对正在成长之中的法国资产阶级国家的伤害虽不至于伤筋动骨，但也为害极大。从1789年大革命爆发至19世纪70年代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的共和制最终确立，法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革命、两个帝国、两个王朝、两个共和国，较小规模的起义、暴动更是不计其数，如此频繁的革命及政权更迭即使在西方国家中也是空前的。动荡的政局使法兰西民族不能全力以赴地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也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冲击，最终使国家丧失了发展的最好机遇。

（2）法国革命惨烈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一国的范围，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个西欧大陆的革命，因为它的爆发，全面开启了西欧大陆现代化的大门，从而使得整个西欧再也不可能回复到原来的运行轨道上了。正因如此，对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和意义的探讨，一直是史学界长盛不衰的话题。而剖析这些争论，实际上也是在对法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总结。

各国学者们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复杂的起因，他们普遍同意，任何革命都或多或少地与经济因素有关，法国大革命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在1788年前，物价的持续高涨与经济的下滑，是法国市场发展的一个趋势，如果以1785年作为最低的价格计算，那么到1788年，物价已经上涨了65%。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果与1788年的物价相比，1789年的物价却还要低25%左右。只是由于1789年的物价一周的一周地持续上涨，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以这样一种复杂的经济因素，断言革命就是由于没有解决好经济问题而爆发的，显然还过于武断，但这样的局势对于社会稳定无疑是一种严重的挑战。此外，革命过程中的大众参与因素，是否有一个中产阶级的问题，以及暴民的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而关键的问题是，革命究竟是一场断裂式的纷争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继续？显然，变化是无法回避的，革命肯定从几个大的方面使法国和整个西欧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也是在原有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一种延续，而不是凭空产生的。

更为重大的失误在于，法国人不重视“分权与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而这恰恰是现代宪政的精义所在。在政体方面，从期望君主立宪到大革命，如同储安平所说，法国人想依靠抽象的政治原则“一跃式的直接跳入”民主政体，但由于民众缺乏民主生活的训练，结果反而欲速不达。

法国文化过度推重理念的作用——借用哈耶克在知识论上的著名区分——依赖的主要是“明言的知识”，因而必然导致对于话语力量的迷信。储安平发现“英人是不讲究逻辑的，英国的文字就不合逻辑。逻辑是思想的法律（law of the thought）。约翰生博士且以英人之不讲逻辑为骄傲。”而对于素来以谨严精确称著的法语来说，高度重视语言的逻辑性和精确性（precise）。18世纪的文学家里法罗曾经说过：“不清晰就不是法语。”这种对于语言清晰性、精确性的强调，反映在政治文化方面，是往往就观念如何得以精确表达争议不休，而忽略了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理论纲领的道理。法国人喜欢滔滔雄辩，讲究辩才无碍。史家米什莱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曾说：“行动乃言论之仆役，自有世界始，即恭谨追随于言论之后，有言而后方有世界。”在法国政治文化中，行动的地位低于言论，而言论则来自思想，因而在法国政界，政治家往往对演讲语言极尽雕琢之能事。每位政治家都要发明一些“出彩短句”（petites phrases），以显现自己的幽默机智。而英国人与此相反，似乎相信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推重刚毅木讷的个性，不喜夸诞之人。英国政治家的演讲语言，也率多平实素朴。据说连英国的狗，在咬人的时候也不喜欢叫唤。两种文化间恰恰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学者的理论建构与社会的制度实践，本来并非同一件事，但在法国，不但革命要完全依循先验的理念教条，知识人也往往扮演政治上的先知角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曾被视为“大革命的圣经”。一旦政治上的革命失败，人们同样也将其归咎于思想家。经历热月政变后巴黎人挂在嘴头上的话就是：“全都是伏尔泰的错，全都是卢梭的错。”真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法国政治文化高扬唯理主义信念，时常遮蔽了社会政治史运作的复杂的实际过程，而将其化约成少数精英高贵的意图信念。于是政治问题往往就成为善与恶、好人与宵小之间人格高下的问题了。这使得法国政治生活内部经常争吵，储安平甚至说法国政局往往充斥着一种阴谋气息。人们推重政治上的权谋术数，希望由此产生奇迹。当代法国作家杜阿梅尔曾指出，法国自诞生以来就感染上了两种顽疾，分裂的病毒与偏执的细菌。作为一个民族整体，他们很自我欣赏；作为个人交往，他们有时尚重友情，可一旦作为政治对手，他们绝不互相宽容。法国人富于同情心，很重感情；但一进入政治舞台，他们就变得冷酷无情、刻薄寡恩、狭隘偏执、党同伐异。左派与右派，持左派观点与持右派观点的人，他们之间一贯互相敌视，只是在国难当头的战争时期才能勉强凑合在一块，共同蔑视中间派。这也许是祖先高卢人留下的后遗症：对某种意识形态的偏执盲信。这样的看法将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文化因素，固然有其偏颇的一面，但从法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3）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给法国社会造成了持续的动乱，这当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扩大化的恐怖统治和无理性的群众运动。本来，以革命的恐怖来对付反革命的恐怖既是合理也是必要的。大革命伊始，就有人高呼：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在这一思想支配下，革命集团中的精英们，一批比一批更激进、更彻底，终于合乎逻辑地出现了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而在它上台之初，对国内反革命势力厉行恐怖打击也确实起到了保卫和发展革命成果的作用。但是，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滥施恐怖，对持不同政见者一律采用暴力手段来达到排斥异己的目的，那就不可取了。恩格斯坦言：“从那时起对他（雅各宾统治者）来说，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如果说，滥施恐怖随着雅各宾派的倒台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的话，那么法兰西全民族在这场革命中被激发出来的巨大政治热情却并未得到全面的释放。托克维尔指出：“当我考虑这个民族本身时，我发现这次革命比它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惊人。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大革命中的法国革命群众经常性地处在一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感情冲动之中，出现了人名地名革命化、服装一色化直至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尖锐对立化，令各派之间互不相让，以至于无法调和，使政治斗争演变为被感情而非理智所左右，形成为一种各派之间无休止争斗的所谓内战式政治风格。不仅有革命政权对王党叛乱的严酷镇压，而且革命政权内部的斗争都是极为尖锐的，不论是谁，一旦被推上法庭就只有两种命运：无罪释放和死刑。正是这种任由感情摆布、爱走极端的内战式政治风格，才令群众运动时常引发起无节制、无约束的过激行为，导致民主秩序与法制的破坏，造成政局的动荡和社会的混乱，给国家发展和社会安定带来严重的破坏。更为重要的是，民众的这股巨大政治感情并没有随着大革命的结束而销声匿迹，反而是深深地扎根在了法国这片土地上，一旦遇到合适的契机，它将迅速转变成现实的行动。从大革命结束后到1875年宪法最终确立共和制度，法国几乎在不停地上演着革命、暴动、政变、起义等血腥的悲剧，这固然同法国专制王权太过强大、大革命后屡屡反扑相关，但由大革命引发的全民族的政治性冲动才是最根本的主导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革命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自身需要解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它同时也需要解决国家政权的建设问题。布迪厄认为，国家作为权力集中的产物和培养中心权力的机构，其属性并不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罗伯特·伊利亚斯（Robert Elias）、查尔斯·泰勒（Charles Tilley）等唯物主义理论家界定的那样，只是一个成功地垄断了合法的物理暴力的机构，我们不能只把它看成“税务征收者和警官招募者”，而忽视了它同时也是——在更准确的意义上——一个垄断了合法的符号暴力的机构。皮埃尔·布迪厄认为，国家是第一个和最主要的“符号资本的中心银行”，它控制了所有行为的提名权，从而，社会地位及社会尊严被安排和预定了，即被普遍有效地颁布给既定范围的既定人员。而在革命中，由于多次地反复，新的国家政权始终未能发挥出这样的功能，于是，革命在绕了一个大圈以后，似乎只能以又回到了原地的方式来暂时进行休整。

1815年拿破仑帝国覆灭后，波旁王朝在外国干涉军的刺刀保护下复辟。经过60多年急风骤雨式的政治变动，法国不断在君主和共和政体之间摇摆，直到普法战争失败后，巴黎终于爆发了一场其意义不亚于1789年大革命的又一次伟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尽管由于年轻的无产阶级缺乏足够的斗争经验而使公社事业不可避免地失败，但其光辉的历史意义则永世长存。它对法国历史最为直接的影响之一便是自大革命后长期水火不相容的保皇党等封建专制残余势力同资产阶级各派别之间开始渐趋妥协和合作，以共同对付正日益成长的无产阶级。于是，我们看到，在镇压了巴黎公社起义后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中，围绕宪法的制定问题，各种政治势力虽然仍在不停地争斗，但相对于以前那种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绝对情况而言，退让、妥协日益开始转变为主流趋势，其目的就是一个：防止人民起义这一“恶魔”再现。1875年宪法便是共和主义与君主主义妥协的产物。它也因此成为了法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部宪法，一直沿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的共和制最终由此确立，在历经了从大革命到此时近百年的战争、革命和政治角逐造成的动荡不安之后，法兰西才算是彻底告别了君主制，告别了个人的独裁专制统治，踉踉跄跄地迈入了第三共和国这个“从窗缝潜入的共和国”，迈入了相对稳定、平和的国家发展新阶段。

法兰西自从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日起，就不断地上演着革命、起义及政治动荡的活话剧，直到近百年后的1875年方才告一段落，其革命性不可谓不彻底，构成了世界近代史上一幅波澜壮阔的光辉画卷，而最终所确立下来的共和制度在西欧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也算比较先进和稳固。历经磨难，法兰西民族终于跨过了消除个人专制统治这道历史门槛，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以真正民主选举为基础的发展阶段。但是，法国在实现这一目标时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不论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战争、起义，它们的绝对后果之一必是人、财、物的损失，而且这些都还只是有形的、看得见的损失，那些无形的、看不见的损失也许更会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前途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说法国人口的这一指标变化就给人以极深的印象：在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的人口数量居全西欧之首，而到1871年时法国有人口约3600万，已降到西欧第三位，到1911年时人口为4000万不到，退至西欧第五位；从人口增长率上看，1816-1901年法国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仅为0.27%，同时期英国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0.45%，德国更是达到了1.28%。法国在19世纪人口增长的缓慢有诸多因素共同使然，长年反复、经常爆发的各种暴力革命便是其中之一，比如前述之大革命中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期的滥杀。而到了19世纪后，各种暴力冲突所导致的人员伤亡有愈演愈烈之势。在1848年的巴黎六月起义被镇压后，被处死者达1.1万人，起义中的牺牲者为1.2万人，而当时全巴黎市的人口才略高于100万；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中，法国的无产阶级又付出了约10万条生命的代价。法兰西民族宝贵的人力资源在这些血腥的内讧中被不断地消耗，引得不少有识之士都不能不大声疾呼“珍惜人类的鲜血”，不要再滥杀无辜了。从这一段历史的进程看，尽管法国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方向并没有错，但在操作的层面上，在争取实现民主理想的政治斗争中，法国不仅遭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而且遭受到了更为严酷的人口损失。而悲剧性的人口损失严重地削弱了法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潜力。

因此，法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人类为理想而奋斗的一曲高亢的颂歌，但同时也是一曲浸透了法兰西优秀儿女鲜血的苦涩的咏叹调。个中滋味，或许只有经历过同样艰辛的中国人才能真正品味。

4.德意志的民主化

德意志的民主化进程有很多使人困惑之处，其中之一就在于这朵鲜花始终难以在块土地上真正地生根发芽。之所以如此，在于德国历史的某种独特性：德国的统一和强大几乎都与民主政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德国的政治精英和其他社会阶级，似乎并没有法国人那样的热情来实现民主的理想。正如吕磊在本书第四章所说，与西欧许多国家相比，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启动相对较晚，直到19世纪初才真正开始向现代的迈进。在德意志现代化的启动和展开过程中，普鲁士德国的统治集团始终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他们其中的远见卓识者为了维护传统统治体制，一再通过从上而下的改革促进现代化，由此形成了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模式。

而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统治者必须牢牢地把权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绝不会轻易让他人分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自称是国家的第一仆人，但其行为准则却是“一切为了人民，但什么也不通过人民”。这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德意志统治者对政治民主化的基本看法。既然德意志用战争获得了自己的主权，当然不会用和平的方式与他人分享其已有的政权。现代民主用选票决定政权的方式，对于德国的当政者而言，的确未免过于天真了。这种通过强力获取成功带来的历史惯性，使很多问题被掩盖起来未能解决，最终给德意志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当然，从经济角度看，19世纪下半叶统一后的德国紧紧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契机，经过20多年的跳跃式发展，到20世纪初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过程，成为西欧第一经济强国。德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其教育兴国、科技强国的发展道路，为其他国家还是提供了某种值得关注的经验。

但强大起来的德国，就像一个一夜发家的暴发户，难以找准自己的位置。由于上述的历史惯性，德国不是走民主改革、和平发展的“正常”道路，而是继续其军国主义传统，误入扩张、争霸的歧途，滥用国力，使工业发达后的德国成了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给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为什么偏偏是德国反复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道路与英、美、法等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完全不同。德国是一个没有像英、法那样经过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英、美、法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尽管目前学界对这些革命的领导者的阶级性质还存在争议，但革命后都是资产阶级取代土地贵族逐渐掌握了政权，并成功地对国家进行民主改造，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而这一点恰恰是德国现代化过程中没有做到的。

集权政治、“国家至上”在德国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这样的国家，一旦强大起来，而统治者的扩张野心难以得到制约，走上战争之路也就在所难免了。德国正是在极具扩张野心的威廉二世带领之下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但仅仅4年之后，1918年11月11日凌晨5点，就在巴黎以东的贡比涅森林联军司令福煦的列车上，德国两名代表签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德意志帝国灰飞烟灭。帝国崩溃后，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组阁，建立了魏玛共和国。1919年共和国颁布了相当完备的《魏玛宪法》。该宪法虽然较帝国宪法有了进步，增强了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但并没有彻底铲除封建贵族的势力，没有认真实行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容克地主的大地产得以保留，许多帝国时期的官员和军官仍拥有他们的职务和特权，共和国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魏玛共和国建立后就危机四伏，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它终于寿终正寝。

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希特勒的鼓动并没有多少响应者。纳粹党正是利用大萧条中德国民众的特殊情绪，发动强大的宣传机器，其本人也亲自上阵，才渐成气候。希特勒不仅赢得了民众，特别是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和军人的支持，甚至大资本家也把希望投向纳粹党，他们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在经济上给予纳粹党支持，最终把纳粹党捧上了台。

纳粹德国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希特勒开始实施其“大德意志帝国”计划。1938年突然“合并”了奥地利，接着是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吞并波兰、挪威，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打响。希特勒揭开了德意志帝国再次争夺世界霸权的序幕，但其面临的局势却比他的前辈更为不利。这一次，德国面临的对手几乎是整个世界，成为文明世界共同的敌人。在整个战略局势与意识形态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尽管德国军队在局部的战争中有上乘的表现，但这些因素对于大局而言无济于事。面对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大联盟，希特勒德国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宣布投降，“第三帝国”土崩瓦解。希特勒妄想通过战争建立世界霸权的图谋终于灰飞烟灭。战前高度发达的国家，经过战争的破坏，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工业遭到严重破坏，30%-40%的工厂已不能生产，整个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仅为1936年的33%。希特勒的疯狂使德国几代人的现代化成就毁于一旦。

战后德国被一分为四，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分区占领。冷战对抗直接导致德国分裂，前三个管制区组成了西德，苏联管制区组成了东德。大柏林也由四国分区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仍被允许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继续存在，而二战后遭到了被占领、分割的悲惨命运。德国两次把世界投入战争之中，给人类带来空前浩劫。一战之后，德国仍然保留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整个国家浸润在浓厚的军国主义思潮之中，这是二战爆发的根源之一。四大盟国的领导人吸取这一教训，一致认为，必须彻底根除纳粹暴政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免生遗患。盟国制定了对德国的非纳粹化、非军事化、非工业化、民主化的“4D计划”，其目的是使德国在政治经济上脱胎换骨，重获新生。

盟国通过对德国民主化改造，使德国人民接受民主思想，建立民主制度，1949年通过的《基本法》奠定了德国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在这部基本法中，国家宪法应由每个为了过尊严和自尊生活的人所必不可少的权利来决定。因此，基本权利不像魏玛宪法时按照法律生效，而是成了直接有约束力的、受侵犯时可起诉的权利，国家各部门都必须受它的制约。1949年5月8日议会委员会会议结束以后，新的国家以议会制约、法治的民主国家面貌出现了。政府只对人民代表负责，立法要依据宪法规章，司法和行政受法律和法令的约束。当然，民主制度在德国的最终确立还需要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意识形态的真正转变作保证。非纳粹化就是打击纳粹分子，铲除纳粹机构，废除纳粹法律，消除纳粹主义对德国人民影响。非纳粹化运动虽然在各占领区把握的尺度、分寸不同，但通过这场运动，大多数德国人受到了教育和震动，使他们对自己民族所犯的罪行有深深的负疚感。1945年10月19日斯图加特基督教委员会就表示：“我们给全世界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我们谴责自己，现在我们会改弦易辙，重新开始。“1970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的无辜者墓碑前双膝下跪，表达了德国人民内心深处真诚的忏悔。战后历届政府元首和首脑都能坦然承认纳粹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责。英国学者莱德由此强调盟国对德国进行改造的重大意义，即“非纳粹化是德国走上新的起点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它代替了德国从未经历过的一场革命”。纳粹战犯受到了正义的审判与处决，一些对纳粹分子同情的分子也被开除公职。这样，新一代的官员、公务员走上舞台，成为德意志民族走上新路的起点。

战争的失败使德国人民逐渐转变观点，新的主流思想是由“经济政治”取代地缘政治。德国人从战后的在饥饿中求生存的经历中认识到，经济是最大的政治，衡量国家强大的标准是经济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希特勒依靠武力争夺生存空间的理论被艾哈德教授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代替。在德国的政治家看来，要想强化本身的国际地位，首先要构建稳定而有活力市场经济，以求在经济实力剧增的同时培植现代化人的综合素质。艾哈德认为，德国要成为世界大国，最好的办法是发展经济，而不是采取军事手段。联邦德国由此走上了新型的现代化道路，即和平与民主的现代化。

而民主这个原本的“外来词”，也随着新的经济政治开始逐步地在德国的政治文化中占据了优先的位置。法德和解也在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上寻找到了共同的基点。于是在统一西欧的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德统一以后的欧盟进展中，德国都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然，在西欧现实生活中最令人鼓舞的，或许是两次大战策源地德国的西欧定位。在很长时期以来，由于德国经济重新成为西欧经济的火车头，复兴的德意志选择什么道路，不仅对西欧的一体化是一个考验，对西欧民族主义发展的趋向也是关键性的要素。而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再次获得统一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如果德国发生“意外”，那么，西欧各国原有的设想将会统统化为泡影。令人宽慰的是，德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已经坚定地做出了如下的保证：德国将会成为一个“正常的，西欧的国家”，也就是说，德国将成为西欧的德国，而不再试图将西欧变成德国的西欧。正如科尔宣称的，“德意志是我们的父亲，而西欧是我们的未来”。这既是一种理性认识的结果，也是西欧战后发展的国际环境为德国提供了一个和平发展机遇的结果。在美、英发动的对伊拉克的战争中，德国和法国坚定地站在一起，反对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这场战争。这一代表德、法两国民意的行动不仅表明了德、法两国对用战争解决分歧的基本态度，也表明了未来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宽容和多元化的基本立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态度赢得了人们对德国的尊重的同时，却遭到美国的反对，美国将德法称之为“旧西欧”。但恰好是这个“旧西欧”，代表的却是一个超越了旧有民族主义局限的新西欧。

而真正以民主框架构成的德国政治体制，也最终在解决了自身的政治现代化问题的过程中，解决了德意志民族在一个现代西欧的生存问题。不过，德意志在解决政治民主化时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依然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而且这一曲折的民主化历程还表明，外部世界的干预对德国政治体制的彻底转型竟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致德意志是否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建立这种民主体制，就成为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了。

随着欧共体和欧盟的出现，西欧发达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异。也可以说，西欧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通过欧盟的建立而最终画上了句号。解读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相对于法治化而言，西欧政治民主化进程要艰难得多。之所以如此，在于民主政治的一个经常性的特点就是涉及到权力的转移。而权力的转移，尤其是政治权力的转移，在任何政治共同体，任何国家都是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变化。要保证这种变化不激起相应的社会动荡，无疑是对人类政治智慧的一种极限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