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1945年是“可喜可贺的零年”。纳粹德国的灭亡宣告了德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全新起点，德意志将“从零开始”迈向一个新的未来。二战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走的是一条政治经济不均衡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经过战后初期的占领、改造和经济重建之后，德国抛掉了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灾祸的沉重的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负担，从而轻装前进，重新走上了现代化的征途，走上了一条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新现代化道路。在冷战时期两德分裂的情况下，西德在政治上牢固地确立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为其公民提供了颇为周全的福利措施，在经济上采取了独特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在对外关系上全面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短短几十年时间，德国已经变成一个经济强大、人民生活富足和热爱和平的自由民主国家。事实证明，二战后的全面协调发展才是对德国和世界都有益的现代化道路。

从19世纪初，德国真正开始迈向现代化以来，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一再遭受挫折，资产阶级既没有能力更不愿意发动民主革命。一战后建立了魏玛共和国，也仅仅存在了14年的时间，即被人类有史以来最狂暴、最野蛮的独裁政权所取代。在经历了纳粹独裁专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邦德国按照西方自由民主的原则再次建立了民主的共和国，实现了政治民主化。不过，这次民主化的启动者不是德国资产阶级，而是来自于西方盟国的占领、改造和民主化。

在大规模的全面战争结束之后，如何处理战败的大国始终是战胜国面临的头号问题。深谋远虑的丘吉尔尚在战争期间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困难，并将之称为“胜利的难题”（problem of victory），他在1942年11月11日说：“获得胜利比被击败更让人愉快，但胜利所面临的问题如失败面临的问题一样困难。”（The Problems of victory are more agreeable than those of defeat,but no less difficult.)丘吉尔熟知历史，他自然知道这个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战后稳定的持久与否。拿破仑战争后，战胜国对法国的处置颇为得当，维也纳体系也因此能在长时间内保证了欧洲的和平；一战后对德国的处理则极其糟糕，不过是埋下了另一场大战的种子。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大国首脑为处置德国确立了一般性的原则：“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是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保证德国从此永远不能破坏世界和平。”当年6月，根据雅尔塔会议的精神，美、苏、英、法四国发表了《关于共同管制德国的联合声明》。四国将德国及柏林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分别进行占领，全面接管德国的权力。四国占领区总司令组成“管制委员会”，作为占领期间德国境内的最高权力机构。一个多月后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首脑除了重申要根除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决定严惩纳粹战犯和骨干之外，还确定了占领的双重目标：一方面，德国人必须为他们曾经犯下的“可怕的罪行”赎罪；另一方面，战胜国也愿意给德国人民机会“在民主和和平的基础上永久地重建他们的生活”。为了完成上述目标，更主要的也是为了使德国不会再次成为战争的发源地，盟国一致同意通过“非军事化”、“非卡特尔化”和“非纳粹化”彻底改造德国。

随着德军的彻底失败和无条件投降，“非军事化”大体上已经实现了，但盟国在占领期间仍然坚持彻底根除残存的军事设施和机构。以美占区为例，按照1945年5月10日指导美占区改造工作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指令，任何带有军事色彩之物皆为非法，美国占领军受命摧毁总参谋部、军官团、后备军官团、军事院校以及“所有可能有助于保存德国军事传统的所有社团”。同时，“非军事化”措施的执行重点也转向了摧毁德国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包括铲除或控制一切可用于军事生产的工业，对德国经济进行“非卡特尔化”以“根除德国的战争潜力”和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非纳粹化的目的是“消灭纳粹党及其附属的所有组织”，解散所有的纳粹机构，禁止一切纳粹宣传；打击和惩罚纳粹骨干分子，彻底肃清纳粹主义对德国公众生活、经济和教育的影响。应当承认，四大盟国在各自占领区对于以上改造的执行存在着措施不一、宽严不等的情况。以“非纳粹化”来说，美占区的规模大、打击面极广，英、法占区的“非纳粹化”则较为松懈，苏占区则最为彻底，将之前的精英一扫而光。但不管怎么样，通过改造，德国旧的统治势力和权势集团（容克贵族集团、军国主义集团、大垄断资本巨头），连同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受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和扫荡。“旧的社会秩序已经荡然无存”，“旧的社会统治集团被剥夺了一切，名誉扫地”。贵族统治集团、军官团和旧的官僚系统，曾经是德国最重要的保守力量，是君主专制的支柱、魏玛共和国的主要破坏者和纳粹统治上台的主要支持者，都遭到致命打击，再也不能恢复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旧有的特殊地位和权势。大工业巨头因其支持纳粹和战争，战后也受到惩治，大垄断组织一度被强行拆散。纳粹战犯受到审判和处决，还有成千上万的“纳粹积极分子”和“同情纳粹者”也被开除公职，遭到拘禁和审查以至判罪，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认为盟国对德国进行的改造“是德国走上新的起点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它“代替了德国从未经历过的一场革命”。

对于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来说，对德国的分区占领和改造无疑可以限制德国，但从长期来看，要使德国永远安分，这些限制性的措施是不够的。实际上，所有的战胜国都相信，即便对德国已经施加了如此大的限制，未来的德国仍然可以威胁战后的稳定，因为很难永远压制德国，而且战争结束时德国的力量状况并不能代表20年或30年后德国的情况。因此，美国很早就意识到，西方盟国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将德国转变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杜鲁门在参加完波茨坦会议回国之后就宣布，应该“通过控制德国的教育、重组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鼓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和保护工人组织的权利”在德国建立民主，也就是对德国进行民主化改造，使德国至少是西占区“西方化”。随着东西方之间分歧和摩擦的不断增大以及冷战的爆发，民主化改造日渐成为西方对德政策的重中之重。1946年下半年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决策者日益认识到，要对付苏联的威胁和促进欧洲的经济复兴，必须利用德国的潜力，这就意味着要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重建德国。但是在利用德国力量的同时，为避免养虎为患，西方盟国认为必须将西部德国彻底“西方化”，让西部德国全面融入西方：包括西部德国的经济重建必须在美国战后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和整个欧洲的框架下进行，重新武装德国也要在西方安全同盟即北约的框架下展开，政治上确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按照西方的自由民主原则对德国的政治重建是保证德国“西方化”的根基与基础。因此，尽管美国没有像在日本那样直接为西部德国制定一部宪法，但是在西德为建国起草《基本法》及其后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盟国的意见仍然起了压倒性的作用，并且为确保民主制度在德国的生存确立了严格的内部防御机制和外部保障机制。

内部防御机制包括了《基本法》中的诸多规定，比如对公民权利的详尽保护、通过联邦制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司法独立、设立宪法法院、总统只有荣誉上的意义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联邦宪法法院的设立。联邦宪法法院以保护宪法为己任，被称为“宪法保卫者”。其目的在于解释《基本法》，把宪法秩序作为法律秩序加以维持，防止曲解和滥用宪法的行为。它主要审理联邦与州之间以及各州之间的争执、联邦机构之间有关权力和责任的争执、联邦法律或各州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等案情。如果制定的法律不公正，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上诉，宪法法院可以判决将其废除，其决定对联邦和州的一切政府机构、法院及各社会团体都有约束力。此外，鉴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实行不稳定的多政党制度的失败，议会中政党之间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能在政府政策问题上形成妥协，以组成一个稳定的联盟政府，为吸取这样的教训，联邦德国在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的干预下实行了新的政党结构体制。在这一体制之下，首先，反体制的、反民主的极端政党不可能存在，《基本法》第21条规定，政党必须以民主原则为依据，必须取缔违法宪法、企图颠覆或取消民主制度的政党的活动。其次，通过有关规定（比如1953年修改的《选举法》规定，只有取得总选票5%以上的政党才能有资格进入联邦议院）使得小党在政治舞台上难以生存，选票集中于大党，到20世纪60年代初逐步确立了稳定的两党制——即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结成的“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

1954年确定西德加入北约的《巴黎协议》中包含了保证民主在德国生存的最重要外部保障机制。根据西德总理阿登纳和西方盟国达成的口头约定，在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之后，西方盟国在西德的驻军仍然拥有实行紧急状态的权力。“如果德国的民主政体受到威胁”，盟军有权获取德国的最高权力，“因为民主秩序被推翻将自动地威胁西方驻军的安全”。虽然为了避免给阿登纳在国内带来政治上的难堪，西方盟国没有坚持将这一条写入正式文本，但阿登纳向西方盟国做出了口头和书面保证，盟军事实上拥有这项权力。虽然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西德人只会认为西方的驻军是盟友和保护者，不会干预德国的国内政治，但事实上，盟国拥有的上述权力是对西德最严重的限制，也是西方保证西德民主制度生存的最后与最有力的武器。

除了通过战后初期的改造为德国的民主化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在德国建立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之外，西方盟国还认识到，要保证民主在西德的生存，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德国人自己，因此必须改变德国的政治文化，将德国人逐渐改造成“有民主思想和民主感情的人”，使德国人自己真心接受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教育因此被认为是确保民主在德国长存的基础，为此，西方国家对德国人尤其是精英和下一代进行了持之以恒的“再教育”活动。在战后初期的改造尤其是非纳粹化运动中，西方各国对于西占区的中小学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和师资进行了程度不等的改造，各西占区驻军还有意识地加强与驻地青少年的交流，并力求通过揭露纳粹罪恶、宣传和灌输民主促使德国人进行反思，看到他们是如何在“国家”、“民族”的名义下被引入歧途的，看到德意志的极端民族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好战精神对其他民族和对德意志民族自己所造成的巨大恶果。在改造运动结束后，西方国家在利用官方渠道的政治军事交流影响西德新政治军事精英的同时，还大力促进和鼓励西方国家与西德知识精英的民间文化交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德的许多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团体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网络。

毫无疑问，“再教育”活动的见效需要时间。至少在最初的十多年中，很大程度上由西方强加的民主制度能否生存下去，是很值得怀疑的。西德第一任总统胡斯（Theodor Huess）曾说过，“民主在德国的再一次建立不是因为（德国人自己的）战斗”，而是来自于“占领国”的“命令”、“建议”和“特许”，“这种情况能够产生出”一个“强大、健康并被认为正当”的民主制度吗？胡斯本人并不反美，他也不是在表达对盟国政策的反对，他只是依据当时人们的态度，怀疑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加给西德人的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怀疑民主制度的生存能力。的确，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之前，从多数西德人对战争、纳粹、德国历史传统和西德民主政治体系的态度来看，这种怀疑是很有道理的。

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德国人在战后立刻就开始了真诚的反思和内省。但事实上，在60年代以前，德国人中间的自我批评十分罕见。最初对第三帝国，战后许多普通德国人往往抱有积极的看法，认为纳粹统治时期是一个有秩序和繁荣的时期，纳粹政权的现代和大众性质也使得它优于世纪之交的第二帝国。战争特别是对苏联的进攻以及对犹太人的处理则被认为是纳粹犯下的“错误”。民众不愿意提及纳粹所犯下的那些罪行，而更愿意谈论他们自己在前线、在国内遭受轰炸时期以及被盟军从帝国东部赶出时所遭受的苦难。这样的经历滋生了一种普遍的情感，认为普通人是政治的牺牲品，许多人只是谴责希特勒和纳粹将德国带入了不可能获胜的战争。当纳粹犯下的罪行已经无可辩驳地展示在世人眼前，尤其是在西方占领军半强制之下许多德国人亲眼目睹集中营的惨况之后，多数德国人也只是力求与第三帝国划清界限，声称“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德国人作为一个集体对战争和纳粹的罪行负有责任。对于西德的政治体系，50年代的多数普通德国人既不反对，也不热情支持，只是忙于赚钱和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

在知识精英当中，固然有雅斯贝斯和托马斯·曼开始探寻德国的责任以及纳粹浩劫在德国历史中的根源，但直到60年代为止，至少在德国史学界，多数史学家仍然不愿意承认德国的历史传统要对纳粹的出现负责。在史学家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看来，纳粹并非根植于德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某种必然，而是德国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一幕，更何况法西斯专政也不是德国一家。吉哈德·里特尔也认为，纳粹不是一个德国现象而是一个欧洲现象，因此应该到现代欧洲文明而非普鲁士德国的传统寻找其根源。他指出，纳粹的兴起、掌权和顺利地发动战争是“大众民主的过失”和“现代军国主义”所致，跟普鲁士德国传统并无多大关系，因为无论是大众民主还是现代军国主义都是现代欧洲的普遍现象，并且主要源于法国大革命。不仅如此，恰恰是普鲁士德国传统的中坚力量——军队——始终没有屈从于希特勒。所以，“纳粹的根源不在于德国的过去，相反，应在回溯到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民主、社会主义和工业主义的传统中寻求其根源；并非缺乏民主化，而是过分的民主化应为纳粹承担责任”。

从60年代开始，随着新一代的成长、西德经济的长期繁荣、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以及身处西方阵营给德国带来的物质收益与安全，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无论是普通的西德公民还是知识精英，都开始接受民主制度，愿意对德国的历史传统进行批判性的深刻反思，愿意支持对外政策上的欧洲化和西方化。普通的西德民众越来越习惯于新的政治体制，认识到其在促进经济繁荣和提高与保障物质生活水平方面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逐渐被内在化，人们形成了对代议制民主的情感忠诚。人们也开始拒绝那种恶性发展的民族主义，拒绝战争。以人们对德国统一问题态度的变化为例。在占领期间和战后初年，几乎所有西德人都抱怨德国的分裂。迟至1965年，仍有接近70%的西德民众认为，西德最紧迫的外交政策目标是重新统一；但是到1973年，只有23%的民众还抱着同样的想法，与此相比，65%的民众认为最紧要的外交政策问题是加快欧洲一体化。在史学界，60年代初，汉堡大学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出版的关于德国在一战中战争目标的著作，引发了德国史学界激烈的辩论，开启了史学界对于德国历史和政治传统的重新思考，促使那些在纳粹垮台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德国的过去和现代化道路，以韦勒（Hans-Ulrich Wehler）和科卡（Jürgen Kocka）为首的“比勒菲尔德学派”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认为，德国之所以走上了纳粹主义的罪恶道路，就是因为在19世纪偏离了正规的、政治与经济同时现代化的西方道路。在更为广大的知识界，70年代出现的“宪法帝国主义”观念得到了广泛的宣扬和支持，这说明许多知识精英已经开始将《基本法》确立的民主制度作为他们政治认同的基础。

到70年代，多数德国人已经的确变成了“有民主思想和民主感情”的人，民主已经在西德牢牢地扎下了根。

在政治上走向民主和西方的同时，联邦德国的经济现代化在战后也经历了一次大的飞跃。众所周知，当德国在1945年5月8日投降时，战火已经将这个国家变成了一片废墟。工业总生产能力的50%以上已被战火摧毁，国民生产总值已倒退到1938年的40%的水平。最重要的铁路、隧道和桥梁都被炸毁，住房的三分之一已被完全摧毁，还有40%遭到了严重破坏。所有的工业产品、食品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奇缺，食品的日常消费已降到人均每日不足1000卡路里的水平。千百万人食不果腹，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在数百万男人因战争伤亡的情况下，只留下众多的妇女儿童在清理战争的废墟。在40年代末期，很难想象这个被击败的国家能在短短几十年间再度成为欧洲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

我们不免要问，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联邦德国经济的再度腾飞？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联邦德国实现经济腾飞有一些有利的历史条件。自近代以来德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已经为德国的腾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在德国西部即现今联邦德国的地区，工业化的基础尤其雄厚。这种基础并没有因为德国的战败而完全毁灭，尽管战后初期德国工业化程度一度下降，人们对德国工业能力的破坏程度的估计十分严重，但实际情况要好得多。尽管很多工厂已经成为一片瓦砾，但很多重要的机器设备仍完好无损或者很容易修复。即使在盟军重点空袭的鲁尔地区，也只有30%的厂房和机器被破坏到无法修复的程度。就全德国而言，无法修复的厂房和机器只有15%-20%。再者，1944年以前，德国靠掠夺欧洲各国大发横财，其他国家所受的损失比德国大得多。德国不仅从被占领国家拿走粮食、消费品和工业设备，还掠夺了其他许多珍贵物品。有20万台机床被拆迁到德国，德国的机床总数由1938年的97.6万台增加到1945年的130万台。仅法国一个国家就向纳粹德国支付了7000亿法郎的占领费用。结果，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战争期间大大提高。在欧洲，包括英国和苏联在内，唯有德国1944年的工业总产值高于1938年。

过去德国工业化留下的另一个遗产，是德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非常发达。在纳粹时期，为了进行战争的目的，又进行了大规模的现代科技研究和应用，如现代军事技术和武器的研究和制造，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研究和生产，现代合成燃料和合成材料的研究和制造等。与此相联系的是德国有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拥有工业生产技术的熟练劳动力。纳粹战争经济被摧毁之后，这些因素却保存下来，在和平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就成为——种巨大的潜在的有利因素。战后大批从东部地区来到联邦德国的人口中，也有大量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直到1961年“柏林墙”修建之前，从东部德国涌入西部的人高达1000多万，其中有500万以上的熟练劳动力。而且这些熟练劳动力大多年轻（18-21岁的占47.2%，21-25岁占36.4%），刚刚完成学业。熟练劳动力大量从东部流入西部，使得联邦德国成为欧洲同时也是世界上熟练劳动力储备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成为西德实现经济腾飞的最重要资本和财富。据计算，“若是按每培养一个熟练劳动力平均投资15000马克计算，仅是东德熟练劳动力的涌入，其价值就等于为联邦德国节省了需要花在500万熟练劳动力上的300亿马克的培养费，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马歇尔计划援助联邦德国的15亿美元的规模”。

由于上述有利条件，我们也不用奇怪，即便在1948年西占区进行货币改革之前，西部德国的经济已经开始了迅速的恢复（见下表）。“到1951年，其生活水平已达到了战前的水平”。从1948年中到1952年中，西部德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110%。

表七 战后初期西部德国人均收入和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

其次，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联邦德国采取了一条西方化的和平经济发展道路。西方化的和平发展，首先意味着德国不用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可以享受到盟国尤其是美国为其提供的安全保证。美国提供的安全保证不仅使得联邦德国可以将更多的精力和物质资源用于经济建设，而且也维护了西德的民主制度。一位研究者曾就此评论道，康德以来的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是和平之父，但“就德国而言，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合情合理的国际体系有益于和平和民主。本世纪（指20世纪）最穷兵黩武的国家成了一只生性怠惰的树懒。原因何在呢？……只有在安全得到保证的环境里，民主才能蓬勃发展。而专制主义者最喜欢借外部威胁在国内攫取最大权力。因此，战后德国民主制度取得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与易北河畔的强大威慑屏障是分不开的。直到1994年俄罗斯军队撤回国内前，美国军队一直把守着这道屏障，并以核武器作后盾。在一个稳定的没有威胁的环境里，这一奇迹肯定会持续下去”。其二，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尤其在最初的起步阶段受益于美国根据“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大致说来，美国对德国的经济输血包括两大类：一是“美国政府对占领区的救济拨款”。在1948年以前，美国对西占区的援助以此为主，实际上它延续到1950年3月底。根据这一计划，美国提供了总额达16.2亿美元的各类援助。二是“马歇尔计划”。从1948年起，德国西占区开始纳入“马歇尔计划”之中，成为第17个受援国。美国从1948-1952年总共提供了近15.6亿美元的各类援助。相比较而言，“马歇尔计划”是一项具有战略目标的重建计划，它的作用远远大于“救济拨款”。美援的“经济输血”为西部德国经济的恢复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解决了进口商品时的外汇短缺；在战后初期的情形下，有利于稳定民心以及稳定国内政局；恢复和促进了德国西占区同西欧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与贸易往来，从而为后来联邦德国同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政治一体化打下了基础。其三，从长远来看，加入欧洲一体化实现法德和解以及成为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成员，为联邦德国的经济成长提供了最为有利的外部环境，这种作用是无论怎样夸大都不为过的。欧洲煤钢联营开启的欧洲经济一体化，尽管最初在西德国内受到颇多政治团体（不仅社会民主党反对，而且阿登纳的基民盟内部也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力量）与企业家的反对与质疑，但实行的效果很快就让企业家们获利匪浅，而且也的确起到了法国外交部长舒曼（Robert Schuman）所预想的作用：法德之间的任何战争和冲突“不仅变得不可想象，而且在物质上也是不可能的”。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则解决了西德工业化过程中的最大问题，即如何保证获得市场和价格低廉的原材料。20世纪50年代是联邦德国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方面，1950-1960年期间，联邦德国高于所有西方工业国家，达到8.6%，其中有些年份的增长率更是高达10%。德国再次成为一个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出口机器，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的工业增长具有鲜明的“出口导向型”特点。在二战之前，这样的状况对于德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在关键时刻或萧条时期，德国将无法获得其所需的原材料和市场。对于二战后西德来说，它被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实在是幸事，因为这一体系使它可以获得整个世界的原材料、进入全世界的市场。

最后，联邦德国在战后结合自己的国情，确立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理论奠基者是路德维希·艾哈德，他在1948-1966年间先后担任过联邦德国经济部长和总理，在任期间根据他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建立了具体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在坚持市场经济、坚持自由竞争为主的前提下，强调社会秩序，不排斥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干涉主义的一些主张，即不能对市场经济完全放任自由，国家要进行适当的调节，同时要保护市场经济，维持一种“竞争秩序”。这种秩序要与自由得以均衡，防止垄断，保证个人创造精神，从而保障竞争得以实现，使经济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核心是经济自由、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艾哈德将这一理论归结为“自由+秩序”。在联邦德国战后确立的诸多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中，艾哈德的理论皆有体现，除了限制垄断、私有财产要尽社会义务、劳动保护、工人参与企业决策等制度之外，更重要的是根据社会市场经济原则，联邦德国建立了一个极其严密的社会保障网络。它保障了联邦德国公民的生存，并在他们面临疾病、工伤事故、事业、残疾、衰老、负担家庭甚至包括死亡在内的风险时，提供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从而也使联邦德国成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中最为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很显然，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整个“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能较好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缓和了国内的阶级和社会矛盾，劳资关系相对比较平稳；在遇到困难时可以获得“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水平，无疑也加强了人们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认同。

正是在上述有利的内外条件下，联邦德国经济从50年代初基本恢复之后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增长速度来看，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是最快的，被称为“经济奇迹”。从1950年到1966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两倍，平均每年增长达7.1%。这种增长率不仅在同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名列前茅，也大大超过德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7年中，德国经济年增长率只有一年是超过5%的）。到60年代，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又一次超过法国和英国，重新成为欧洲第一和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联邦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60年代的失业率除1967年外，历年都在1%以下。为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联邦德国从50年代中期起开始招募外籍劳工，60年代更是大量引进外籍劳工。尽管此后经济增长率渐趋放缓，1973-1975年更经历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但西德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从总体上说，远远好于德国历史上以前的时期。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算得上是最好的。如从1950年到1989年，在英、法、美、意、日、德六国中，联邦德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51%，仅次于日本而高于其他四国。1950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折合约233.8亿美元，只及美国的8.1%、英国的62.1%、法国的81.3%。此后联邦德国就奋起直追，到50年代后半期超过法国，1960年超过英国，名列欧洲资本主义各国之首。到1989年时，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高达11937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2.75%和日本的41.27%，远远超过了英、法等国。如果按人均国民收入计算，联邦德国在50年代初仅为美国的约l/4，到70年代后半期就超过了美国而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首位。80年代初被美国超过，但仍居第二位。人均工业生产总值方面，联邦德国也接近美国的水平，把日、法、英、意等国远远抛在后面。与此同时，联邦德国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战后初期，德国对外贸易几乎停止，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数额上微不足道。到1962年，联邦德国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对外贸易国，从1952年起其对外贸易连年顺差。

联邦德国的现代化，还不仅仅是其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经济实力的加强，而且在于它的产业结构和居民就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德国的工业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战后初期工业化程度曾一度下降。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工业化水平最高的1939年，在德国西部工业核心地区（战后的英占区），国民经济中工业成分占45.5%，而农业部分则占9.6%，战后的1947年这一组数字分别变为40.7%和23.6%。但经过战后经济的发展和和平工业化，联邦德国重新变成了一个高度工业化和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而且远远超过了战前德国。

统计表明，联邦德国第一产业（农、牧、渔业）生产尽管本身有了巨大的增长，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下降，1950年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10.7%，到1980年已下降到只占2.2%；农业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也相应下降，1950年为24.6%，1980年已下降到只占5.5%，且仍在进一步下降。工业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在一度不断上升后也出现下降。在1950年达到49.7%，60年代初达到53.2%。自70年代以后下降，1975年第一次失去了多年来在三大产业中占据的领先地位。1980年已下降到只占44.8%，此后还在下降。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在1950年为42.9%，1970年达到48.9%。此后开始下降，到1980年下降到只占44.2%，1985年进一步下降到只占41%。只有第三产业（商业、交通和服务行业）的产值和比重都呈现持续增加的发展势头，1950年在国民经济的产值中占39.6%，1970年占45%，1980年达到53%，1985年更达到55.5%，其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则从1950年的32.5%增加到1970年的42%、1980年的50.4%和1985年的53.5%。在70年代中期以后，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都超过了第二产业，取代了第二产业的长期占据的优势地位。可以说，联邦德国从70年代起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服务社会的过渡。联邦德国经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既是其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意味着其发展开始进入更高级的阶段。

对于德国的现代化历程，学术界向来充满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19世纪的德国现代化是否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其他国家的“独特道路”（Sonderweg)?

如前所述，“独特道路论”最早是由19世纪德国民族传统的历史学家提出的。他们批评西方（主要指英、法）的政治文化，反对自由主义和现代民主的基本信条，赞扬德意志君主制及其官僚的优越性和效率，称颂德意志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

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肯定性的“独特道路论”遭到了以“比勒菲尔德学派”为代表的西德新一代历史学家的挑战，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批判性的“独特道路论”。他们指出，德国的确走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但这是一条通往纳粹浩劫的罪恶之路。德国在19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没有经历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扫除传统势力即所谓的前工业精英，其现代化发展是极不均衡的，政治现代化即民主化严重滞后于经济现代化。到19世纪末，一方面，德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然而，在社会和政治的层面，德国仍然十分落后，前工业精英的存在阻止了德国向自由民主的演进。德国资产阶级却十分软弱，缺乏资产阶级精神，不敢向贵族阶级夺取政权，反而出于对工人运动的恐惧，同传统势力结盟，在思想精神上“封建化”了。即便在1918年君主制崩溃和建立起魏玛民主之后，这些精英仍然成功地维持了其权力和地位，正是他们在1933年推动希特勒掌权，德国从此陷入了深渊。

80年代以来，三位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雷（Geoff Eley）、布兰克·博恩（David Blackbourn）和伊文思（Richard J.Evans）对批判性的“独特道路论”发起了全面挑战。他们认为，首先，批判性“独特道路论”在社会阶级和政治倾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未经验证的假设，即贵族在本质上是封建的，而资产阶级就其性质而言则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但这一假设是得不到历史证据支持的，因为“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能够在各种国家形式——从议会民主制到极端的法西斯主义——下生存并自我繁殖”。埃雷在其他著作中还着意指出，“独特道路论”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因果链条：资产阶级等于自由主义等于民主，然而历史地看，19世纪的民主冲动主要并非来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于劳工运动和其他的大众激进传统。实际上，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愿望的表达包括自由主义形式的表达通常表现出反民主的倾向。其次，比勒菲尔德学派过于狭隘地将“资产阶级革命”理解为惊天动地的政治巨变和资产阶级掌权，因而没有认识到19世纪德国实际上经历了一场“静悄悄的资产阶级革命”，目睹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主要证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胜利、资产阶级的规范和价值观在文化上成为主导、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上的领导地位。最后，如果认为德国19世纪的现代化有其独特道路，那就假设欧洲历史上存在着一条走进现代的“正常、或正规道路”。但实际上，正常道路并不存在，欧洲国家都有其进入现代的独特道路。比勒菲尔德学派所说的“正常道路”不过是对英法美等国尤其是英国发展历程的“理想化”，并且以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下半期的情况去衡量19世纪德国，这样的比较显然是非历史的。

回顾19世纪德国的现代化历程，我们认为，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基本论断是站得住脚的。在德意志，由于资产阶级的发育迟缓和不良，他们无法像英法资产阶级那样承担起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重任，至少在现代化的最初阶段是这样。而传统统治阶级或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面对时代的潮流和本国面临的大变局，表现出了非凡的学习能力和适应性，成为现代化的主要启动者和推进者。他们借助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行现代化，主要目的不在于除旧布新，而是使旧体制更新。到1848年革命时，资产阶级自由派虽已成为德意志现代化的主要领导者。但他们本能的反民主和害怕激进大众革命的倾向，使得他们不愿和大众结成牢固的同盟，让旧体制和传统势力彻底就范；加之对民族统一的过度渴求，他们选择和普鲁士君主结盟，抑制革命，将现代化的领导权拱手相让于传统势力。1871年，俾斯麦借助普鲁士国家的力量完成统一，容克贵族、官僚和军队等传统势力因此在统一后的德国占据了统治地位。结果，在19世纪后期，当德国在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政治领域仍然维持这一种半专制体制。在半专制体制下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势力为了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采取了诸多防御性策略，既有和统一之前一脉相承的防御性现代化措施，比如继续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经济现代化，也包括那些纯粹的维持地位之举，比如所谓的“消极整合”、对议会政治的操纵和“社会帝国主义”等。后一类措施加剧了随着快速工业化而来的社会紧张、分裂和冲突，在德国国内酿成了极为危险的国内气氛和极端局势，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宣传又毒害了许多德国人的思想，从而为魏玛共和的夭折和纳粹的崛起准备了长期条件。正像我们在许多国家都能够看到的那样，传统势力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是多么地不计后果！然而，我们不能将德国的问题完全归咎于传统势力。正如埃雷等人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之间画上等号。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在第二帝国时期同样扮演了较为有害甚至很有害的角色，在统一之后迅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尽管资产阶级的力量日趋雄厚，但出于对工人运动的恐惧，他们宁愿和传统势力站在一起，而不是和工人运动联合推进议会民主制度。这样的举动不是出于幼稚或软弱，而是因为短视和狭隘，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利益。资产阶级自由派异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世界政策”的狂热表明，在德国，是资产阶级而非传统势力或普鲁士军国主义构成了推动海外扩张的主要力量。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之一就在于，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占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这样一种排外的、忽视他人生存权利的自由主义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我们知道，无论在哪个国家，现代化都表现为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的融合，现代化进程也无一不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生相克、互动与互应。以英国来说，人们不难发现，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在发动工业革命，迈向自由民主道路的过程中竟然保留了如此之多的“前现代”因素。比如，英格兰是如何在保持极其“古旧”（archaic）的习惯法体系下去进行工业化的，对此问题，韦伯曾为之大为困惑不解。难道说那个“古旧”的体系比更为“现代”和“理性”的罗马法体系更适于处理现代工业社会中极其复杂多样的财产问题？那么，为什么在德国传统和现代的融合却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德国的防御性现代化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恰恰把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中最糟糕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毫无疑问，我们和比勒菲尔德学派一样认为，我们对德国现代化模式和道路的评判始终是以英法为参照系的。从这个角度看，德国在19世纪的确走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但独特道路不是指德国现代化历程的独一无二，而是指它“背离”了（divergence）西方。在德意志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始终是个西方国家，它与其他西方国家具有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的文化传统。因此，只有把它与其他西方国家对比才是有意义的。固然与俄罗斯等一些国家相比，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在政治上显然要现代的多、先进的多，但这种参照系的选择不如选择英、法更有价值。

不过，我们并不完全赞同比勒菲尔德学派对19世纪德国独特道路的评判。我们不能仅仅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去理解防御性现代化带来的结果，这样做很容易将现代德国历史的所有方面变为“希特勒的前史”，将德意志的现代化简化为“一切都通向希特勒”。我们认为，德国的防御性现代化的确为之后的灾难创造了长期的可能性，但它也无可辩驳地完成了德国现代化的许多基本任务，或至少是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无论是统一的实现、工业化的完成，还是人们所享有的社会权、民权以及政治参与的习惯，所有这些都为二战后联邦德国在重回西方的框架下全面协调的进一步现代化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没有以前打下的基础，我们很难想象联邦德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再度成为欧洲大国。

权衡来说的话，防御性现代化的确有其阶段性的合理性，但它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是：“一种简单的威权主义政体想长期维持对经济日益发达之社会的控制，是不可能的。”