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荡到平稳的历史发展（第三共和国_世纪年代）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第二帝国的垮台，也促成了第三共和国的建立。1875年宪法充分地反映了共和派和保皇派相互斗争、相互妥协而达到的力量平衡。各种政治势力终于从大革命到此时近百年的战争、革命和政治角逐造成的长期动荡不安中吸取了教训，达成了某种共识：极端的、激进的政治斗争形式只会导致两败俱伤，适度的退让和妥协才是共存之道。法国由此彻底告别了个人独裁统治，跳出了政治派别喜好走极端路线的怪圈，踉踉跄跄地迈入了相对稳定、平和的国家发展的新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和人口损失，而战后一直到1928年法国又经历了通货膨胀；尽管如此，法国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恢复了经济活力。法国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和投资的强化，逐步形成了充满生气的混合经济。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国的经济发展再次陷入停顿和倒退。二战结束之后，法国人开始反思过去经济发展高低起伏、时断时续、不能持续发展的原因。于是，法国政府开始进行各种经济资源的整合、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有计划的结构改革。国家通过国有化运动和制定指导性计划来发展经济，从而走上了把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结合起来的道路。从1947年起，法国政府先后制订了10个计划。虽然各个计划的内容因时间的不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从总体上来看，它们对法国重振经济、恢复法国在经济上的国际地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国政府还从历次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充分意识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而不断完善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为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也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法国逐步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制度对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正以及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为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法国历届政府均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段时间里，法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除法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得当和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国内环境外，有利的国际因素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戴高乐执政时正逢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和“非殖民化”政策开始实施。法国政府紧紧抓住了这一重要机遇，一改长期以来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敞开大门进入世界市场。法国的对外贸易由此成倍增长。法国不仅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互通有无，而且向世界其他地区大量销售自己的工农业产品，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法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于20世纪40-70年代的科技革命，使法国及时融入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法国在核物理技术、信息技术、化工技术、新材料、空间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法国的经济增长率一度超过德国和日本，法国的总体实力也相应的开始得到恢复，原子弹、航母、阿丽娅那火箭、雷诺汽车等成为法国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重要标志。

普法战争后第二帝国倒台，巴黎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运动。这场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尝试。虽然年轻的无产阶级因缺乏斗争经验而最终失败，但它的历史意义则是深远和无法估量的。它对法国历史最为直接的影响之一就是使自法国大革命后处于长期水火不相容的保皇党等封建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各个派别之间开始了相互妥协和合作，以共同对付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于是，在镇压了巴黎公社起义后成立的第三共和国中，围绕宪法的制订问题，虽然各种势力还在争斗不休，但相对于以往激进的、非此即彼的极端情况而言，相互退让和妥协开始变为主流趋势，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要防止人民起义这个所谓的“恶魔”再次出现。“1875年宪法”就是共和主义与君主主义相互妥协的产物，它虽然承认了共和制，但君主制的阴影随处可见，充分地反映了共和派和保皇派相互斗争、相互妥协而达到的力量平衡。例如，这部宪法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但又规定总统签署的法令必须要有一名内阁成员会签才能生效；内阁虽然由总统任命，但又要对议会负责；总统若要解散众议院，必须获得参议院的同意。因此，这样一部伸缩性很大的宪法既能适应共和制也能适应君主制，各政治派别对它的理解也就各不相同，必然令它随着各种政治势力的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了法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部宪法，一直被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共和制在法国的最终确立无疑对其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以及国力的恢复和增强有着诸多的积极意义。法国在从普法战争的失败者重新成为“伟大的法兰西”的过程中，其经济发展及其产生的影响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就总体而言，法国在此期间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先慢后快”。第三共和国成立后的前期，法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日趋减缓。即便在温和共和派掌权之后，这种颓势依然没有得到扭转，反而日益严重。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经济已逐步陷入困境。导致这一时期法国经济几近停滞的原因很多，但最为关键的是以下几个：首先是普法战争的影响。战争使法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损失高达200亿法郎，法国还必须支付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和负担驻扎在法国领土上的德军费用，所有这些造成了法国资金的严重短缺。战争还使得工农业发达的东北部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镇压巴黎公社起义使得巴黎遭到严重的毁坏，更有甚者，法国被迫割去了纺织和钢铁工业发达、矿藏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省份。法国历来缺乏煤炭资源，而随着铁矿资源丰富的洛林地区被割让给德国，原本并不紧张的铁矿资源也趋于紧张。两种主要工业原料的严重不足以及这两个法国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省份被割让严重制约了法国重工业的发展。其次是经济作物的歉收和经济危机的连续冲击。从1876年起，葡萄根瘤蚜虫病在法国蔓延，葡萄作物大面积死亡，许多中、小葡萄种植者破产；养蚕业也因遭到僵蚕病的危害而损失惨重。法国酿酒业和丝绸业为此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而这两个产业的损失占了法国1785-189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37%。相比之下，1876、1882年周期性信贷危机和国际性金融危机对法国的打击更为严重。仅1882年的危机就造成了7000家企业倒闭，使得工业部门的生产大幅度下降。这次危机对于法国的农业犹如雪上加霜，而农业的持续衰退必然严重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最后是资金流向的偏差以及民众的心理问题。法国的银行资本虽然发达，但由于以往在工业投资上的失败，银行家们继而将资金主要用于放高利贷或海外投资。中小资产阶级对直接投资于企业没有热情，他们更倾向于把钱存入银行或购买公债。这种现象造成了法国工商业的投资不足。而普法战争的失败和对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持续不断的政治纷争和层出不穷的政治和财政丑闻，也使得广大民众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心理，建设的热情不高。不过，在经过二三十年的徘徊之后，法国的经济终于在1896年左右结束了停滞不前的状态，开始了强劲的复苏。从1896年起，法国的经济重新有了起色，但在1901-1905年间又出现了停滞，直到1906年才真正恢复强劲增长的势头，法国也由此进入了又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对于这次经济增长，一些学者认为是由于南非黄金大量开采，世界范围内物价上涨，国际市场复苏，同时法国又于1892年实行梅林关税保护法，法国重新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的结果。在政府的支持下，工农业联合会建立了起来，使得受德国竞争威胁的工业与农业加强了协作。这一时期用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则大幅度的增加。企业也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致力于改进机器设备和生产工具，提高计件工资。工艺现代化也在许多领域得到重视。在众多的乡镇企业中，许多工厂因实现了现代化、提高了生产率而得以发展，另一些工厂因适应不了时代的要求而被淘汰。事实上，这次经济的增长主要在于，法国在这一时期已经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以使用电力和石油等现代能源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道路，新的技术革命的开展与新兴工业部门的兴起已经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动力，化学工业、电器工业和汽车制造业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为传统工业的兴盛提供了机会，例如，电力的发展对机电工业提出更高要求，也促进了建筑业和公共工程建设；汽车制造业则极大地刺激了钢铁、铝、玻璃、橡胶等产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业结构的调整，各行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工业生产集中和垄断趋势得到加强，这种集中和垄断主要出现在重工业部门和新兴产业部门。旺代尔、施奈德、马林·奥姆古尔等公司控制了全国铁矿、煤炭、冶金、机械等重工业部门；佩斯内、久尔曼、圣戈班控制了整个化学工业；雷诺和标志公司几乎垄断了整个汽车工业。尽管如此，若与同期的美国和德国相比，法国的工业生产和垄断程度还是不够高，工业生产的水平和工业产品的竞争能力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法国在这一时期里能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凭借多年积累起来的科研优势还在延续着，在技术创新方面还能走在世界的前列。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还不时出现一些能极大推动生产发展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发明创造和技术改进，例如铝电解质法、人造纤维、充气轮胎、照相技术等，而且法国此期在引进和改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也比较开放和敏锐。但由于此期的法国科学家们在科研模式、思想方式等方面已开始落后于美国和德国的同行，不能及时适应科技革命发展的需要，因而渐渐地落在后面。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和人口损失，加上战后一直到1928年的通货膨胀，法国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恢复了经济活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工业化运动不仅在战争期间得到推动，在战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此外，法国还开展了生产合理化运动，这不仅是恢复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扩大生产的一个重要措施。法国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和强化了投资，逐步形成了充满生气的混合经济。1921年和1928年，政府联合私营企业加快建设全国的水电公司（罗纳国有公司和多尔多涅公司）。1924年，在政府促成下，建立了法国石油公司，其中国家控股35%，加强了法国能源的独立性。在政府的操控下，重新推动了航空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公司之间的重新组合。在私营公司不景气的情况下，政府参与公共住房建设。政府还通过相关的经济政策，确保了铁路公司的最低股息，为铁路公司设立了补偿基金。20世纪20年代，法国传统的出口行业如纺织、服装和奢侈品仍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钢铁行业也逐渐在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当时其他高消费国对法国高质量的奢侈品的需求也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扩大，于是法国奢侈品的出口为法国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收益。新兴工业的迅速成长是20世纪20年代法国工业成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些新兴工业开发的新产品，加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发明创造的应用，克服了法国在1914年之前存在的缺乏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以及企业组织不完善等问题。其中，汽车工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三家汽车公司雷诺、标致和雪铁龙都走在科学管理和大规模生产技术应用的前沿。此外，战争对武器的需求也促进了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工业机械化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机械工程和金属加工业的发展。总体来说，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不仅在新技术的应用上成果突出，而且出现了重新组织生产的局面。这不仅体现在新兴工业中，还体现在服务业、银行业和零售业的发展上。生产的合理化和产品的创新带来了生产率的普遍提高。

尽管法国在这个时期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国的经济发展再次陷入停顿和倒退的局面。二战结束之后，法国人开始反思过去经济发展高低起伏、时断时续、不能持续发展的原因。于是，法国政府开始进行各种经济资源的整合、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有计划的结构改革。结构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国有化、计划化和社会安定化。政府为了削弱大垄断企业和金融垄断势力，将重要的垄断行业收归国有。政府在咨询了各方代表之后，根据国家制定的计划方针来发展经济。国家的安定化主要涉及到一些社会改革措施和立法，如加强社会保障，建立企业委员会，颁布地租法和公务员法等。在经济整合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企业、消费者和国家一起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从1944年底开始，政府筹划煤气、电力部门的国有化。经过议会的反复商讨，制宪会议最终于1946年3月通过了上述两个部门的国有化法案。1946年5月，法国煤矿公司成立。除了石油外，能源部门都被国家掌控起来。1945年10月，戴高乐设立了原子能专署，其主要目的是要打破英国在欧洲核能方面的领先和垄断局面。到1950年，约有1600人在核能部门工作。在石油领域，1945年成立了石油研究办公室，在没有明确的国有化政策的情况下，一个石油公共部门也被建立了起来。1945年12月，政府完成了法国银行的国有化，整个银行系统都受到以法行行长为首的国家信贷委员会的监控。在保险业方面，最初被国有化的保险公司就达34家。此外，大的航空公司也以向国家转让股份的方式由国家控制，电台也被国有化了。事实上，由于被国有化的企业身份的改变，被国有化的企业都成立了由三方代表组成的董事会，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国家的干预只是起到某种平衡作用，国家的影响是间接的，也就是政府给予企业某些经济发展的政策及导向，企业则按照政府的经济政策导向进行生产和发展。最初的经济成果反映了经济整合、资源配置、企业现代化和合理化改革的成效。

法国在二战后的经济复苏也和重要政治人物的不懈努力和竭力推动密切相关。1952年让·莫内提出了“莫内计划”，让法国人重新认识到了国家计划对相对落后的法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大革命后民主的实现所带来的国家干预的有效性。“莫内计划”首先是一个社会各部门共同参与的计划，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削弱特殊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的影响。此外，从莫内计划中反映出来的“通过美援重振经济，使法国有资格成为与美、英共同保卫德国的三方，并悉心指导德国经济完成有限的复兴”的指导思想，表明法国将采取一种新的外交政策，即避免正面冲突，通过削弱对手的实力来获取国家利益。“莫内计划”不仅为法国经济指明了方向，还为日后的重建提供了思想指导。

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政府所奉行的经济政策主要是“统制经济”和“自由经济”相结合，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者相辅相成。统制经济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尽量扩大政府投资，并使重要经济部门都实行国有化和推行计划经济，提倡用税收和通货膨胀来减少财政赤字；自由经济主张鼓励私人投资，促使资本家支持国家的经济政策，并制止国家增加开支，紧缩社会福利。这种将“统制经济”和“自由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得到大力发展与国家的干预息息相关，并为战后重建和后来的30年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国家在制订计划的同时，出台了税收鼓励政策，加上国有化公司的通力合作，混合经济政策得到了民众的充分理解和支持。一些原本“教条的自由派”也开始认可政府这一经济政策，对他们来说，这种指示性计划和国有化公司相结合更多是一种经济战略，而不是一种学说。为了战后重建，政府限制了纯粹自由主义和市场自由运转，以便市场得以长期振兴。该时期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政府以一种相对和谐的方式将自由主义者和非自由主义者联合在了一起。两者一致认为，有必要以最有效的方式重新推进工业化进程。早在30年代，法国经济实行了部分计划化，即政府指导经济的问题在当时就已经被提及。二战后，务实主义的政策更显得迫切。为了说服美国贷款给法国，莫内在1945年11月列出了一个需求清单。1946年1月，政府成立了计划总署，负责制订投资的优先部门和项目，并制订了发展经济的“装备和现代化计划”。1946年5月，法国与美国达成了勃鲁姆贝尔纳斯协定，美国免除了法国的部分债务，并为其提供新的贷款。计划总署包括一个计划委员会，24个由政府高级官员、雇主及工会成员组成的现代化和投资委员会。计划总署动用现行的统计手段，以提出详细的、切实可行的计划。第一个现代化与投资四年计划于1947年1月被通过，该计划的重点是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来使用好美国的贷款。从1948年到1951年，法国获得了260亿美元的援助，这些美元被用于补足进口，平衡贸易差额，填补财政赤字。法国的战后重建工作得益于援助计划，特别是货币计划。根据计划总署的安排，获得优先投资的主要是能源（煤、电）、铁路、水泥生产、农业设备等部门。此外，为了掌握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法国政府组织成千上万的管理人员前往美国学习企业管理经验。从1947年起，法国政府先后制订了10个计划。虽然各个计划的内容因时间的不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从总体上来看，它们对法国重振经济、恢复法国在经济上的国际地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时间里，法国在建立和改造国家经济体系时期的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4.7%。1959年可以看成是法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因为在这之前的几年里，法国在国际收支方面年年都有赤字，而在这之后的多年间里，法国却成为在国际收支方面年年有盈余的国家。在全国1200多万就业人员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有100多万人，而在工业、交通部门工作的人员则多达700多万。“随着从战争结束的那些年中出现的瓶颈的消除，随着政治不稳定情况和国际收支赤字的消除，法国出现了一个极为出色的、年度增长率连续十年达到5.7%的阶段，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其他类似国家能比得上的记录。”法国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发达工农业的资本主义国家。

与所有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一样，法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缺乏公平教育等社会问题。针对这些社会问题，法国政府在历次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充分意识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而不再采取激进的、容易引发社会阶层冲突的政策，相反，政府在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后，不断完善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为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也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法国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制度对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正以及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为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法国历届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法国社会协调发展政策的第一个重点是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约200年的漫长发展过程。法国社会保障制度19世纪初开始出现，二战后逐步完备，逐渐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和水平。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初开始至19世纪80年代末，为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阶段。其间，只有某些阶层，如受雇于国家的职员、军人、海员和矿工等才有权享受社会保险。在这段时期里，国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公共卫生事业方面，当时用于社会事务的支出还不到法国内生产总值的0.5%。第二阶段从19世纪80年代末至1945年，为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转折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国家作为保护人所起的作用仍相当有限，但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想渐趋成熟，有关社会保险的必要基础已经建立。在这一阶段里，一些基本法律相继问世：1898年政府通过了《工伤保险法》，开始对因公受伤者给予补助；1910年政府颁布法律，在工人和农民中实行普遍退休制度，规定退休年龄为65岁；1930年政府通过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初步建立了对雇佣劳动者的普遍保险制度。此后，法国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儿童、老人、贫困病人、多子女家庭和产妇的法律，这些法律体现的原则构成了现今法国《社会救助法》中有关如何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框架。第三阶段从1945年10月开始至今，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向全国逐步推广并日渐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式运作，国家作为保护人承担起各种社会风险。1945年10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社会福利法》，标志着社会保障体制在法国正式建立。该法的主旨是使领薪者及其家属具备一定的抵御、减少丧失收入的各种风险的能力。随后，法国又根据这项法律，通过了一系列其他法律，扩大了社会保障范围，使社会保险逐步从领薪者阶层扩展到其他社会群体，全体法国居民都成为社会保障体制的保护对象。但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普及却历经几十年时间，虽然到1945年时，已有一半法国人可以享受社会保障，但直到1978年，社会保障才普及到全体国民。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对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正、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充分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它有助于全体社会成员规避社会风险，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

法国社会协调发展政策的另一个重点是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法国是西欧面积最大的国家，本土划分为22个大区、96个省。法国原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150年间，工业活动版图大大扩展，农业耕作区相对缩小，土地利用率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了多个经济区域。法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二战前后加剧，各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法国东部包括10个大区（科西嘉除外），约占国土面积的45%和全国人口总数的2/3.巴黎、马赛、里昂、里尔等大城市以及沿海的许多重要的港口城市也在这个区域内。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500家最大的企业和集团中，476家分布在东部。东部工农业都较为发达，还拥有许多著名的高等院校，人力资源非常丰富。法国西部地区则资源比较贫乏，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居民收入也大大低于东部地区。据统计，西部家庭平均收入比东部低20%-30%。二战后，法国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形成了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据统计，1949年，法农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5.4%，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减至8.5%，30年间减少了2/3.仅1960-1978年间，就有约一半农业劳动力离开农村。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造成了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就业、交通和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则人口日趋老化，劳动力严重不足。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新兴工业和制造业的兴起，作为东北老工业区三大经济支柱的冶金、煤炭和纺织业开始走下坡路，企业亏损严重，大量工人失业。1973-1974年的经济危机使老工业区的“结构性危机”空前加剧，经济日趋衰落。为解决这些问题，二战后法国历届政府均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20世纪60年代，法国先后成立了“国土整治和区域行动评议会”及“国土整治全国委员会”等常设机构，负责协调地区整治行动，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

所谓国土整治，主要是指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在政府的推动下对国土进行平衡整治。这是二战后法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之一。国土整治行动始于1950年，时任法国建设部长的珀蒂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国土整治计划”，该计划首次提出“国土整治就是要依据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来寻求人员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佳分配”。1955年，根据国土整治的需要，法国政府将本土划分为22个大区，以加强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推动区域发展。这一时期，法国政府重点加强了北方、中央高原等区域的经济发展，着重解决这些地区的就业问题。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现象更加突出。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法国政府加大国土整治力度，制定了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远景规划，重点整治西部、西南部、中央高原和东北老工业区等区域。事实证明，二战后40多年来，法国国土整治政策的实施，对缩小地区差距起到了积极作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明显加快，某些发展中的农村地区和外省大城市的经济活力明显增强。

二战后，法国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城市发展、农村改革、山区开发和保护及老工业区结构改造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对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加快落后地区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城市发展政策的主要方针是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鼓励地方中小城市的发展，建立中心城市，以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改变欠发达地区落后面貌。城市发展政策的主要内容为：采取措施严格限制巴黎等特大城市的发展；调整全国城市结构，改革旧有城市体系，加速发展里昂、马赛、里尔等地区中心城市，促进人口和经济活动向这些城市流动；制订城市发展规划，鼓励发展中小城市和卫星城镇。

农村改革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农村实行结构改革，重点开发西部、西南部和中央高原欠发达农业区，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法国西部、西南部和中央高原等地区交通相对落后，缺少通讯手段。为迅速改变这些地区的面貌，法国政府先后制订了一系列发展交通和通讯的计划，并投入大量资金。20世纪70年代初，政府专门制订了有关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特别条例，由中央同地方合作，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经过努力，历史上形成的东西部之间交通网络分布不均的状况正在逐步消失。二是加速推动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20世纪70年代起，法国政府把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现代化作为改变地区落后面貌，促进农业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手段，并制订相关法令，推行农业现代化开发计划。政府通过低息贷款、财政补贴等形式，鼓励欠发达地区农场进行设备更新和现代化投资。开发计划的实施大大促进了欠发达地区农牧业的发展，也使这些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能够愿意留在当地发展。三是鼓励发展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法国政府在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还十分重视扶持适合各地区特点的工业、手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经营活动，尤其在西部、西南部和中央高原等重点改革区，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财政激励和扶持政策，鼓励这些地区发展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四是稳定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20世纪70年代以来，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不足和农业劳动力老化问题日益突出，为此，法国政府把稳定农村人口作为执行区域发展政策的重要目标，采取多项奖励措施，鼓励人口向农村流动。五是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20世纪60年代起，法国政府不断增加农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贷款和补贴，使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六是发展山区旅游业。山区约占法国国土总面积的21%，20世纪60年代起，法国政府提出应根据山区的不同特点，在保护山区自然资源的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繁荣山区经济。

70年代末，法国政府对老工业区采取了一系列结构调整措施。20世纪60-70年代是老工业区改造的第一阶段，政府先后提出了“钢铁工业改组计划”和“拯救钢铁工业计划”，主要通过增加投资来推动企业现代化，但未取得预期效果。

20世纪50年代起，法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财政奖励制度，先后设立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地区开发基金、手工业企业装备基金、农村开发与国土整治部际基金、工业现代化基金等，为巴黎和其他大城市外迁企业和机构提供补贴，并重奖在边远、落后地区进行投资的企业主。

二战后，法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但中央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限制了地方积极性，造成了地区之间条块分割，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起，法国开始实施向地方分权的政策，中央政府行使的部分权力下放到大区和省，地方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

法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法国推行“非殖民化”，卸下殖民地这一包袱也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国在海外拥有大量的殖民地。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它曾经缓解了国际贸易衰退所带来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殖民地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法国陷入了顾此失彼、难于应付的境地。虽然通过长期的殖民剥削，殖民地一直是法国原材料特别是咖啡、糖、可可和油料作物等的供应地，同时殖民地又是法国产品的出口市场和海外主要的投资地，法国通过殖民统治和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积聚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但是，维持对殖民地的统治同样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事实上，殖民地的花费比它带来的更多，这无疑对刚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元气的法国政府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从1950年到1958年，法国在国外的投资达100亿美元，其中56亿美元投资到法属殖民地，而且由于殖民地人民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此起彼伏的殖民地人民的武装斗争，使得法国为维持殖民统治的经费和用于镇压殖民地人民武装斗争的军费猛增。殖民帝国的经济作用也呈下降趋势，1952-1958年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1952年法国和其殖民地的贸易占全部对外贸易的42%，而1958年则为37%，周期性的衰退更加严重。印度支那战争的失败、非洲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的高涨使得法国政局动荡，民众怨声载道。戴高乐就任总理后不久即着手解决殖民地这个老大难问题，但不管是建立法兰西共同体，还是后来的邦联式共同体，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1960年是法属殖民地的独立年。这一年，多哥、马达加斯加、尼日尔、象牙海岸、乍得、中非、刚果、加蓬、毛里塔尼亚等均宣告独立。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法国政府在武装镇压无望、怀柔政策失败的情况下，能够审时度势，及时从殖民地脱身，确实是个明智之举，尤其在对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的政策变化更值得称道。虽然法国为阿尔及利亚战争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法国官兵死亡2.5万人，物资消耗难以计算，而且最终又丢失了这块极为重要的殖民地，但从更全面的角度来审视，应该说是利大于弊。总的来说，法国的“非殖民化”虽然不是出于自愿，但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世界潮流面前，法国政府对时势还是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没有逆潮流而动。从政治方面来看，多年来困扰法国的殖民问题及相关的殖民地战争终于结束了。在国际上，法国顺应了全球非殖民化的历史潮流，甩掉了殖民帝国的帽子，有助于改变法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国内，政府顺应了民意，社会各阶层不再为此争论不休，因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从经济上来看，法国节省了本用于殖民地的财政开支，并将分散于各个殖民地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汇拢到本土，可以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后，约百万法国居民重返法国本土，他们或带回技术和劳力，或带回资本，给法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法国的许多公司在原来的殖民地保留了下来，但“不再是具有以前强迫或特权性质的投资”，而是用“更健康的关系代替了法国与它殖民地之间以前常是人为的贸易”，因此从长远看对法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从军事上来看，非殖民化还使法国可以大量削减自己的海外军队，从而将军队主力集中在法国本土，有利于加强法国在欧洲的地位；由削减海外军队而节省下来大量的军费可集中用来发展尖端武器，尤其是核武器，借此提高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开展独立的外交活动。非殖民化，或者说甩掉殖民地这个沉重的经济包袱，对法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和戴高乐本人的处事果断和非凡的政治勇气是密不可分的。

法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也和政府的对德政策的调整和参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密切相关。首先，法国的领导人经过努力，化解了与欧洲大陆上的宿敌德国的矛盾，法国意识到相互间不消除疑惧和仇恨将对国家的发展毫无益处，而法德两国之间的友好、信任和合作可以保证欧洲的“安全和坚固”，还可以“建立从大西洋至乌拉尔的平衡、和平与发展”，进而成为“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力量”。经过戴高乐和阿登纳的共同努力，法德关系终于结出丰硕成果，1963年1月22日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友好合作条约》。至此，法国与德国真正化敌为友，历史遗留下来的宿怨和仇恨得以消弭，法国可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不再为“报仇雪耻”而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扩军备战。其次，促使法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因素是法国加强了与西欧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1950年5月，法国外长舒曼提出了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计划，即“舒曼计划”。“舒曼计划”是一个创举。按照他的计划建立起来的煤钢联合体，对当时的法国经济发展，乃至以后相当长时间里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法国和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参加的煤钢联合体既给予了德国重建的机会，同时法国也具有了充分利用德国煤炭资源的权力；既给予德国平等的伙伴地位，又将德国置于“对它进行友好遏制的框架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建立起欧洲共同市场，法国在欧洲共同体市场内的产品销售、资源调配、资金流动和人才交流等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法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机。真正使得法国重振雄风、重获大国强国地位的还要数政治强人戴高乐。在戴高乐重新上台成立第五共和国之后，由于他本人非常强调国家统一权力，以及他能更充分地认识到现代化发展与国家整体实力的关系，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重要政治人物对法国克服危机、重振经济、恢复法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国际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1年4月，法国和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签署了成立“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由于法国多年来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是缺乏重要的工业原料煤，而欧洲煤钢联合体的建立将拥有丰富煤炭资源的德国和法国捆绑在一起。1955年，由于经济联系日益加强，法国和德国签订了战后两国间的第一个商约，德国增加了法国农产品的进口，法国则增加了德国工业品的进口。1954年欧洲防御共同体失败后，政治联盟的计划遭到排除，但经济联盟却得到了优先发展。1957年3月，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6国为了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签署了《罗马条约》，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58年1月1日，《罗马条约》生效，欧洲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煤钢共同体一起运作，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联合。法国在此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在政局发生急剧变化的1958年，法国政府仍信守《罗马条约》，如期加入欧共体，并积极参加它所有的活动。《罗马条约》预计在未来的15年逐渐消除共同体内的商品、人员和资本流通的障碍，在共同体成员国平均税率的基础上确立内部的关税，共同体内部的关税比预计下降得更快，1968年被彻底取消，共同体这一机构的运行非常成功。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后，随着经济交往的密切、市场的扩大，欧共体各成员国的经济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1953-1961年，美国工业的年增长率为2.3%，而共同体6国的年增长率则达到了7.8%；1948-1962年，美国在西方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从53.5%下降至44.7%，而共同体的工业生产比重则从13%升至19.8%；在西方世界的出口贸易总额中，美国从1947年的32.5%下降至1962年的17.3%，而共同体6国则从1947年的11.4%猛增至1962年的27.6%。在这段时间里，法国充分利用了共同体这个大市场，不仅扩大了优势产品的出口份额，及时调整了国内的产业结构，优化组合了各种资源，促进了就业，加快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和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经济交往中分享到了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成果。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带来的经济效益，戴高乐给予充分的肯定。1962年5月20日，戴高乐在里摩日宣称：“我们在几个西欧国家间组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并且已经开始出现效果。我相信，这对法国是有利的，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也就不会这样做。”

蓬皮杜执政时期，法国在与欧洲联合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71年春，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高潮。美国政府为了挽救美元，提出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并对进口商品课以10%附加税的紧急计划。法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的这一计划，认为该计划严重损害西欧国家的利益。在法国的带动下，欧共体各成员国联合起来要求美元先行贬值，使美国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此后欧共体六国与美国、英国等10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决定美元同黄金的比价贬值7.8%，美国取消征课附加税10%的决定。蓬皮杜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不仅维护了法国的自身利益，而且以欧共体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提高了法国在欧共体国家中的地位。

蓬皮杜在欧共体问题上，提出了“完成、深化、扩大”的方针。他对自1970年6月开始的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谈判采取了积极的态度。1971年5月，蓬皮杜和英国首相希斯举行会谈，就英国是否能从共同体国家优先进口农产品和英镑的地位问题，以及英国未来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达成广泛共识。1972年1月，欧共体6国和英国、爱尔兰、丹麦、挪威等4国申请国正式签订共同体扩大为10国的协议。后因挪威在全民公决中多数人反对加入欧共体，结果英国、爱尔兰和挪威正式成为共同体的成员国。欧共体的扩大既提高了西欧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符合法国自身的利益。

形成于20世纪40-70年代的科技革命，使法国及时融入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法国在核物理技术、信息技术、化工技术、新材料、空间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领域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这个被称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时代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法国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科技革命使法国建立起了一大批高科技产业群，从而使经济过程和经济产出中知识和技术含量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为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打下了基础。同时，法国的社会阶层和城乡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国社会进入了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民众富足的时期。

自戴高乐执政后，法国的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增长。1958-1968年的10年时间里，工业增长了60%以上，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为5.2%，虽低于同期的日本和意大利，但高于美国和英国。汽车、化工、炼油、飞机制造和军工等工业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业也进入世界前列，在这10年内，农业生产增加了66%，农产品在整个国民产值中占7.4%，法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国。到60年代中期，法国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对外贸易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4倍左右。在资本输出中，法国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而居世界第三位。到1965年，法国已摘掉了债务国的帽子，再次成为债权国。

戴高乐任内的第三个计划旨在恢复国际收支平衡，提高生产率和为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和教育。第四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增加包括住房在内的重要公共投资的比例，并通过适当干预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这段时间里，法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除法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得当和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国内环境外，有利的国际因素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戴高乐执政时正逢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和“非殖民化”政策开始实施。法国政府紧紧抓住了这一重要机遇，一改长期以来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敞开大门进入世界市场。法国的对外贸易由此成倍增长。法国不仅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互通有无，而且向世界其他地区大量销售自己的工农业产品，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法国经济的发展。

从1965年起，法国先后实施第五（1965-1970年）和第六（1971-1975年）两个五年计划。继戴高乐之后上台的蓬皮杜本人曾亲自参与第六个计划的制订。该计划规定国民生产年均增长率为5.9%，工业增长率为7.5%。其目标在于促进国有企业如钢铁、煤炭和航空的现代化，并重组法国经济的领先部门如航空航天部门，且制订了相应的发展纲要。在此期间，法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69-1972年，法国的投资大幅度增加，投资率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国民财富增加了1/4；出口增长了2/3，实现了自1961年以来的首次外贸顺差，外贸盈余达43亿法郎。工业的发展速度尤为引人注目，其中电讯、航空、核能、信息技术等领域最为突出。工业生产的比重已从50年代的20%上升到1973年的28.3%。汽车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工业又有了进一步的集中，1500家大企业控制了90%的出口。经过多年的努力，法国最终建立起了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段时间里法国的农业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保证农民的收入不下降，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维持农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发展规模大的农场，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使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到70年代中期，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0%左右。第三产业发展更为明显，到70年代中期，它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左右。至此，战后法国经济“光荣的30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事实上，到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已经完成了产业结构的改造，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小公司、小企业纷纷合并或被大企业收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工业集团；大银行的储蓄率也占了绝对主导地位；法国政府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引进，政府拨出的科研经费在1959-1969年这10年里翻了两番。政府还紧紧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积极推动技术引进工作。新设备、新技术和新工艺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大量采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二战之后的30年里，法国社会发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和快速的变化。“农村移民”运动至此已基本完成；大多数法国人成为城市居民，留在农村的人们的生活也因公共设施的完善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而发生了改变；公共交通和通讯设施的普及使城市和乡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使得工作的分工更为精细和具体；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同，使人们的激情和愿望更趋多元化；社会阶层的构成也与战前不同，随着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消失，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增加，以前所定义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已不复存在，随之而起的是庞大的中产阶级；中等教育的普及以及大众传媒的巨大影响，使原先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特征开始淡化和削弱，在文化认知上渐渐趋同，同时，新的文化差异，由于地域、代沟和种族的原因而开始出现。

战后法国社会发展变化以196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第四共和国和戴高乐时期，法国全面实现了现代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社会的出现，带来了人们的行为、生活方式和生活预期的变化。1968年5月发生了学生和工人的骚乱，罢工和游行延续了一个多月。期间，工厂、商店和公共服务设施被迫关闭，银行、交通和教育系统瘫痪。这场被称为“五月风暴”的运动使法国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旧的等级制度和传统的家长式统治被灵活、轻松的人际关系所取代，在大学、企业和公共场所人们不再受传统习俗束缚，开始以一种更自由、宽容和放松的心态进行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可以说，“五月风暴”是法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分水岭。

进入70年代，法国社会开始重新审视“现代化”。在绝大多数家庭达到小康、人们开始意识到在生话水平提高之后，现代化还应该有更高的目标。1968年5月之后，人们认识到由现代化带来的“生活质量”问题，感受到消费社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重归自然、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1974年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总统，法国社会变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他上台时，正逢第一次石油危机，法国的经济受此影响而发展减慢。但是，法国的社会改革在其任内却在进一步地扩大和深化。民众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一些诉求变成了法案，避孕和堕胎开始合法，社会公平等成为法律条文，家长式制度进一步削弱。社会福利政策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弱势群体受到更多保护，得到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后，不同种族、性别、年龄的社会群体也享受到了一定的社会福利。

普法战争导致第二帝国的垮台和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巴黎公社以后，自大革命以来一直水火不相容的保皇党与资产阶级各派之间开始学会了相互妥协，以共同对付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于是，以往你死我活的、非此即彼的极端的政治斗争形式开始淡出政治舞台，而退让和妥协变为主流趋势，法国也由此迈入了相对稳定发展的新阶段。两次世界大战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法国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和保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二战结束之后，法国政府实行经济制度的结构改革，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国有化、计划化和社会安定化，一方面将重要的行业收归国有，另一方面通过制定计划来发展经济。政府也充分意识到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因此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正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法国领导人经过努力，化解了与宿敌德国的矛盾，以便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戴高乐执政时正逢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和“非殖民化”政策开始实施，法国抓住了这一机遇，一改长期以来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敞开大门进入世界市场，使对外贸易成倍增长。形成于20世纪40-70年代的科技革命，使法国及时融入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法国在核物理技术、信息技术、化工技术、新材料、空间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的经济增长率一度超过德国和日本，铸就了法国经济“光荣的30年”。法国全面实现了现代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社会的出现，带来了人们的行为、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活的变化。进入70年代，法国社会开始重新审视“现代化”，人们认识到由现代化带来的“生活质量”问题，感受到消费社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重归自然、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开始引起人们热切的关注。

法国现代化的过程是十分独特的。在现代化的起始阶段，法国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强大的君主专制统治，强大的综合国力，繁荣的文化，一度成为欧洲诸多封建国家的楷模。后来，为推翻君主专制、追赶现代化的潮流，法国人用强大的暴力消灭王权，走上革命的路，而法国式的革命道路后来又成为许多国家模仿的榜样。拿破仑战争失败后，法国一度试图模仿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但尝试不成功，法国的政体则一再变化，社会动荡不断，国家继续徘徊在革命与反革命交替反复的振荡中，直至1870年以后当各种政治力量终于学会妥协，社会才终于稳定下来，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一百多年的政治动荡给法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使法国终于落后于英国。二战结束后，法国对内建立稳定的社会，对外与欧洲各国修好，并最终执行非殖民化政策，步入了全面的现代社会。

法国的现代化进程给人的启示是十分深刻的，它表现出来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始终是学者们具有浓厚兴趣的课题，因为法国的现代化进程代表着一种比它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对法国现代化进程的探索是有益的，或许比那些更平稳、顺利的例子更能引起人们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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