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性现代化的结果

德意志在1871年实现政治统一之后，迎来了一个社会经济大变化的时期。尽管德国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经历了1873-1896年间漫长的萧条，但在这一时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确立了一个现代的工业经济和社会结构。伴随着异常迅猛的社会经济变迁，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相比统一之前有了跃升式的增强。然而另一方面，在俾斯麦确立的半专制体制下，通过吸纳部分资产阶级新精英，传统权势精英集团——容克贵族、军队和君主——仍然得以维持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将德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家和大众社会的时候，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导致或加剧了极其严重的内部紧张、分裂和冲突；与此同时，第二帝国时期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也越发糟糕，19世纪70-9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和一战之前几十年当中愈演愈烈的帝国主义竞争，严重制约着德国的内外政策。到世纪之交时，倍感威胁的新旧精英集团合力推动了冒险性的对外政策。

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德意志工业化到1850-1870年间进入了“起飞”的阶段。铁路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铁路网从1850年的5856公里增加到1870年的18876公里。1850-1870年，德意志关税同盟区的净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从73亿马克上升到142亿马克。尽管有地区性的差别，但关税同盟区域的经济结构现代化了。农业在投资中所占的份额由19世纪20年代的66%下降到60年代的25%，工业与交通的投资份额上升到40%。农业占就业人数的份额出现下降，工业、商业、交通、服务业中的就业人数则相应上升。它们之间的比重，1850年农业为60%，工业与商业为25%，交通、服务业为15%；在1871年则为51%、28%、21%。在净国内生产总值中，各部门份额也发生了变化：在1850年，农业占47%，工业和手工业占21%；而在1870年则分别为40%、28%。德意志走上了通往现代工业国家的道路。在此基础上，1870年代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使德意志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而且到一战爆发之前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表一 欧洲各大国人口，1850-1910（单位：百万）

首先，德国的人口经历了迅速的增长，人口分布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帝国建立时，约有4100万人口，到1910年，帝国的人口已增至6500万，在欧洲仅次于俄国（见表一）。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第二次工业化的开始，德国出现了迅速的城市化和国内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城市化在1871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帝国建立之后德国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1871年时，德国境内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德人口的36.1%，到1910年已达60.1%。大城市（超过10万居民）的人口增长速度最快，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在同一时段从4.8%增加到21.3%。当然，1914以前，仍然有2100万人生活在农村，1/4的城市人口生活在2000-2万居民之间的各省小镇中。城市人口的增长部分在于出生率高、寿命的延长以及新生儿死亡率的下降，但更多地来自国内农村地区的移民。许多进入城市的人主要是短途迁移，但也存在远距离迁移的现象，尤其是普鲁士东部省份农业地区的许多人千里迢迢来到西部的莱茵鲁尔地区。西部地区也因此成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1871年，西里西亚还是普鲁士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到1910年，莱茵省取而代之；威斯特伐利亚的人口在1871年还少于东普鲁士的人口，可是到1910年其人口已为后者的两倍。

德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19世纪80年代，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高达35%-40%，仍是最大的经济部门，而工业的比例在30%-35%之间。一战之前，工业取代农业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到45%，商业和服务业紧随其后为30%，农业的比例下降到25%。这说明农业的发展已经遇到了结构性的障碍，从长期来说越来越落后于工业和第三产业。1870-1871年帝国建立时，工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为4.5%，1873-1896年间的萧条期间下降到3%，萧条结束到一战前又回复到4.5%。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德国的增长也极为迅速。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年均煤产量为4700万吨，到1913年增长了4倍，达1.91亿吨。1870-1874年间，年均生铁产量为160万吨，1910-1913年间上升到1480万吨。到1914年，德国的钢产量达1400万吨，超过了欧洲的第一工业大国英国（英国当年钢产量为650万吨）。同时，更能够反映德国工业经济力量和科技实力的是，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化学和电气工程——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就经济总量来说，德国在一次大战爆发前已经超过英国。根据经济史学家估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二），我们可以推算出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到1910年已超过英国，居欧洲首位（见表三）。

表二 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数（1970年美元）

表三 1870-1910年间英德法国民生产总值（百万美元）

总之，从最主要的经济指标来看，德国正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然而，在第二帝国威权主义或半专制的政治体制中，传统精英集团仍然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如前所述，在俾斯麦为德国一手打造的体制中，君主被赋予了极大权力。君主制度最坚定的支持者贵族尤其是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则通过对高级官僚职位、军官团和普鲁士政府的控制以及与君主的密切关系仍然掌握大权，在政治上拥有主导性的影响。毫无疑问，在当时包括英法在内的欧洲多数国家中，贵族精英都仍然拥有极大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尤其是在外交和政府高层），但至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英法相比，德国贵族的权力要大得多；尤其在最要害的权力机构——军队中，贵族在德国要比在英法更具主导性（见表四）。

表四 欧洲三国军官团贵族出身军官对比，1820-1939（百分比）

但问题是，在一个迅速变革的社会中，传统精英怎么才能维护其主导地位？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新的、更有力的社会阶级，他们有组织、有力量要求与传统精英分享政治权力，以维持传统精英统治地位为核心要旨的政治体系，能否应对德国尤其迅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冲击呢？防御性战略还有多大的空间？传统精英及其代表在主动推进经济现代化、先行一步地采用普选制之后，还能在什么领域中采取进一步的举措呢？即使仍存在空间，防御性战略是否还能奏效？

所有这些问题合起来汇聚为德国统一之后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即民族整合。因为1871年帝国的建立不过是民族外在统一的实现，接下来的头号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民族的内在统一，如何使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日渐壮大的工人阶级、北德的新教徒和西部、南部的天主教徒成为德国人，如何使德意志人变成德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比外在统一更困难也将耗费更多时间与努力的大工程。正如法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梅斯特尔在1815年指出的：“在地图上统一一个民族并不难，但在现实当中，那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长期的分裂和部分以此为基础的地方多样性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新德国在帝国境内居民自我认同的结构中并不居于中心地位，这也意味着新帝国的合法性还没有得到普遍接受。大多数人并不以德国人自居，他们仍然充满了地域自豪感和爱邦主义，称自己为巴伐利亚人、普鲁士人、巴登人、萨克森人；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港口地区，那里的人们仍称自己为汉撒人（意指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的汉撒联盟）。“这些自我认同的隐含之意显然是要把自己同泛泛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俾斯麦和柏林区分开来。即使是俾斯麦以及他一手扶植的德意志皇帝，都更愿意称自己为普鲁士人，甚至是历史更悠久的勃兰登堡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德意志各地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大概来说，西部和南部的城市化、工业化水平要比东部高，这些地区受自由主义的影响更大，宪政的确立更早。普鲁士在许多非普鲁士邦国的民众眼中，是由容克地主统治的一个军国主义的、野蛮的邦国。因此，在德国统一过程中，许多邦国的普通民众并不那么愿意接受一个新德国，尤其对于由普鲁士主导的新德国充满了抵触情绪。以萨克森这个工业发达的中德邦国来说，1866年普奥战争后被并入北德意志联邦对普通民众形成了强烈的心理和政治冲击，和德意志尤其是西部和南部德意志的许多邦国民众一样，多数萨克森人认为，普鲁士虽然是大邦，但政治上是落后的，又有强烈的军国主义倾向。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的邦国虽小，但很早就确立了宪政，税收很低，国王和人民的关系融洽。因此，在第一次帝国议会选举中，亲普鲁士的民族自由党在萨克森惨败。除了地域自豪感和爱邦情绪之外，现代早期的宗教改革还留下了一个宗教分裂的德意志：新教徒占总人口的62%左右，主要分布于德意志北部；主要分布于南德和莱茵河地区的天主教徒虽然是少数，但也占总人口的36%左右，其绝对数量相当庞大。

其次，如果说地方性是历史遗留问题的话，迅速的工业化则带来了异常严重的社会分裂、紧张和冲突。当然，这是欧洲许多国家都经历的普遍问题，英、法同样存在着相当严格的社会与经济分野，贫富差距非常大，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传统社会构造产生了强大的压力，导致了各种不满现状的群体的出现。虽然难以精确地确定哪一个国家的社会冲突更加激烈，但大致来说，德国的情况更严峻。德国工业化起步较迟，进程却更为迅速，比英、法等国在更为短暂的时间内实现（德国在19世纪最后30年终实现了英国用大约100多年才实现的事情），具有某种“压缩型现代化”的特点。因此它引起的社会和阶级变迁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更为急剧和剧烈。在所有的社会冲突中，劳工问题尤为突出。如何对待人数不断壮大、组织和力量不断得到发展的产业工人群体呢？应不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应该满足哪些要求以及如何满足？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将这些处于社会底层却又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纳入到现存体系中来？

帝国建立之后形成的政党体系正反映了德国社会内部不同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分歧。和英、美相比，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始终存在着数量较多的政党，包括德国保守党、自由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左翼自由派、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除了中央党之外的每一个政党都对应特殊的阶级和地位群体。

德国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是两个主要的保守派政党。前者在普鲁士乡村拥有极强势力，代表着大庄园主（尤其是易北河以东容克地主）的利益。该党宣称要捍卫老普鲁士的传统与精神，反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邪恶”，反对议会民主制度和工人运动。在俾斯麦放弃与民族自由党的联盟之前，保守党对于俾斯麦一向不满。自由保守党主要依靠两类人群的支持，一是具有农业背景但不反对工业化的人群，另一类是重工业界的保守派（基于各种理由不接受民族自由党的工商业界人士）。该党在全国选举中的名称叫“帝国党”，俾斯麦时期该党一向无条件支持俾斯麦的政策。他们主张立宪，但反对议会化。

民族自由党是自由主义的右翼，主要是知识资产阶级和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该党和左翼自由派一样，将帝国的创建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思想的胜利，主张经济自由。但和左翼自由派主张宪政改革、推进议会化不同，民族自由党拥护现存体制，算得上是“政府党”。在19世纪70年代末俾斯麦放弃他们之前，民族自由党在议会中一直保持与俾斯麦的密切合作。民族自由党是德国所有政党中民族主义情绪最为强烈的一个党，对他们来说，实现民族的强权国家和实现自由主义的、民族的法制国家同样重要，因此他们始终赞成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推行殖民政策、推动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和增加军备。

帝国建立后，左翼自由派一直因为个人之间的敌对和策略上不同的考虑分裂为好几个小党，直到1910年合并为进步人民党。左翼自由派主要依靠改革派知识分子、学术界人士、自由职业者和手工业者的支持。左翼自由派主张在国内实现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前者意味着要赋予帝国议会以实质性权力，建立英国式的议会君主制；后者则使他们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国家权力扩大和政府介入经济的措施，如保护关税和国家的社会政策等。

社会民主党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政党，1875年在哥达会议上由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而成。根据1872年通过的《哥达纲领》，该党要求建立由国家资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在所有选举中实行普遍平等的选举制（针对的是德意志各邦尤其是普鲁士议会以及各地城市议会仍然奉行的有限选举制）、实行无偿的义务教育和实施正常的工作日制度。随着德国工人数量的不断扩大以及德国政府和社会其他阶层对工人的敌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断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也不断上升。到1912年的帝国议会大选时，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如果不是帝国的选区划分导致得票数和获得议席数不符，从而对社会民主党极其不利的话（对保守党和中央党有利），单纯从得票数看，社民党早在1890年就已经是第一大党了。

中央党是唯一无法放入上述政治光谱的政党，它主要不是以社会经济利益而是以教派为基础的政党，是天主教徒在政治上的代表。因此，它可以获得各种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的支持，不管是鲁尔区的工人、巴伐利亚的农民、科隆的商人还是西里西亚的庄园主。因此，中央党的议会席位长期稳定在100个左右。

表五 1871-1912年帝国议会选举结果（占总得票数的百分比）

表六 1871-1912年帝国议会议席的分配情况

如何应对社会出现的分裂和紧张？如何应对在政治上已经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的大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如何实现德国的内部整合？最重要的是，如何使民众基础显然还很脆弱的新帝国具有合法性？又该如何确保披着宪政和民主外衣的君主制度？防御性战略还是否可行？

俾斯麦采取了三大举措，一是打压（操纵议会政治），二是“帝国重建”，三是以攻为守。

打压是指实施“帝国敌人”（Reichsfeinde）政策，将德国社会中的某些群体妖魔化，说他们是颠覆性的和危险的，是帝国的敌人。帝国建立之后，俾斯麦在不同的阶段，抽选不同的政敌，以“帝国敌人”的帽子压在他们头上，并鼓动舆论及透过立法攻击他们。天主教徒和社会民主党先后遭此厄运。1871-1878年间，因为怀疑南德地区及天主教会对帝国的忠诚，俾斯麦利用国家机器在民族自由党的积极推动和大力配合下，宣布天主教会为“帝国敌人”，是法国和罗马教廷的党徒，中央党是世界性的神甫党，对天主教发动了所谓的“文化战争”。1878年又因为恐惧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操纵帝国议会通过了镇压社会民主党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直到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才废除该法。按照有些学者的分析，这种打压政策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消极整合”（negativeintegration）来弥合帝国内部社会与政治分歧的做法。一方面可以迫使那些被扣上“帝国敌人”帽子的团体无法立足，使人们远离这些团体；另一方面在打击“帝国敌人”的过程中，挑起“帝国敌人”和忠于帝国者——比如民族自由党等——之间的争斗，从而保证帝国议会中不会出现一个对自己和君主制度形成挑战的有效政治联盟，自己坐山观虎斗，形势需要时再出来收拾局面。

对于俾斯麦这位经典政治现实主义的大师来说，政治是一种基于参与者权力与利益之上的、建立临时联盟的行为，这些参与者既包括国家，也包括国家内部的社会团体。在战术层面，他总是试图在任何国际或国内政治格局中都占据核心位置，可以保持同许多行为者的任何一个结成同盟的选择，同时限制其对手之间相互结盟的可能性。这一现实政治意味着俾斯麦在需要时可以同任何一支力量结盟，也可能打击任何一支力量。同时也意味着，在俾斯麦眼中，国内国际始终是一盘棋，除他以外的所有力量或因素都是棋子，他要做的就是去排兵布阵，使棋子形成最有利于他的组合。因此，在确立帝国宪法时，对于建立以普选制的议会，俾斯麦不像大多数普鲁士保守派那样一味顽固地反对，因为完全可以用这一民主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事实也证明，很少有哪个政治家能像他那样如此娴熟地操纵议会政治。经过“文化战争”，民族自由党和中央党已经势不两立（文化战争有效地扼杀了在德国建立跨教派资产阶级政党的任何可能性）；经过“非常法”，民族自由党和工人运动之间同样再也无法建立密切的合作。如果说传统的地区、教派、社会和意识形态分歧等因素使得德国不可能形成英美那样的两三个大党的话，那么俾斯麦的打压和操纵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每一个政治群体处于近乎孤立的地位，稳固的政党间联盟尤其是那种改革派联盟始终难以形成。

第二项大举措是“帝国重建”。所谓的“帝国重建”是指1878-1879年间俾斯麦在经济政治政策的重大变化：针对谷物、钢铁和其他工业产品的保护性关税取代了自由贸易；查禁社会民主党；俾斯麦结束对天主教的文化战争，放弃同民族自由党的联盟转而同两个保守党派以及天主教中央党结盟。由于这一系列政策调整及其确立的政治经济安排影响重大，故而被许多史学家称为“帝国重建”。

在做出这一系列政策调整时，俾斯麦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通过提高关税增加联邦政府的收入，以减少联邦财政对各邦的依赖。

按照俾斯麦确立的联邦体制，直接税收属于各邦的权限，主要包括对财产、继承征收的直接税和累进收入税，联邦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对各种消费物品（如盐、糖、烟草、啤酒、烈酒等）征收的间接税、关税、道路桥梁港口使用费以及电报和邮政服务的收益。当然，宪法也规定，如有必要，帝国财政收入的缺口可由“各成员邦根据其人口的多少”向帝国政府提供的资助。即“财政预算分摊款”来解决。然而，由于帝国政府不能迫使各邦征税，这一条规定实际上等于乞求权。俾斯麦建立此财政结构时是希望各邦能保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财权，各邦特别是普鲁士能控制联邦预算。此举达到了预想的效果，由于各邦能够直接向财富征税，而帝国只能依赖于间接税，又由于各邦控制了强大的官僚机构（各邦保持了对许多政府结构——警察、司法和教育——的财政控制），因此各邦事实上拥有的财政权力比帝国大。直到一战爆发之前，仅仅普鲁士一个邦的年度财政预算就超过帝国的预算（1913年普鲁士的预算为42.4亿马克，而帝国为41.2亿马克）。但作为帝国政府当家人的俾斯麦为此必须面对的是帝国财政的吃紧，以及向各邦政府的“乞讨”。俾斯麦对此很是苦恼，他曾抱怨说，“帝国不应该成为其成员邦的囚犯”，似乎完全忘记了正是他创造了这个体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帝国财政虚弱状况苦恼的俾斯麦希望能够通过提高关税使帝国完全摆脱对各邦的财政依赖。

其次，不仅满足工农业在面对世界竞争时向政府提出的保护要求，也要为新帝国建立一个牢固的社会政治基础，同时打击实力大涨的社会民主党。

1873-1896年间发生了影响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在1873-1879年、1882-1886年、1890-1895年这三段时间内，工业生产出现了严重的不景气。工业产品的销售和价格下降，一些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增长率减半，甚至出现几近停滞的局面，工厂的利润锐减。为保护价格和利润水平，原本规模就较为集中的德国重工业界开始进一步的集中，建立卡特尔。同时于1876年建立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向政府施压要求提高关税，保护德国的重工业。在工业生产遇到困难的同时，德国的农业也遇到了严重的结构性危机，容克的经济地位岌岌可危。在之前的50、60年代，伴随着德国工业化的起飞，农业生产出现了繁荣，容克的经济力量达到了顶峰。一方面，劳动力的过剩导致工资水平下降，而德意志人口的快速增长又需要大量的粮食。另一方面，随着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易北河以东的粮食得以向英国大量出口。但到70年代，包括容克地主在内的整个德国农业都遭到了强有力的海外竞争。来自美俄的更为价廉的粮食不仅逐渐将容克出口的谷物排挤出英国市场，而且还进入德国国内市场，导致德意志内部的农产品价格被迫下降20%。容克为了捍卫他们在社会和政治统治上的经济基础，开始放弃长期以来坚持的自由贸易原则，转向了农业保护。德意志西部和南部的许多农民同样要求得到保护，其目的除了维持谷物价格之外，还在于期望联邦收入的增加可以降低地方财产税，本邦不需要为联邦政府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代表这些地区天主教农民利益的中央党在促进关税保护方面非常积极。

工业萧条和农业危机的同时发生，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因为对于依靠工资维生的工业无产阶级来说，伴随着工业萧条的是削减工资、缩短工时、解雇威胁所构成的失业气氛。这些无疑推动了社会民主党的崛起，该党在1877年的议会大选中已经成为第四大党。1879年春柏林警察总监说：“工商业发展受到的阻碍，人们公开谈论的困境，已给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正确性带来了怀疑。……甚至连那些过去在相当平静和温和的人口圈子中生活的人们，都在日益扩大他们对现存事物的不满，都在考虑是否可能通过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导致这种状况的改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俾斯麦在1878年放弃他过去推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坚持自由贸易政策的民族自由党绝交，转而采取工农业的保护主义政策。在他逐渐认识到民族自由党并不牢靠（见下面的讨论），在君主制度的传统基础——容克地主——的经济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和大工业资产阶级力量越发强大的情况下，在社会民主党带来的“革命威胁”面前，同时在新帝国的基础仍不稳固的情况下，俾斯麦认为通过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盟尤其是重工业与易北河以东大农业之间的联盟——即通常所说的“铁麦联盟”——可以为帝国和君主制度建立一个更为牢固的社会政治基础，为经济地位下滑的容克找到一个实力强劲的盟友。

最后，到19世纪70年代末，俾斯麦发现民族自由党不再可靠。

从1867年开始，民族自由党一直和俾斯麦维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在统一过程中，民族自由党发动民族主义的鼓动宣传为俾斯麦造势。帝国建立后，在民族自由党的要求和直接参与下，俾斯麦政府在经济领域所推行的完全是经济自由措施，包括实行自由贸易，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统一德国内部的经济法规、统一德国的货币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将德国的统一安排称为“自由主义性质”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统一之后的德国自由派才会认为他们已经极大地推进了自由主义在德国的发展，实现了民族统一，促进了民族经济的一体化，确立了经济自由主义，对此，他们是深感自豪的。在政治自由方面，民族自由党为实现民族统一、推进经济自由和维护与俾斯麦的合作，一再向俾斯麦妥协，包括在确立帝国宪法时没有要求保护个人基本权利，比俾斯麦更为积极地打击天主教，同意镇压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尽管的确十分勉强），牺牲自由主义的原则。但是在俾斯麦看来，他与民族自由党始终是相互利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利用民族主义的关系，并非可以相互信任的联盟，因为民族自由党不是完全听话的。民族自由党内部除了以特赖奇克为首的右翼是无条件支持俾斯麦之外，左翼和中间派与俾斯麦打交道总是要提条件的。比如在缔造帝国宪法的过程中，正是由于民族自由党中左翼的坚持，俾斯麦不得不同意加强和扩大帝国议会的权利：包括赋予议员豁免权、保证新闻媒体有报道帝国议会演说的权利、一旦解散议会必须确定新选举的具体时间，还有最重要的，即赋予帝国议会以审议与批准预算的权力。1877年，为帝国财政状况所苦恼的俾斯麦希望改革税收体系，因此寻求民族自由党中右翼的支持。但是在与党主席本尼格森（Bennigsen）进行的谈判中，后者提出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议会内阁制度，至少在财政税收问题上行政机构要对议会负责。与此同时，俾斯麦和皇储之间暗中的权力斗争也影响了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决裂。皇储和来自英国的皇储妃是俾斯麦国内政策的主要对手，受到英国政治很大影响，与德国的左翼自由派和民族自由党的左翼关系密切。俾斯麦认为，在威廉一世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一旦皇位易人，不仅可能在德国建立起“格莱斯顿”式的内阁即民族自由党和自由主义左翼的进步党之间的联合政府，逼自己下台，而且大有改变帝国宪制的可能性。民族自由党的要求和这一情况合起来，让俾斯麦决定已无法依靠与民族自由党的合作。

第三项大举措是“先行一步”地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希望藉此使工人疏远社会民主党。

在俾斯麦的推动下，1883年的医疗保险法、1884年的事故保险法和1889年的养老保险和残疾保险法的通过，标志着现代福利国家在德国的开始。俾斯麦之所以考虑要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不是因为普遍的贫困和社会改革者的呼吁打动了他，而主要出于政治考量，尤其是对工人阶级运动的愈发忧虑。俾斯麦的根本目标是希望在社会政策的帮助下，摧毁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社会保障对暴力镇压政策形成了有力的补充，一个是鞭子，一个是蜜糖。最终，他甚至成功地让雇主相信，通过对所有工人作出社会让步是可以摧毁社会民主党的。有位研究者因此说，第二帝国的社会政策有另一张“重要的出生证”，即“1878年的反社会民主党非常法”。

上述三大举措是否实现了俾斯麦的所预想的目标？

首先，通过“铁麦联盟”，俾斯麦不仅挽救了趋于没落之中的容克地主，为半专制君主制度扩大了社会政治基础，而且也为之后确立了一个右翼保守政治联盟的样板。当然，大工业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之间的联盟不可能总是稳固的，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经济利益和政治上的分歧。以致到卡普里维时期，“铁麦联盟”事实上已经解体了。但是在对付工人阶级的挑战和维持既存政治体制方面，他们又是基本一致的。这个不牢靠的联盟和稳固政党联盟形成的困难一同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德国的进一步民主化，保证了容克对德国的控制。结果，直到一战爆发之前，容克仍然掌握着大部分的政治权力。在威廉时期的内阁中，64.5%的成员出身贵族，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只占35.5%。外交界更是贵族云集的部门。1914年，德国外交部中有8位亲王、29位伯爵、54位未受封的贵族，只有11位出身于平民。在普鲁士政府中，贵族的主宰地位更加明显。1909年，在普鲁士邦的12个省长中，有11个是贵族；36个县长中，有25个是贵族。普鲁士邦的中央政府官员，多数出身贵族。在军队当中，随着19世纪60年代军队的扩充和应对现代化战争的需要，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1913年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军官团成员已达70%左右。但中产阶级军官通常占据的是偏远地区的指挥岗位，晋升也相对困难得多，只有在威望低的炮兵部队和工程部队才有晋升的较大可能。贵族军官仍然把持最重要的和高级别的职位（级别越高，贵族所占的比重就越大）。1900年，60%的上校和70%的总参谋部军官是贵族；迟至1913年，在指挥25个军的将军当中，22个出身于贵族，当时最精锐的部队骑兵指挥岗位中80%仍由贵族占据（炮兵部队中只有40%）。而且，整个第二帝国时期，容克军官们对于扩大军官团的阶级基础始终表现得非常勉强。原因很简单，容克在帝国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归根结底依赖于军队，如果放开的话，无疑会使资产阶级在帝国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埃内姆（Karlvon Einem）将军在给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降低军官申请者的家庭背景要求”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再能够阻止那些并不适于担任军官的民主分子和其他分子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入军官团”。这种态度只能迫使大量出身中产阶级的军人在威廉时期进入海军部门。

其次，对天主教的镇压适得其反，反而加强了天主教徒的团结以及对中央党的支持。对社会民主党的镇压同样反而加强了社会民主党的内部凝聚力和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度。对于工人来说，他们的生存处境和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理由将社会主义党派看作是他们利益真正的捍卫者。1887-1890年仍然实行“非常法”期间，社民党所获得的票数几乎增加三倍（见帝国议会选举结果）。镇压还使得社会民主党更加敌视既存体制，至少在言辞上更具“革命”色彩。俾斯麦固然基于对付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在19世纪80年代实行了社会保障措施，但是之后工人阶级对于社会民主党一如既往地支持表明，俾斯麦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当然，社会保障措施的实行并非全无影响，它事实上促进了社会民主党内部修正主义影响的加强，但它没有达到主要目的——使工人疏远社会民主党。

最后，对议会政治的操纵固然使得稳固的政党间联盟难以形成，但这和镇压天主教与社会民主党一起不仅没有弥合德国社会的分裂，反而加剧了社会政治的分裂与紧张。正如韦伯在1895年指出的：俾斯麦“作为政治家所完成的无与伦比的伟大业绩同时也包含着一个悲剧成分，……由他一手完成统一大业的这个民族，甚至还在他在位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与他的愿望大不相同的民族：经济结构不可逆转地逐渐改变，人民日益要求改革各种制度，但这些要求却是他或者无法给予满足，或者他那专制性格不能容忍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俾斯麦一生的事业失败了一半，因为他一生所致力的本不仅是民族的外在统一，而且更是民族的内在统一，但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后者即民族的内在统一并没有在他手里完成。确切地说，民族的内在统一并不可能以他那种统治方式来达成”。

所有这些都表明，到第二帝国时期，其防御性策略的空间已经不大了。在统治者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德意志的政治统一之后，在为统一的德国确立一个表面立宪、实行普选制的政治体制之后，在国家持之以恒地推进经济现代化使德意志的社会经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面对着工人阶级和左翼自由派进一步民主化的要求，已然到了决定传统统治阶级最终命运的一刻了。以我们或许带有一厢情愿色彩的事后之见，面临着整合这一大问题，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造就的新力量分享政治权力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未来都更为有利的选择。然而，传统统治阶级顽固地坚持其特权，采用了诸多更为有害的防御性策略来维持其在一个迅速现代化的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在这些策略中，防御性现代化战略中的“现代化”一面已经基本消失，剩下的只是对政治现状的固守。这样的策略不仅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民族整合，反而加剧了社会政治分裂，而其全部危害要到威廉德国与其后的时期才完全展露出来。

1890年，权力欲望极强又极度虚荣的新皇威廉二世（1888年登基）再也无法忍受俾斯麦对国家大权的掌握，决心亲政，俾斯麦因此下台。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俾斯麦时代已经出现的那些趋势将在威廉时期达到最完全的发展，包括德国工业实力的剧增、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大发展、社会紧张的进一步加剧、容克力量的进一步相对衰退，而且这些趋势将在全新的内外政治条件下酿成极具爆炸性的局势。在国内，大众政治的兴起带来了全新的右翼政治活动方式，加剧了本来就非常严重的社会紧张和冲突，并最终导致了一战爆发前德国社会中的政治极端化。在外部，19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一轮帝国主义扩张狂潮对于实力剧增的德国构成了极大的诱惑。在这样的局势下，威廉德国在内外两方面都遇到了严重的危机。

德国的外部危机肇始于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德国统一之后，俾斯麦很快就意识到，一个横亘欧陆中央并且异常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如行为不慎很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德国必须用一切代价防止这种反德大联盟的形成。因此，他在对外政策上确立了守成的路线：德国满意于欧洲大陆的现状，不仅不谋求改变，反而应该竭力去维护它；德国只能充当一个大陆强国，不会向海外扩张。

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在内外政策上都采取了所谓的“新路线”。国内政策的“新路线”主要由首相卡普里维（Leovon Caprivi）推动，他努力推行国内和解的政策，想通过继续推行社会政策，使工人阶级和君主制度实现和解。而且，卡普里维不愿仅仅依靠右派各政党，还想和中央党与左翼自由派合作。威廉二世本人并没有参与内政新方针的制定，对于新方针也颇多不满，但因为看起来新方针可能有效，他表示了容忍。在对外政策上，俾斯麦时期外交由首相一人主持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俾斯麦下台后，已经没有统一的外交领导，外交成为皇帝、首相、外交部国务秘书和外交部参事荷尔斯泰因意见之间的妥协，德国外交政策失去了过去具有的稳定性。在妥协基础上形成的外交“新路线”有两方面重大变化：一是放弃了贸易保护主义，按照自由贸易原则先后与奥地利、罗马尼亚以及俄国通过谈判缔结贸易条约，降低工农业关税；二是放弃与俄国的《再保险条约》，希望同英国结成一个自由主义的、主张自由贸易的、反法反俄的“中立同盟”。卡普里维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遭到了容克地主的强烈反对，他们和德国的其他农民一起在1893年建立了农业协会这个压力团体，主张对农业进行保护，反对卡普里维，最终导致了卡氏在1894年的下台。希望同英国加强联系的政策最终也失败了，英国反应很是冷淡。德国不仅和英国联合不成，放弃德俄之间的《再保险条约》反而推动了法俄结盟。

外交“新路线”失败之后，德国的内外政策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向。1897年，早就不满于俾斯麦守成政策的威廉二世通过国务大臣大改组，先后任命比洛为外交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为海军部国务秘书，并在普鲁士财政大臣米奎尔的支持下，开始采取“世界政策”：在工业实力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德国已不能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欧洲大陆强国了，而是要拥有与其世界一流经济水平相称的世界大国地位。在威廉二世看来，无论他本人还是德国都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为此德国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获取更多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1898年和1900年，德国接连通过了两个海军法案，海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建。与此同时，德国人还将触角伸至非洲、中近东、远东和南太平洋地区，力图在这些地区建立殖民地，扩展自己势力范围和影响。面对德国海军的扩张，一向视海军为大英帝国和本土安全根基的英国受到了极大的刺激，逐渐认为德国是英国的最大威胁，遂于1904年和1907年分别与老对手法国和俄国达成协约，以便可专心应对德国的挑战。至此，俾斯麦最害怕的反德大联盟变成了现实，德国已经陷入了“被包围”的困境。

从某种意义上，威廉二世德国追求世界地位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毕竟在19、20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中，许多欧洲大国都参与到帝国主义扩张狂潮中，并扩建了海军，建立了更为庞大的海外帝国。欧洲以外的美国同样也放弃了坚持近一个世纪的孤立主义，在美洲确立自己霸权的同时，开始向美洲以外发展。目前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表明，各主要大国尤其是英、美、德之间在发展海军和建立海外帝国方面是相互效仿、赶超和竞争的。比如世纪之交，美国政府内外的许多帝国主义者在推动美国建立海外帝国的过程中，始终是以大英帝国为样板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促进海军建设的过程中，也一直将眼光盯着其对手。1900年，德国海军参谋长迪特里希就颇为艳羡地写道，美国已经“静悄悄地”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以致它现在已经完全“有资格在世界政治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但问题是，德国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方式几乎得罪了所有强国，德国挑起的海军军备竞赛激怒了英国，在土耳其和巴尔干问题上得罪了俄国，在摩洛哥争端中刺激了法国，在萨摩亚问题上和去南美炫耀武力则引发了美国的敌意。同样重要的是，威廉二世及其近臣们的外交举动也过于骄横、莽撞和咄咄逼人，在外交危机中多次发出战争威胁。比如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德国本来的意图是试探英法协约的强度，试图通过向法国发出战争威胁，迫使英国后退，让法国认识到英国不可依赖从而拆散英法协约，但施压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英法之间的合作，第二年英法方面就开始了军事合作的秘密谈判。

为什么德国的外交如此拙劣？为什么德国的外交举动那样地咄咄逼人？德国为什么要采取世界政策？

我们认为，这说明，德国国内已经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

其一，威廉二世时期，半专制的君主制度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支持进一步民主化的力量不断增强并且出现了联合的趋势。

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实力一直稳步增强，除了在议会选举中得票越来越多之外，社会民主党还在工人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网络，如体育与休闲活动、合唱社团、人民剧社、图书馆、大规模的校外教育网络（提供夜间教育）和出版物。废除“非常法”后，附属于社民党的各类工人组织发展迅猛。1910年，仅各种社会主义的体育组织成员就有30万人。另一方面，在1890年后的中央党也逐步要求赋予议会更大权力的同时，左翼自由派出现了瑙曼领导的主张和工人阶级联合的运动。运动虽然没有成功，却让人看到形成中左派联盟的潜在可能。从帝国议会议席分布的情况看，1890年后，中央党、左翼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这三个要求进一步民主化的政党合起来已经形成了议会的多数（以后正是这三派构成了魏玛大联盟）。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这三派形成真正的政治联盟，又该如何应对？

这种压力迫使威廉二世及其近臣采取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政策。1900年升任帝国首相的比洛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他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君主制、保守派和普鲁士的主导性影响，将自由主义、中间党派与社会民主党隔离开来。在威廉二世及其近臣看来，所有这一切的真正解决之道就在于采取一种“积极的民族政策”。因为社会民主党及其依赖的工人阶级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备扩张的，但中央党和左翼自由派及其所依赖的主要群体——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都是支持“世界政策”的，也都支持德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换言之，推行世界政策还有其国内目的，在社会民主党实力不断增强以及中左派力量要求赋予议会更多权力的情况下，创造国内的团结和维持政治现状。用保罗·肯尼迪的话说，威廉德国的“世界政策”实际上有双重目标：国内的反动和对外的炫耀与扩张。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威廉二世和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有意识地采用三种重要手段。一是威望战略，在危机的关键时刻追求对外政策戏剧性的成功，以提高政府的威望。威廉二世的得力臂助米奎尔曾说过，他希望“对外政策的胜利将会在帝国议会的辩论中造成好的印象，政治分歧也将因此得以缓和”。但是，1905年和1911年两次摩洛哥危机显示，表现出好战的危机外交很少能起到作用，因此威望战略恰恰在国内起到相反的效果：它暴露出政府的懦弱。

二是通过“王权机制”团结所有的保守派力量，加强君主政体的基础。在德国已然迈入工业化社会之时，威廉二世时期的柏林宫廷却出现了举世罕见的大发展。根据英国学者约翰·洛尔的杰出研究，这并非出于一位任性乖戾的皇帝的怪异想法，而是用来同化新旧精英的主要机制。“宫廷的最终目的是加强臣仆对霍亨佐伦君主制的忠诚，而不仅仅是那些古老的普鲁士贵族的效忠。……通过那光彩夺目的宫廷舞会、宫廷的礼仪传统、荣誉的恩赐、贵族的晋升、皇宫官员的任命、贺电、狩猎邀请以及军政要职（自己或儿子）的提升等手段，来赢得这个社会的上层，包括那些财富不断翻滚的工业中产阶级和主要的中产阶级官僚对霍亨佐伦君主政体的忠诚。”

三是煽动民族主义狂热，塑造公众舆论，试图通过鼓吹帝国主义、扩张主义、殖民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来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缓解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冲突与紧张，实现国内团结。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精英有意识地大众政治动员。19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出现了许多激进的右翼大众组织包括激进民族主义组织。多数组织最初是由新一代右翼活动家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他们大多出生于60、70年代，成长于帝国强大的时期，对于现存政党和统治机构的能力没有信心，不相信它们能够实现国内团结、能够获得大众支持以应对左派的挑战和创造出支持对外扩张的爱国主义共识。不同于19世纪80年代以前主宰德国政治实践活动的老一代“名流”（Honora-tionren）政治家刻意保持大众的消极状态，在他们看来，将大众动员起来才能更好地对付德国的敌人，包括阻碍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外部列强和在内部进行颠覆破坏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进行政治活动的风格无一不带有强烈的煽动色彩，宣扬通过暴力解决问题，不仅对德国的外部敌人开战，还要对国内的社会民主党开战。对于新右派，统治集团最初抱着怀疑的眼光，但当统治集团发现大众政治动员可以用来为维护君主制度服务、促进民众支持对外扩张时，他们也开始走上了煽动政治之路：或是收编新右派，或是模仿他们对大众的动员、组织与煽动。结果，建立了众多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按照当时的说法，叫爱国社团），如德意志殖民协会（1887）、泛德意志联盟（1891）、德意志东部边疆协会（1894）、海军联盟（1898）、帝国反社会民主党联盟（1904）和德国国防联盟（1912）等等。毫无疑问，大众性压力团体和右翼煽动政治的出现，在当时大众政治兴起的条件下属于欧洲的普遍现象。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右翼煽动政治运动具有德国那样的声势、规模和影响。比如英国在1895年同样成立了一个支持帝国主义、鼓吹扩大海军的海军联盟，但其成员最多时不到10万（1913年）。相比之下，德国的海军联盟在建立之后的18个月里，个人成员就达到了20万，1906年则达到30万之多；而且除了个人成员外，德国海军联盟还拥有数量更为庞大的团体会员，1913年其团体会员接近80万。

应该说，这一手段通常的确可以实现预想的一些目的，比如可以加强人们对君主制的忠诚，促使人们支持帝国主义和海外扩张，但也包含着巨大的危险。采用这一手段的政治精英常常就像魔法师的学徒：释放了魔法，却无法控制。他们无法控制被他们释放出的大众激情，也无法控制那些在他们扶植下才真正获得影响力的新一代右派。帝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基德伦（Kinderlen）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煽动大众热情，以之作为一种谈判策略，但他很快发现，他很难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因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能容忍一丝让步并公开指责让步就是背叛。在国内问题上，激进右派也过于极端和暴力化。他们极其敌视工人阶级运动，不愿意作出一丁点让步满足工人的要求；他们主张在社会上将工人阶级运动孤立起来，在政治上通过“爱国运动”削弱工人运动，必要时进行暴力镇压，甚至干脆改变帝国宪政，直接采用君主专制。因此，对于激进右派及其组织的利用和收编，不仅没有起到弥合社会分裂的作用，反而导致了战前德国政治严重的两极对立：希望将帝国议会变为权力中心的力量和希望保存既存君主秩序或者必要时实行更独裁措施的力量之间的对垒。

其二，容克的经济地位出现了不可逆转的严重下滑，一度丧失了政治上的主导权。

在德国这样迅速工业化的社会中，容克经济地位的下滑是无可挽回的，农业的保护性关税可以减缓但无法根除他们的经济衰落。与财富不断增加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相比，容克地主的经济处境相形见绌。根据普鲁士内务署（Inland Revenue）的统计，1895年，有3429名纳税人申报的财富为100万——200万马克；另有1827人申报的财富在200万马克以上。到1907年，拥有100万——200万马克财富和200万马克以上财富的纳税人几乎增加了1倍，分别为5916人和3425人。1896年，普鲁士有9265名纳税人的年收入在3万——10万马克，年收入在10万马克以上的有1699人；1912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20999和4456，分别增长了126%和162%。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大多来自工业或金融领域。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巨富们过上了奢华生活的同时，普鲁士容克在力图维持其习惯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经济地位的下滑。一位叫亚努肖（Elard von Oldenburg-Januschau）的容克地主在1904年惊呼：“贫困并非灾难，但堕入贫困则是灾难。“1895年，普鲁士一个古老土地贵族家庭的后裔沃尼哥罗德（Udo Count Stolberg-Wernigerode）因为无力负担财产税，被迫出售其在柏林的住所。

当然，容克作为一个集团仍然控制着陆军和普鲁士政府，仍然能够影响皇帝本人，但到威廉时期，他们已经失去了政治上无可争议的主导权。经济力量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越来越自信，已经不满于仅仅充当双方联盟中的小伙伴角色，开始要求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很大程度上，在威廉德国的政治舞台上，尽管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但对容克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来说，最有竞争力的对手实际上是工业资产阶级。只不过，他们眼中共同的革命威胁使得他们不敢撕破脸皮，公开对抗。面对社会民主党实力的稳步增强和帝国议会中力量构成的变化，传统统治阶级容克尽管不甘愿，现在也只能选择和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重工业集团分享政治主导权。在德国大张旗鼓地推进“世界政策”的时期，容克贵族甚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由资产阶级来设定德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

可以说，容克地主对于“世界政策”、强大的海军和建立海外帝国毫无兴趣，这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作为土地贵族，容克们真正依恋的是一个能从英国得到工业制造品，同时又能向它出口粮食的农业的普鲁士。对他们来说，牺牲德意志工业保护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利益，去与英国结成反法和反俄的联盟，才最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而且容克地主还需要为建设海军缴税（1909年，农业集团就拒绝为舰队建设缴税），海军建设也只会消耗本来可以用于陆军的资源，陆军的埃内姆将军在一战后就曾抱怨海军“用掉了所有的资金”。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和推行海外扩张只会不断增加和扩大已经占据了压倒性优势的资产阶级的分量。原因很简单，海军和帝国归根结底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一贯志向、抱负和利益，“世界政策”最主要的推动者正是来自于经济力量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和知识资产阶级。

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早在1848年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族运动参与者就已经认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应该拥有强大的舰队、殖民地和帝国经济。“当普鲁士骑兵正在践踏革命者的街头壁垒时，法兰克福议会的教授和律师们正在发表热情的演说，要创建帝国海军。“1848-1849年冬天，他们甚至专门建立了帝国海军委员会，计划建造一支庞大的舰队。德国统一后，许多知识资产阶级一直没有放弃海军和海外帝国的梦想，正是他们在不断地向整个民族尤其是年轻人灌输对海军和海外帝国的梦想。

当1898年海军开始扩建后，海军之于资产阶级恰如陆军对于容克的意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在为其儿子挑选职业时，很自然地倾向于海军，尽管他们羡慕陆军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一个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有抱负的年轻人必须面对现实，现实是，在陆军中到达顶层的机会比海军中小得多。海军则是彻底属于资产阶级的。1898年在帝国海军部任职的32位现役军官中，只有5人是贵族出身。海军部的高层全都出身于资产阶级。1899-1918年间，海军参谋部的10位高级将领中只有1人是贵族出身。同一时期，海军参谋部的48位资深部门领导中，5人属于贵族，只有2位是拥有头衔的贵族。威廉时期的大部分海军将领出身于与自由主义有联系的资产阶级家庭，海军扩建计划的主要设计者和执行者、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海军上将是法官之子，成长于和保守派没有任何关联的气氛中，岳父则是民族自由党左翼一位领导人的密友。

在德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工业资产阶级，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同样是海军和帝国的坚定支持者与推动者。当蒂尔皮茨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要建立海军联盟鼓吹海军建设和争取民众支持时，这个联盟立即得到了大工业界的支持，特别是钢铁和军火工业巨头克虏伯的大力赞助。包括钢铁、造船、采矿和化学利益集团在内的重工业界既对在海军建设中能获得利益感兴趣，而且也对这支舰队能有用于帝国主义目的的服务感兴趣。对海军建设的热情并不限于重工业部门，新兴的工业部门如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电气公司等，虽不赞成工业保护主义，然而也是舰队建设的热情支持者。众多的商业公司同样为海军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总而言之，就像一位研究者曾经指出的那样：“战舰是德国中产阶级卓越的工具。对于帝国和德国中产阶级成员来说，海军官员既是一种象征，也是集体和个人权势与声望的载体。因此，舰队并不是固执的皇帝突发奇想，而是代表了德国社会中最繁荣和最富有活力的成员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志向。”

虽然容克对“世界政策”毫无热情，然而到头来，容克最后只能去支持海军建设，因为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从根本上讲，由于现代化进程，容克贵族的统治地位，已经发展到只有靠阻止德国工业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但是，他们不可能有任何机会来贯彻这种政策。这不仅是因为，在产业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组织力量已经构成了对现存统治秩序严重威胁的同时，这种反工业化的政策，还必将引起工业资产阶级的反对。而且，若是为了他们的农业利益而牺牲工业保护主义，就必然会损害到建立一支现代化陆军的工业基础，而陆军恰恰是容克所有特权受到特别保护的真实而“正当的”依据。更不用说，这样一种反工业化的政策，只会将自己置于整个民族的对立面，从而使自己彻底丧失继续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愿意和工业资产阶级妥协，支持工业保护主义和海军建设，对于容克来说虽然不是最理想的解决办法，但容克事实上已经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去与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达成妥协，也只剩下用支持大工业界的帝国主义来换取对农业的足够保护这条路了。更何况，“如果他们不跟着走，他们害怕会出现一个将他们排除在外的新联盟”。

显然，容克贵族已经不再能占据过去曾经占据的那种经济、政治、社会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它已经不再是德国毫无疑问且不受挑战的统治阶级了。面对工业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的上升势头，容克已经丧失了政治上的主动性。自然，容克的衰落只是相对于工业资产阶级而言的，而且工业资产阶级尤其是重工业资产阶级和容克仍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目标与利益、维持君主制度、对抗革命的危险。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我们以往认为的那样，是资产阶级的封建化或资产阶级向容克的投降。我们认为，在面对共同的“革命”威胁面前，容克和工业资产阶级建立了一种暗地里相互较劲、争夺主导权但又不能撕破脸皮、公开对抗的复杂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软弱、倾向于妥协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说俾斯麦时期的“铁麦联盟”还更多地意味着工业资产阶级对容克的妥协，那么威廉时期的“世界政策”所体现的则是容克对工业资产阶级的妥协。这样一种妥协的对外政策含义是：采纳农业界的反俄政策并最终放弃俄国，从而任它去成为法国资本开发的目标；同时，推行海军建设激怒英国，迫使英国去寻求与法俄的和解。对德国的“包围”也因此形成。

应当承认，由于统治集团自上而下地推进变革，德国在许多方面已经现代化了。在防御性现代化模式所取得的成就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德意志政治统一和工业化的实现。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在民族统一框架内进行现代化，总是比在民族分裂状态之下进行现代化更为有利。因为统一比起处于分裂状态来说，总是能够为民族的整体提供更有保障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市场、更为便利的资源配置、更为活跃的资金与劳动力流动。在西欧一些主要国家自15、16世纪已经开始向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演进时，地处欧洲腹地的德意志民族却因为历史的重负和外部的干预直到19世纪中叶仍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种分裂状态无疑严重干扰了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它使德意志自19世纪初开始的现代化不能在统一的民族框架内步调一致地进行，而只能在各自为政的邦国化框架中非同时性地展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871年德意志的统一才变得格外重要。由于统一是俾斯麦利用普鲁士国家的力量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的，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容克在统一后的德国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没有统一，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实现经济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统一以及其后俾斯麦政府在民族自由党人的大力支持下完成德国币制和法制的统一，为德国的迅速工业化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德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固然使工商业资产阶级获益最大，但大多数普通人的经济状况也因此得到较大改善。在第二帝国时期，城市普通工薪阶层（指那些没有资产、依靠工资为生的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实际工资呈上涨趋势，生活水平在提高。1870年德国工薪阶层人均年工资为506马克，1913年上升到1163马克。矿工在1876年可以挣到767马克，1913年增加到1496马克；白领雇员1871年的人均年工资为1871马克，1912年涨到3753马克。当然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德国普通工薪阶层收入的增长并不像以上数字显示的那样高，但真实工资的提高仍然在30%左右。庞大的工人阶级也同样从工业和经济发展中受益。和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相反，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工人的经济状况非但没有恶化，反而好转了。1913年工人平均的名义工资比1871年时高出一倍多，实际工资则大约增长了50%。从国际比较的情况看，德国工人的收入在一战前日益接近英国工人。到1898年左右，英国工人的真正收入已趋于平稳，而德国工人收入每年仍增长一到两个百分点。而且，英格兰在财富、收入和土地拥有方面比德国更为不平等。在世纪之交时，5%的英国人占有43%的国民收入（德国为31%），20%的英国人占有59%的国民收入（德国为50%）。

在社会经济领域，除了以上变化外，主要由于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动，德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还第一个地建立了最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建立者俾斯麦的初衷是对付社会民主党，但该体系毕竟为广大工人以及其他一些阶层的民众提供了程度不等的保障。威廉时期，德国的福利国家体系又有了极大的扩展。从1892年开始，医疗保险进一步扩大，参保工人的家庭成员也被纳入其中。尽管1914年之前，帝国财政危机的不断加深限制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迅速成长，但医疗保险所涵盖的人数还是从1895年的420万增长到1911年的1340万。医疗服务的成本从开始时的4700万马克增长到1911年的3.58亿马克。到1914年，超过一半以上的工人参与了医疗保险计划。养老保险也经历了同样的扩大。其参保人数在1891年为1149万，总支出为1.01亿马克，占帝国政府支出的5.9%。到1914年，参保人数已达1655万，开支高达4.05亿马克，占帝国政府支出的15.3%；当年，55-69岁的工人中有51.4%的人得到了一定数额的养老金。按照马歇尔（T.H.Marshall）在多年前的经典分类，公民权利或公民身份可以被分为“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其中“民权”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的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以及获得财产和订立契约的权利；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消极自由的权利，其实现意味着公民的法律主体地位免受国家对其自由和财产的非法干预。“政治权”是指政治参与的权利，包括参加选举的权利，在被授予政治权威的机构（不论是立法机构还是内阁）中任职的权利，其发展总是包含使积极公民有可能参与形成意见和意志的民主过程。“社会权”是指社会分享权利，公民主要通过福利国家体系享受一定水平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权利，获得最低收入和社会保障。显然，社会保障体系在德国的建立和扩展表明，许多德国人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权”。

在第二帝国的半专制体制下，人们不仅享有“社会权”，还享有一定的“民权”。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治国”理念在德国提出以来，在改革派官僚尤其是深受实证主义法学影响的司法官员的推动下和自由派持之以恒的努力争取之下，到第二帝国尤其是威廉时期，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法制国家。毫无疑问，德国这个法制国家和英美经典自由主义的“法治”有着很大差距。在理论上，法制国家不是对国家权力本身的限制，而是“一种看待旧国家的新方式”。它承认“个体公民自由”和“人民自由”，并在此基础上保留君主和国家原有的权威。用19世纪普鲁士法制国家学说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斯塔尔（Friedrich Stahl,1802-1861）话说：“国家要成为法制国，这是新时代的口号，实际上也是新时代发展的动力。有必要借助法律手段来准确地界定并牢固地确保国家公民自由的领域的同时，界定和确保国家作用的方向和界限。”在实践当中，法制国家更多地意味着对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制，即所谓的依法行政或依法治国。和早期的警察国家中行政机关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法律而是来自于国家本身不同，在法制国家之下，权威只是在法律的基础上被赋予行政机关、公共行政受到形式上独立的司法部门的监督，以保证个人的自由权利不会再受到行政机关不当作为的限制。由于法制国家的实现并不包含对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也并没有威胁到德国半专制体制的核心权力结构，德国的统治集团因此愿意在这方面做出让步和妥协。

尽管在俾斯麦时代，还存在着通过立法大规模侵害和约束公民自由权利的情况，比如对天主教的“文化战争”、对社会民主党的镇压。但随着法制国家的进展、相关理念的渐入人心以及公众舆论监督作用的明显增强，加之德国的官僚和司法机关相对来说较为廉洁公正，到威廉时期，人们的诸多自由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保障。虽然统治者仍然一再试图镇压工人运动，主要的资产阶级群体和政党也仍然敌视社会民主党，但镇压已经不可能以赤裸裸的方式大规模地进行。1894年底，霍亨洛埃政府为对付社会民主党，提出防止颠覆法草案。但在帝国议会中，只有保守党对该草案表示毫无保留的支持，以致草案全部遭到否决。1899年，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政府又计划在结社方面压制社会民主党，提出“长期监禁法案”。除了两个保守党派之外的其余政党认为该法案严重违反了法制国家的权利平等原则，统治集团利用立法镇压社会民主党的企图再遭失败。对工人的罢工和示威行动，威廉时期政府的镇压行动也变得更为温和了。和19世纪60-80年代相比，威廉时期动用军队参与警察行动的次数持续下降，而同一时期在法国与荷兰，军队的参与却急剧增加。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法制的发展，将合法运用武力置于法律的界限之内；另一方面对公众舆论的考虑，加上害怕激发大规模反叛，使得政府部门在要求军队支持时更加谨慎。在威廉德国人民所享有的“民权”方面，颇值得一提的是言论自由和公众舆论监督作用的增强。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08年的《每日电讯报》事件。1908年10月28日，伦敦《每日电讯报》刊登一位英国人撰写的威廉二世访问记。根据此文，皇帝称自己是英国人的朋友，在布尔战争期间，他阻止建立一个反英大陆同盟，并给维多利亚女王送去对布尔人作战的计划，这个计划和英国人据以战胜布尔人的计划完全一致。德皇的这一谈话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不满。英国人视之为傲慢自负；法俄认为这是在离间它们与英国的关系。在国内，绝大部分报刊和包括保守党在内的各党派都批评皇帝独断专行破坏德国对外关系的做法。威廉二世本人最后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允诺今后将履行他“依据于宪法的责任”，以平息新闻报刊和议会中的风暴。

总之，帝制时期的德国始终是半专制的威权主义国家，但这个国家的民众已经享有越来越多的消极自由权利了。一位学者因此强调：“威廉德国，无论用西欧的标准衡量，还是用美国的标准衡量，虽然不是一个自由国家，但是在这个国家有宪法，有法律，被统治者要遵守执行，统治者也要遵守执行。和战后在欧洲其他国家形成的专制相比，威廉德国是个对人非常宽容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倘若没有完备的法律手续，不能随便逮捕人，不能随便拘留人，更不能随便进行政治谋害。人们可以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评皇帝，比如《每日电讯报》事件；如果一个军官动手殴打平民，立刻会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政府不准对举行罢工的工人开枪射击。对书刊，如若不是恶意侮辱陛下，不是肆意亵渎神明，均不进行检查。”

即便在最核心的政治参与领域，除了宪法确立的帝国议会普选权之外，到一战之前，德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向议会政府发展的趋势。按照1871年宪法的安排，帝国议会的实际权力固然较为有限。但帝国议会已经成为半专制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特别是在1898年之后联邦政府开支剧增使得政府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成为必要的情况下。由于海军建设、殖民扩张和社会福利措施扩大等原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左翼自由派利用这一现实，要求扩大议会权力。1908年12月，为防止《每日电讯报》事件重演，皇帝的不当作为破坏德国的对外关系，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自由思想党（左翼自由派）在帝国议会中进一步提出，要详细规定首相的职责、修改帝国宪法、今后任何宣战必须得到议会的赞同等。虽然这些议案没有得到通过，但议会获得了在质询时以多数决议确定议会意见的权力。这样尽管不能推翻首相，却可以表示对首相的不信任。帝国议会作用的增强还突出体现在帝国的财政改革上。1906年比洛政府为镇压西南非人民起义，要求追加预算，但遭到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而在议会中失败。此后，政府为解决财政亏空而提出的新征税议案又因多方反对而流产。结果，比洛被迫于1909年6月提出辞职。最后，新任首相霍尔维格接受了议会多数派有关财政改革的决议。作为首相因在议会中的失败而去职，这还是第——次，帝国议会的作用确实增强了。

当然，以上所有这些成就和进步都不能掩盖以下这些最基本的事实。

其一，德国现代化的进程是极端不协调的，在一个动力强劲、变化迅速的社会经济之上矗立着一个半专制的威权主义政体。在这个政体之下，人民的政治参与权利仍然十分有限，所享有的消极自由权利和社会分享权利是由威权主义国家以家长制的方式授予的。在名义上，一切为了人民，但一切都没有经过人民。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家长制的方式赋予人民以个人自由和社会权利，会导致大思想家哈贝马斯所说的“公民唯私主义综合症”，即“造成公民角色的唯私主义的退却，把这种角色归结为当事人与照顾他、为他提供服务的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在德国的资产阶级那里，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这种“唯私主义综合症”及其后果。

“唯私主义综合症”在多数资产阶级那里表现为不愿意参与政治，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文化活动和自己的经营上，表现出一种异常显著的遁世倾向（other-worldliness）：将政府留给传统的统治精英，顺从既存的权力结构，将自身目标和愿望的达成寄希望于现存权威的仁慈立法。因此，不管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政治理想，事实上只是政治舞台上相对消极的旁观者。缺乏政治参与的直接结果是第二帝国和魏玛时期自由主义政治力量的软弱，长期来说则导致了资产阶级政治责任感的缺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当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开始关心、过问和参与政治活动时，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中产阶级因此很容易受到各种反自由民主价值观和狂暴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第二帝国时期，正是他们成为极端右翼运动和极端民族主义团体最主要的社会基础。在魏玛时期，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的危急情况下，纳粹能够很轻易地就从这个阶级中获得了最主要的支持力量。

当然，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更为活跃，正是他们构成了德国政治自由派——包括民族自由党和左翼自由派在内——的主力。在他们身上，“唯私主义”则主要表现为另外一种形态，即对本阶级利益过于狭隘和短视的坚守，这使得他们从根本上是反民主的，从而不可能成为在德国推进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力量。早在1848年革命期间，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这种反民主倾向已经表露无遗，他们认为政治权利只应该扩展到富有的和受过教育的人群那里，政治上不成熟的下层阶级不配享有政治权利；他们也害怕大众，希望依靠君主及其军队来维护他们共享的价值：财产、法律和秩序。正是这种倾向决定了世纪中期以后资产阶级自由派对政治自由主义日益狭隘的理解，也使他们很容易就成为传统威权主义土地精英的盟友，而不是大众权益的捍卫者。在19世纪60年代的“宪法冲突”期间，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反对并非质疑和挑战普鲁士宪法中的政治权力分配，而是一种纯粹法律意义上的反对，即反对政府对军队改革的执行方式。其后民族自由党与俾斯麦的合作时期，除了统一之外，在著名法学家格耐斯特（Rudolfvon Gneist）等人的发起下，自由派的主要政治改革要求有二：一是建立法制国家，即有对公共行政进行司法监督的体系；二是使地方政府现代化，即加强地方尤其是城市自治。这些要求并没有挑战俾斯麦的威权主义体系，也并不包含复兴1848年激进力量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如此一来，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既可免于受到行政机构专断的威胁，又可在公共生活尤其是城市地方政治中获得主导性的地位。至于政治民主化，出于对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恐惧，资产阶级自由派虽然也主张给予议会更多的权力，但他们对于议会民主制的态度实际上颇为暧昧。资产阶级所愿意接受的议会制是建立在有限选举权基础上、从而确保他们主导地位的议会制，比如普鲁士和其他许多邦国的议会以及城市委员会那种性质的基于“财富和教养”的民主。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或者退而求其次，满足于在全国政治中充当传统统治阶级的小伙伴，并以地方尤其是城市政治中的垄断地位作为补偿；或者虽然要求扩大议会权力，但不愿意扩大民主。虽然在“世界政策”期间，资产阶级一度发起了夺取政治主导权的斗争，但政治主导权之争尚没有演化为政治权力之争，更何况1912年以后随着德国在英德海军军备竞赛中的失败、欧洲大陆形势的不断紧张迫使加强陆军成为当务之急以及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大选中成为帝国议会第一大党，资产阶级自由派迅速放弃了斗争。

说到底，在第二帝国时期，多数资产阶级自由派之所以愿意和传统权力精英结盟，不那么愿意推进议会民主制度，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现存体制下都得到了基本的满足。正如两位德国史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德国资产阶级的重要部分在1871年后选择在政治上与地主合作，是与资产阶级对其利益的追求完全相容。资产阶级选择与容克联盟不是出于缺乏‘政治自信’，而恰恰是实现其特定政治目标的最佳手段。他们对促进‘议会化’之所以那么冷淡，不是因为受什么威权主的‘前工业传统’的影响，而是出于对政治利益的理性计算：在当时的情形下，议会改革只会有利于左派。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之所以选择做传统权力精英的小伙伴……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没有政治抱负，只是德国资产阶级表达其政治抱负的方式大不同于英法。”

英国议会民主制度在19世纪尤其是后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自由党和工人运动的联盟即所谓的“格莱斯顿”式联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在德雷福斯案件引发的进攻和捍卫共和的斗争中，也正是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联盟最终击败了反共和势力的进攻。然而，在德国，同样的联盟却始终难以形成。左翼自由派瑙曼的确在世纪之交发起了联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运动，但并没有获得多少支持，最后无果而终。当然，这里面有俾斯麦操纵带来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多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过于狭隘和短视。实际上，即便没有俾斯麦的操纵，自由派多数出于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对扩大民主的厌恶（他们在城市议会和邦国议会中的主导地位恰恰是建立在限制选举权的基础之上的），也不可能形成和工人阶级的联盟。

总之，资产阶级的“唯私主义综合症”使得他们不可能成为推进民主的主要力量。

其二，传统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合力制造了一种反自由主义和反民主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对信奉新教的德国中产阶级影响极大，从而使得以后魏玛民主的生存异常困难，危机情况下纳粹获得较大的支持。

在整个第二帝国时期，传统统治阶级为维护现行体制及其在体制中的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性策略。而其中的多数措施，无论是俾斯麦对所谓“帝国敌人”的打压、操纵议会政治还是威廉时期的社会帝国主义，都加剧了德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冲突和紧张。到一战之前，由于新旧精英的合力推动，在社会存在巨大裂痕的情况下，煽动政治的出现和极端组织的泛滥造就了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和暴烈的国内政治气氛。煽动政治的风格、政治的极化和暴烈的政治气氛一直延续到魏玛时期，对魏玛德国的政治生态形成了极为有害的影响，使得自由民主制度的生存所必需的妥协与协商变得异常困难。也正是这种政治气氛下，各种反自由主义、反民主以及民族沙文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观念才得以流行，并且通过极端民族主义和其他新右派组织渗透到广大民众那里，尤其塑造了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价值观。此外，威廉时期大量出现的极端右翼运动，就其倡导的观念、活动的方式和面向的主要对象来说，都预示了日后的纳粹运动，甚至可以说它们正是纳粹运动的先驱。概言之，一直延续到魏玛时期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政治与社会极化对于纳粹的出现和发展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如果说传统统治集团为维护现行体制对新右派的收编和利用为反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流行提供了土壤和机制的话，那么资产阶级自由派尤其是其中的右翼知识资产阶级则为反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提供了具体的内容和意识形态信条。德意志的“独特道路论”就是其中影响特别重大的一种观念。“独特道路论”主要由19世纪中后期“普鲁士学派”所创造，经过之后一两代历史学家（尤其是所谓的“新兰克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并在所谓的“1914年观念”或“1914年精神”中达到了顶峰。按照这种说法，德国在统一之后并没有选择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而是确立了独特的君主立宪制。这种制度不仅带来了强大且高效的国家力量，比如官僚机构的公正、廉洁和效率，强悍的军队，从而保证了统一之后的快速经济成长，而且满足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福利要求。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独特道路论”者对普德历史的理解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强调普德国家的改革能力和意愿。“独特道路论”者认为，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在普德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存在着引人注目的“革命缺失”现象；原因就在于普德国家的善于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得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变得没有必要，改革因此代表了普德独特的进步之路——适度的进步。二是将1871年建立的第二帝国视作德国历史发展的顶点。由此，现代德意志的全部历史就被解读为普鲁士的兴起、壮大并最终以权势政治的方式建立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统一的历史，德意志史变成了普鲁士史。普德历史进程以及第二帝国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在文化上，德意志“文化”（Kultur）同样优越于西方“文明”（Zivilisation）。前者扎根于德意志民族独特的深厚传统，强调有机的民族团结纽带；拉丁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文明”则是机械论的个人主义、肤浅的普世主义和卑俗的唯物质主义，一次大战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斗争。在经济上，德国的优越性更是不证自明，一战之前德国工业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就超过了原先的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英国就是最明显和有力的证据。一言以蔽之，德国的独特道路优越于西方道路。“独特道路论”中所包含的反西方自由民主的观念影响极为广泛，以致到魏玛时期，不仅在军队、官僚机构中，而且在许多中产阶级那里和大学当中，共和国的支持者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力量上远不如反对者。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将魏玛共和称为“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倒也不算夸张。

除了“独特道路论”之外，资产阶级自由派还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帝国主义政策最一贯与最坚定的倡导者，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德国社会各阶级中民族主义情绪最为强烈的一个群体。从19世纪中期开始，“普鲁士学派”以及与之观点接近的一些历史学家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赋予民族和民族认同缔造以头等重要性。这种强调民族至上的历史学观点成为之后近百年中德国历史学界的支配性观念，即“民族传统”。这种“民族传统”几乎从一开始就宣扬一种以“人民”（Volk）为基础的、排外的民族集体认同观念。其中的“人民”意味着族裔特性或血族，也就是说“人民”意义上的民族是前政治的、有机的，它根植于文化、语言和族裔。说它是排外的，是因为其倡导者宣扬德意志的民族优越论和至上论。比如当时最著名的自由派历史学家蒙森（Theodor Mommsen）就根据进步的程度，将民族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德意志属于高级文化和高级民族，斯拉夫人则是在精神和体质方面都较劣等的原始民族。“普鲁士学派”的主要干将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相信为了捍卫民族的特性，国家必须足够地强大，因此统一之后的德国必须在欧洲占有强有力的地位，以便成为抵挡“海洋专制主义”（英国）和“蛮子”（俄罗斯）的“无敌堡垒”。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年的大历史学家辛泽（Otto Hintze）同样也受到了这种族裔民族主义的影响，尽管他和当时的大多数史家一样拒绝戈比诺、张伯伦之流的种族主义伪历史观，但他仍然认为德意志人民的生存只有建立在排斥所有“劣等种族”特别是斯拉夫群体的基础之上。因此，不用奇怪，正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以及他们在思想教育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成为世纪之交帝国主义宣传的主力军。像特赖奇克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知识精英都把德国的世界强权政策看作是普鲁士-德国政策的继续。正如过去普鲁士在同奥地利的斗争中上升为德意志大国，同法国的斗争中上升为欧洲大国一样，现在德国在同英国的竞争中也应上升为世界强国。韦伯在1895年就任弗莱堡大学教授的著名演讲中所说的一段话，应该能够代表许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心声。他说：“国家的统一本是一个民族最好在其青年时代所达成，但在我们德国则是在民族的晚年才完成；如果德国的统一不是为了开始卷入世界政治，反倒是为了不再卷入世界政治，那么当年花这么大的代价争取这种统一也就是完全不值得的了。”从韦伯的这段话中，我们还应该能够看出正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较晚导致了许多资产阶级不平衡的政治心态，从而需要极端民族主义和成功的帝国主义作为补偿。由于自由派中的知识资产阶级在思想教育界尤其是在大学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主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受过教育的青年。

魏玛共和的崩溃和纳粹在德国的发展与掌权无疑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资产阶级“唯私主义”的结果和帝国时期形成的反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是两个异常重要的长期性因素。正是它们使得在德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政治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价值观，而是反自由民主价值观；也正是它们在德国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制造了有利于后一种价值观传播的土壤和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