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全面展开与走向极盛（-世纪）

在专制王权的统治下英国实现了国家统一，摆脱了外国干扰，开始走向富强，成为欧洲大国。但也正因为这样，专制王权的历史作用就完成了，君主与民族逐渐分离，专制制度不再保护民族的利益，相反成为民族的赘瘤；到这时，只有克服专制王权，国家才能继续前进。放在欧洲范围内来说，在专制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丧失之后，哪一个国家先摆脱专制制度，它就先摆脱前进的障碍，走到了其他国家的前面。英国正是在这一点上一路领先，从而第一个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

转折点发生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斯图亚特王朝背离了都铎朝的传统。

都铎君主虽然实行专制统治，但他们知道英国在中世纪已经形成所谓的“自由”传统。历史学家马考莱说，这个传统有“三大原则”，即：“其一，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立法。其二，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其三，他必须按国家法律掌管行政，如果他违背法律，其谋臣及代办官员应负责任。”这些原则即使在都铎专制统治下也还是多多少少受到尊重，所以，都铎国王仍然和议会合作，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王在议会”的宪政传统，这使英国的专制制度不同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如法国）。

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都铎王朝谱系中断，来自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继承王位。詹姆士一世（1603-1625年在位）对英格兰的传统一无所知，相反，他企图进一步推进专制制度。他不懂专制君主的合法性存在于保障民族团结、维护民族自立之中，反而提出“君权神授”的理论，作为加强专制制度的依据。这样，他就彻底否定了英格兰人传统的“自由”权利，把王权放在了民族的对立面上。

根据“君权神授”理论，君主不仅拥有来自神的权力，而且还拥有与神同等的地位。1610年他就公开对议员说：“的确可以把国王叫作神，因为他对人世行使某种神权或类似的权，假如你们想一想上帝的特征，就会看出这些特征如何适合于国王这个人……”詹姆士一世把君主看作人间的上帝，他要高居于臣民之上，随心所欲地处置整个民族。这种理念和“王在议会”的传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而他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还非要将其付诸实践。这样，国王与民族一步步走向对抗，终使矛盾不可调和。

对于国王无视“自由”与破坏法律的言行，议会多次提出了抗辩，并积极进行抵制。1610年，议会呈交了一份权利请愿书，“让陛下知道我们的自由”。1621年，议会针对国王所说议会的存在是出于国王之“恩典允诺”的言论，宣称：“议会的自由、选举权、特权和司法权是英国人自古就有而无可置疑的天生权利及遗产……”明确宣布议会的合法性来自于历史的传统。1628年，议会提出《权利请愿书》，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后来成为英国宪政的基础性文献之一。查理一世当时迫于形势曾接受《权利请愿书》，但第二年又反悔，并且派人解散了一会。此后11年中他实行“无议会统治”，即完完全全的个人专制，这就把王权与议会的冲突推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1637年，新上任的劳德大主教在查理一世的示意下要把英国国教强制推行到信奉长老会教的苏格兰，苏格兰人举起反叛的大旗；这成为后来长达20年的英国革命的导火索。

革命的实质是什么？是推翻君主专制。君主专制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它的时代合理性已经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专制制度已经成为国家继续前进的绊脚石；而查理一世的蛮横、不肯让步，导致了革命的爆发。1642年8月，查理发现他对伦敦已经失去控制，于是偏师北上，在诺丁汉城堡竖立王旗，宣布议会叛乱，从而挑起了内战。议会是在迫不得已中被迫应战的，而一旦战争爆发，议会就不得不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彻底的胜利。王权用暴力对付议会，议会也不得不用暴力来反抗王权。内战中，革命的暴力打败反革命的暴力，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以背叛国家、背叛人民的罪名送上了断头台，英国建立了共和国。英国人在整个欧洲的惊诧中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从此后，英国就走在引导世界潮流的最前列了。

革命期间，议会征收税款、组织军队、指导战争、成立各种委员会来执行政务，它既是立法机关，又是行政机关，还具有司法职能，在这种情况下，议会主权的思想形成了。1649年1月，当议会彻底战胜国王时，议会通过决议说：“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在议会里集会的英国下议院是人民选出并代表人民的，在本国有最高的权力……”这不仅是对专制王权的否定，而且是对人民主权的肯定。在当时，在17世纪中叶，这对整个世界都是一种全新的思想，也是全新的实践。议会主权后来成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以议会作为主权机关，就是对个人专制的完全否定。

但是在战争中，议会主权的原则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行。由于革命用暴力战胜国王，军队就成了决定性因素。议会组建革命军，目的是打败专制的王权；但军队本身也是一种强制的权利，它为了把战争引向胜利，就把所有的权力都放到自己手里，议会反而被推到了后台。战争结束后，军队开始行使专断的权利，它自己也逐渐演变成一个利益集团，与议会争夺最高权力。1653年4月，军队终于驱逐议会，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政变。军队领袖克伦威尔就任护国主，成为无冕之王。这样，革命进入它自己的悖论：革命本来是要推翻国王一个人的专制，这个目的虽然达到了，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革命却把权力交到另一个人手里，而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有时比以前的国王还要专断！

这样一来，理论和实践间产生了不可克服的矛盾：革命消灭了旧制度，却未能建立新制度。在处死国王后的八年中，英国不断试验各种政治制度，选举权一会扩大，一会缩小；上院先是取消，然后恢复；议会一会召开，一会解散；法令今天公布，明天取消。王位虽然废除了，但克伦威尔独掌大权。革命始终未能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军人的专政不断发生危机。1658年克伦威尔一死，英国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他手下的将军互不服气，开始争夺权力，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走到了尽头。为避免军阀混战，革命阵营中一部分人主张恢复王政，实行王朝复辟。他们派人去荷兰与流亡在外的查理二世谈判，在得到查理的保证要依靠议会进行统治后，让他于1660年5月回到伦敦，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英国退回到它发生革命的起点上。

如果复辟的君主能够接受历史教训，遵守他复位时的诺言，尊重议会地位，依靠议会实行统治，以后英国的发展就会比较平稳。事情已经很清楚：英国革命从开始就不是要推翻君主制，而是要克服君主的专制统治。如果君主放弃专制企图，回到“王在议会”的传统上去，英国人愿意保留君主，当然，这意味着专制制度的消失——一种国王与议会分享权力的新格局应该出现，而这是一种新制度，标志着民族国家进入一个新阶段。

但查理二世不愿这样做，“君权神授”很快又回来了，国王与议会的斗争重新开始。国王为恢复专制统治，一是与法国秘密缔约，答应当条件成熟时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以此换取法国的财政补贴以摆脱议会的制约；二是颁布“信仰自由宣言”，打算让天主教徒取得宗教信仰的自由，实际上是恢复天主教。这些做法立刻受到议会反对，议会用《宣誓法》来限制天主教徒，规定只有英国国教徒才可以担任公职。它又通过《人身保护法》，不允许国王在不经过法律审判的情况下就逮捕、拘禁英国国民。不久，议会又准备制定《排斥法案》，把王位继承人、查理的弟弟、信奉天主教的约克公爵詹姆士排斥在继承权之外。在这个问题上议会发生分歧，出现了“辉格党”和“托利党”之分。查理迅速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打击反对派，很快控制了政治主动权。从1681年起他不再召开议会，专制的权力几乎是牢不可破地重新树立起来。詹姆士二世继位（1685年）后，更把国王的权力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用血腥手段镇压了一小批辉格党贵族支持的武装反叛，并且公开恢复天主教，把天主教徒视为重建专制王权的依靠力量。他任命天主教军官，建立天主教军队，在全国宣布信教自由，强迫国教教会宣读“信教自由令”。凡此种种，终于使分裂的议会再次团结起来，两党都不能接受天主教恢复，更不能接受专制制度卷土重来。1688年7月，两党联合起来给詹姆士的女婿、荷兰的执政奥伦治的威廉写信，邀请他率军队前来英国，帮助捍卫“英国人的自由”。11月，威廉带兵在英国西南海岸登陆，经过几星期的犹豫，英国各地归顺，詹姆士只得逃出英国。议会让威廉和他的妻子、即詹姆士的女儿玛丽共同登上王位，在登位前两位新国王按照议会的条件接受了《权利法案》。《权利法案》中规定的正是英国人“自古就有的权利”，包括定期召集议会、议会言论自由、国家的赋税由议会决定、国民有请愿的权利等等。这样一个和平变革政权的事件，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奠定了现代英国的基础，它在几个方面开启了现代英国之路。

首先，从形式上看，“光荣革命”只改变了一个国王，而接替王位的又是它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因此事件看起来像是一次家族变动，完全不是什么“革命”。但其实远非如此，究其实质我们看见：在“光荣革命”中，议会缔造了一个国王，没有议会，这个国王登不上王位；他根据议会的条件登上王位，并许诺要服从议会的法律。这样，议会和国王的关系就完全反转了，不再是议会屈从于国王，而是国王从属于议会；在以后的岁月里，统治国家的是议会而不是国王。因此专制时代固有的矛盾被解决了：专制时代的国王以民族代言人自居而统治国家；现在民族自己掌握国家，宣称议会是它的代表，尽管控制议会的在当时只是大土地所有者。英国是第一个把国家真正放回到“民族”手中的国家，在这方面，它成为后来所有国家的榜样。英国的政治制度从这时起就走在世界的前面了，这为它后来的领先提供了道义基础。

其次，“光荣革命”缔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社会，虽然这个社会的主导者是贵族、大土地所有者，但在一个宽松的政治、社会框架中，其他阶层的创造力更容易得到发挥，经济活动也不再受约束，相反更受到激励。英国在全欧洲（当然也是在全世界）第一个开始了政治、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它率先走向现代化，“光荣革命”是第一块基石。

其三，“光荣革命”开辟了一条英国式的发展道路。英国人发现，光荣革命用和平手段解决了革命未能解决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光荣革命”没有改变英国的君主制，也没有改变国王的地位。国王和议会达成和解：议会承认国王的地位，国王则承认议会的主权。这就为后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两方冲突，最后用和平的手段达成融合，从而把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事实上，“光荣革命”的发动者企图做的是一件极奇特的事：他们要推翻专制王权，同时又不愿意发动革命。邀请威廉正是想避免再出现一个克伦威尔，从革命的经历中，英国人发现了革命的悖论。他们认为新的革命只会产生新的克伦威尔，而新的克伦威尔最终又会再导致另一个复辟。他们想跳出这个怪圈，同时解决两个问题，即既不要革命，又推翻专制。而“光荣革命”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此后英国不再发生革命，和平与渐进成了社会变革的手段。这个特点让英国在动荡不安的欧洲各国中独具特色，从而在后来的经济发展中具备优越的机制保障。英国在300年时间中和平发展，它把重商主义推到高峰，又率先发动工业革命。英国的强盛不是没有基础，“光荣革命”就是它第一块基石。

“光荣革命”的历史意义是无可比拟的，正如一位英国人在谈到英国后来的发展时所说：“大不列颠的确是各国中最适合于商业的国家，这是由于它的岛国的位置，同样也是由于它的政体的自由和优越性所致。”这个制度，是在光荣革命中创造的。英国后来能引领世界历史的潮流，它在制度方面的创新是根本的因素。

在光荣革命后，英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动，这些变动为工业革命的提供了合适的社会土壤，因此经济史学家奇波拉说：“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是由于该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人民精神面貌以及价值标准已经发展到适合于工业化的程度。……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问题。”社会变动最主要地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它所造成的结果是，一种适合于工业发展的独特社会结构形成了，早先那种封闭而刚性的社会结构让渡于具有一定开放性、流动性的弹性结构——一种“三层式”结构。

三层的顶端是大土地所有者，与“光荣革命”造成的政治权力分配变化相一致，在18世纪，大土地所有者的经济力量上升了，1690年，贵族占有土地的比例为15%-20%，一个世纪后上升到20%-25%。大地产扩张与经营有关，但更与推向高潮的圈地运动有关。光荣革命后圈地变成政府行为，议会通过立法来进行圈地。有关圈地的法律早先是一个一个在议会通过的，后来则一批一批通过。大规模圈地将农村小土地所有者渐次消灭，农村也形成新的社会分层，它们是“地主——租地农场主——农业工人”。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地主出租土地，收取租金；农场主经营农场，剥削工人；农业工人耕种土地，领取工资。圈地后农场取得了经营竞争力，它促进了生产发展，把农业改造为资本主义性质，从而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贵族还参加各种工商活动，有些贵族开采矿产资源，有些贵族发展交通运输，18世纪50年代布里奇沃特公爵修成当时著名的沃斯利运河，将他的煤矿与曼彻斯特连接起来，获益甚丰。为获取利润，贵族投资金融债券的情况也不罕见。贵族在转型时期的价值取向对英国后来走向工业化起到重要作用：在其他国家，贵族漠视工商业，甚至反对；而英国贵族不仅支持，而且参与。社会上层的态度使后来英国的工业化起步非常顺利，由此看来，当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出现时，上层的态度何等重要！

中等阶级指农村中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城市中的商人、作坊主等等。在工业化之前，“商人”是中等阶级的主要力量，他们包括大商人、银行家、企业主，也包括小商贩、手工业者等，其拥有的财富不等。商人在英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英国社会主流意识认为商业活动是有益的、合理的，值得提倡的，这与上文所说的贵族的态度有关。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当时的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在其著作中，将商人看作英雄和顶礼膜拜的理想人物，商人的美德在他眼中几乎被解释成英国人的美德。商人在英国社会中的较高地位，客观上有利于工业社会的生成。

社会下层涵盖面非常广，它包括城市工匠、小生产者、小商小贩、劳工、仆役、流民、乞丐、妓女；也包括农村小农、手工业劳动者、因圈地而失去土地的农业劳工。在这里，我们特别关注这一批人：失地小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在原来的土地上沦为农业工人，二是流入城市，成为工业中的劳动者，雇佣工人或者流民。圈地运动对工业革命的最大作用是为它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从而保证了工业化的到来。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三层结构中“中等阶级”力量较强，且不断发展，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中等阶级”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有，不过力量就相对弱小，无力与旧社会相抗衡，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英国的中等阶级则由于社会流动相对容易而不断得到充实壮大，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都有许多人向中间阶层聚集，而商业精神的弘扬又让他们逐渐主宰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从本质上看，工业社会要求一个以中等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在工业革命开展之前，英国已具备这个条件。英国的这种独特情况，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社会变化的同时，新的价值观也在形成，在这方面有两项主要的发展，一是为私有财产正名，二是提出新的经济理论。

在为私有财产正名方面，从霍布斯到威廉·配第等许多理论家都一再地阐述私有财产的合理性，约翰·洛克则更强调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他认为这是一种“天赋人权”，政府必须严格保护。洛克的思想到18世纪已经被广为认可，工业革命中许多的发明家、企业家，就是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保护下而投入发明与创办企业的洪流中。

在构建新的经济理论方面，亚当·斯密是奠基者。致富的欲望加上私有产权的确认扫除了工业兴起的许多障碍，而突破重商主义的理论束缚，为经济“松绑”，就成为时代的需要，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1776年，斯密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系统提出了全新的经济主张。斯密说：资本的“唯一目的”在于“谋取暴利”，当资本家使用资本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换言之，“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它否认国家的任何参与，提倡“自由放任”。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思想，使“自由放任”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边沁从另一方面给“自由放任”以充分支持，边沁在《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一书中从伦理学的角度阐述了功利主义原则。边沁的功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原理：一是功利原理（即最大幸福原理），二是自利选择原理。边沁认为，追求幸福是每一个理性人的最大目标，为此，“鼓励人们为他人造福并不是取得最大程度幸福总和的最好方法，最好方法是让个人尽可能自由地按自己的方法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也就是说，国家权力的行使应限于最小限度，即只限于保护自由和财产安全，除此之外，政府不应作任何干预。

不难看出，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与斯密、李嘉图的理论，在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和幸福、反对政府干预方面，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们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出台而大造声势。实际上，到工业革命开始前，一种全新的社会价值观已经汇聚成一股潮流，它推动着人们去追求财富，由此而刺激了技术的创新。英国能首先迈入工业社会，与新的价值取向关系密切。在新价值取向支持下，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

工业革命是从一系列技术革新开始的。18世纪，英国的棉纺织业发展很快，其中的供求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结果，技术变革就首先从这个行业开始。1733年织工出身的约翰·凯伊发明飞梭，使一个织工可以完成织机上的所有工作。60年代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这是第一部“机器”，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十多倍。1779年，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进一步加快了纺纱的速度。再过10年，克朗普顿综合“珍妮机”与水力纺纱机的优点发明“骡机”，一台这样的机器可以带动三四百个纱锭，而且纺出的棉纱柔软、精细而且结实，从而为其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纺纱部门的技术改造打破了纺与织之间的平衡，从而对织布技术的改进提出了要求。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了以水力作为动力的自动织布机，织布速度一下子提高40倍。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很快就向其他纺织部门推广，传统的毛纺业也逐渐走上机械化道路，到19世纪20年代，这个部门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是动力问题，虽然水力机械已经取代了人力，但由于它必须建在河流旁边，因此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发明一种在任何地方都能使用的动力机，成为工业革命继续深入的关键。1769年，詹姆斯·瓦特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发明了单动式蒸气机，十多年后他又发明了复动式蒸气机。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英国进入了工业时代，正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的那样：“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

蒸汽机彻底改变了英国的社会：在城乡各地，无数家工厂拔地而起，无数根烟囱冒着白烟，机器的轰隆声响彻大地，嘈杂的工业社会逐渐取代了安详宁静的田园生活。由于蒸汽动力可以不受地点与季节的限制，因此蒸汽机的推广非常迅速。继纺织行业之后，冶金、煤炭、造船、铁路等行业也纷纷引入蒸汽机。至1826年，英国已拥有1500台蒸汽机；到19世纪中期，蒸汽机在全国完全取代水力，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动力。英国凭借蒸汽动力进入“蒸汽时代”，由此而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蒸汽机的推广造成煤、铁需求的激增，引发了冶金、采矿等行业的大发展。煤炭、钢铁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两大标志，英国到1800年时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其余地区加在一起还要多，到19世纪中叶达到了世界总量的2/3!就具体数字而言，英国煤产量在1770年是600万吨，1800年上升到1200万吨，1861年再上升到5700万吨；铁产量在1770年仅5万吨，1800年已达13万吨，1861年则增长到380万吨。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钢铁出口国，铁已经丰富到可以用于一般的建筑，这意味着它在进入蒸汽时代以后，也跨入了钢铁时代。

钢铁炼造工艺的改进以及产量的增长为机器制造业奠定了基础，19世纪上半叶，机器制造工厂开始建立，这标志着大工业机器生产阶段的到来。机器制造业的兴起使各行业迅速实行生产机械化，此后，用机器生产机器，再用这些机器去生产其他产品，就成为人类生产的主要形式了。这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正如经济学家克拉潘所说：“新动力和新机器连同它们几乎无穷无尽变革中的能力在不列颠突飞猛进的时候，它们震撼了这个社会。”

生产的增长使交通运输问题突出，于是解决交通问题就提上了日程。英国很快又突破了这个瓶颈，人们看到了铁路的诞生。1804年，英国人特里维西克制成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10年后，斯蒂芬森制造出一台更加完善、能够连续运行的机车，并以5英里时速牵引10吨货物运行成功。1825年，英国人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使用蒸汽机车牵引列车的公用铁路，即斯托克顿——达林顿铁路，经过改造的斯蒂芬森型列车满载450名乘客、以24英里的时速到达目的地。1830年，全长31英里的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建成通车，列车最高时速达到了30英里。蒸汽机车技术的成熟以及铁路的修建，昭示着英国人所开启的“铁路时代”的来临。

铁路运输的优越性很快就体现出来，吸引了无数商人、贵族以及其他投资者满腔热情地投身于铁路建设之中。1840年，英国铁路投资总额为2800万镑，10年以后达到2.4亿镑。如此高的资金投入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做得到，而英国凭其富裕掀起了铁路建筑的热潮。其结果是，在山峦起伏、河湖密布的不列颠大地上，一条条连接各大城市与港口的纵横交错的铁路修筑起来，其中包括大连接线、大西线、伦敦——伯明翰线等等。英国的铁路密度在19世纪下半叶已达到很高的程度，世界上多数国家到20世纪末都没有能达到这个水平。1850年，英国的铁路已超过2.35万英里，这个数字在当时是比利时的3倍，比法国和德国高出6倍。19世纪中叶，英国还在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印度修建了当地的主要铁路，在英国的带动下，世界许多国家相继进入了“铁路时代”，英国的领头羊作用在这里也充分体现了出来。

英国还首创了工厂制，而工厂制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生产组织形式的巨大革新。工厂制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机器生产的工厂里，工人以机器为中心进行工作，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节奏，而且产品的质量也更加有保证。在不使用机器的行业中工厂制也迅速推广，因为工厂能集中大量工人、实行劳动分工，从而提高了每一个工人的劳动效率。工厂制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的大多数行业都实行了工厂制，因而在建立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方面英国也领先了整个世界。

工业革命造成了英国经济结构的变化。1801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35.9%，工业只占29.7%；1831年，农业的比重下降到23%，工业比重上升到34%；到1841年，农业比重再下降到22.2%，工业比重则上升为40.5%；19世纪50年代，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50%。至此，英国基本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国，它的工业力量相当于其他的整个世界。工业的优势确保了英国相对于其他所有国家的优势，这是英国取得世界霸权的物质基础。

纺织、煤炭、钢铁、机械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龙头产业，在这些行业中英国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据统计，英国的棉纺织品由1785年的4000万码增加到1850年的20亿码，增加49倍；煤炭由1770年的600万吨增加到1850年的4950万吨，增加7倍多；生铁产量在1788年还不到7万吨，1835年达到100万吨，1847-1848年达到270万吨，相当于1788年的38倍还多。19世纪中叶，英国的钢铁产量与棉布产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煤炭产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总和的两倍。1860年英国的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2%、欧洲总人口的10%，而英国生产的工业品却占世界总量的40%-50%和欧洲总量的50%-60%，英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英国的成就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无论是此前的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美国都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为英国在19世纪称霸世界提供了物质基础。

工业革命使英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无可匹敌的竞争力，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不再需要贸易保护与贸易垄断了，它可以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进入了“自由贸易”时代。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英国的工厂日夜开工，车船四处奔忙，庞大的远洋舰队把大量原料运回英国，同时又把无数工业品运往世界各个角落。1784-1786年英国的年外贸出口额为1361.4万英镑，1804-1806年间增长到4124.1万英镑，1834-1836年为4619.3万英镑，到1854-1856年达到了10250.1万英镑。1870年，英国的对外贸易量超过欧洲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总和；而在此前的1850年左右，英国就控制了世界20%的贸易总量以及世界工业品40%的贸易量；1860年左右，英国占据欧洲贸易总量的30%，欧洲工业品出口的43%。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进口国与工业品出口国，全球贸易的中心就在英国，当时世界船舶吨位的近60%在英国登记，英镑则是国际贸易过程中通用的货币，英国是世界金融的中心。英国集当时世界的工业、贸易、金融中心为一体，它在19世纪的强盛，的确是不可动摇的。

工业化创造了惊人的财富，英国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富裕表现在国民收入的增长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上：1801-1850年间英国国民总收入增长125.6%，1851-1901年间又增长213.9%。与此相对应的是英国的年人均收入也明显提高，据菲利斯·迪恩的统计，1700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大约只有8-9英镑，1750年前后就增长到20英镑，到1860年又增加了一倍。如果扣除人口增长的因素，人均收入的增长还会更快。随着物质产品的空前富足，一些过去只为贵族阶层所特有的奢侈品，现在也因为批量生产及价格下降而成为大众消费品，像长袜、床单、水壶、烹饪器、火炉及铁制壁炉等过去属“奢华”的物品，现在几乎被所有社会阶层所享用。英国的大众产品丰富到如此地步，以致一位到英国旅行的法国人颇有感慨地说：“像英国这样一个贵族的国家却成功地为人民提供了物品，而法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却只会为贵族生产。”英、法的差距尚有这么大，那么英国与其他国家的距离就不难想像了。

1851年5月1日，世界首届博览会在英国召开，这是英国登上富裕之顶峰的标志：一个工业的世界霸主，向全世界炫耀它的文明与财富。博览会的会场完全由玻璃和钢铁建成，号称“水晶宫”。水晶宫占地19英亩，高20.7米，长563米，相当于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3倍，数千名工匠花22周时间才建成，总造价高达8万英镑。水晶宫内陈列着约1.4万家厂商提供的展品，其中英国约占一半。英国提供的几乎全都是工业品，而外国提供的几乎全都是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大厅入口处陈列着一块24吨重的整体煤块，使人一进门就感受到现代工业的巨大威力。英国展厅中有自动纺纱机、织布机，700马力的海船发动机，31吨重的火车头，举重1144吨的水压机，各种起重机、压力机、汽锤、机床，隧道、桥梁以及汽船的模型，引人注目的蒸汽机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品种繁多的消费品，如火柴、钢笔、信封以及1840年在英国发行的世界首枚邮票。

全体英国人，上至女王，下至普通老百姓对这次博览会无不感到欢欣鼓舞，维多利亚女王在博览会开幕式当天所写的一封信件中这样说：“5月1日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是有史以来最美丽、最庄严、最激动人的景观，是我心爱的阿尔伯特的成功。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自豪的一天，我再也想不出别的什么了……这真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成千上万的普通英国人，眼中噙着泪水，秩序井然地走进展厅，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欢乐的色彩，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先后五次参观博览会，并在给父亲的信中写下了自己的体会：“它的壮丽不是指某件物品，而是由所有东西组成的天下独一无二的大会聚；在这里你能找到人类工业所能创造的所有东西……这里的工业产品相当于阿拉伯的大集市，是阿拉伯神话中的神灵创造出来的集市，因为只有用魔法才能让世界各地的货物全集中在这里……工业资本主义的力量，犹如一双超自然的手，将这次博览会的展品装扮得色彩缤纷、魅力四溢。”

第一次世界博览会是向世界宣示英国的繁荣与富足。在英国之前，世界上也出现过世界强国、大国，但从来没有像英国这样因开创一个新的文明而引导了世界的潮流，让整个世界都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不少国家历史上也出现过繁荣昌盛的局面，但从来没有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并且是小国）其实力竟等同于世界的所有其他部分。英国的大国地位奠基于它对工业文明的开启，由于在这一点上的根本创新，英国登上了世界强国之峰。

在它创造工业生产力的同时，英国也建构了工业时代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英国的制度是后来许多国家模仿的样板，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无处不有英国制度的痕迹。

首先，英国通过议会改革迈进民主政治的大门。

光荣革命克服了国王的专制，建立了议会的主权。但议会主权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光荣革命后形成的是贵族寡头制，大土地所有者控制议会，把握国家政权。虽说这个制度已摆脱了君主专制，在欧洲其他国家都处于君主绝对统治下、世界其他地方则更是专制横行的时候，这个制度已很不错；但它依然弊病重重，工业革命发生后，它就完全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

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贵族、大地主的地位与经济实力都大为下降了，但他们仍把持政治权利，造成权力分配与社会力量对比高度脱节的状态。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一旦张力扩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如火山爆发般喷发出来。幸运的是，英国用和平变革的方式逐渐变革了政体，使政治制度与社会变化基本保持同步。在这个过程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履行了自己的责任，保证国家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民主化进程。

工业革命开始不久，争取民主的斗争也开始了。18世纪60年代“威尔克斯事件”的发生标志着议会改革运动的出现；法国大革命时期议会改革掀起高潮，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都集结为相当大的规模。这以后，议会改革的社会、阶级基础就奠定了：中等阶级掌握国家的财富，工人阶级控制人口的多数，在力量对比上贵族统治者完全处于劣势，变革迟早要发生，只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而已。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群众性的议会改革运动再一次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时，社会上层即贵族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力主改革的力量，辉格党一直主张应时而变，按照其领袖格雷伯爵的说法，变的目的是为了“检查一下制度本身，找出在执行宪法时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纠正的方法，从而防止灾祸”，即防止法国式的革命。掌权的托利党内部也在20年代初出现一个自由派集团实行多种改革。社会上层支持改革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他们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双方的冲突不至于发展到对抗的程度，这就为英国用和平的方式完成改革提供了可能性。

1829年，托利党的威灵顿政府实施《天主教解放法》，引起托利党内极端派的不满；第二年，他们和辉格党联合起来推翻威灵顿政府。随后辉格党领袖格雷上台组成政府，这标志着半个多世纪以来托利党统治的终结，一场变革的大风暴也由此拉开帷幕。一时间，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各种要求改革的团体纷纷建立，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格雷政府顺应民意，两次提出改革草案，并获得议会下院通过。但托利党动用上院多数两次否决法案，使全国局势急剧紧张，国家走到内战的边缘。在群众的高度激奋中，辉格党下决心把改革引向成功。1832年4月，当改革法案第三次在下院通过时，格雷请求国王在必要时册封足够的改革派贵族进入上院，以压倒反改革的托利党多数。这一要求遭到国王拒绝，政治斗争突然白热化，革命的可能性陡然增加。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都行动起来，有些激进分子甚至还秘密制定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接受了辉格党的要求，托利党也终于让步了，上院放手让改革法顺利通过，第一次议会改革终于获得成功。改革法让中等阶级参与到“掌权者”的阵营里，标志着英国向民主政治迈出了第一步。

改革的意义还在于它对英国发展道路的影响。在光荣革命中，英国首创了一种用和平、妥协的方式完成政治变革的先例，将英国从君主的专制转变到贵族寡头制。但是，向民主制转换是否也可用和平变革的方式呢？第一次议会改革的成功给出了答案。经过改革，英国式和平、渐进的道路得到了社会的全面认同，此后社会各阶层在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中都有意识地采取这种非暴力的方式，包括工人阶级也不例外。这种方式的条件是：一方面有人民坚定的斗争，否则任何变革不可能进行；另一方面是掌权者适时的退让，让改革能够和平进行。双方在冲突之后最终妥协，形成了英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这种方式后来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认识：由改革而追求进步，成为今天许多人理性的追求。

但1832年改革本身并不彻底，它的直接效果只是中等阶级的一部分得到参政权，而贵族政治仍旧持续，民主的道路仍然很长。以后在是否需要继续改革的问题上出现了强烈的分歧。部分上层人物认为改革仍需推进，继续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辉格党和托利党两党都有人在执政时提出改革方案，但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动议都没有成功，原因是没有群众运动的支持，贵族统治者内部反改革势力强大，变革的阻力太强。

60年代，新的群众运动又兴起了。1865年，“全国改革同盟”在伦敦成立，国内政治形势向有利于改革的方向发生转变。工会运动这时也投入到政治斗争中来，改变了不卷入政治活动的传统。1866年3月，格拉斯顿的自由党政府提出了《人民代表权法》，掀开了第二次议会改革的序幕。7月23日，在海德公园的大规模集会活动中，发生了冲突和流血事件，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自由党内一批老的辉格党人抵制了改革，导致自由党下台；但随之接任的保守党政府则认为继续推进改革是明智之举，于是在1867年3月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中，两党都有反对改革的保守力量，但两党的主流也都意识到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因此竞相争取改革的主导权。与此同时，各地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成为改革提案的后盾。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不断，1832年的改革形势又出现了。1867年7月15日，新的改革议案在下院通过，8月15日经女王批准后成为法律。改革提案是保守党政府提出的，但反对派自由党对它进行了大规模修改，使之更具自由主义色彩。这次改革不仅使中等阶级下层参与到政治进程中去，而且连英国工人阶级多数也得到了选举权，英国在民主的道路上跨出了大大的一步。

1884-1885年自由党政府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到这个时候，改革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各政党都争着进行改革，一旦在改革方面占据主动，它就能赢得大选。第三次议会改革基本上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按人口比例重新划分选区。不久，议会又取消了竞选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实行议员薪俸制。这为工人阶级参加议会竞选打开了大门——有了薪俸，他们就没有养家活口之忧了，他们可以安心地从政。

接下来是解决妇女参政的问题，在这方面也遇到强大的阻力。阻力不来自阶级的偏见，而来自强大的性别传统偏见。妇女为争取自己的选举权进行了几十年斗争，甚至出现相当激烈的抗争活动。最终，在1918年，议会实行第四次改革，让年满30岁的妇女得到选举权。1928年，经过第五次改革，全体成年妇女都获得选举权，民主制终于确立。英国用和平、渐进的方式完成了向民主制度的过渡。

政治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政党制度的完善，政党政治也首先出现在英国，这也为现代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

光荣革命前英国已形成两个政党，即辉格党和托利党。但两个党当时只是不同的贵族派别，由各种纽带连结起来，形成两个集团。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人少，不固定，没有明确的纲领，谈不上组织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靠私人关系纠集在一起。光荣革命后，专制王权被推翻了，政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政党政治于是形成。起先，由于托利党摆脱不了对斯图亚特王朝的眷念，在18世纪上半叶长期落野，而由辉格党掌权达半个世纪之久。但从1760年开始，乔治三世国王寻求恢复个人的专制，政党政治由此倒退。国王的野心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被粉碎了，此后政党政治全面发展，再也不出现波折。从18世纪80年代起托利党掌权达半世纪之久，到第一次议会改革前由辉格党上台，完成议会改革。其间，托利党和辉格党在组织建设、政治纲领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为两党向现代政党转变奠定了基础。

法国大革命期间两党都形成了明确的政党意识，托利党长期执政，在组织与队伍方面都日臻完整。到18世纪初，托利党“以保守主义理论为指导，在保卫既定制度，维护法律、秩序与财产安全等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利用政府纪律和官职薪俸等作为手段达到空前的一致，成为一个成熟的党。

辉格党则由一个松散的反对派集团向成熟的政党转变。由于长期在野，辉格党多次分裂，到18世纪初已形成一个坚定的核心，它支持改革，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政治立场日趋明确，不再为追求官职而摇摆不定。在1809-1812年间他们曾先后四次拒绝入阁，这表明两党的政治界限已经清楚，政党的意识也形成了。

1832年改革是一个转折点。托利党奉行保守主义，倾向守成，不愿意推进议会改革，逐渐得名“保守党”。辉格党支持改革，倾向政治开明，愿意做自由主义的变革，逐渐得名“自由党”。改革使英国向民主化方向发展，政党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两党的组织建设就变得更重要了。于是出现这样一些进展：

一、督导员制度形成：督导员是党内纪律的督察者，他要求本党议员在议会表决时按照党的意志投票，同时充当验票员，负责核实投票结果。

二、党的常设机构出现：托利党在1832年创立“卡尔登俱乐部”，这是英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央党组织；1836年，自由党常设机构“改革俱乐部”也宣告成立。在中央组织之下，两党还建立了地方性常设组织，负责党员的发展以及选民登记工作。

三、党务基金设立：议会改革前后，两党相继设立了竞选基金，据估计，在19世纪上半叶，保守党与自由党各自的竞选基金约在三四万镑左右。

第二次议会改革进一步推动了政党组织的发展。1860年自由党在伦敦成立中央总部；1877年5月在伯明瀚召开“自由党全国总会”，会议决定总会包括两个机构——代表大会和总委员会。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总委员会协调地方党组织工作。全国总会成立后自由党的力量和影响都不断壮大，也使自由党的政治立场更容易统一。保守党则在1868年成立了由督导员负责的“中央委员会”，两年后定名为“保守党中央总部”。但此时保守党总部是“自我产生”的，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机构。1886年5月，保守党全国联合大会通过一个章程，确定联合会的任务是做好组织和协调工作，协助建立地方组织，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

在地方组织改革中自由党先行一步，1867年伯明瀚率先进行民主代表制的偿试获得成功，其成效在随后举行的1868大选中得到印证：伯明瀚自由党委员会在大选中统一组织，精心策划，规定各选区自由党委员会按照总部的要求进行投票，结果取得伯明瀚全部3个议席。约瑟夫·张伯伦担任市长后继续改组该市自由党组织，扩大党组织的活动权限，包括：决定党团的政策，提名议会候选人，提名学校董事会候选人，支持各选区候选人等。改组后的伯明瀚自由党组织的作用增强，不仅保证将伯明瀚的3个议席全部保留在自由党手中，还在市议会选举中获得了70席中的68席。伯明瀚为各地方自由党树立了榜样，到1887年，代表制组织发展到700多个。保守党也后来跟上，70年代初在布莱德福特建立代表制会议，后总结经验向全国推广。保守党还加强做工人选民的工作，使该党得到一些工人阶级的支持。至1875年，保守党代表制组织已达到400多个。

党的领袖如何产生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二次议会改革前，党魁的产生和继承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党魁主要凭借他的出身、家产、社会关系和政治才干等个人条件产生，而不是选举产生。首相不具备群众基础，他以国王大臣的身份而不是党魁的名义就职。1868年，自由党的格拉斯顿率先以党魁的身份组织政府，从此首相与党魁紧密联系，一党在大选中获胜，该党党魁就代表本党组建政府。

在现代政党制度下党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大选、争取执政，执政后要控制议会、保住政权，因此党一方面要加强在议会的领导力度，强调本党议员服从党的纪律，在议会表决中站在本党一边；另一方面要强化地方党组织建设，形成完备的组织网络，保证大选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要想竞选议员，得不到某个政党的支持就很难当选。党员当选后必须与党的立场一致，如果他投与党相反的票，下次竞选就得不到党的支持，他就一定失败。党在大选中获胜则上台，失败则下野，全党共进共退。现代政党制经过长期的演变逐渐在英国形成，19世纪下半叶，两党在英国轮流执政，政党政治已经相当成熟了。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国家的管理工作日趋复杂，原先在农业社会可行的做法到工业社会就不可行了，于是，行政、司法和地方政府改革就提上议事日程。19世纪下半叶英国进入一个“改革时代”，改革后出现的一整套制度，又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参考。

首先是现代文官制度改革。文官是一类特殊官员，他们长期在政府的某一部门工作，不参与党派政治，不与内阁共进退。从职别上看，常务次官以下就是文官，在他们的上面是政务官。法律规定文官不能参选议员，必须保持政治中立，不得介入党派活动，否则必须辞职。文官制的好处是有一批人长期在固定部门工作，他们不受党派政治影响，不因大选胜负而进退官职，因此能维持政府工作的稳定性。现代文官制经过长期的演变而在英国形成，19世纪中叶见证了文官制度的改革。

英国文官起源于17世纪革命。内战中，以国王为核心的行政机构解体，议会执掌政务，议会中成立了几个专门委员会，雇佣专职人员处理政事，一批为政府服务、领取固定薪金的人由此产生。1660年复辟后，以枢密院为核心的政府文官固定下来，军队也实行管理职能分化，成立了诸如海军部、军需处等部门，也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光荣革命后议会权力上升，但国王及枢密大臣仍保有任免官吏的大权。通过恩赐官职，国王甚至可以干预议会的活动，乔治三世就是通过任免官职来达到他个人专制的目标的，因此剥夺国王对官员的任命权就是当务之急。官员任免中还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政府和国王都接受行贿，并且用赐官晋爵控制官员。此时，买卖官职是公开的，军职的买卖更是严重。有些中高级官员自己不操持公务，花钱找人代劳，自己又去做别的事。对官员没有考察和监督机制，公务资金混乱，贪污现象严重。

18世纪80年代起，议会开始对官员的混乱和腐败现象进行改革，把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国王、首相之手下放到各部门手中，规定官员由部门推荐后任命。1782年财政部实行官吏分级管理，但晋升依据是资历而不是政绩。政党政治发展后甚至出现新的问题，两党把政府官职当成是赃物，某党一旦掌权，就奖赏给本党，编织上下关系网。为了谋取官职，许多人攀枝依附、请人说项、拉各种关系、走各种门路。总之，政党制造成官吏的频繁变动，既不利于工作的连贯性，也妨碍官员精通业务，还会产生各种腐败现象。

工业革命后中等阶级地位上升，他们出于自身的利益并受到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要求政府的管理像工业生产一样成本低廉，希望建立高效政府。19世纪前期东印度公司和牛津、剑桥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为文官制度变革提供了思路。

1848年议会成立特别委员会对行政开支进行调查。当时任财政部助理秘书的查尔斯·屈维廉向委员会报告时将问题归结于文官制度本身，建议对财政部的文官队伍进行彻底整顿。他批评晋升中的论资排辈，主张高级文官要从受过大学教育的绅士或其他职业中有突出才干的人中选调。议会接受他的看法，开始任命专门委员会对政府各部门展开调查。英国现代文官制改革正式启动。

1850-1870年是改革的重要时期，有两个人物起了重要作用。一位是查尔斯·屈维廉，一位是格拉斯顿的秘书斯坦福·诺斯科特。在改革中两人通力合作，拟订了文官改革的总框架。1853年他们提出《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习惯上也称为《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该报告批评当时文官制度存在的弊病，提出了文官的选拔、录用、提升和级别划分等一整套建议。报告的基本出发点是建立常任文官制，以便在两党轮流执政的背景下政府的工作不受影响，并摈除腐败。该报告将竞争机制纳入人才选择之中，除少数高级官员，所有文官都必须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取。报告建议将文官分为高级和低级两大类。低级文官要求有一般的中等教育水平，高级文官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高等学府毕业生中招考，也可从其他工作部门的成功人士中选调。考试注重文理科基础知识而不是强调某种专业技能，目的是将文化知识扎实、思维开阔的年轻人引入文官队伍，其着眼点是培养未来的高级文官。报告要求对文官的业绩进行考核，根据才能和勤奋程度决定升迁。报告还建议统一文官的工资标准，以便在部门之间进行调动。

1855年新任首相帕默斯顿以枢密院的名义颁布了文官制度改革的正式法令。法令决定任命三人的文官制度委员会，对文官候选人进行“必要知识水准”的考试，合格者经试用后决定是否正式录取。这个枢密院令并未能解决文官制问题，因此在1870年6月格拉斯顿政府颁布第二个枢密院令。它以“诺——屈氏报告”为蓝本进行改革，规定除外交部和内政部外，其他部门的文官都要通过公开考试、竞争上岗。财政部还制定了两份考试细则，对高级文官和低级文官的考试确定了不同的标准。第二个枢密院令奠定了文官制的基础，后来，历届政府又对文官的待遇、分级、晋升等细节作出具体的规定，文官制度渐趋于完善。

文官制改革意义重大，它清除了官员任免、管理中的许多不合理现象，节制了腐败，清廉了政府，巩固和扩大了议会改革的成果，为政府的透明化和民主化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官吏制度提供了示范。

司法改革也在19世纪进行。18世纪英国存在三大法庭：高等法院、高等民事法庭、财政部法庭。从表面上看三大法庭分工明确，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各法庭都可以受理各种案件，而当事人不仅要支付高额诉讼费，还要向办案人员纳贿进贡，才能进入法律程序。三个法庭的判案标准并不一致，这就造成执法的混乱；各法庭职能相互交叉，更使得当事人员不知所措。法律的基层执行者是治安法官，治安法官属义务工作，办事比较清廉，但他们不熟悉法律，仅凭个人经验办案。所以这时的司法工作乱而无章，影响了法制的实行。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司法制度还算好的。英国有长期的法治传统，专制王权很早就消失，司法独立也很早实行。而且，英国自古实行习惯法，有较完善的陪审团制度。因此，英国司法改革的任务不是确立法治原则，而是在效率和统一问题上做文章，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

1823年托利党政府提出一揽子方案，将死刑罪砍去100种，并根据过失大小确定了相应的处罚标准，在量刑统一、惩罚分明方面取得了成就，提高了法律的实用性。1829年伦敦建立一支专职治安队伍——警察；1856年议会通过“警察法”，规定各郡、市都需建立警察部队，从而在世界首创了现代的社会保安系统。警察的出现使治安法官的作用下降，乡绅对农村的统治也随之削弱。1873年，议会颁布《司法权法》，将治安法官组成的地方法庭置于高等法庭管理之下，治安法官的业余司法生涯也就宣告结束。该法律还规定：英国设一个最高法院，下分高等法庭和上诉法庭。高等法庭再分三个审判庭，包括大法官庭、王座法庭和遗嘱、离婚与海事法庭。三个审判庭职权分明，相互不交叉，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司法权法》还简化了手续，降低了费用，克服了原有司法制度中的许多弊病，使司法成为一般民众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司法机关也成了国家的一个公务机关，使之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总之，1873年《司法权法》是英国司法制度史上的里程碑，它奠定了现代司法制度的基石。

经过19世纪的一系列改革，英国作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为全世界树立了公认的样板。英国在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和司法制度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世界潮流的领导者，它引导的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发展，而且是制度的全面变革。正是这些制度变革为一个现代的世界提供了示范，因此英国的大国地位不仅是物质的，也是道义与精神的。价值观的示范作用往往具有超物质的力量，这种力量经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英国在它强盛的顶峰充分表现了这种力量，这是一个“小国”何以主宰世界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不可忽视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