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现代化历程分析

葡萄牙已经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然而，与当今世界的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它的现代化道路是漫长的，成就也差强人意。国内学界对葡萄牙现代化问题的关注，迄今仍主要集中在地理大发现及海洋帝国时期。对于此前和此后葡萄牙的发展历程及相关问题，则不仅涉及较少，而且缺乏系统的分析与总结。实际上，地理大发现及海洋帝国时期只不过是葡萄牙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欲全面研究葡萄牙的现代化，必须着眼于葡萄牙立国以来的整体发展历程，做一完整的考察和分析。

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根据公认的说法，葡萄牙是欧洲的第一个民族国家。

葡萄牙民族国家是在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战争中形成的。8世纪初，摩尔人侵占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颠覆了信仰基督教的西哥特王国，建立起穆斯林统治，历时近8个世纪。但是，“正如事实最后证明的那样，阿拉伯人在推翻西哥特人之后，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他们没有马上粉碎一小伙哥特逃亡者”。不仅如此，在与这些逃亡者的后续斗争中，摩尔人也显然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予以应有的重视和打击，以至于不断贻误战机，而未能防患于未然。相反，这些逃亡者在被迫退入北部山区之后，始终没有放弃斗争努力。他们组建了一些基督教小王国，陆续展开反对穆斯林统治的斗争，并且由初期的小规模袭扰发展为后期的大规模入侵和反征服。这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被这些基督徒们自称为收复失地运动，亦称为“光复运动”。现代葡萄牙和西班牙国家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先后形成的。起初，葡萄牙依附于莱昂王国，但是随着光复战争的进行，葡萄牙的独立意识日益增强，并且付诸实际努力。葡萄牙首领D.阿丰索·恩里格斯屡次不服自称是“西班牙皇帝”的莱昂国王的统辖，于1140宣布称王，并于1143年和1179年先后获得莱昂国王和罗马教皇的正式认可。葡萄牙由此完全独立。

需要指出的是，葡萄牙之所以能够实现独立，固然与阿丰索·恩里格斯等人的努力密不可分，但作为形成国家的基础，如行政区划、社会结构和语言等，却是从罗马人统治时期就开始具备，并且在斯维汇人和西哥特人统治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唯其如此，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历史上虽然时分时合，但西班牙最终还是未能将葡萄牙并入自己的版图。

从1147年攻克里斯本起，葡萄牙王国开始断断续续向南扩张，并于1249年基本实现南北统一。再通过1297年的阿尔卡尼条约，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王国划定边界，其结果是葡萄牙当时的国土面积与当今的国土面积已十分接近。就这样，随着独立和统一的完成，葡萄牙民族国家正式形成。

当时的葡萄牙，不仅实现了民族统一，而且产生和维系了一个公信力强大的王权。正如葡萄牙历史学家J.H.萨拉依瓦所言：“12和13世纪葡萄牙的特点是，它不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国家，而是人民的王国，葡萄牙的国王不仅受到贵族、也就是他的臣属的支持，而且得到百姓的拥戴。”

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葡萄牙的王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主要体现在：首先，它逐渐摆脱了对议会的依赖。起初，出于经济原因，王权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议会。从13世纪起，“议会开始在国家生活中重要起来”。1254年，议会中也开始有了平民代表。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南部垦殖问题的提出，“勃艮第的国王们要在他们的中央集权的、军事化的权力和民间的财政支持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获得这种支持的需要迫使后来的国王们要和议会——由贵族、僧侣，以及后起的商人阶层组成的议会商量国事”。议会的主要功能是征税，议会代表范围的扩大体现了国王扩大税源的目的。因此，“在大部分地区，当国王需要敛钱时，就要召集议会。但是当后来的君主们利用手中的商业和自己的军事命令去获取巨额的独立利润时，议会就不起作用了”。其次，它在与教会和贵族势力的反复较量中不断取得优势，并且在若奥二世统治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他“远离了贵族阶层，削弱他们的权力，同时呼吁议会的支持。很快贵族们就聚集起来密谋推翻他，但是他很快就获悉了他们的阴谋。1484年，布拉冈萨的公爵被简短审讯之后斩首了。当其他贵族们闻风逃离葡萄牙时，他们的头衔和财产就归王室所有了”。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挫败了另一桩阴谋，给贵族们造成又一次重大打击。“这些策略给王室带来的声望和权威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

从理论上说，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王权的出现，是国家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就葡萄牙的实际发展历程而言，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并且在王权的主导之下，其现代化的序幕也随之揭开。因此，葡萄牙不仅是欧洲的第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是欧洲第一个迈出现代化步伐的国家。

在一段历史时期里，葡萄牙的发展几乎是全方位的，成就也相当可观。

在经济方面，首先是产业的多样化。例如，"13世纪初，阿丰索二世颁布了一项政策，鼓励向沿海地区移民，致使沿海一带的居民人数不断增长，捕鱼、制盐业成为主要产业。造船业也开始萌芽”。再如，在蒂尼斯的鼓励政策下，葡萄牙开始生产优质的亚麻布，其中有些用于出口。其次，葡萄牙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内外贸易发展迅速，商业活动和农业的关系日益密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被纳入欧洲经济范畴。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或许是被称为“农夫国王”的蒂尼斯统治时期（1279-1325）。“他在发展农业方面做得极其出色，所以葡萄牙的粮食产量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国内的消费量，并开始有剩余可以出口。”而且，蒂尼斯有意“改革了农业体制，并发起各种方案鼓励橄榄油、谷物、葡萄酒和其他食物的出口”。另外，在当时货币制度在国内和国际贸易中已经完全确立的情况下，“蒂尼斯鼓励经济规模的扩大，修建大市场和商业中心来促进国内贸易。蒂尼斯批准兴建了48个大市场，甚至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葡萄牙国王加在一起批准的总数”。再次，伴随着内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一批城市也很快成长起来，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里斯本。这座在12世纪时与科英布拉、布拉加等尚处于同一水平的小城市，从1260年起取代科英布拉，成为葡萄牙的首都。到14世纪末，里斯本已在人口和规模方面遥遥领先，4倍或5倍于其他主要城市，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中心，“甚至多次被视为葡萄牙的象征”。

在社会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光复运动的重要后果之一是“随着财产的扩张和对愿意去新地方的劳动力的需求，下层阶级的社会流动性增加了。当农场工人变为稀有劳动力和贵重商品时，不同层次的农奴间的差别也消失了”。另外，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平民队伍分化加剧，城市里的商人和农村的大农场主很快成长为一个新的富豪阶级，而贵族则日益贫困。基本原因是，由平民发展而来的商人和大农场主总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自己的牟利手段，而贵族只能根据长期租赁制收取一成不变的地租。因此，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领地收入无法发生变动的贵族只能眼睁睁日益滑向贫困。

在文化教育方面，大约13世纪，在葡萄牙语基本形成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葡萄牙文学运动。它的主要内容是行吟诗人和民歌作家的创作。这些行吟诗人和民歌作家发展了葡萄牙语，使它成为一种更能表达抽象概念的工具”。另外，由于方济各会的传入和影响，民间的宗教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宗教建筑的形式也开始由罗马式转变为哥特式；教育也逐渐越出修道院和教堂的门槛，开始向世人开放，并在综合学校的基础上诞生了大学。1288年成立的里斯本大学就是这样一所教育机构。而“所有这些文化的发展，对葡萄牙语作为一种语言的进一步完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使它能够肩负起民族的任务。十三世纪中叶，葡萄牙语已经应用于许多公共和私人证书。到十三世纪末叶，正式作为国家的书面语言采用，代替拉丁语，并迅速取代其地位”。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葡萄牙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使用，直接功劳属于蒂尼斯国王，因为他曾强行规定，“以后一切官方文件必须用葡萄牙本国语书写，不再使用前所惯用的拉丁文”。

总之，作为欧洲的第一个民族国家，葡萄牙在实现民族独立之后的大约两百年时间里，不仅率先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而且成绩显著，展示出一幅美好的前景。

然而，葡萄牙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就此顺利延续下去，而是很快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葡萄牙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漫长曲折，不仅与这次转折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次转折决定的。

这次转折，正好发生于葡萄牙人最引以为荣的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时期。诚然，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不仅是葡萄牙历史上一座最耀眼的里程碑，而且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历史发生转折的一个重大标志；不仅给葡萄牙带来了一时的富足和繁荣，而且本身可以看作是葡萄牙民族进取心、航海知识和科技现代化取得重要突破的一个重要证明。但是，如果我们不否认国家现代化的根本要义在于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时期，葡萄牙的现代化不仅开始偏离正轨，而且很快陷于停顿，甚至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易言之，葡萄牙的现代化进程在此发生了严重的断裂。

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战略的启动和成功推进，葡萄牙的注意力和战略重心迅速地由国内转向了国外。

不仅如此，从根本上说，葡萄牙王权在发起海外探险和扩张运动的时候，本身就带有这样的企图，而这种企图又是由葡萄牙当时面临的严重困境所决定的。

如前所述，葡萄牙在实现民族独立之后的大约两百年时间里，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强大的王权使葡萄牙人有了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但实现国家的强盛却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葡萄牙只有不到十万平方公里的发展空间，资源十分匮乏，东面近邻的绵绵战火，又不断侵扰着这块贫瘠的土地，独立之后的葡萄牙王国在经历了两个世纪之后，也依然是危机四伏、风雨飘摇”。

特别是，从14世纪中期起，葡萄牙的社会经济发展势头不断遭到严重挫折。1348-1349年的黑死病、1368-1397年同卡斯蒂利亚的多次战争以及1383-1385年的革命等，都给葡萄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得人口下降、农业凋敝、贸易衰退、社会矛盾突出。这种状况差不多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上半叶。1411年，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缔结和约，威胁独立的外患总算基本解除，但内忧仍然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该如何兼顾统一、稳定和发展？它的出路又在哪里呢？正是在重新面对国内危机和上述问题的时候，诞生于西葡战争中的阿维斯王权并没有继续立足国内、面向欧洲，想办法延续以前的发展路径，而是在短程4年之后，亲自把葡萄牙人引向了前无古人的大规模海外探险和扩张之路。正是这一战略转变及其成功实施，不仅决定性地改变了葡萄牙的发展路径，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一般认为，葡萄牙正规意义上的近代海外探险和扩张是从1415年它占领北非要塞休达开始的。起初，葡萄牙人只是在大西洋沿岸一带展开活动。从15世纪后半期起，葡萄牙的海外探险和扩张不再局限于大西洋沿岸，而是逐渐向东延伸到印度洋和更遥远的东方，完成了人类航海史上包括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和达·伽马首航印度在内的许多创举。1559年，在吞并达曼之后，葡萄牙在亚洲的扩张宣告结束。就此建立起来的“亚洲的葡萄牙帝国就其实际范围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它仅包括少数岛屿和沿海据点。但是，这些属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使葡萄牙人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就这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海外探险和扩张活动，葡萄牙于16世纪上半期实现了对东方航运和商贸的垄断，从一个仅有少数岛屿属地的欧洲小国发展成为第一个近代世界大帝国，所辖海外领土在其国土面积的百倍以上。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葡萄牙人在这一时期的海上行动并没有完全局限于朝东的方向。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在相反的方向也采取了行动，不仅在各大洲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并且获得了一些当时虽不引人注意但实际上意义重大的成果。例如，1501年，葡萄牙的三位探险家考特雷尔、卡布雷罗和若奥·马丁斯分别抵达过格陵兰、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更值得一提的是，1500年，贵族卡布拉尔率船队沿达·伽马开辟的航线前行到佛得角后，又转舵西行，一直到达今天的巴西。此后，葡萄牙人在这里组织考察、设点贸易，逐渐形成独占势力，并于1530年起开始有意识、有系统地开拓这块巨大的殖民地。巴西的发现和占有，虽然在时间上稍晚一些，但对于葡萄牙的影响和意义其实不亚于它在东方建立的海洋帝国。

国土和人力资源向来有限的葡萄牙，能够在当时创下如此巨大的霸业，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葡萄牙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一奇迹，客观因素当然不可或缺，如葡萄牙的行动先其他欧洲国家一步、东方民族在当时尚处于沉睡状态等。但是，更有决定意义的应该是主观因素。最重要的主观因素，除了国内压力给王权造成的强大的对外发展动力，还应当包括王权为此所进行的周密准备和部署。正是由于这样的主观因素，恩里克王子能够使“意大利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摩尔人，不同种族、甚至不同信仰的专家、学者，聚集在他的麾下。他们改进了中国指南针，把只配备一幅四角风帆的传统欧洲海船，改造成配备两幅或三幅大三角帆的多桅快速帆船，正是这些20多米长、60到80吨重的三角帆船最终成就了葡萄牙探险者的雄心；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由数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把数学、天文学的理论应用在航海上，使航海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主观因素，海外探险和扩张从一开始就是威力巨大的整个民族的事业。诚如萨拉依瓦所言：“航海发现是首先在葡萄牙作为国家计划的，是一个全国计划，是一个由一个王子主持的计划。这使得葡萄牙的航海大发现不像那些商人为贸易所进行的孤立探险，而是一个两百年来有规划、有系统组织的任务和策略。”从而，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主观因素，葡萄牙人能够充分利用当时的客观条件，创造上述的历史奇迹。

总之，就海外探险和扩张本身而言，葡萄牙不仅获得了成功，而且成就十分惊人。但是，就葡萄牙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海外探险和扩张却具有两面性，而且其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影响。

一方面，如前所述，海外探险和扩张本身可以看作是当时葡萄牙民族进取心、航海知识和科技现代化取得重要突破的一个重要证明。也就是说，在科技领域和发展方向上，葡萄牙又取得了突破，并且及时付诸实践，很快使自己受惠无穷。众所周知，基于海外扩张的资源掠夺、奴隶贩运和香料经营都在给当时的葡萄牙提供了巨额利润，使无尽的财富源源流入这个小国寡民的国家，给它带来了无限荣耀和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不仅如此，葡萄牙在此期间打下的海外基业，也使它作为近现代世界史上的第一个殖民帝国，长期以来把榨取殖民地作为解决其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依靠和手段。

然而，另一方面，就葡萄牙的整体现代化而言，海外探险和扩张却不仅是其片面推进和严重失衡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导致其很快陷于停滞和此后又历经挫折的开端和重要原因。

在海外探险和扩张期间，葡萄牙现代化的断裂性主要体现为，在海外事业日益兴旺的同时，国内各个重要的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没有取得同步发展。

首先，在垄断东方贸易的大约百年里，葡萄牙的国内经济却处于严重的停滞状态，不仅进口的货物与以前没有多大差别，就连工业生产也与13世纪相差无几。城市居民的大部分消费品因国内无法生产而只能依赖进口。由于上述基本原因，葡萄牙在新形势下只充当了财富源源而入又源源而出的中转站，既没有积累，也没有借机发展生产力，再加上香料贸易的迅速衰落和地中海商路的重新活跃，从16世纪中期起，葡萄牙的经济已开始入不敷出，日益困难。

究其原因，“这时的葡萄牙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也就是说它的现代经济的发展条件尚不具备，居民手中的金钱一般还不是投入生产，而是投入消费”。进而言之，限于这种条件，当时的葡萄牙人还无法意识到，他们应该像后来居上的那些西欧大国一样，利用到手的财富，大力发展商业或工业，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唯其如此，海外扩张不仅没有刺激民族经济的发展，反而助长了有害于民族经济发展的整个民族的奢侈无为之风。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外扩张的成功，财富的轻易获取，反而成了葡萄牙经济现代化的一大障碍。

其次，比国内经济停滞不前更为严重和有害的是，在国内政治与社会领域中出现了某些历史倒退或逆流。最突出者有二：其一，海外扩张之前一再受到打击的贵族势力不仅借扩张之机以新的形式迅速抬头，而且比以往还要强大许多。究其原因，葡萄牙的扩张和商业活动自始至终都是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下进行的。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是国家公务人员，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阿维斯王朝漫无节制予以提拔的新贵族。这些人之所以得到提拔，“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不久前的危机中效忠于阿维斯的事业”。他们本是资产阶级，但身份及国运的变化使他们很快失去了以往的特点。因此，在整个海外扩张期间，他们和国王一样，对国内生产漠不关心，并且和国王一起垄断了通过垄断东方贸易而获取的巨额财富，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与此相反，原本处于成长阶段、代表葡萄牙现代化促进力量的城市资产阶级，却由于反动势力的加强和对财富的垄断，在扩张中迅速没落了。正因为缺少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做支撑，“所以后来使得葡萄牙的帝国事业戏剧性地突然告终”。由此可见，海外扩张对葡萄牙现代化的消极影响，主要是通过王权和上层社会而发生作用的。其二，在西欧大部分国家日益推行宗教宽容政策的同时，葡萄牙却反其道而行之，从16世纪30年代起积极筹办宗教裁判所，对所谓的异端实施了大范围的残酷镇压，以至于“许多资产阶级的商业领袖都成为他们迫害的目标”。由于在葡萄牙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教，所以被镇压的对象大多是已皈依基督教且非常富有的犹太人。姑且不论镇压的真实动机如何，实际情况是，剥夺被镇压的犹太人的财产竟成了国家在经济困难时期的一项应急措施。因此，同样是在王权大力支持下的宗教行为，一方面扼杀文化，严重限制了国民思想的自由和创造力的发挥；一方面则杀鸡取卵，使国家本该赖以兴盛的资产者的处境雪上加霜。即使在海外，“和葡萄牙远征军联合的宗教势力丝毫没有使商业的车轮转得更自由。无论是和穆斯林开战还是强迫当地人接受基督教，葡萄牙人都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并把精力从手头的商业中分散出去”。因此，葡萄牙商业贸易的持续衰退，与宗教势力的倒行逆施和掣肘也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不仅如此，16世纪中期以后，葡萄牙的帝国事业也开始走向衰落，而这一切是从它与西班牙的合并开始的。

1578年的一场战争改变了葡萄牙自身的命运，使它被迫与西班牙合并达60年之久。这一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在率大军征讨摩洛哥的过程中阵亡。由于他既无子嗣也无兄弟，而继任的叔父又老迈多病，所以下任王位的继承一时成了棘手问题。正是这一问题，成了西班牙在1580年吞并葡萄牙的引子。因为从血统上说，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是已故葡萄牙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孙子，有继承葡萄牙王位的资格。腓力二世也决心继承这个王位，把军队开进葡萄牙，迫使葡方接受了他。当然，他事先也做出了关于保证葡萄牙自主的承诺，如“葡萄牙立法和司法系统中将不安插西班牙代表；官方语言将不做任何改动；海外帝国仍然由葡萄牙统治；非葡萄牙人不被授予葡萄牙人的资产等等”。但实际情况是，腓力二世即位后，西班牙开始把自己的势力过分地强加给葡萄牙，而接下来的两任来自西班牙的国王却对葡萄牙事务越来越漠不关心，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致使葡萄牙的民族意识逐渐上升，并最终导致了争取独立的1640年革命。在随后的光复战争中，葡萄牙人一如既往的坚持和善战，迫使西班牙于1668年除继续占领休达以外，完全接受了他们的独立。

被西班牙吞并是葡萄牙发展史上的一段插曲，也是葡萄牙帝国盛极而衰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两国合并之际，一些葡萄牙人士寄希望于借助西班牙的力量保护自己的殖民地，但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诚然，从16世纪中叶到1630年代，葡萄牙在亚洲的领地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仍旧在印度洋保持着最大强国的地位，但其垄断地位却从17世纪初就开始不断遭到强敌的削弱。通过战争，荷兰人于1609年取得了在印度洋上的自由贸易权。而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瞄准了印度和波斯这两块葡萄牙帝国的心脏地带，逐渐蚕食对方的胜利果实。至“1665年左右，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的地盘只剩下印度的果阿、达曼、第乌、巴塞因和几座没有什么战略意义的要塞，以及中国的澳门和印度尼西亚的半个帝汶岛”。葡属巴西和非洲的领地在17世纪遭受到了几乎同样强烈的冲击。虽然葡萄牙人力保巴西不失，但非洲的损失还是相当严重。因此，在葡萄牙重新获得独立时，它的帝国辉煌已成过去，其国际地位也无可挽回地下降了。

总之，在整个地理大发现和帝国鼎盛时期，葡萄牙固然收获了一个帝国和源源不断的财富，却丢弃了自身的发展。或者说，它固然成功地为自己打开了一座巨大的宝库，同时却长期闭合了本已初现端倪、有望让自身继续迈向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唯其如此，当葡萄牙王权和有识之士开始强烈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并发起变革图强的努力时，葡萄牙已经沦为欧洲的落后国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它与其他欧洲诸强的差距还将越拉越大。

如前所述，海外扩张给葡萄牙不仅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而且提供了一个发展自身国力的大好机遇。但是，受种种条件限制，葡萄牙还是浪费了这次潜在的机遇。

机遇的错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海外扩张本身造成的。因为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未来的几百年里，都使葡萄牙人更多地把海外事业看作是解决国内问题的基本手段，反而忽视了自身国力的提升。但是，随着葡萄牙与欧洲大国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葡萄牙人也逐渐意识到了改变自身落后面貌的重要性。因此，在完成第二次光复运动之后，葡萄牙逐渐走上了变革图强之路。

从17世纪后期到1910年，葡萄牙的现代化努力都是在君主制的框架内进行的。但与此前由王权完全主导葡萄牙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及海外扩张事业有所不同的是，在此期间，王权的主导地位逐渐让给了议会，因为王权在达到顶峰后逐渐式微，并且最后由于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次要地位。也就是说，虽然君主制的框架仍在，但其实质却发生了变化，即专制王权逐渐让位于民主制。这不仅是这一时期葡萄牙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也体现了欧洲现代化的一般进程和规律。这一进程和规律的自身逻辑是，专制王权在建立民族国家和领导国家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转而成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必须退出历史舞台。当然，葡萄牙作为欧洲的一个落后国家，其政治变化不仅取决于政治发展的自身逻辑，而且明显受到了欧洲强国的影响。这也是落后国家发展的共性。

变革图强的民族，很少有能够顺利达到目标者，葡萄牙即是如此。在这一时期，葡萄牙的现代化事业虽然在推进之中，后期的成绩甚至可以说颇为显著，但也不时发生挫折与断裂，在大部分时间里仍处于停滞状态。

大体说来，这一时期葡萄牙的现代化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佩德罗二世改革

佩德罗二世是葡萄牙恢复独立后的第一位而且是具有一定抱负和作为的君主。

在恢复独立之初，葡萄牙内乱频仍，外患不断，经历了多次战争，其中较大的是先后与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与荷兰的战争发生于1657-1661年。葡萄牙抵挡不住荷兰的进攻，被迫与对方签订和约，以民族利益换取和平。与西班牙的战争发生于1659-1665年。葡萄牙发动革命、宣布独立的时候，西班牙正忙于三十年战争，无暇追究。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它随即向葡萄牙发难。但葡萄牙表现得很顽强，甚至打赢了战争，迫使西班牙在1668年正式承认了葡萄牙的独立。

此后的一段时期里，葡萄牙暂时告别战乱，政局相当稳定，国王的执政期一般比较持久，内阁也保持着连续性。不过，稳定之中也有重大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原有的等级君主制开始让位于君主专制制度。在佩德罗二世统治时期（1667-1706），佩德罗仿效法国的王室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一般认为，葡萄牙在1211年已经有了议会的雏形，此后逐渐发展为由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构成的等级议会。而自1698年起，直到自由主义革命结束，议会再也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议会的长期消遁标志着葡萄牙进入了君主专制时期。当然，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王权从此有了绝对权力，因为无需借助议会，教士和贵族照样能够想办法限制王室的权力。

这时的葡萄牙，在社会经济方面仍旧缺乏根本性的变革和推动力量。但是，在有识之士的努力下，王权还是开始了振兴国家的尝试。面对葡萄牙的落后和17世纪中叶起进一步恶化的经济形势，一些对国外情况比较了解的葡萄牙人接受了重商主义，认为黄金的不断外流是造成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而为了中止黄金的不断外流，就必须扩大进口商品的生产，建立自己的工业。佩德罗二世采纳了这些观点，在积极推行重商主义的同时，也采取了试图改革国民经济结构以实现工业化的措施。但由于困难重重，这种尝试没能坚持下去，也自然没有达到目的。消费品还是像过去一样从国外源源不断地运进葡萄牙。因而，相比光复之前，葡萄牙人的衣着欧化了，生活方式也欧化了，唯独自己的生产能力没有欧化。葡萄牙的制成品只能供应国内的农村市场，而这使得农民和市民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愈加悬殊。

变革图强的努力受挫之后，葡萄牙把强国的希望重新寄托于殖民地。幸运的是，17世纪末年，葡萄牙人在巴西发现了大批黄金。黄金的大量生产和运入，很快使葡萄牙的外贸由原来的逆差转为顺差，并且维持了将近一百年。然而，葡萄牙人依然没能妥善利用这笔巨额财富，致使“黄金大部分出口到英国、荷兰、热那亚及其他地区，用来刺激整个欧洲的经济，尤其是英国的经济”，却既没有刺激也没有被用于国内经济的发展。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应当是海外扩张以来葡萄牙人只知掠取、消费而不重视生产的积习一直没有得到切实的改变。仅就黄金大规模流入的若奥五世时期（1706-1750）而言，这一积习的作用最突出地表现为从国王本人到其他获利者的挥霍无度及发展经济的意识和才干的双重缺乏。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他们中间，“企业管理人员寥寥无几，训练有素的能够利用原有财富作为工具去创造新财富的人才极其缺乏”。最能同时说明葡萄牙人只知挥霍且不会生产的事例是玛夫拉修道院的修建（1717-1750）。在修建这座当时国内最为宏伟的建筑时，由于没有相应的技术和人力，葡萄牙不得不从国外招聘大批工匠和进口大量国内不能制造的艺术品，以至于除了石头，其余材料完全是从国外运来的。无怪乎当时的葡萄牙人被其他欧洲人看作是只知消费而不会制造产品的欧洲黑人。

葡萄牙无法摆脱落后面貌，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受制于英国或不对等的英葡关系即是其中之一。在光复战争期间，为了得到大国支持，葡萄牙与英国在1654年签约。条约固然帮助葡萄牙如愿实现了光复目的，但同时也把自己纳入了英国的政策范围。

1701-1714年，葡萄牙作为英国的盟友卷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但它不仅没有从中分享到多少胜利果实，反而由于1703年麦村协定的签订，进一步变为英国的附庸。根据这项协定，葡萄牙被迫允许英国毛织品进口，英国则答应削减对葡萄牙酒品的进口关税。这份协定从表面看互惠互利，但实际上对葡萄牙的经济非常不利。因为，一方面，葡萄牙被迫放宽对纺织品的进口，使包括英国在内的外国的纺织品大量进入国内，严重阻碍了国内纺织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协定固然有利于提高波尔图酒的产量及出口量，但葡萄牙并不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因为英国办事处几乎垄断了波尔图酒的贸易。加之英国人实际上完全控制着双方的贸易，从而使葡萄牙的进出口利润差不多都流入了英国。

上述状况当然不能使葡萄牙的有识之士满意。实际上，尽管之前政府的变革图强之举半途而废，但侨居国外、被称为“模仿国外派”的一些葡萄牙人始终没有放弃发展科技经济以振兴葡萄牙的梦想和努力。而这种梦想和努力在彭巴尔改革时期不仅一度成为国家政策，而且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2.彭巴尔改革

彭巴尔是外交官出身，本身就是“模仿国外派”当中的一员，也是葡萄牙历史上最具革新精神的政治家之一。新国王约瑟夫一世（1750-1777）继位后，据说对歌剧的兴趣远大于对国家事务的兴趣，因而把王权完全委托给这位老外交官，而这似乎正是彭巴尔想要的。“在他掌权的头五年中，他没有让葡萄牙公众知道他的统治将会多么厉害。”然而，5年之后，他却不仅能够操纵政府，而且控制着全国各地，基本上靠铁腕手段推行自己的政策。

1755年11月1日，适逢万圣节，一场史所罕见的大地震和由它引发的海啸及火灾袭击了里斯本，造成了极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正是这场大地震，首先给彭巴尔以全面展示才能的机会。面对里斯本和葡萄牙南部大部分地区被摧毁及人心惶惶的局面，他统揽全局，措施得力，“恢复秩序，清除尸体，运送伤残，重新建立许多城镇，因而声威大震”。更重要的是，面对18世纪中期巴西黄金产量已经下降的形势，彭巴尔“试图在不亏空国库的情况下重建里斯本时，他的经济改革帮助葡萄牙保持了稳定”。

此后，彭巴尔利用他手中的绝对权力，强力推行自己的政策和改革计划。为了保证新政的推行，他敢于向一切反对势力痛下杀手，使贵族和教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1756年，一起企图成立新政府的阴谋败露，所有受牵连者均被充军安哥拉，其中就有许多上层贵族。两年后，谋杀国王的另一起未遂政变使千余人被捕，其中一位公爵、两位侯爵、一位侯爵夫人和一位伯爵后来被送上了断头台。而耶稣会会员因难逃干系，被彭巴尔统统赶出了葡萄牙。此后20年，教会、贵族和平民都接受了这样的教训，不敢再制造任何麻烦。而彭巴尔也利用这一便利条件，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和建设。

彭巴尔改革“总的方针是重建国家机构，繁荣经济，改善教育方法和改组教育机构”。在经济方面，他除了设立“杜罗葡萄酒公司”，推动优质波尔图酒的增产外，还决心发展国内工业，建立羊毛纺织厂、丝绸厂、棉纺织厂、铸铁厂等民族企业。在教育方面，他“着手改革教育体制，剥夺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权，建立了遍及全国的小学教育网络，并且改革了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法国的哲学、科学和数学、医药学、天文学等开始引入大学课程”。他甚至还进行了同样惊世骇俗的社会改革，如“宣布种族歧视非法，赋予了犹太人平等地位；将宗教裁判所改造为隶属于国王的法院，为国家行政管理服务”；使黑人摆脱奴隶身份等。

然而，随着1777年约瑟夫一世的去世和彭巴尔的失势，许多改革举措还没来得及发挥明显作用就中断了。在女王玛丽亚一世（1777-1816）继位之后，彭巴尔本人不仅被解除了职务，而且一度被判处死刑，只是由于反动势力有所顾忌，才代之以无期徒刑。与此同时，贵族和教会势力迅速恢复，彭巴尔推行的大部分改革措施也被废除。

彭巴尔改革无疑是葡萄牙现代化道路上比较特殊的一段。彭巴尔虽然拥有极大的权力，但其权力是由王权赋予的。所以，他所代表的是王权，而非民众。他的改革决心很大，手段强硬，措施非常激进，可以说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葡萄牙进行了一次外科手术式的强行改造，其目标即是葡萄牙的现代化。但正由于他的权力只不过是来自王权的特许，而非制度使然，加之他的措施过于激进，其改革注定无法延续太久。

但是，彭巴尔的改革，就其精神而言，毕竟代表着葡萄牙社会精英的理想，也预示着葡萄牙的发展方向。

实际情况表明，时隔不足半个世纪，彭巴尔的未竟事业已开始部分实现。而且，这一切是在彭巴尔本人并未试图触动的王权失势之后发生的。

3.君主立宪

19世纪初的半岛战争是葡萄牙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如果说之前彭巴尔改革只不过是王权下变革势力向反变革势力发起的一场重要挑战的话，半岛战争则具有从根本上改变葡萄牙国家命运和政治走向的意义。在法国革命和反法战争期间，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样，国小力弱的葡萄牙成了英法双方争夺胜利的筹码。1807年，拿破仑对葡萄牙下了最后通牒，要求葡萄牙对英国宣战，并对英国舰队关闭所有港口。由于葡萄牙不愿意背叛它多年的盟友英国，拿破仑决定动用武力，命令朱诺将军率军开进葡萄牙。大敌当前，葡萄牙官方放弃抵抗，王室则和国家机构的绝大部分官员等近万人携财富撤往巴西。后来，由于受西班牙突然反对法国的影响和英国军队的及时相助，葡萄牙赶走了法国人，但同时不得不接受英国的保护。法国人后来又对葡萄牙发动了两次入侵战争，但在英葡的联合抵抗下，均遭失败。这样，在1808-1820年间，葡萄牙一方面沦为英国的保护国，一方面则由于王室的外迁，变成了巴西的殖民地。而且，1808-1814年的战争给葡萄牙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战争直接夺取了10万人以上的生命，另有大量人口死于饥荒。农田因缺乏劳动力而大量荒芜，城市里的财富差不多被洗劫一空。

更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特别是法国的第一次入侵——给葡萄牙造成的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间接影响。法国的第一次入侵虽然几乎没有给葡萄牙造成直接伤害，但它毕竟吓跑了王室和政府，并且给葡萄牙人带来了自由主义和1808年宪法草案，而王权的撤迁和自由主义的进入又对葡萄牙帝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影响。因为，葡萄牙在反法战争之后没多久就开始走上了立宪道路，巴西则因地位的骤然改变而滋生并加速了分离主义倾向，很快于1815年和1822年先后实现经济和政治独立。而它的独立自然意味着双方主从关系的终结，意味着葡萄牙永远失去了巴西这块最大也是它多年来最为倚重的殖民地，这对葡萄牙不啻是一个巨大打击。因为，在葡萄牙的东方霸权衰落以后，尤其是自巴西发现黄金以来，巴西逐渐在葡萄牙的经济生活中具备了首要地位，是葡萄牙经济的主要基础。多年以来，除了波尔图酒，葡萄牙的出口货物基本上全部运往巴西，其进口货物也几乎全部来自巴西。因此，巴西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先后独立使葡萄牙永久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安心依赖的收入源泉。此后的巴西仍然在葡萄牙的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形式、含义及重要性已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失去对巴西的严重依赖也是葡萄牙政策重心进一步由外而内的历史契机，有助于葡萄牙的志士仁人将更多的目光和精力投向国内事业。

1820年，葡萄牙发生了立宪革命。这一年，由王室和政府偏安巴西引起的政治危机，由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引起的思想危机，由巴西经济独立引起的经济危机，以及由英国军官飞扬跋扈引起的军事危机交相作用，把葡萄牙推向了变革图存的边缘。同时，发生于西班牙的复宪运动也给葡萄牙人形成了某种激励。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葡萄牙于当年发生了立宪革命。如果说1808年的立宪行动实际上体现了法国人的意志的话，此时的立宪革命则完全是一种自发行为。这场革命进行得很顺利，由波尔图的一个资产阶级组织协会发起，并很快得到各方的响应，在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获得成功。

体现革命成果的是1822年宪法。这部宪法是在1812年西班牙加的斯宪法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体现了民族至上而不是国王至上以及议会权力高于国王权力的思想，为葡萄牙的君主专制制度暂时画上了句号。虽然这次革命并没有使新的政体一蹴而就，但因它而引发的潮流已不可阻挡。1834年，自由主义者赢得最终胜利，君主专制制度由此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葡萄牙在政治领域加入了欧洲潮流。

新制度并没有很快给国家带来人们所预期的种种好处。原因是，从1808年法国入侵到1834年内战结束，战火的摧毁、巴西的独立、英国的勒索，都给葡萄牙的经济社会造成了长期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而君主立宪制是个新事物，葡萄牙人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逐渐学会运作，之前政局动荡，甚至发生过内战。但另一方面，新制度一经确立，就开始以基本符合欧洲和世界发展潮流的方式改变这个国家，从而使葡萄牙的社会经济面貌在19世纪中后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首先，两大旧势力分别被根除和改造。教会和贵族是旧王权的两大支柱，也是长期阻碍葡萄牙发展的根本因素。1820年革命后，前者被根除，后者被改造，名存实亡。1820年革命永久性地取缔了宗教裁判所。1834年，自由党人又彻底取消了教会体制，并将充公的教会财产作为一项国家储备进行长期变卖。这一举措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教会的财产在被没收之前，通过世代积聚，仅土地一项就占葡萄牙国土面积的1/3左右。虽然土地的拍卖和出售事与愿违，进一步拉大了穷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差距，但更应该看到，土地毕竟从特权阶级的传统维生工具变成了民间商业运作的对象，其意义是重大的。与教会势力相比，贵族势力并没有遭到太大的打击，甚至由于上院的存在，上层贵族的势力得以长期保留，但是，他们的特权被取缔了。由于封建权利的废除，例如财产限定继承权和各种津贴及补助的取消等，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土地和工商业活动维生。因此，他们事实上被改造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资产阶级”。这样的贵族，不仅不再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包袱和障碍，而且变成一支有益的力量了。

其次，经济在恢复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发展。农业方面，在历届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商业化经营逐渐得到推广。相应地，荒地持续减少，耕地持续增加，实物工资逐渐让位于货币工资，土地的长期出租向短期出租过渡，耕作方式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进。工业方面，民族工业有了明显的发展。“纺织工业上升到首位，其次是烟草业、面粉加工、陶瓷业和软木业。国外投资也开始进入葡萄牙。”工业发展的重要体现是，近代工厂和工人数量不断增加。工厂数量1822年为1031家，1881年增加到1350家，一战前又增加到5000家。工人数量则由1822年的1.5万人增加到1881年的18万人，然后又增加到一战前的20万人。随着工业的明显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中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庞大。商业方面，国家“为产品的自由流通和分配提供了方便”，刺激了商业协会在商业重镇的形成，而它们“对商业、工业、农业及海外的发展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此外，国家还积极创办了葡萄牙的首批银行，这也可以看作是葡萄牙近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里斯本银行成立于1821年。至1910年，葡萄牙已经有28家银行。伴随着经济的明显发展，国家的收入从1850年代起开始持续超过1805年的水平。到20世纪初期，“葡萄牙的财富要比剥削巴西高潮时期的财富多5倍”。这对于海外扩张以来的葡萄牙而言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葡萄牙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交通革命。19世纪中叶，曾经引领远洋航行潮流的葡萄牙居然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而正是从这个时候起，葡萄牙人几乎同时开始了这两项建设。公路网的修建开始于1849年，至19世纪末已达1万公里。修建铁路的计划始于1852年，至1900年已建成2371公里的线路。“修建铁路和公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个体经济活动的自发性。”另外，从19世纪中期开始，电报及邮政通讯业也在葡萄牙发展起来。所有这些，使“国家开始摆脱了几世纪以来的停滞状态，并在许多方面接近了欧洲水平”。

再次，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新闻事业的飞跃和中等教育的兴办。“新闻事业的第一次大飞跃是在1820年革命之后，这一年里斯本发行了六家日报，而且都是政治性报纸。“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新型印刷机的引进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发行报纸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葡萄牙的新闻业不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其内容重心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读者的政治倾向不同，因而只有不带政治倾向的报纸才能获得较大的发行量。因此读者的主要兴趣便由政治转到国际新闻。”致使“新闻比政治报刊产生了更加广泛的政治效果”。自由主义革命之前，葡萄牙大体延续了彭巴尔时期的教育政策，即在小学和大学之间只有过渡性的平民教育，而没有正规的中等教育。而“自由主义革命改变了这种状况，在平民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加进了新的教育阶段”。1823年起，葡萄牙开始有了中等学校。不过，由于基础薄弱、师资和生源同时缺乏等原因，中等学校的发展并不顺利。直到1863年之后，葡萄牙的中等教育才在规模及课程设置等方面趋于合理。

总之，在19世纪，特别是从19世纪中期起，由于不再有巴西这个巨大的殖民包袱和经济支柱，由于法国革命战争和思潮的洗礼，也由于葡萄牙志士仁人们的努力，葡萄牙的现代化终于摆脱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停滞状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从而也开始缩小葡萄牙与欧洲列强之间的发展差距。

然而，葡萄牙的现代化并没有就此步入坦途。到19世纪90年代，为葡萄牙的现代化事业带来历史性突破的自由主义自身居然走到了历史尽头。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它在给葡萄牙带来一系列革命性变革和发展的同时，也积累甚至是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如工业化水平落后、主要消费品仍需进口、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初等教育发展十分缓慢、文盲率居高不下等。以至于到1880年代末，随着国内各种矛盾的日益突出，君主立宪制在青年一代中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另一方面，就在这时，葡萄牙政府以及它所代表的君主立宪制在非洲问题上彻底失去了民心。为了缓解国内危机，葡萄牙在19世纪后期加入了瓜分非洲的狂潮，试图在非洲重建殖民帝国。它为自己设计的殖民地“包括从莫桑比克到安哥拉的整个非洲中部地区。然而，英国当时正在计划修建一条从开普敦到开罗的跨越整个非洲的铁路。这样，两国就发生了冲突”。1890年1月，英国以武力相威胁，向葡萄牙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葡萄牙必须放弃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连接起来的那片广阔的非洲领土”。里斯本政府无奈从命。正是这一事件，极大的伤害了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加剧了君主制合法性的丧失，刺激了共和运动的迅猛发展，直到取得1910年革命的胜利。

1910年革命决定性地改变了葡萄牙的政体，葡萄牙从此进入共和国时期。不过，即使是在同一政体下，葡萄牙的政治及整体发展历程也是一波三折，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1.制度初创期的动荡与紊乱

葡萄牙之所以会在20世纪初选择共和制，除了前述原因，也与共和思想在其境内的长期传播有着很大的关系。早在1820年革命时期，共和思想已经开始在葡萄牙传播。后来，受1848年法国革命的影响，葡萄牙的共和运动在1848-1851年形成第一次高潮。到1870年左右，受法国和西班牙共和运动的影响，共和思想已开始深入人心，并且特别受新时代大学生和正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的青睐。无独有偶，1890年的外交失败又给共和思潮的迅猛发展提供了绝佳机会。国人很自然地把这种失败归咎于政府的软弱，而共和党人则进一步把政府软弱的原因归结为君主制。于是，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在不知不觉中促使共和思想的迅速蔓延。1908年2月1日，国王卡洛斯一世和王储在里斯本街头遭到暗杀。1910年10月，共和派又以革命的形式彻底推翻了君主制，并宣布葡萄牙为共和国，而这一举措居然“在全国各地未遭到任何反对”。可见，葡萄牙当时选择共和制，实属大势所趋。

在急于追赶强国以改变自身命运的落后国家，不管具体的诱因为何，国家制度的重新抉择都往往被看作根本举措，并且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19世纪以来的葡萄牙先推行君主立宪制，既而又完全推倒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即属于这一情形。然而，历史事实又往往证明，即便是符合国情的新制度，也需要同原社会进行必要的磨合，因而不仅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预期效果，而且在真正造福国民之前，还很可能使整个国家付出程度不等的代价。在葡萄牙，君主立宪制如此，共和制也是如此。

1910-1926年通常被称为第一共和国时期。在这一时期，与革命发动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君主制的废除和共和国的建立，不仅没有很快给葡萄牙带来和平与繁荣，反而导致了政治上的持续动荡和社会经济的严重紊乱。

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第一共和国前后共更换了8个总统，变换了50次内阁。政治上之所以持续动荡，主要是因为各党各派之间政见不合、争斗激烈，并且往往互相以暗杀或起义作为解决斗争的手段。这种情况从共和国建立之初就已经出现，并且在民主党政府主动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后的两年里形成第一次高潮。究其原因，是葡萄牙军队在非洲和法国北部的作战代价高昂，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政局最为动荡不安的是一战结束后国家面临重建困难的1920-1926年。特别是1920-1921年，“腐败、政治谋杀、社会上的炸弹爆炸、政权危机和通货膨胀成了家常便饭”。其中仅1920年，内阁就更换过7次（另一说为8次。见下注）。1921年10月19日，包括内阁总理安东尼奥·格兰若在内的几位杰出政治家惨遭杀害。面对此事，“各党派互相推卸责任，或者指责对方参与暗杀阴谋，引起了全国强烈的愤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政局的严重动荡，自然妨碍了政府对1890年以来日趋恶化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致使货币贬值，国库空虚，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这种种情况，使许多葡萄牙人近乎自然地对16年来政治上的民主运作失去了信心，转而渴望实行独裁专制，并且普遍认为“只有独裁专制才能拯救我们”。而“强大的教会经济势力、教会，甚至是西班牙，都希望在葡萄牙到处使用暴力，酿成一片混乱，使共和国永远威信扫地，为改换制度提供依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共和国最终被第二共和国所取代。

总之，第一共和国固然采取了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民主制，但这一制度在当时并不足以驾驭局势，更不足以推进葡萄牙的现代化事业，最终只能被迫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取代它的第二共和国又能给葡萄牙带来些什么呢？

2.高压政治下的发展

1926年5月，葡萄牙民主党内的斗争演化为一场军事政变，即著名的“五·二八政变”。6月初，议会被解散，第一共和国结束，第二共和国诞生。第二共和国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26-1933年是军事独裁时期，1933-1974年是所谓的“新国家”时期。总体说来，第二共和国在政治上已经与第一共和国截然不同。主要体现在，第一共和国实行的是有执政党的多党制，而第二共和国则实行无党派的独裁专制。这样的变化既是时局所需，也是军事政变发动者的目的所在。

可见，第二共和国实际上是对第一共和国的一种政治否定，因为它以专制否定了原有的民主。这种否定虽然是一种历史倒退，却又是情势使然。

在军事独裁时期，军事独裁者们顺应时势，祭起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旗，但效果并不理想。在军事独裁的头几年里，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军官手里。他们认为，社会公共秩序是压倒一切的问题，因而反对任何政治分歧，严厉打击一切反对势力，并且设立了新闻检查制度。但从实际情况看，这样的做法很难奏效。反对派为了重新掌权，也多次采取了军事政变的手段。历次起义虽然都遭到了残酷镇压，但国内局势继续恶化，特别是由于军费的大幅增加，财政赤字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为了应付被动局面，实现收支平衡，政府只好向国际联盟举借外债。国际联盟虽然同意借款，但以派员监督葡萄牙的财政状况为条件。由于担心国际势力乘机干涉葡萄牙的内部事务，葡萄牙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借款计划遂不了了之。财政问题的解决只能另觅良策。

事实证明，这恰好是专制主义者们摆脱困境的历史转机，因为一个笃信铁腕统治的治国能手借此走上了历史前台，并且成功实现了葡萄牙的稳定与发展。此人便是葡萄牙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独裁者萨拉查。

1928年，时任科英布拉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萨拉查应召入阁，临危受命，就任财政部长。萨拉查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坚决的紧缩措施。结果，在一年之内，政府收支就实现了平衡，而且获得了盈余。到1931-1932财政年度结束时，葡萄牙已经还清了全部短期债务。正是靠着这些解救国家于危难的非凡成就，萨拉查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崇高威望，并且为自己今后由经济独裁发展为政治独裁，对葡萄牙实行铁腕统治打下了坚实基础。1932年，他被任命为总理，并且连任至1968年病退。正是在此期间，他实际上成了葡萄牙事务的独裁者。他在任期间，葡萄牙的政局相当稳定，而禁止政党活动、实行新闻控制和利用个人威望是他实现并维系这种稳定的三大法宝。

萨拉查就任政府首脑后，组织了一个文职人员占多数的内阁，军事独裁从此成为过去。紧接着，在1933年，葡萄牙又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宣布葡萄牙为“新国家”。这部宪法基本体现了萨拉查本人的意志。早在1930年，他曾两度发表演讲，提出建立一种强有力的专制政权亦即“新国家”的基本设想。“新国家”宪法继续宣称葡萄牙为共和国，同时把国家最高权力赋予政府，并给予总理广泛的任命权，从而使总理一职享有无限权力。新宪法还否定一切个人自由，取缔党派活动，废除普选权，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使专制制度完全合法化。正因为如此，“新国家”时期的葡萄牙被人们理所当然地看作是一个法西斯国家。

显然，在“新国家”体制下，政治是不自由的。但另一方面，它所追求的稳定目标却达到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萨拉查政府能够独揽领导葡萄牙现代化的任务，比较顺利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展经济和其他事业，并且在短期内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

在农业方面，为了解决严重的缺粮问题，“政府采取措施改进古老的耕作方法，发展生产力并开垦更多土地”。同时开展以小麦为主的粮食增产运动，并获得巨大成功，至二战爆发时已达到自给程度。在工业方面，本着工业化的目的，从1935年起实行工业品检验法，严格控制商品标准。二战期间，萨拉查政府明智地选择了中立，这使它既避免了战争的创伤，而且借机捞了不少好处。“大战期间，葡萄牙向交战双方提供原料，特别是钨，并由此大获其利，这个国家从18世纪末以来第一次有了贸易顺差。”诸如此类的战争收入转而成为大力发展国内工业的基本资金。1947-1959年，葡萄牙不仅发展了造纸、金属加工、电力设备、橡胶、造船和汽车等工业，而且建立了黑色冶金和化学工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上升为4.5%。60年代和70年代初，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7%。

以下数字或许更有助于说明萨拉查政府在社会经济方面给葡萄牙带来的重大变化：“1900年，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占全国劳动力的61.4%，到了1970年，这一数字降到了31%，从事工业的劳动力上升到34%，从事服务业的占35%。”此外，萨拉查政府还利用预算盈余，拨付专项资金，大力发展和改进教育事业。至1940年，葡萄牙的文盲率已降为50%左右。比起第一共和国时期和1910年以前大约为80%的文盲率，这可以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总之，在专制制度下，葡萄牙不仅实现了稳定，而且实现了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明显提高，其历史功绩自然值得肯定。然而，在20世纪，专制制度毕竟已有悖于世界潮流，也并非葡萄牙的长期发展需要。它在执行稳定和发展这两大历史使命的同时，也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在稳定和发展的目标达到之后，无论是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还是民生的幸福，都需要民主和自由，而不再是专制和束缚。或者说，必须解决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日趋突出的矛盾，使其协调发展，使原本失衡的国家现代化趋于平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三共和国应运而生。

3.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与现代化任务的完成

事实上，萨拉查的独裁统治在6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显露危机。这主要是由60年代的殖民地战争引起的。1961年，安哥拉发生了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起义。虽然这场起义遭到了残酷镇压，但由它引发的葡属非洲的民族主义潮流却势不可挡。固守帝国主义的萨拉查政府不肯退让，葡萄牙被拖入了持久的殖民地战争。漫长低效的战争不仅消耗着国家的人力物力，而且加深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结果是，“这个欧洲寿命最长的右派独裁政权分两个阶段垮台：萨拉查之后停顿不前的时期和接下来的爆发性的改革时期”。1968年9月，在萨拉查因中风无法继续执政的情况下，卡埃塔诺接任总理。他基本上沿袭了萨拉查的政策。但与此同时，国内局势继续朝着不利于独裁政治的方向发展。“军中各阶层对于持续的低效率的殖民战争的不满导致了1973年MFA（海陆空三军运动）。第二年，安东尼奥·德·斯宾诺拉将军出版了《葡萄牙和未来》，对现状作了激烈而全面的批评，书中建议军事接管以拯救国家。这本书中的信息也曾经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但是从来没有通过这么一个强有力的来源发出。许多因素都朝着有利革命的方向发展，但是本书的出版点燃了导火线。”就这样，1974年4月，同样是在一次军事政变中，“新国家”结束了它的生命。葡萄牙从此进入第三共和国时期。

第三共和国的建立是葡萄牙现代化历程中最为醒目的分水岭之一。

首先，它的建立，标志着萨拉查独裁政权的终结和葡萄牙民主时代的来临。民主、发展和废除殖民化既是第三共和国缔造者们发动“石竹花革命”（亦称“康乃馨革命”）的基本口号，也是他们上台后的基本努力方向。在公民获得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同时，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这两块殖民地也于1975年先后完成独立，葡萄牙帝国从此不复存在。

至此，葡萄牙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落差和矛盾得到基本解决，从而使原本失衡的国家现代化逐渐趋于平衡。

其次，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葡萄牙的社会经济现代化不仅逐渐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加速期，而且在20世纪末终于大功告成。

第三共和国赖以取得如此巨大历史成就的因素，应当包括政治民主化、社会稳定与历届政府的成功努力，但更重要的应当是成功地把握住了葡萄牙加入欧共体这一重大的历史机遇，使葡萄牙得以搭上欧共体这辆经济快车，实现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

早在1962年，葡萄牙就曾和西班牙一起申请加入欧共体。但欧共体以它们政治上的独裁和经济上的过于落后为由，没有批准它们的申请。不过，此后的葡萄牙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并且在经历了一个为期7年多的漫长谈判期后，从1986年元旦起，终于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对葡萄牙而言，加入欧共体无疑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它表明葡萄牙不仅终于融入欧洲，正式挤入了富国俱乐部，而且终于搭上了欧共体这辆经济快车，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和机遇。

葡萄牙加入欧共体的谈判是从1978年10月开始的。对于葡萄牙这样一个欧洲落后国家来说，加入欧共体的前提是必须尽可能缩小它与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各种差距。为此，一方面，葡萄牙只能以尽可能快地速度发展自己。另一方面，欧共体也不得不以输血的方式给葡萄牙的发展给予长期而且是强劲的支持。早在1975年，欧共体就曾给葡萄牙一笔特殊紧急援助。在进入正式谈判期后，为了使葡萄牙完成改造，在经济指标上达到成员国要求，欧洲委员会给葡萄牙以为期5-10年的过渡期，并给予必要的财力和技术支持。1981年起，葡萄牙“又享受一笔加入前的财政援助，以便使它的中、小型企业和农业现代化，并发展它的地区性政策”。

在正式加入欧共体之后，葡萄牙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得欧洲投资银行的贷款和其他各种基金资助，从而也得到了比以往更加丰厚的财政援助，而且实际资助金额一般都远远超过预定金额。正是凭借这种大力资助，葡萄牙不仅以极快的速度改善了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而且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增长。根据葡萄牙政府的估算，仅1989-1993年，欧共体就向葡萄牙提供了约110亿美元的款项，促使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4%。至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89年为4500多美元，到1992年，则猛增至9000多美元。同一时期，用于就业培训的欧共体资助达30多亿美元，受益者达几十万人，并且创造了8万个就业职位，占同期所创造的职位总数的1/4.尔后，"1994年2月初，欧洲联盟通过了新的援葡方案，决定在1994年到1999年间，提供基金高达210多亿美元，预料可促使葡国在未来6年内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

即使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葡萄牙仍然从它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中获益，国内投资明显可见，从波尔图的新地铁到为了2004年欧洲杯而修建的壮观的大体育场”。正是借助如此强大的支持和葡萄牙人自身的努力，葡萄牙多年来虽然一直是欧共体（欧盟）中最落后的成员之一，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却长期名列前茅。这意味着，多年以来，葡萄牙以相当快的速度，不断缩小着它和欧共体（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差距。

更重要的是，借助搭便车式的快速发展，葡萄牙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在富足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